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他童年遭逢“文革”

　　習近平出生前一年(1952年)，他的父親習仲勛剛剛從西北局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并同時兼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習近平三個月大的時候，他的父親習仲勛又奉調擔任了中央政務院的秘書長，成為周恩來總理的助手之一。習近平6歲的時候(1959年)，他的父親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并繼續兼任國務院秘書長。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勛參與了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也參加了許多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

　　不過，習仲勛同志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滿十年的時候，一場橫禍，從天而降。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他人創作的小說《劉志丹》存在所謂的“反常問題”，遭康生誣陷，被中央免去所有重要職務。從1962年9月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習仲勛同志受到審查、關、監護等殘酷迫害，前后長達16年。直至1978年，習仲勛才重獲自由，被黨中央、鄧小平同志派往廣東工作。

　　習近平的童年、少年，半是陽光，半是陰霾。文革爆發之前，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學校讀書。這所學校培養了不少紅色的棟梁之才：原國防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聶力中將，原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賀鵬飛中將、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樸方，原解放軍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粟戎生……

　　又被迫下鄉插隊

　　隨著文革爆發，八一學校也同樣是“天下大亂”了。習仲勛的“反黨”問題本來還是“內部問題”，一下子轉為盡人皆知的公開事。14歲的習近平只是稍微表達了一些不同意見，立即被打成“反動學生”，遭到殘酷折磨。1968年，毛主席發出了上山下鄉的號召，不滿16歲的習近平決心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此證明自己絕對不是“反動學生”。

　　習近平孤身一人回到了父親的老家―――陜西省富平縣，他想投奔父親的親戚們，因為他們都是貧苦人出身的“紅五類”。可是，他的親戚們因為政治壓力大，竟然不敢收留他。于是，1968年12月，習近平前往延安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當了一名普通農民。延安的農民收留了這個“前邊區主席”的兒子。落腳雖然是落下了，可是，因為習近平當時的年齡小，舉目無親，特別是思想上仍有抵觸情緒，因此剛到梁家河插隊的時候，別人天天干活，習近平卻很有些隨意，勞動并不十分積極。幾個月后，消息閉塞的習近平又回到了北京，他想打探父親的消息。結果，消息沒有打探出來，他自己又被“四人幫”關進了所謂的“學習班”，直到半年之后，才被放了出來。

　　習近平曾經對自己的插隊生活有過詳細的回憶，他說：“回去以后，我也努力學習著和群眾打成一片。時間大約是1970年。我跟群眾天天一起干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老鄉見我轉變了，對我也好了，到我住處串門的人也多了，我住的那間屋子，慢慢地變成了我們村里老鄉聊天、侃山的中心。”最奇怪的是，在北京被定為“反動學生”的習近平，跑到陜北農村，卻先后入了團、入了黨，然后又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1975年，推薦上大學的機會再次來了，那一年，延安地區有兩個清華大學的名額，其中一個名額，被分給了延川縣。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也報了名，而且志愿表上的三個志愿，全都填的是清華。習近平回憶說，“我當時想，你讓我上，那我就上清華，如果上級領導不推薦我上，那就拉倒。”縣里把所有被推薦者的材料，全都報到了延安地區，當時，延川縣教育局的領導，仗義執言，為習近平努力爭取。可是，清華大學到陜北招生的同志，卻不敢做這個主，于是打電話請示清華大學的校領導。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的那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緊跟“四人幫”的遲君、謝靜宜，恰好都不在學校里，相反，緊跟鄧小平的劉冰同志正好在清華大學掌權。劉冰說，(這個人)可以來嘛。習近平說：“當時，我父親正在下放勞動，下到了河南洛陽的耐火材料廠。這個耐火材料廠的領導也很大膽，居然幫我開了個‘土證明’，證明說：‘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就憑這么個證明，我就上學了。”

　　仕途：在河北起步 在福建成熟 在浙江騰飛

　　1975年10月，習近平進入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習，1979年4月畢業的時候，中國的大形勢已經天翻地覆。習近平大學畢業后，先后到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任當時的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耿飚同志的秘書。可是，軍委辦公廳的工作干得好好的，1982年，習近平忽然向國防部長提出：我想回地方、下基層，再鍛煉鍛煉。2000年夏天，習近平曾披露過自己“下基層”的經過，他說：“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這一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下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飚同志當秘書，他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耿飚同志當時也曾挽留我說，‘如果你想下基層，我支持，不過你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

　　習近平曾說：“我們有些干部子弟，就是離不開北京。生怕去了外地、去了基層，就會把北京的戶口再次丟了。讓我說，我們在文革中上山下鄉，那是迫不得已。但就是這種‘不得已’，才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各方面的條件比文革時好多了，難道我們不該更好地去奮斗、努力，干一番事業嗎？”就這樣，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的習近平，下放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了縣委副書記。這是他仕途的起步。

　　福建17年是習近平從政履歷上的濃重一筆，積累了地方各個行政層級的工作經驗。

　　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從河北到廈門，32歲進入特區，這一步是一個很大的跨度。”在以后的17年里，他主政寧德、福州等重要地區和城市，并在1999年升任福建省長。

　　“我當時很踴躍地到廈門來啊，就是想來嘗試對改革的實踐、對開放的實踐。”習近平曾談及他到廈門的初衷。

　　據跟習有過接觸的福建人士透露，在福建期間，他引進臺資的力度很大，在他任上，全國第一座臺商會館———廈門臺商會館竣工并開始招商。

　　習本人對這段經歷很看重。他曾坦言，那是他第一次親歷城市的管理和發展，加上特區工作無經驗可鑒，在廈門的三年是最艱苦的學習過程：“在廈門工作的3年，我感受很深、獲益很大。應該說，這3年的特區工作歷練，對我后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在福建主政期間，習一直倡導閩臺合作。他曾在很多場合提及，閩臺合作是篇大文章，必須做好。據有關人士透露，在對臺經貿合作方面，習近平的作為頗受高層認可。也是在那個時期，習近平提出了政府要建設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務，有所為有所不為，做那些不錯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

　　1990年習近平調任福州市委書記，在福州市委大院里，4個大字——“馬上就辦”十分顯眼。習近平曾向媒體解釋：“‘馬上就辦’不光是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要求人們審慎地作出最快反應。每個人都有這種敏感，福州的事業才會保持年輕。”在傳媒眼里，習近平是位改革人物，有時代感、思想解放。

　　除了在廈門和福州兩個主要城市任職外，習在寧德地區的反腐工作曾名震一方。當時習近平是寧德地委書記。寧德屬經濟落后地區。按舊習俗，蓋房、修墳、娶媳婦被稱為人生三件大事。習任前的好幾年，很多干部蓋房缺錢，就以權換錢。習到任后，確定把“敢于碰硬，敢攻難點，抓反面典型，拔釘子戶”作為查處的突破口，以鐵腕之力剎住了這股建房風。

　　“這里有一個誰得罪誰的問題，你違紀違法占地蓋房，為一己之私破壞了黨的權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黨，得罪了人民，得罪了黨紀國法，而不是代表黨和人民利益查處你的干部得罪了你。”習近平在地委工作會議上這樣說。

　　2002年11月，49歲的習近平不再擔任福建省長，開始出任浙江省委書記，達到新的政治高度。

　　主政浙江期間，習近平領導制定出讓浙江在經濟上與上海一爭高低的“八八戰略”，得到普遍支持，被認為是其主政浙江的一大政績。

　　中央實施宏觀調控后，浙江經濟曾一度陷入“生產缺電、建設缺錢、招商缺地”的困境。習近平再次果斷出擊，采取了“倒逼機制”，通過拉動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大需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使浙江去年的GDP、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需求保持了13.5%以上的增幅。

　　此外，在浙江，習近平非常注意維護中央權威，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解決民生難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次獲任上海市委書記時，這一點被中組部部長賀國強突出提起。

　　與習近平有過多次接觸的一位中央駐浙單位負責人說，在浙江工作時，習近平有一句話廣為流傳，“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而習也確實踐行了這一原則，“他接任省委書記，9個月的時間就跑了69個縣(市、區)”。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自2002年擔任浙江省第一把手，浙江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在其治下有了長足進步。

　　出掌上海半年留下親民印象

　　2007年3月，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貪腐案東窗事發，中共中央決定由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上任以來，習近平保持一貫的到基層調研的作風，考察民情，強調注重民生的理念，尋找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并著重落實科學發展理念。

　　中新社在習近平到上海履新“滿月”時曾發表報道稱：“低調上任后，習近平圍繞民生、發展、世博、反腐，馬不停蹄地開展調研，這似乎也預示著他未來幾年的工作重點。申城人士聽其言觀其行，對這位新書記給出了低調實干、貼近民眾的‘印象分’。”

　　“此間人士感到，雖出身高官家庭，但16歲就下鄉的經歷卻讓習近平與百姓走得很近。上任伊始，他就到基層社區去了解上海普通百姓的生活：向正在就醫的居民詢問‘藥費貴不貴’；走進智障人士工作的‘陽光工廠’；來到偏遠的崇明縣與三峽移民交談；在視察上海世博會園區時，他表示，要關注民生，讓廣大民眾感受到世博帶來的實惠。這些言行，讓申城民眾感到實在、貼心和放心。”

　　“到任30天，習近平的一舉一動給外界留下了上海政界高層平穩過渡、社會經濟繼續和諧發展的強烈信號。”

　　“在短短的一個月內，習近平到各基層單位和部門進行調研七次、參加各類會議七次、會見國內外客人兩次。此外，他還參觀“一大”“二大”會址、看望德高望重的黨外元老、慰問駐滬部隊及武警官兵……這一系列活動，既履行了他在上任當天所做‘當好學生、當好公仆、帶好隊伍’的承諾，也給人留下了踏實、親民的印象。”

　　“為了保證上海良好的發展環境，習近平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反腐的重要性。他告誡領導干部，要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始終不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確保‘大道’不偏離，‘小節’不喪失。”

　　身世：父子同是中央委員

　　習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陜西富平。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習仲勛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

　　文革中，曾經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的習仲勛是第一批受沖擊的干部，而這個家庭也是“文革”中被沖擊的第一批干部家庭。1969年1月，15歲的習近平插隊落戶到陜西省。1975年，習近平回到了北京。

　　大學畢業后，習近平被分配到國務院辦公廳，擔任耿彪同志的秘書。1982年，到河北省正定縣掛職，擔任了縣委副書記。習近平是個至孝的人，習仲勛病危期間，習近平一直服侍在病榻前。父親對他更多的不是“言傳”，而是“身教”。習仲勛和習近平是中共黨史上為數不多的同為中共中央委員的父子。

　　婚姻：與歌唱家妻子長期分居

　　習近平與彭麗媛的婚姻也受人關注。1986年底，彭麗媛經朋友介紹與當時的廈門市常務副市長習近平相識。說起這段姻緣有人會以為彭麗媛攀高枝，殊不知當時只有24歲的彭麗媛與習近平同級別，又是中國音樂學院的高材生。

　　當時，彭麗媛聽說習近平在廈門工作怕兩地分居本不想接觸，但聽朋友說此人“出類拔萃”才答應見見面。見面當天，彭麗媛故意穿條大軍褲，有意考驗一下對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見面，彭麗媛心灰意冷，對方土里土氣不說，還非常顯老。誰知那人一開口就吸引了她。他開口便問：“聲樂分幾種唱法？”彭麗媛回答后，他又問：“很對不起，我很少看電視，你唱過什么歌？”“唱過《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聲，“這歌我聽過，挺好的。”彭麗媛說：“當時我心里一動‘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嗎？他純樸又很有思想。’后來習近平告訴她，‘和你相見不到40分鐘，我就認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1987年9月1日，一見鐘情的習近平與著名歌唱演員彭麗媛在廈門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當時，習近平的職位是廈門市副市長。新婚第四天，彭麗媛就飛回北京參加全國藝術節，接著又出訪加拿大、美國。新婚后的第一次小別就是兩三個月。

　　婚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彭麗媛人在北京，而習近平先是從廈門市副市長崗位上調任閔東寧德地委書記，后調任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2002年10月又調任浙江省委書記。“牛郎”和“織女”總是這么一南一北地生活。有時彭麗媛好不容易回去一趟，習近平又下鄉或開緊急會議去了。

　　雖然兩人工作性質不同，但彭麗媛與習近平總能找到契合點。他搞行政，她當歌手；他研讀政治、哲學書籍，她博覽藝術、文學書。彭麗媛和習近平的感情很好，彭麗媛每次到外地演出，習近平有時間都一定會收看，演出完畢，彭麗媛都會和習近平通電話，征求他對演出的意見。而習近平對彭麗媛不僅有丈夫的體貼和照顧，還有著師長般的關懷。彭麗媛拿到碩士學位那天給習近平打電話，他在電話那頭說：“是嗎？”彭麗媛問：“怎么不祝賀我？”他說：“有什么好祝賀的？我這里有一大批碩士，還等著分配工作呢。”

　　習近平剛調任浙江時，有一次，兩個人好不容易忙里得閑，來到西湖邊上散步。走著走著，沒多久，彭麗媛就被游客們認出來了，“彭麗媛！”人們驚呼，紛紛圍上來請她簽名，請她留影，卻把堂堂的省委書記習近平晾在了一邊。因為認識省委書記的百姓畢竟不多，何況他當時是新來的書記。以至他后來陪京城客人吃飯時，還“酸酸”地說：“誰讓我的名氣沒她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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