——兩岸的文化自信與歷史擔當
[編者按]
中國內地能從臺灣學習到什么？什么是臺灣民眾乃至自古以來中國百姓的美德？在中國內地教育改革和文化重建這樁大事上，臺灣朋友能幫上怎樣的大忙？來自北京郊區的一位小學老師，提供了他近距離的觀察與思考。
剛從臺灣回來，這大概是我第十次去臺灣了。去的路上，在讀一本書——《臺灣四百年》。我對書中的最后一章很感興趣，這一章是談臺灣的現狀與未來，標題叫做“積患重重，當共建世界新文明”。
該書的作者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學者，我以前讀過他寫的中國歷史，通俗易懂，很受啟發。可是這一次，當我想通過他的筆端觸碰臺灣的現實和前途時，我只感受到了某種“擔憂”和“無奈”。臺灣對于中國大陸意味著什么？臺灣對于中國大陸甚至整個世界，將起到怎樣的示范作用？我帶著這個發問，與臺灣的朋友們作了廣泛的討論，現把我通過這些討論得到的收獲，以及我多次臺灣之行的觀察和思考整理出來，供更多的朋友參考。
兩岸的文化落差
第一次去臺灣是在十年前，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誠品敦南書店，二是坐在夜幕下的臺北街頭和當地朋友暢飲。
頭一回到誠品淘書，我在里面一口氣待了整整十七個小時。由于我是做圖書編輯出身，對版本學有些了解，所以用目光掃視每個書架、每一本書的時候，對兩岸出版物的異同特別留意，十七個小時下來，基本上對當時臺灣出版界的狀況有了一個整體的掌握，能夠感覺到兩岸出版界水準有明顯差距。但近幾次去臺灣，進到誠品書店，卻感覺沒有什么可看的。盡管相對十年前，書籍的裝幀更加精美，出版品更加豐富，但耐看的東西很少，許多書的主題顯得過于精致，似乎臺灣真的進入到了一個所謂的“小時代”。
內地的出版界是一個什么狀況呢？在圖書的裝幀制作質量、引進國外版權的迅速反應和行銷能力等方面，兩岸的水平愈來愈靠近，但某些領域的內容質量仍存在明顯差距。比如，于丹的書在內地可以暢銷幾百萬冊，但在臺灣卻無人問津。這個現象至少說明了兩個事實：一是內地讀者對于丹所談的主題（中國傳統文化）有極大熱情；二是臺灣讀者對此類書籍有更嚴格的要求。
繁體字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臺灣朋友熱情好客，而且善飲，更主要的是溝通起來沒有語言障礙，盡管招牌上、菜單上到處寫的是繁體字。有人說，中國大陸之所以推行簡體字，是因為當時的文盲太多，繁體字比較難學，所以把字簡化了便于推廣。當你去臺灣走一走，你會對這個說法產生懷疑，因為臺灣的文化普及程度不比大陸做得差，繁體字似乎也不比簡體字難學。當我這幾年從小學一年級一直教到五年級，更可以確認這一點，繁體字甚至比簡體字更容易記憶，因為它更貼近漢字的根源。
這些年，大陸興起“國學熱”，有人說要恢復繁體字，這樣才可以讀得懂古書，才可能與中國古人心靈相會。這個提議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使用繁體字寫文章，就一定能與中國的傳統精神接續得上么？
臺灣一直是用繁體字的，但今天臺灣的學者研究中國的問題未必是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比如《臺灣四百年》一書中，作者說到臺灣的民主，他指出：“族群偏差分化，是臺灣社會史上長期的痼疾。如果這一現象沒有更正，臺灣的民主永遠不會是真實的民主。……民主政治有它的好處，是公民自己做主。但是，臺灣的民主政治，竟然存在族群對立的先天缺陷，公權力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無法順暢地為全民的福祉推動和執行一定的措施。……臺灣的教育制度雖然讓每個人都接受十二年的基礎教育，卻沒有使一般的老百姓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這是令人十分憂心的事情。”
從作者的這番論斷中，可以看出他的觀點：第一、民主選舉制度是臺灣社會的唯一之選，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由于國民的劣根性（族群對立的先天缺陷），臺灣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第三、民眾需要啟蒙，民眾需要通過教育從而懂得行使自己的公民權。
這個論調，我們聽起來非常熟悉，可以講自“五四”之后，接受了西方現代價值觀的中國學者們都持類似的腔調。那么，臺灣的民眾又是怎么來看他們的選舉制度的呢？
對傳統的傷害
這一回到臺東，有幸結識了一位兩度當選過鄉長的李先生。這位李先生很特別，不做鄉長之后，投身教育，考上公務員，做了臺東縣的督學。李先生六十多歲了，開車陪我們游覽金針山。到了山上的餐廳，他摘下墨鏡，露出干練的眼神，一看就是經歷過風雨的人。李先生談起臺灣的選舉，他說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臺灣的原住民。本來，原住民有他們的酋長，有他們傳統的價值體系，但臺灣直選之后，原住民內部的信仰體系崩塌了。每年的“豐年祭”，本是原住民最隆重的傳統祭奠，向祖先、神靈禱告，祈求豐收，但現在神圣感已經蕩然無存，大家在一起只剩下了喝酒、狂歡。
說起這一點，我很有感觸。中國大陸南方地區如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農村，傳統的祭祀還有保存，而北方地區經歷了“土改”、“文革”等劇烈的政治運動，在農村地區基本上已經與傳統的信仰和價值體系割裂了。我們的小學位于北京郊區的一個小村莊，去年9月28日孔子誕辰日，學校師生在果園有一個簡單的祭祀活動，有路過的農民看到了，就去向村長反映，說這所學校的老師在搞封建迷信活動。我們所在的這個村莊，有300多戶村民，主要由三大姓構成，但早就沒有了宗族祠堂，逢年過節也沒有任何的祭祀活動，只有結婚慶典還比較隆重，擺流水席，喝酒、送紅包。
與李先生一起坐在海拔1300米的金針山上，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同行的老鮑說收到一條微信。微信的內容是薛仁明老師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學的一場講座，標題引用的是薛老師報告里的一句話：“我們被科學主義洗腦得多徹底，連拿三柱香都覺得愚昧。”有趣的是，我們在傳閱這條微信的時候，薛仁明老師就坐在跟前，他的三個孩子在一旁安靜地玩耍。
大歷史觀的建立
文化重建首先是信仰重建。人世間的事情若只用人世間的道理來解決，就只會在無窮的是非、對錯中糾纏，要想看清紅塵，必須要跳脫人世間，用“天心”引領“人心”。法制建設是必要的，但不充分。民主選舉制度并不能安頓人的身心，也無法保證社會的祥和。
第一次來臺灣的大陸朋友，都會被臺灣人的誠實、謙讓與平和感動。老鮑今年五十八了，第一次來臺灣，一路上有許多感慨，最大的感慨竟然是：“到了臺灣，吃什么東西都放心！至少不用擔心地溝油！”作為大陸人，聽到這句話，我心里很痛。我想，臺灣人普遍的誠信和謙遜，不是科學啟蒙和公民教育的結果，而是得益于中國傳統文化信仰的影響。
這幾次來臺北，在奉元書院、德簡書院聽課，也把書院的老師請到北京去培訓師資，徹底搞明白了一件事情——談中國的學問首先是確立信仰，相信“天賦”高于“人為”，相信我們的身體與“上天的身體”（我們身處的這個大自然）是一體的，相信上天賦予了我們每個人覺知的能力，而這種人人平等的“天賦”是不需要向別人去爭取的。奉元書院的毓老先生活了106歲，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說：“有人說我講的東西不是學術，而是信仰。我當然要講信仰！沒有信仰的學問還是真學問嗎？”
這幾年，大陸出版了不少關于解讀傳統經典的圖書，這些書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把經典當作研究對象，從字、詞入手做所謂客觀的分析和介紹，這類書一般被歸入“學術書”，讀者面相對窄；另一類是借經典闡發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比如于丹和王蒙的作品，暢銷一時。著名作家王蒙竟然可以根據老子五千言寫出50萬字的著作——《老子的幫助》，其想象力不得不令人贊嘆！
《臺灣四百年》的作者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可惜缺乏大歷史觀，所以無法對當前的現實問題發言，也把握不住歷史發展的脈絡。那么，大歷史觀如何建立呢？司馬遷說得很清楚，必須回到“天人之際”。天賦和人為之間就是“天人之際”，中國人需要用“天道信仰”來通古今之變。
接地氣
說到“天道信仰”，就不能不涉及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了。臺灣人面對宗教的話題，比較放松，沒有任何禁忌，與其說這是言論自由的結果，還不如說這原本就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態度。
先說民間信仰，這在臺灣非常興盛。上一回去臺北，當地朋友專門陪我們去保安宮游覽。保安宮供奉的主神是保生大帝，這位保生大帝歷史上確有其人，姓吳名仐，北宋期間閩南人士，精通醫術，救人無數，生前就受百姓景仰，死后百姓蓋廟紀念他的功德，并乞求先生在天之靈繼續賜福。所以，簡單地來說，祭祀的實質就是感恩。生命是可貴的，生命的誕生不是一個無意義的偶然事件。所以，人要懂得感恩父母，感恩先圣先賢，更要感恩人類共同的父母——感恩天地。因此，中國人的祭祀體現的就是人之常情，怎么被認為是落后和愚昧的呢？
知識分子一般看不上民間信仰，對宗教信仰的問題倒不敢怠慢。然而，“五四”運動，我們著重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試圖盡快地掌握這兩個工具來實現民族自強，但其結果，一方面忽略了對西方宗教的認識，另一方面以科學至上的立場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將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一律歸入“封建迷信”。平心靜氣地說，“打倒封建迷信”，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它肇始于“五四”先鋒們。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背景很復雜，但從某種程度而言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登峰造極。
科學主義不僅在大陸的意識形態領域占有絕對優勢，在臺灣的學術界也是主流的價值觀，它深刻地影響了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主、客二分，用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研究個體生命和群體生活，這是現代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我們要擺脫這種思維方式的局限，一方面要確立“天人歷史觀”，另一方面要接地氣，從風俗民情中去找回中國人的價值觀。
去臺灣這么多次，這一次時間比較空閑，于是去了一趟士林官邸。正好里面有蔣宋美齡“柔性外交”的展覽，錄像里放著蔣夫人面對美國人演講的畫面。于是，很容易理解蔣介石為何輸掉了大陸，后來又失去了臺灣的民心。——因為他不接地氣。相比較而言，毛澤東更懂得鄉下人的作用，他號召干部要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甚至要求知識分子接受農民的改造。
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臺灣人，而臺灣人的精神就在臺灣的民間。感謝這些優秀的臺灣朋友，他們幫助我見到了臺灣的大氣和堅韌！無論是30年前創辦宜蘭森林小學的陳校長，還是27年前告別臺北、移居南橫公路線、在海拔1500米的深山里創辦農場的董氏夫婦；無論是臺中大地震之后為照顧孤寡老人而創辦了15年的菩提長青村的陳氏夫婦，還是從泥土里走出來的臺灣書法名家——杜忠誥老師——杜老師六十多歲了，個頭不高，但精神矍鑠，他說：“我祖上六代務農，我自己到了快20歲才接觸中國文化，用了50年時間來學習了不起的中國傳統文化！我經常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都能做到，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回到常識
在臺北期間，恰好碰到臺北市長選舉前的造勢，看到電視、報紙上兩軍對壘，努力抬高自己、貶低對方的報道，忍不住請教當地朋友。我說：“兩位市長候選人連勝文和柯文哲，他們都沒有任何基層行政工作的經驗，怎么能做臺北市的領導人呢？連勝文為了顯得自己有親和力，去幼兒園給小朋友講故事，又用剛學會的幾句臺語去和市民打招呼，這又什么意義呢？這樣的選舉辦法似乎太幼稚了？”
或許是我的語氣過于輕率，有一位朋友當場表示不滿，他反對說：“不管怎么說，他們是我們選出來的，而不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何況，我們還有穩定的公務員隊伍。”
我說：“很抱歉！我沒有任何貶低臺灣政治的意思，我只是從常識出發來看問題。比如你自己有出版公司，也在別人的出版公司打過工，你若想把一個人放在重要崗位上，是否需要讓他從基本的崗位開始熟悉，不斷積累經驗，而不只看他會不會演講？”
另一位朋友表示贊同我的說法，不過也提出了他的認識。他說臺灣基層的治理秩序很好，比如他住的小區，里長是大家選出來的，這位里長就非常稱職，平日里大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打電話給他，他一定會盡力幫大家解決，而不是高高在上，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這的確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民心即天心，民意如何體現，為政者如何更好服務民眾，臺灣肯定有許多值得大陸學習的地方。
周永康被立案審查，人心大快，股市都跟著上漲，這就是民心向背。居上位者，若不謹慎自己的言行，干著禍國殃民的事情，一定沒有好下場。陳水扁被拉下來了，韓國的幾位總統都因貪污被判了刑，中國大陸也不會例外。我是一位小學老師，所以喜歡用小朋友的邏輯來看問題。小朋友是天真的，相信“多行不義必自斃！”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老天爺都明明白白。
文化的力量
我經常和外國朋友說，毫無疑問，中國大陸正發生著最糟糕的事情，環境惡化、道德敗壞、惟利是圖，而且中國還會有變得更壞的可能。但我相信，中國也存在變得更好的可能性，但凡有一線可能，就會有無數中國人站起來為之付出努力。
我們把歷史鏡頭拉遠一點，今天的中國與1970年代末的中國相比，變化是驚人的；與1949年之前的中國相比，更是翻天覆地；與1840年的中國相比，中國人再也不是那個任人欺辱的“東亞病夫”了。
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兩岸的經濟落差是明顯的，但目前這個落差已經拉平，“臺商”的優越感不見了。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像一個巨大的磁場，給周邊國家和地區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和焦慮。那么，對于兩岸仍存在的文化落差，臺灣對大陸是否也有可能產生一種巨大的吸引力？臺灣人是否有這種文化自信和歷史擔當？！
奉元書院的毓老生前就和他的弟子說過這么一句話：“大陸的孔子學院目前在全世界的布局是大手筆，不過，他們相當于放了一個大氣球，后面就需要我們的跟進！”毓老是有底氣的，中國人就是中道之人，幾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國文化是有天命的。文化不僅是優雅的美學，也不僅是生活的創意，它有力量解決現實世界的一切難問題和硬問題。
經濟是文化的支撐，文化是經濟的引領。臺灣能否成為一個可以吸引全球十幾億中國人的文化故鄉、教育特區和精神高地？中國大陸的家長除了源源不斷地、花大筆錢財把孩子送到美國和歐洲念書，是否也可以送到臺灣來學習在世界其他地方無法學習到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臺灣能否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發揮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與大陸攜手，共同創建世界新文明？
——這就是我對血肉相連的兩岸同胞深切的期許和祝福！天佑臺灣，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