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飯局、性交易與生意潛規則－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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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嚏小乖發布于 2015-9-19 23:19:00



    本文最初發表于中參館(ChinaFile)。

    摘錄

    回絕晚飯后去找小姐的邀約，永遠是社交的雷區。但是過去的45分鐘里，這所城市的黨委書記——一個五十多歲男子，一直用他嬰兒般柔軟的手在宴會桌下輕輕撫弄著我的大腿，這讓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個理由先閃一步。

    當時我已經被白酒灌得不行了，這是一種度數高到幾乎沒法喝的烈性酒，在飯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我記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個夏天，我的老板把我當作裝點門面的老外，帶我尋訪各省級城市，向有錢人家想去國外念書的蠢孩子推銷培訓課，一群人猛喝一通之后接著跑去找小姐，已經成為了習慣做法。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在其他人開玩笑我是不是喜歡男人之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應酬就只能硬著頭皮上。



    在中國，飯局與妓院文化卻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樂趣，只是一種主要用來與其他男性建立生意關系的商務工具。

    這種工具帶著一股令人發噱的幼稚感，盡管參與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劃酒拳、咸豬手、低俗段子，還有以試探他人弱點――無論是在喝酒還是女人方面――為樂，都是其中的常態。人類學家莊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數年時間與四川成都的富人群體來往，為自己的著作《焦慮的財富：中國新富階層的金錢與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訴我說：“這些活動就像初中生開的派對一樣――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在此我將莊思博的主要研究對象――黑社會成員也囊括在廣泛意義下的商業人士類別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國的關系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鮮有哪家他們涉足的娛樂場所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實際上，里面常見的是汗跡斑斑的臟床單，以及上世紀70年代風格的鮮花圖案墻紙，就像這些截取自三流丑聞視頻中的圖片所顯示的那樣。在時髦一些的娛樂場所里，則會掛著一些鑲在金色畫框中的西方美女。沒完沒了的應酬十分消耗體力；我以前的那位老板，總是寧可搭乘火車，而不愿乘坐飛機，因為火車上的軟臥能讓他在連著“應酬”了兩三個晚上后，難得地休息一下。

    一切只是為了增進業務關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觸犯禁忌與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裝存在著這樣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間形成一種牽絆，這能讓大家覺得那些潛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條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間煙霧繚繞的餐館里，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熱情洋溢的接待。他從事的是工業級空調及空氣凈化器的銷售工作，主要以虛高的價格出售給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來，”他用一口充滿激情的英語對我說，“我想開拓業務，我（從政府）約個人出來，我們一起喝了酒，我們一起去了個好地方，我們叫了小姐，他認為我是個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個喜歡小姐的人，我們成了朋友。成交！”

    就像學校里一起逃學的男生一樣，一起干壞事能很快加深感情。這就像2011年，在中國的網絡上迅速流傳的一句話：“給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壞事。”犯罪學家迪戈·甘貝塔(Diego Gambetta)在其開創性著作《解碼黑社會》(Codes of the Underworld)中稱其為“把柄信息”(hostage-information)，即雙方均相互掌握著對方干的壞事，以此作為任何一方都不會打破雙方協議的有力保障。但是一起前往妓院只能對另一方產生十分微弱的影響。這種紐帶還可以通過更加嚴重的違法行為得到加強，例如共同分享毒品，其中最常見的就是K粉。從事道德敗壞的行為也成了一種篩選的手段，將那些可能會為今后的交易感到良心不安的少數群體排除出去。這項慣例同時提醒雙方，他們都在遵從同樣的游戲規則

    在西方，被人發現將別人送給自己的禮物轉送給第三方，是件十分丟臉的事情，但在中國則截然不同，一套標準的說辭便是“這只是點小意思，也是別人送我的”。另一方面，拒絕迎合這套游戲規則，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基督教并發誓拒絕嫖娼或賄賂的商人，最后會發現自己的生意損失慘重，昔日的合作伙伴紛紛對他們敬而遠之，懼怕他們這種新浮現出來的正直態度。

    陶廠長（Tao，他只肯對我透露他的姓）說，“你會看到他怎么應對酒局，也會看到他怎么應對女人。”我覺得我跟陶廠長的關系有點過于親近了――我們在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里，他竟然就當著我的面，用毛巾擦拭著他那垂著的睪丸。他的同伴，一位身上有很多紋身、一臉殺氣的大漢，聞言點了點頭。“沒跟我喝過酒的人，我可信不過。”他說。

    一個對陌生人的信任感低到極點的社會里，契約法則不足為信，契約本身更多被視為一種指導方針，而非具有約束力的承諾。

    法庭的判決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法定權利的界定，而是受到個人影響力的左右，晚間活動所帶來的同伴感，成了生意伙伴之間建立起信任關系的慣有方式。這些商人也承認，這或許并非一種格外有效或可靠的方式，但卻是他們唯一能夠采取的方式。

    在商人當中，僅僅成為某人的“朋友”，并不是多么親近的關系。點頭之交和未必可靠的人脈，都算是“朋友”。與此同時，“兄弟”則是圈子內部的人，是可以信任的伙伴。“這就好像黑手黨說‘我的朋友’和‘咱們的朋友’之間的區別。”



    警察在某娛樂中心扣留的性工作者。

    中國飯局上的勸酒，是評判生意伙伴的絕佳機會。沒有足夠的人頭應對這場較量，是種最低級的錯誤；我的一個信息源，對于一位只帶了一名同事參加湖南政府官員的飯局，結果搞到差點住院的美國朋友，沒有半分同情。“真是個笨蛋，”她說，“居然只帶一個人去跟政府喝酒！”

    這種評估，在進了妓院之后也會繼續。被視作男性自身聲望、權利和地位的展現。晚間活動的開銷當然要有人來負責。如果是和政府官員打交道，為他們的一夜風流埋單，與企業為了建立關系而有可能需要進貢的賄金金額相比，只是一筆相對很小的數目，與行賄帶來的好處相比，更是不值一提。但若是和其他商人打交道，就和在餐館搶先埋單一樣，這則是一次爭取主動和評估“慷慨度”的機會。這也讓大家有機會判斷，在對方的地位體系中，誰重要，誰不重要；面對女性表現得太過感情用事或者浪漫多情，會被視作為軟弱和缺乏男子氣概的表現。如果有名商人不幸很愛自己的太太或女朋友，并以此為由避開嫖妓活動，那可是嚴重的失禮行為。我曾經見過一些人以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太累”或者“喝多了”為托詞，或者趁凌晨兩點所有人都已筋疲力盡時偷偷溜走。據性工作者表示，也有男人在晚上點了小姐出去，哪怕只是看了一晚上電視或者規規矩矩地睡覺，第二天早上“特殊服務”的費用也還是要照給不誤。有的老板會要求對方有更加公開的表現。最為終極的形式便是參與者們所謂的頻繁的搞群交，參與的男性在人數上通常要多于女性參與者。共享女人似乎能以一種變態的親緣方式，拉近男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一句東北人的俗話：“兩個男人玩過同一個女人后，就是兄弟了。”為了建立共同信任，在這些小規模的亂交活動中，往往會拍照，但這些照片也為日后的相互牽制提供了充分的要挾材料，一旦遭到曝光，效果必然是爆炸性的，像2012年，就在網絡上流出了一伙腦滿腸肥的政府官員在2007年的胡搞照片。山姆（化名）是一名40歲出頭、英俊的美國人，娶了一位千萬身家的中國太太。他對我說了今年早些時候的一件事。“她有個朋友開了這家新的電影院，我們（這些男人）便在晚餐過后去慶祝。我們去了一家頂級的妓院，那里的小姐啊，嘿，你簡直想不到她們是有多漂亮。于是這兩個人――其實我煩他們煩得要死，但是他們卻認定我是他們的好哥們――就說，‘山姆，來選一個。隨便哪個。然后讓我們看著你和她做。

    集體嫖娼也能直接體現出一個男人在一個團體里的相對地位。有個朋友的丈夫以前曾在陜西從事煤炭行業，他是這么說的：“你和這群自以為是的暴徒們一起去了那里（KTV里）。由他們當中的一個挑名小姐，然后上她，其他人都得在現場看。在場地位最高的老板會先上。至少結束得很快。”接下來，團體中的其他成員不得不也依樣行事。他還說，那些無法在其他人面前這么做的人，會遭到大家的嘲笑。

    中國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分為七種類型，商人多和其中的較高層級來往。

    對于中國的許多企業主來說，妓院都不是一處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在中國，與政府官員勾結卻是一種必要手段，而非任何反常現象。對于地方企業而言，擁有政府人脈，在保護自己逃脫利用監管模糊地帶予取予求的政府官員魔掌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定期的“孝敬”，就和其他地方的收入所得稅一樣是一件普遍的事情。亦萍（音譯）如今在澳大利亞生活，她以前在石家莊經營著一間規模不大但利潤豐厚的IT培訓學校。“每隔一段時間，”她告訴我說，“就會有政府的人想來我的公司揩點油水。我要‘孝敬’我母校的院長，還有地方勞動局的高層官員，這樣每當其他政府官員想來我這里碰碰運氣的時候，我就能找他們來罩著我，那些人就會放棄了。”“但是為了維護政府關系，我不得不常常在晚上出去跟政府官員應酬，”我只能從我的大學里請來幾名男學生，付錢讓他們替我陪那些政府官員去KTV，這樣那些官員才會信任我。”

    借助道德敗壞行為建立人際關系紐帶的世界，中國的女性企業家都是靠性手段談成生意的，而與充斥著墮落行為的同性社交圈打交道，所需的種種策略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一些成功的年輕女商人會扮演著雙重角色。她們在飯局上會表現得像個男人一樣，又是喝酒又是講段子，但是接下來若是陪著那些男人前往KTV，她們又會自動切換成陪客小姐的角色。她們會開始與男人調情，盡情表現自己的女性魅力。”

    女商人有時會半開玩笑地將自己設定成“媽媽桑”的角色，負責在陪客小姐和男性生意伙伴之間拉皮條，又或者會命令比較年輕的女性同事代為出席KTV里的應酬，將其作為她們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安排自己單位里的“好姑娘”作為生意伙伴的約會對象，能締結出一條十分有力的紐帶，尤其是這位姑娘在后來還成為了對方的固定情婦的話。“這種關系的價值要遠高于以往與性工作者結成的關系，”

    商業文化的價值觀也會延伸到個人生活之中。山姆的太太“是個比我更加成功的人。她是個狠角色”。然而“我們結婚后她說的第一件事，”他告訴我說，“卻是‘我不介意你和別的女人上床，只要你是花錢買她上床的’。

    這一產業是否在整體上受到了反腐行動的負面影響，然而盡管企業人士發現談下一份新合同的難度增加了，但他們也在同樣享受著暫時擺脫了政府官員榨取豪奪的輕松日子。對娛樂產業造成的影響雖然明顯可見，但它或許反而變輕了，“卡拉OK和陪客小姐都是我們的謀生資源，”一名警官對鄭田田說，“沒有了他們，我們基本就生存不下去了。”

    用于永久改變腐敗及相應惡行滋生環境的措施，例如提高工資水平，還媒體以自由，或是建立相互牽制的監督系統，卻在遭受政府當局的積極打壓。

    大辦馬克思主義講堂，以及提醒政府官員應當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寄望以此來打消政府官員的貪欲和色欲。付費性交易依然隨處可見，并且涵蓋各個層次。即使在掃黃行動力度最大的東莞地區，一些妓院老板依然保留著店內小姐的花名冊，只是往往轉移到了更為隱蔽的場所，僅為他們歡迎和信得過的顧客提供服務。就在我在北京的辦公樓外面，那些一度在最近一次的嚴打活動中消失了數月的小姐們，又開始在半夜里離開附近的賓館，在路上召喚出租車。

    “現在我都沒法結交新朋友了。那些老朋友，好吧，他們信任我，或許我們再也不能一起出去尋樂子，但是我們還會繼續保持合作。但是沒有新朋友了。媽的！”他的心情突然又漂亮了起來，“不過只要再過一年，一切就又會恢復常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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