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兩國山水相連、文化相似，自古以來就有著密切聯系，特別是兩國革命勝利后的一段時間里，相互間的關系更是日益緊密，“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就是那一時代的真實寫照。然而時過境遷，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越交惡，兩國由“同志加兄弟”一變而為“最直接和最危險的敵人”，進而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這一劇變的發生?本文擬從蘇聯因素方面著手分析。
蘇聯在70年代推行的全球擴張戰略深刻影響著當時的國際格局，并且對中越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對中越關系的影響
(一)對蘇越關系的戰略調整
蘇聯外交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采取進攻性的戰略，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加大了對第三世界的干預和擴張。蘇聯以意識形態為重要武器，發展同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關系。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利用美國收縮力量，擴大在第三世界的影響，獲得一些重要的戰略和軍事基地的使用權，使得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更加激烈。
赫魯曉夫時期，由于蘇聯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過渡與和平競賽)，在印支問題上采取超然的態度，認為深受中國影響的越南“給蘇聯外交政策帶來的困難要比利益多得多”。為此，赫魯曉夫采取了“脫身政策”，有意避免與受中國影響的越南共產黨人打交道。赫魯曉夫后期，蘇越關系降至冰點，甚至到了越南國防部要請蘇聯專家打道回府的地步。1964年11月，越南國防部通知蘇聯武官，鑒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蘇聯的軍事專家，故而他們的工作一經結束就應該離開越南。另外，越南也不再要求蘇聯再派來替換人員。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支援越南所持的消極態度導致越南明顯傾向于中國。對于蘇聯這種不支持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行為，中國領導人多次加以強烈指責。比如，1969年9月28日，毛澤東在與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談話時說:“美國在8月5日轟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基地，你們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支持超過了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如你，他們跟美國人交朋友，講友好……”
但是，自中蘇沖突爆發以來，中蘇兩國在越南就存在競爭關系。眾所周知，蘇聯地處北方，氣候嚴寒，國內缺少橡膠資源和通向東方的不凍港，這一直是蘇聯有效發揮其影響力的桎梏。在過去社會主義陣營“鐵板一塊”之時，這一不利因素造成蘇聯在東方的戰略缺陷可以由中國來加以彌補。但是，隨著中蘇關系由分裂走向對抗，能否拉住越南，這不僅事關蘇聯包抄中國，迫使中國就范戰略的實現，而且還是其廉價獲取橡膠等戰略資源，及為南下太平洋獲取基地的關鍵。同時，蘇聯利用美國在越南的戰略收縮，擴大在越南的影響，從而獲得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進入70年代的蘇聯，開始加大援越力度。特別是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后，蘇聯拋出了其“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鄧小平同志在論及“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作用時就提到它“有對付中國的一面”。為拉攏越南加入“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孤立、包圍中國，蘇聯加大了對越南的援助力度。在蘇聯對越政策的戰略性調整中，1971年5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四大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蘇聯以經濟、軍事援助方式對越南進行了多年的“政治投資”后，70年代越南的對蘇政策已發生明顯變化。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后，蘇聯認識到“越南民主共和國社會輿論明顯朝著接近蘇聯的方向波動……出現了發展和鞏固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友好合作的新機遇”。于是，蘇聯把對越南的援助看做“加強在越南地位的杠桿之一”，“短期(一年)援助朝著有計劃、長期的合作為基礎的援助過渡”，“在軍事領域內，將繼續重新裝備越南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援助在接近我們(蘇聯)較現代化的基礎上進行武裝力量建設”。越南勞動黨現在對蘇共的政策更加能夠理解與接受，越南逐漸成了蘇聯“通向東南亞的一把鑰匙”。基于越南在蘇聯對外戰略中重要性提升的判斷，蘇聯在極力離間中越關系的同時，按照“不讓經濟與技術援助脫離政治路線”的原則大力援越。
二、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政策對中越關系的影響
(一)中蘇關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執政后的70年代，蘇聯在處理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系方面，不走緩和的路線，而是選擇強硬的“有限主權論”。《真理報》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觀點，刊文明確指出:“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場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這實際上是因為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首先是有蘇聯作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這里也包括它的強大的軍事力量。任何削弱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這種聯系的行為都直接影響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對此不能漠不關心。”
上述理論的邏輯和實質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在“大家庭”內是有限的。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即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以此為標志，中國全面進入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國一直是以蘇聯忠實盟友的身份，在冷戰國際舞臺上采取行動。然而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蘇兩國關系逐步惡化。中蘇兩黨的“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志著中蘇關系出現嚴重分歧，甚至“成為中蘇關系史上第一個歷史轉折點”。蘇共將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進而對中國施加軍事、政治壓力，以逼迫中國就范，中蘇之間進行著控制與反控制的激烈斗爭。在70年代，這種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蘇關系處于全面對立狀態。雙方不僅繼續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強化對對方的批評和譴責，而且在安全戰略上互視為威脅。蘇聯向中國發動咄咄逼人的戰略攻勢，在中國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針對中國的弧形包圍圈。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中心問題是蘇聯對中國周邊安全的現實威脅。?70年代蘇聯對華政策主要包括兩項內容。其一是繼續推行60年代的方針，向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壓力。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了50個師，并在蒙古駐扎了8萬軍隊。部署的武器裝備的質量在不斷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進的坦克、重型轟炸機和SS-20導彈，蘇太平洋艦隊增加了航空母艦等20多艘大型水面艦艇等。蘇聯還企圖在中國周圍建立軍事包圍圈。1969年蘇聯就提出建立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到70年代后期，蘇聯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簽訂了含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聲稱對這些國家負有安全義務。其二是離間美國同中國的關系，防止美國同中國結成反蘇戰略同盟，阻止中國建立起反蘇國際統一戰線。蘇聯分別在1972年和1979年兩次同美國談判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都同牽制中美關系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系。從時間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1972年5月，是在尼克松訪華后三個月;第二次是1979年6月，是中美建交后六個月。另一方面，蘇聯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蘇聯媒體不斷發表言論，抨擊中國的對外政策，挑撥美國與中國的關系。
(二)中美和解消極影響中越關系
面對70年代蘇聯推行強硬與僵硬的對華政策，特別是1968年8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響，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地把蘇聯作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準備完成其從與美蘇同時對抗，到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的調整，其間的關鍵性思路就是緩和與美國的關系。與此相應，中國必然要面臨一個難題，即還必須同時調整與美國的直接敵人越南的關系。這樣，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大力援越抗美的現實背景下，中國在持續支持越南的同時，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敵人美國發展關系。
1969年9月，與中國關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黨日益被親蘇勢力所控制，出于與蘇聯爭奪越南以確保中國南疆安全的考慮，中國方面也開始加大對越南物質援助的力度。特別是中美開始秘密接觸，兩國關系開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滿，同時促使越方配合中國的國際戰略，加速通過與美國的談判解決問題，中國也要通過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態，來對越方做出一些補償。1971-1973年成為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總額近90億元人民幣，單就軍事援助來說，已超過過去20年的總和。
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中國政府甚至開始改變了過去在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的不合作和極度猜疑的態度。這種情況使得中蘇兩國在大規模援越行動上的矛盾和沖突趨向緩和，蘇聯援越物資從中國過境順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裝力量1972年3月開始發動全面軍事進攻以后，這種變化顯現得尤為明顯。在越美和談問題上，中國也改變了過去的反對態度，轉而給予贊同和支持。1970年下半年，周恩來就先后表示，“過去幾年里，越南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證明外交斗爭是有效的”。
不過，盡管中蘇在援越問題上矛盾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對越南來說，來自中國方面的壓力也隨之減輕，但越南的首要敵人是美國，中美關系的緩和無論如何讓越南方面難以接受。
面對中美和解的現實，越南方面反應消極。越南與中國事實上漸行漸遠。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領導人在1971年建議建立一個由中國領頭，“孤立美國，削弱美日同盟，動搖東南亞資產階級，進而擊破美國全球戰略”的世界聯合陣線，但這一設想因有悖于中國的外交戰略構想，而被中國婉言拒絕。
自1973年1月27日越美簽訂巴黎和平協定，3月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戰爭正式進入越南化時期，一直到1975年北越解放西貢，實現全越統一為止，中越關系進入一個微妙的時期。此期，中國既堅持援越，又逐漸減少了對越南的援助;既支持越南統一全國，又對越南實現統一的方式和時間有所保留。這原本是國際局勢變化后，中國對援越政策的適時調整和對越南統一問題的正常意見分歧，但在對華疑懼心理日益增長的越南領導人看來卻是中國阻撓越南統一，使越南永遠附屬于中國的圖謀的最好證明。而蘇聯此時繼續給予越南巨額援助，越南在中蘇的政治天平上不斷向蘇聯一方傾斜，并最終倒向蘇聯。
至1974年，越南又系統地形成了公開抵制中國的態度。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現了攻擊中國外交政策的聲音，認為邀請尼克松訪華是中國“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國對越南的“背叛”和“出賣”。越南領導人在內部報告中曾打過一個比喻:兩個兄弟和別人打架，另外一個兄弟卻與那個兄弟的敵人握手。對于尼克松訪華，越南更表現出了不滿情緒，以至于在2月21日中國使館與越南舉行傳統春節聯歡會時，越南方面竟無一人出席，因為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甚至數十年后，黎筍仍然懷疑“美國和中國互相談判，為的是更猛烈地打擊我”。出于維護自身安全的考慮，中國與美和解的大戰略已不可改變。中國雖在與美和解過程中做出了與越南維護傳統友好關系的努力，但越南還是最終倒向了蘇聯。當1977年黎筍訪華，明確探知中國反對其“印支聯邦”計劃后，越南便開始視中國為阻礙其通向大國之路的絆腳石。此后，中越兩國關系急劇惡化，越南公開走上與蘇聯結盟的道路。而中國則認為倒向蘇聯的越南自愿充當蘇聯在東南亞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負義”，蘇聯完成了從陸地對中國的包圍。
越戰后的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了《新形勢和新任務》決議，確定了新的戰略目標。決議指出，“越南基本的、長遠的敵人雖然是美帝國主義，但直接的敵人是中國和柬埔寨”。“進一步依靠蘇聯的支持，奪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勝利，防范北方的威脅，準備與中國作戰。”隨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隊和各省、市下達指示:“中國是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是危險的敵人，是越南新的作戰對象，要采取進攻的戰略，在邊界進行反擊和進攻。”這導致中越邊界沖突不斷。1978年11月，黎筍再次訪蘇，越南同蘇聯簽訂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其中規定:“在雙方的一方受到進攻或受到進攻的威脅時，締約雙方立即交換意見，以消除這一威脅，并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蘇聯的懷抱。正如黎筍所言，在戰爭結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萬人的龐大的軍隊以對付中國。這樣，中國不得不面對蘇越結盟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越南的反華、排華舉動不斷升級，1978年越南在中國邊境挑起一系列武裝沖突事件高達1108次之多。此外，越南還制造了多起驅趕華人華僑事件，污蔑中國“庇護”越南南方的華僑資本家，利用華僑作為在東南亞“推行擴張主義、霸權主義”的“第五縱隊”。至1978年底，被驅趕的華人華僑共有28萬人。在蘇聯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還于1978年12月公開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國當做它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最大障礙。
在中美建交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從戰略全局出發，決定有效地“教訓”一下越南，遏制其擴張勢頭。由于越南的后臺老板是蘇聯，因此，教訓越南，實際上也是對蘇聯全球擴張戰略的一個打擊。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同美國新聞記者共進午餐時說:“我們大家可以做這么一件事，蘇聯在哪里搞，我們就阻止它，挫敗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搗亂。”當記者問到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時，鄧小平說:“越南同蘇聯簽訂的條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越南對柬埔寨發動了大規模武裝入侵，并正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
三、結語
綜上所述，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在與美國爭霸的兩極格局大背景下，推行全球擴張戰略，對國際形勢產生了深刻影響。它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蘇關系破裂為主線變化，影響著中蘇對越南援助政策以及中美關系的走向，從而一步一步影響中越關系發生變化。兩國由“同志加兄弟”一變而為“最直接和最危險的敵人”，最終導致兵戎相見。
70年代中越關系急劇變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宣布了冷戰思維的破產。這不僅對資本主義國家如此，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如此。就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中越關系劇變宣告了其長期奉行的“多米諾骨牌理論”的破產。該理論是新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勢力在東方的體系被打破之時，為“鎖住”中國，有效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而制定的。“理論”認為，如果一個東南亞國家在中國的影響下陷于共產主義，那么它必將使其鄰國發生一系列的共產主義革命。但是，后來事實發展的結果剛好與被西方決策者們奉行為金科玉律的“骨牌理論”相反，這一地區的共產黨盟友非但沒有維護好昔日的“兄弟情誼”和“戰斗團結”，而且彼此之間還相互遏制，并爆發了武裝沖突。中越沖突的發生，使西方學者和決策者大吃一驚，迫使其坐下來對西方國家長期奉行的極端冷戰政策進行反思。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中越關系劇變證明了僅以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之不可取。歷史再次向人們宣告，決定一國對外政策的只能是這個國家根本的和長遠的國家利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只能建立在平等和符合兩國國家利益的基礎上才可能持久。而反觀70年代末以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卻不是據此來處理相互間關系的。當時，由于兩大陣營的存在和反對資本主義斗爭的需要，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抽象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強國與小國、弱國的關系時，“當以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為代表的盟國全局利益與小國的局部利益發生沖突時，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從全局的共同利益，矛盾和分歧相應而生。在小國、弱國不再認同這種盟國利益，或盟國中主導國家發生角色變化以后，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原則也即失去了約束力，其結果便是盟國或集團的分裂、瓦解”。中蘇沖突根源于此，中越沖突也根源于此。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通過對70年代中越關系演變原因的分析，無疑能給我們今天處理與越南的關系以及處理與之相似的其他國家的關系提供啟迪和借鑒。
歡迎轉載：http://www.kanwencang.com/qiwen/20161116/55244.html
文章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