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看臨汾－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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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臨汾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方，遠古文明與現代文明在這里相互交融，禮樂與思想在這里盡情彈奏，民俗與風物在這里演繹傳承。”這話說的有道理。

　　臨汾是中華民族祖先最早的發祥地之一
　　考古學家通過對臨汾所轄襄汾縣“丁村遺址”的考古證明，這里就是中華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是人類起源之地。“丁村人”大約生活在十萬年前，是介于“北京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古人類。考古學家通過對三枚“丁村人”牙齒以及小兒的右頂骨化石的發現、鑒定，得出一個結論：十萬年前這里不僅是原始動物的天堂，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先民們繁衍生息的搖籃。考古學家認為，“丁村遺址”并不是單一的舊石器時代的中期文化，還包括分別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遺存。由于這種極富地方特色的丁村文化遺存遍布于汾河流域，考古學家把它稱為“汾河文化”，這是人類起源的文化，“開創了山西區域文化的先河，并經過長時期向四周輻射而成為奠定黃河中下游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一。”
　　臨汾是降生華夏文明的根祖之地
　　考古學家通過對襄汾縣“陶寺遺址”的發掘考證，認為這里是一個典型的原始社會末期的文化遺址。通過對一座4500多年前的古城遺跡的確認，這里正是遠古時期堯、舜、禹主要活動的區域，也是帝堯建都的地方，亦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的發祥地。
　　陶寺遺址發現的古城占地面積56萬平方米，呈圓角長方形。城址依稀可辨，宮殿區、核心建筑區、屋基、倉儲設施等輪廓井然有序。專家認為這是一座都城，是堯時期中國建立的第一個都城。有了都城就有了國家，通過對陶寺遺址大型城邑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證，最早的“中國”在臨汾已成為大多數考古專家和學者的共識，這座古老的都城遺址是中華文明的具體體現。在陶寺遺址祭祀區還發現一個三層夯土的觀象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伯謙教授指出，“古觀象臺的發掘是國內乃至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通過觀察日出確定歷法的禮制建筑，比英國的巨石陣觀象臺還早500年，而且比巨石陣功能還齊全。”這說明在遠古時期我們的老祖先就已經懂得觀天授時，這是遠古時期中華文明逐步形成的又一重要依據。何弩教授認為，陶寺古觀象臺“堪稱同時期世界最精密的天文觀象遺址，是中國古代天文學世界領先水平的標志性建筑。”同時，考古學家通過對陶寺遺址墓葬群中出土的“鼉鼓”“土鼓”“特磬”以及各種彩繪的木、漆、陶器和象征“神權”“王權”的“龍盤”等特殊隨葬品的考證以及考證出陶寺觀象祭祀臺能夠通過觀測日出，將一年365天或366天分為四季和24個節令，說明在帝堯時期中華遠古文明已經逐漸走上成熟階段。
　　臨汾是晉國源頭，是封建社會逐步走向鼎盛的發源之地
　　歷史上有“桐葉封弟”的故事，說的是周成王姬誦八九歲繼位，有一天成王同弟叔虞玩耍，成王把一片桐葉剪成“圭”的式樣，賜給弟弟叔虞，并把唐地分給了他。因君無戲言，在旁的史官就記錄下來。歷史上也叫“叔虞封唐”，古唐地就在今臨汾翼城一帶。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繼位，因唐地鄰晉水，故改唐為晉，從此出現了春秋時期存在600余年的晉國。晉國的源頭就在翼城一帶。
　　晉國始祖叔虞治國有道，他在位20多年，在唐地創造了一個自由寬松、和睦共榮的良好社會環境，農業飛躍發展，史載曾出現“同株異穗”“一株多穗”的嘉禾盛世。
　　晉昭侯二年（前745年），昭侯將其叔父成師分封到曲沃，世稱曲沃桓叔。桓叔去世其子莊伯繼位，莊伯去世其子武公繼位。到了晉緡侯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舉兵滅掉翼城晉“大宗”公室，自己成了晉國國君即晉武公，歷史上稱為“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后，結束了晉國內亂，也促進了晉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發展，晉國迅速壯大，逐漸由一個百里小國，開始向超級大國發展。
　　晉國最有作為的國君是晉文公重耳。他經歷過晉國的“驪姬之亂”，飽受十幾年的“流亡之苦”，輾轉列國，洞察了各國成敗的經驗教訓。他即位后，接受父親、兄弟的教訓，在國內進行了一系列大膽改革。在政治上執行“任官以能”，強調“尚賢”，把德、智、才、能作為委任官員的第一要素，啟用了一大批能人，這為晉國的發展壯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領域，他堅持“農商并舉”，實行了“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政策，放開流通渠道，減輕出入關稅，鼓勵商品交易，從而繁榮了商品市場。為了進一步推動本國經濟法發展，晉文公還實行了“工商食官”制度，就是由官營工商部門給予從事工商業生產者一定的生活資料，作為維持工商業從事生產和生活的補助，這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與此同時，晉國在土地分配上實行的是“君食貢”制度，即國君自己不保留土地，而是從擁有土地的人那里收稅。同樣，晉國的卿大夫也要把土地使用權交給領地內的勞動者，由他們耕作、收獲、交租、納稅。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極大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后來其他諸侯國紛紛效仿。史學家認為，“君食貢”制度的實施，是“向封建社會轉化的一種進步”“晉國是走在最前面的”。除此之外，晉文公還在軍事、外交、社會教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重大改革，調動了晉國上下的政治熱情與生產積極性，為晉國奠定了成就春秋霸業根基。晉國的發展、強大也為封建社會逐步走向鼎盛開辟了新的路子。
　　最早的井――堯王鑿井與市井文化
　　在臨汾堯廟的廣運殿與五鳳樓之間，有一口井叫堯井，傳說為帝堯親手所鑿。也有人說真正的堯井在堯出生地――臨汾城南郊的伊村，那里確實有一口古井，那才是真正的堯井。堯廟的堯井是后人為了紀念帝堯鑿井之德，在建廟的地方仿造了這口井。不管這兩口井哪個是帝堯所鑿，但人類最早的井確是在堯時期才有的。
　　傳說遠古時期，“‘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堯命羿射落九日，暑氣頓消。堯親鑿水井，歷九十日，清泉大涌。”還有一種傳說，堯時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莊稼絕收，帝堯非常焦急，四處查看，發現在螞蟻來往密集的地方比較潮濕，他就那個地方挖坑，結果就打出了地下水。這就是人類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們結束了沿河而居的遷徙生活，圍繞水井定居下來，這就有了穩定的生活場所，后來慢慢發展成為村莊、鄉鎮、集市和城市。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記錄：“鑿井技術的發明，大大減少了人們對江河的依賴性，使得人們可以到肥沃的沖積平原、富饒的山間空地去生活和生產，同時它解決了城邑的供水問題。因而，它不但增強了聚落的穩定性，而且也為城邑的形成、國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文化最初是一種生活化、自然化、無序化的自然文化，后來逐漸發展成為產生于街區小巷，帶有商業傾向、通俗淺近、充滿變幻而雜亂無章的一種市民文化，是一種不上大雅高堂的通俗文化現象。但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過程中，市井文化“卻已成了人們追尋過去那種最質樸、原始、純真生活方式而認同的一種文化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和進步，她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的字――倉頡造字與漢字文化
　　傳說，中國的漢字是倉頡創造的。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也有人說他是帝堯的史官。因為有了漢字，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續、傳播和發展。
　　漢字確切地說并不是倉頡一人發明，但他卻被人們奉為漢字始祖。倉頡是哪里人，眾說紛紜，史書記載也不一致，至今還有不少地方為成為倉頡故里而爭論不休。在臨汾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卻留著不少倉頡的遺跡，流傳著不少倉頡造字的傳說。據《臨汾縣志》記載：“上古倉頡為黃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靈龜負圖書，丹青甲文，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
　　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古《臨汾縣志》記載，臨汾城南有倉頡故里碑。這就說明倉頡故里是臨汾，可惜年代久遠，此碑已失，難以找回。不過，在臨汾城南西趙村路口發現一塊清乾隆四十九年秋（1784年）臨汾縣令李家榮立的碑，此碑為青石所制，碑高1.25米，寬0.67米，厚0.18米。正面鐫刻“倉頡造字處”五個大字。字體蒼勁有力，秀美大方。現此碑已被保存在臨汾市博物館。無獨有偶，考古學家在臨汾襄汾陶寺古遺址H3403灰坑出土的扁陶壺上發現了兩個陶文，其上涂朱。朱書陶文的發現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轟動。考古學家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羅琨《陶寺陶文考釋》、何弩《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李健民《論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王蘊智《從遠古刻畫符號談漢字的起源》、高煒《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等都論述了此事。
　　李學勤說他曾見過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壺上文字顏色鮮明，筆畫清晰，不難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軟的毛筆書寫的，由于陶面較糙，有吸水性，筆毫肯定要蘸飽濃濃的朱色。”李先生確信這是一個“文”字。同樣的寫法、筆順，見之于甲骨文。但這個陶扁壺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將近1000年。王石認為：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還證明毛筆書法與最初的文字一起誕生，而且這個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用毛筆書寫的文字。
　　陶寺文化遺址屬于龍山文化，出土的陶文灰坑屬于陶寺文化遺址晚期，距今已4000多年。盡管也有不少人對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陶壺上“文”字，提出不少異議，認為它是“符號”而不是“字”，但最早發現文字符號的地方就在臨汾，臨汾作為中國漢字最早的發源地當之無愧。
　　文字學家唐漢說：“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都濃縮于漢字母語之中，漢字以其獨特的形式，記載和傳承著中華文化，每一個漢字，尤其是初始階段的漢字，幾乎就是一種實物的描寫，一幅生活場景的縮影，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劉一達說，漢字這一偉大的發明，“源于上古先民的共性經驗，每一個漢字無一例外都來自生活的真實，象形文字的本質，就是可以讓處在同一生活圈內的任何人解讀。”漢字的形、音、義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最早的法――皋陶造獄與法治文化
　　成語“劃地為牢”說的是皋陶造獄的故事。傳說皋陶是顓頊帝第七個兒子，據《舊志》《左傳》記載，皋陶為舜、禹時期的士師、大理官，即當時的司法長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法官。《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都記載：“皋陶洪洞人，縣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廟于崇坡之上，守臣以歲祀焉，制律也。”《洪洞縣志》記載：“皋陶出生在洪洞縣師村，死后葬村東二里許，村東北建祠。廟墓數千年在焉！祭祀不斷。”“元元統二年里人改祠建廟。”皋陶生活在堯舜禹時期，而堯舜禹活動的主要區域就在山西晉南一帶，這就充分說明中國的司法鼻祖是在臨汾。大約在前2280―2170年，正是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初期的轉變時期，堯舜禹部落形成巨大的部落聯盟，形成了華夏諸國的核心即“中國”。在這個時期，皋陶卓有成效地輔佐了幾代君王。《虞書・尚書》載：“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載：“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由此可見，皋陶制定的刑法是中國最早的刑法，是我國真正意義上刑法的開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周代的“九刑”和“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皋陶制刑注重教化，他提倡明“五刑”以弼“五教”，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在上古時期，部落間相互征戰，部落主成批屠殺俘虜、殘忍地對待罪犯，皋陶提出“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劃地為牢制監獄，制止殺戮，以不同刑法懲罰不同罪犯以顯示法律的存在和威嚴。皋陶倡導并實施的“五教”“五禮”“五刑”“九德”“九族”，對于加強部落聯盟、融合部落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關系，建立正常社會秩序，促進國家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皋陶是我國法治文化的最早奠基人，法治文化具有強大的規范力，它可以內化為人們的個體思想，從而規定人們的行為方式，使人們知道哪些能做那些不能做，使社會形成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的社會公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