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鄉愁叫愛恨交織－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文章出處

文/十年砍柴

柴靜的一篇收錄在《看見》中的舊文《我為什么不想再回山西》，近期在微信和微博上多次轉發，竟然惹出了諸多爭議。贊成此文者有之，而不少人——特別是一些山西人痛斥柴靜的“公知范”，責備她丑化故鄉甚至數典忘祖。

有人舉出許多史料來證明山西也有山清水秀的地方，包括清澈的水和盛開的荷花。因為柴靜那篇文章中寫道：“我1993年考大學離開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時火車到湖南，清晨靠窗的簾子一拉，我都驚住了，一個小湖，里頭都是荷花——這東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這個感覺。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

山西有近1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表里山河，從雁北到晉南，自然環境當然不會相同。不用說環境尚好的百年前，即使今天去太行山中找到一片干凈秀麗的地方也不難。但不能由此就否定柴靜真實的記憶和一個北方姑娘初到南方的深刻感受。柴靜是臨汾人，她成長的時期，臨汾那個地方的環境狀況怎樣，我想不僅僅山西本地人，即使對中國環境污染狀況稍有了解的外地人也應明白。

柴靜1993年從山西臨汾來到湖南讀大學時的前四年，我離開了湖南北上讀大學。離家時我的心情和柴靜剛到湖南時差不多，不過我的想法是：總算離開湖南了。這個地方，畢業后打死我也不回。

在少女時代的柴靜眼里那么美麗的湖南，而在生于斯長于斯的我的心中，恰如她的山西，是一個不愿再回的地方。

柴靜在文中說到她這種對故鄉決絕態度乃是“孩子心性”。沒錯，就是“孩子心性”。在少年人的心中，遠方的風景總是美麗的，因為熟悉或者因為不如意，甚至僅僅是少男少女對未知事物的憧憬與好奇，故鄉卻是不那么可愛的，有機會就想逃出去，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如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言“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故鄉的種種毛病，在決心離鄉的年輕人眼中，總是被放大。

比如我的故鄉湖南邵陽，在讀中學時的我看來，百無一是。

首先是治安不靖。對我們鄉下孩子來說，幾十公里外的邵陽市簡直就是一個土匪橫行的淪陷區。進城的農民被偷被搶是尋常事。我讀高一時，邵陽破獲了震驚全國的黑社會性質團伙“梟雄會”。梟雄會的團伙為了練膽子無故殺人，其頭目劉志高武藝高強、心狠手辣。梟雄會的重要人物被處決后，邵陽的治安并沒有好轉，剁腳筋、砍手指的事時有所聞。我讀高中的縣城，距離邵陽市才10公里，縣城的團伙常與邵陽市的團伙械斗。我復讀那年看到一個幫會為被殺的兄弟在縣城公開出殯的大場面，也目睹了一個人被仇家在距縣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僅幾十米的大街上砍死的慘狀。上大學時寒暑假回家或去上學，在邵陽火車站候車時，總有善良的大媽提醒“手上的包包不能松手呀，一松手就不是你的啰”。

其次是基層社會官民矛盾的沖突。那時候派出所糾集了一些二流子組成“聯防隊”，到處抓賭，哪怕是村里人打字牌帶點彩，他們聞訊后常蜂擁出動來“抓賭”，用繩子綁到派出所或鄉政府，沒收隨身所有財物，再罰一筆款才放人。計劃生育工作隊和收農業稅的干部下鄉牽牛趕豬、扒房子，是各村的尋常場景。

在故鄉這種清貧而混亂的環境中長大，當考上大學能遠遠地離開家時，那種“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欣喜可想而知。從自然風貌來說，西北實在是荒涼而貧瘠。火車過了天水后，我看到鐵路兩邊的山幾乎都是濯濯童山，灰黃的土坡一眼望不到邊。但我沒有感到沮喪和失望，相反覺得西北有一種雄渾的大美。——這是十八歲離家遠行的年輕人正常心態，因新鮮而帶來了美感。

一個人特別是男人對故鄉的感受，可能和對父親的感受相似。處于青春期的人對父親總是不那么恭敬，覺得父親保守、古板，被時代淘汰了，而隨著年歲增長，人到中年后，就能理解父親一生的艱辛和對自己博大的愛。我對故鄉也是這樣，上大學離家時，看到的幾乎都是故鄉的種種丑陋，怨她恨她，只有在和宿舍里的哥們吹牛侃大山時，才會對自己的故鄉不吝贊美之詞。等我定居北京后，離鄉的歲月越來越長，又加上年歲增長，對故鄉的感情會悄悄地發生變化。

從湖南說到山西。這個省和我緣分不淺，我的妻子是山西大同人，我家兒子算得上半個山西人。第一次去山西，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跟著還未結婚的妻子登門拜見未來的岳父岳母。那時山西——至少“煤都”大同給我的印象和柴靜文中所描繪的基本一樣。去時正是冬天，我想不到山西第二大城市顯得那樣的破敗，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街道。妻子陪著我去云岡石窟，那時候石窟周圍皆是禿山，裸露的造像面前幾百米就是拉煤車日夜不停的國道。我看到塑像的鼻梁上、眼眶里都落著黑色的灰塵。我對妻子說：再這么下去，云岡的菩薩要成非洲黑人了。

雁北地區和晉中、晉南的地理、氣候和民情差別不小。我第一次踏足晉南，即是到臨汾。大約2001年夏天，還是記者的我與《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一起去采訪。我對臨汾的第一印象和大同差不多。也是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天，不過那時候北京的空氣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沒有什么驚異。那年夏天晉南似乎特別旱。我知道這是中國農耕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后土神的故鄉在臨汾，農耕文明早熟的地方一定是雨水豐沛、土地肥沃。我倆抽空去拜謁了堯王廟，所謂“三代之治”即起源于此。可看到的廟宇和塑像，多是近些年才重修的。——我當然知道這怪不得堯都的人們，全中國的文物都曾遭受過大劫，山西還算是文物保護最好的省份。汾河只剩下一條干溝，沒有一滴水。我當時想起了漢武帝《秋風辭》中兩句“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這是武帝來此祭祀后土所作的。我在大學時讀到這首詩時，想象中的汾河有著和我故鄉資江水一樣的“素波”。

只有到了霍泉時，我才有一種清爽的感覺。霍泉的水汩汩地留著，那樣清澈，那樣靈動。匯到一個幾畝見方的水池，水池里長著水草，水草間游魚可數，水池邊樹木葳蕤。——百年前汾河流域大多數的村落應該是這樣的。

近兩年因父母年邁多病，也托高鐵開通的福，我頻繁地回湘。由于夏天的大同更為涼爽，這兩年兒子在姥姥家度過暑期，于是我也更為頻繁地去大同。我從所見所聞上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判斷：無論我的老家邵陽，還是妻子的老家大同，這幾年的自然環境好于十幾二十幾年前。

我的老家呈現的是：市井繁華、鄉村枯萎、山川秀美。市井繁華的原因不用解釋，只是這些年中國城鎮化大潮中一隅的景象而已，鄉村的枯萎并不是貧窮，而是青壯年離開后的必然。老家——甚至整個中國的鄉村，一天天喪失了生氣，村莊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有一年初冬我回家鄉，天剛下完小雪，大白天我站在二樓眺望，整個村莊寂靜得可怕，沒有人聲鼎沸，甚至連牛羊的叫聲也沒有。這和我少年時的村莊完全不一樣。盡管有一點點傷感，但理性告訴我，中國將有無數個類似我老家那樣的村莊，在未來的歲月里，隨著老人的逝去，一個個變成廢墟，進而消失，只留下叢生的茅草和灌木。

因為廣大鄉村人類活動的減少，以及大批青壯年遠走他鄉謀生，故鄉漫山遍野的草木在瘋狂地生長，生態變好了。我度過少年時光的80年代，整個中國鄉村承載的人口可能達到歷史的頂峰，我的故鄉也不例外。又因為鄉村貧窮，農民必須得砍柴、割草作為燃料來補充煤炭的不足，我的村莊四周，除了村集體嚴禁斧斤入山的喬木林，其他的山頭上、田埂上，每一棵灌木每一株草剛剛探頭，就被砍倒割盡填了各家各戶的土灶。而坡地被大量地開墾用來種玉米、紅薯、大豆等經濟作物。而今坡地和一些梯田退耕還林，松樹、杉樹茂密。灌木、野草更是自由地生長，不要說砍伐，連人跡都罕至。因為村村通，水泥路修進村落，村口一條石板鋪成、有四百來年歷史的古驛道，已然廢棄，沒有旅客行走，也沒有樵夫和牧童踏足，于是布滿了荊棘。每年清明我們兄弟回家走這條路去對面山上為祖母掃墓，必須手持柴刀，披荊斬棘方可前行，這讓我想起祖先來這個地方定居時，應是如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大同這兩年，城區由于一位鐵腕市長的整治而改觀——雖然其做法不無非議，但效果卻是明顯的。且不說城區道路、樓房的變化，整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好得讓我不敢相信這是煤都。去年夏天我每兩周去一次大同，每次都能看到典型的塞外天，空氣爽朗、天穹澄碧，一朵朵白云像棉花糖一樣游走在頭頂，難怪大同曾經叫“云州”。這年中秋我在大同度過，中秋夜的月亮大如銀盤，懸掛在樓頂。我帶著兒子來到戶外，指著月亮，教他吟誦李白的詩：“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云端。”這樣的情形，在北京近乎奢侈。第二天，我和妻子、岳父岳母帶著兒子去云岡石窟。距上次妻子陪我前來已有十幾年了。十幾年的時光對那些靜默不語的佛像而言，只是一瞬。云岡景區變得我認不出來了，昔日的禿山都種上了樹木，石窟旁邊的一個煤礦由于資源枯竭變成了礦井體驗旅游景點。走運煤車的國道改到了離景區十幾公里外。核心景區即洞窟的外面，修建了遼代風格的廟宇，還有一個長著蘆葦、有鴨子戲水的人工湖。游客要經過甬道和人工湖上的橋梁，走上十幾分鐘，才能到洞窟前。我的岳父作為土生土長的大同人，也是多年未來光顧了，那一刻他很自豪，對我說：“這才像回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