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保衛戰，是薛岳“吵架”吵來的?
“長沙保衛戰，就發生在長沙，但對于大多數長沙人來說，他們肯定沒有很多了解。”長沙文史專家梁小進和陳先樞兩先生，不約而同就此下了一個“斷語”。
他們說，畢竟，長沙保衛戰發生在七十年前的抗日戰爭中，七十年來的風雪難免會遮斷人們回望歷史的視線。現在到了重新為人們講述長沙保衛戰的時候。
梁小進說，其實長沙保衛戰是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吵架吵來的，而知道這一事實的長沙人不會很多。
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勝利的長沙保衛戰達三次之多。可見長沙戰略地位的重要，不然，敵人吃了一次敗仗，不會一而再，再而三，不甘心不死心地向長沙反復進攻。縱貫中國的南北交通大動脈粵漢鐵路當時正掌握在長沙手中，長沙以北的洞庭湖平原為中國第一大米倉。攻下長沙，可打通粵漢鐵路，連接南北，出兵海外，同時也奪取了中國人的糧倉，可“以戰養戰”。所以，長沙保衛戰不得不為民族的生存而壯烈進行。
1939年，第一次長沙會戰尚未爆發前的四五個月，當時國民政府統帥部已開始為湖南將要發生的戰事著手研討應對之策。
蔣介石綜合高參建議，對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發出手諭指示：“如敵取長沙之動態，已經暴露，則我軍與其在長沙會戰前方作強硬之抵抗，則不如先放棄長沙，于敵初入長沙立足未定之時，即起而予以致命的打擊。反攻計劃如能布置精密，運用得當，必可取得最大之勝利。”
蔣介石的想法，就是放棄長沙，保存中國軍隊的實力，再伺機打擊敵人，以空間換時間。
1939年9月，駐扎在湖北、江西的日軍調兵遣將，敵寇侵犯長沙的企圖十分明顯。此時，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仍在長沙“守”與“戰”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白崇禧及參謀本部數位人員均不主張堅守。蔣介石聽從眾人的議論，再次要求第九戰區放棄長沙。
但9月中旬，日寇猛攻湘北新墻河，突破戰線，并與洞庭湖東岸登陸的日軍兩路夾擊汨羅江邊的中國守軍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對薛岳下令：“如不遵令立撤汨羅守軍，則今后長江以南地區有失，責有攸歸。”
薛岳反對放棄軍隊，先令各軍繼續抵抗，后在軍令前迫不得已，下令撤退，讓出汨羅江防線，日軍滔滔不絕長驅直入。
9月29日，日軍前鋒已抵達瀏陽永安、長沙北鄉橋驛，長沙城內已能聽到日軍的槍炮聲。
蔣介石聽聞薛岳不聽命令，立即派陳誠與白崇禧星夜馳程，趕到湖南，協助薛岳處理一切，并宣示蔣介石“不守”的命令。
陳誠和白崇禧來到株洲南面的淥口，在第九戰區司令部向薛岳當面傳達蔣介石的意旨。薛岳仍堅決認為：“軍人守土有責，不忍輕言撤退”。
白崇禧認為，此時最應當堅持持久抗戰，以保全中國軍隊實力為急務。白崇禧認為日軍侵犯長沙，就是想伺機尋找我軍主力，加以消滅。
薛岳憤然說：“如果總是讓我帶兵退卻，我上無以對中央，下無以對國人，今后不敢再穿軍衣了。”
陳誠見兩人相持不下，就勸兩人說：“汨羅不戰，退長沙;長沙不戰，再退衡陽;衡陽不戰，退桂林。如此長期退卻，縱使中國土地廣闊，也有退到沒有退步的時候，究竟應在什么地方，可與敵一戰?我為二公計，不如且就當前敵我形勢，研究我軍有無一戰之可能?”
薛岳深信，他所統領的第九戰區軍隊士氣甚盛，可以一戰，并稱除極少數部隊失去聯絡外，其他部隊均在英勇作戰。
陳誠一方面安撫白崇禧，同時令薛岳反攻;一面將薛岳決心抗戰，堅守長沙的情況報告蔣介石，請準許薛岳因時因地制宜。
10月2日，蔣介石批準可守長沙，并下令反攻，對深入長沙的敵寇予以猛烈側擊。
此時，日軍因湘北道路被破壞，進入湖南的機械化部隊不能展開，且孤軍深入，薛岳早已調集各方面軍隊進入各自陣地，湖南民眾積極踴躍自動協助國軍作戰，從10月2日下令反攻開始，到6日，五天之中，在國軍打擊下，日寇潰退120公里，10月19日，湘北仍然恢復原有的以新墻河為界的態勢。長沙城屹立不屈。
對于這場爭吵，有人認為，白崇禧的原計劃是想在長沙以南與敵人決戰，理由是誘敵更深入，可更有利于殲滅日寇。
薛岳主張在長沙以北決戰，似乎是認為在長沙以南打，第九戰區要負放棄長沙之名;在長沙以北打，則有保衛長沙之名。同樣犧牲，當然在長沙以北決戰合算。因此，他向蔣介石建議要在長沙以北決戰。此后的兩次會戰，即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都是為“保衛長沙”而戰。
瀏陽河與撈刀河間，確實是個布“口袋陣”的好地方
薛岳指揮的三次長沙保衛戰，之所以把戰場擺在長沙，是因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通曉地理。一直研究長沙地方史的專家陳先樞認為。
他說，薛岳的個性剛愎且堅毅，在用兵上，十分注重謀略。薛岳的記憶力驚人，在作戰之前，必定關門閉戶，凝神靜氣，貫注精神在地圖上，因此，對于戰場的一山一水，一丘一陵，他都了如指掌。每當戰役開始，一旦他認定的事情，極少改變，看到機會，他就會以極大決心，命令部屬沖鋒陷陣，不惜決戰犧牲。
就地理而言，長沙地區西臨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長沙城北的東面和北面，瀏陽河、撈刀河，像個口袋，袋口擺在長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將敵軍趕到瀏陽河、撈刀河谷，作為決戰地，則可以聚而殲之。
當然，“口袋陣”是看多了演義小說的市民的俗稱。薛岳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總結前兩次保衛戰的經驗教訓，所設定的陣法，是更具科學性的“天爐陣”。
薛岳自己說：“天爐戰者，為在預定之作戰地，構成縱深網形據點式陣地，配置必要的守備部隊，以伏擊、誘擊、側擊、截擊、尾擊、堵擊諸手段逐次消耗敵力，挫其銳氣，然后于決戰地使用優越的兵力，施行反擊和反包圍，予敵以殲滅打擊。蓋為后退決戰方法，因敵之變化而變化之殲敵制勝新方略，如爐熔鐵，又如煉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前，就已經定下了天爐戰法，并且印成手冊，發給高級干部，預先排兵布陣，12月中旬侵犯湘北、敵鋒直指長沙城的敵軍，不過像棋盤上被掌控的棋子。薛岳說，他已“選定新墻、汨羅二水間為伏擊、誘擊地帶。撈刀、瀏陽二河間，為決戰地帶。并令戰時民眾加緊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所以，當日寇第三次侵入湘北，進犯長沙，薛岳讓守長沙的第十軍像磁鐵一樣緊緊吸住日軍，同時各路援軍齊進，以優勢兵力包圍日軍。
當然，1942年元旦攻打長沙的日軍也察覺到中國軍隊的意圖，他們努力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長沙城，甚至已有隊伍攻入長沙城內的坡子街、黃興路。日軍在長沙城南面的金盆嶺、東瓜山、黃土嶺、侯家塘等地，更投入優勢兵力，想把我守城的第十軍徹底摁入長沙城北的口袋中，但長沙守軍頑強堅守。等到1942年1月4日，前來包圍日軍的中國援軍在長沙城南雨花亭吹響沖鋒號時，敵人聽到背后雄壯的號音，如聞霹靂，紛紛逃竄，最后大多數日軍落入瀏陽河與撈刀河河谷、影珠山下，這無異于“自投天爐，予我以熔化之機”。第三次長沙會戰最終取得殲滅敵軍5.6萬的偉大勝利。
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后，中外報紙記者爭相報道此次會戰，稱，本次大捷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遭到的巨大失敗;三次長沙會戰的意義，已經超過了臺兒莊戰役;我軍不止是驅敵遠去，更主動出擊殲滅敵人。英國《每日電訊報》稱：“際此遠東陰霾密布中，惟長沙上空之云彩確見光輝奪目。”
蔣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記中稱：“此次長沙勝利，實為‘七七’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
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發表《告中國人民書》稱：“數周以來，貴國之長沙偉大之戰績，非僅為中國之勝利，抑且為所有同盟國共同之勝利，而為打擊整個軸心之勝利。”
第三次長沙大捷后，美國宣布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蔣介石被任命為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美英宣布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此后近兩年，中國戰場幾乎沒有戰事，直到1943年11月常德會戰再起烽火。
長沙保衛戰
從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結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統稱為長沙會戰，或稱為長沙保衛戰。長沙保衛戰是關乎中國乃至世界前途命運的重要戰役。
第一次長沙會戰發生在1939年9月至10月間，中國第九戰區部隊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區對日本軍隊進行防御作戰。這次中國從防守階段進入相持階段，并且是繼“二戰”歐洲大戰爆發后，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的第一次大攻勢。此次會戰，中方小勝。
第二次長沙會戰發生在19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日本第11軍以打擊中國第九戰區軍隊發動的一場戰役，中國4個精銳軍被擊潰，但日軍亦遭到一定損失，雖稱第二次長沙大捷，實際上，中方略敗。
第三次長沙會戰發生在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盟軍方面獲得的第一次勝利。就中國戰場而言，此戰是以武漢會戰結束為標志的戰略相持階段中，至1945年5月國軍方面獲得的最大戰役級別的勝利，本戰意義非同尋常。
第一、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后，日軍主力均從湘江東面向南進攻，遭到國軍有力抵抗。1944年6月日軍發動長衡會戰，改變攻擊方式，用近一個月從新墻河打到岳麓山下，奪得炮兵陣地，6月18日，因守長沙之第4軍長張德能配置失當、指揮失誤，長沙僅戰斗三天即告淪陷。
險些改寫中國近代史
國民黨第一代軍事將領中，先后參與北伐、剿共、抗日、國共內戰者，多如云漢星斗。然而真正能征慣戰，教對手折服，戰功永載史冊，名傳中外，垂于青史者，則薛岳將軍堪稱第一不凡戰將。薛將軍個性耿直，不喜鉆營，如非憑借歷次戰役立下赫赫戰功，何能在派系林立、惡性傾軋的國民黨軍中拔尖而起，鶴立雞群?
薛岳，生于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廣東省樂昌縣九峰鄉人。將軍字伯陵，原名仰岳，后改單名岳，以示對岳飛精忠事跡之崇仰。十七歲投入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十九歲，加入中華革命黨;二十二歲，考入保定軍校第六期。一九一九年，將軍二十四歲，正式投身軍旅，第一個職務是中華革命軍閩粵軍第一師中尉排長。
夫將者，不可單憑匹夫之勇，更要依仗智謀，知己知彼，方能談笑用兵，決勝千里。將軍有古風而又不泥于古，故能成就其百戰英雄之「戰神」美名。本文分成四個段落，概述薛岳參與幾次著名戰役之不朽事功。
一、陳炯明叛變 薛岳挺身護衛孫中山夫婦
近代史各式書籍汗牛充棟，大凡敘及孫中山先生蒙難事件的段落，制式的國民黨歷史教材，必著重描述蔣介石如何冒險犯難，九死一生，營救孫中山;英勇事跡，點滴積累，故而受孫先生信賴，許為國士。彷佛歷史要人都是循此軌跡，平步青云。是耶?非耶?譬如一本蔣介石侍衛寫的官方記錄就寫道：「由于領袖蔣公的機智，終于成功登上永豐艦，立即晉謁總理，暢談近日經過及各方情況，患難與共，倍感親切，直至深夜方休。總理曾謂：『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我兩萬援軍』。總理因領袖蔣公之赴難，除增加剿逆助力與信心外，對于蔣公的人格，非凡的勇氣與作為，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揆諸史實，國民黨建軍史上，若論真正以肉身護衛孫中山的忠心軍人，恐怕還真得首推薛岳將軍不可，如果不是薛氏智勇雙全，傾力保護孫中山切身安全，一旦稍有閃失，中國近代史極可能改寫。青年軍官薛岳，不顧自己安危，用自己的生命為孫中山擋子彈，允為第一樁戰功。
一九二一年，二十六歲的薛岳，任職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一營中校營長。同年五月四日，孫中山以陸海空軍大元帥的名義，下達北伐令，薛岳也率領著他的警衛營，隨扈孫中山赴廣州韶關。誰曉得就在后防空虛的節骨眼上，陳炯明假借北伐的名義，命令所部熊略父子的部隊進入廣州，緊隨熊略部隊后頭的，還有原本駐扎在西江的陳系葉舉、陳炯光、李云復、洪兆麟等部隊，全部乘隙涌進廣州城，就在一陣混亂之間，廣州城全城被陳炯明部隊占領。陳炯明向前方的孫中山通電提出要挾，威逼孫先生恢復他的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的職銜。六月一日，孫中山偕同夫人宋慶齡回師廣州，欲好言勸服陳炯明。薛岳率領警衛營一路護衛，孫先生夫婦下榻粵秀樓。
六月十五日傍晚，薛岳事前偵悉陳炯明將于當夜兵變謀反，立刻通知孫中山秘書林直勉、參軍林樹巍，火速通報孫中山，請其化裝成出夜診的醫師，乘黃昏時分，通過叛軍哨站，直奔廣州天字碼頭，輾轉登上永豐艦。
當天深夜，陳炯明果然稱兵作亂。陳逆謀反時，率領之叛軍有二、三萬之眾，薛岳帶領他的警衛部隊八百多人，堅守廣州大總統府，指揮若定，有大將之風。這時，孫夫人宋慶齡尚藏身大總統府左近之粵秀樓，她身邊有二十幾名衛士保護她。叛軍發動數波攻勢，都被薛岳所部擊退，叛軍見久攻不下，準備以煤油縱火焚燒粵秀樓，薛岳急請宋慶齡下樓，并由廖仲愷夫人等陪同，在重重衛士護持之下，將孫夫人安然撤離，與孫先生會合永豐艦。
廣州大總統府保衛戰，一共打了三天三夜，戰斗持續到十八日晚間，薛岳才率領殘存的兩百多人警衛營士兵，向韶關方向突圍而去。薛岳這一仗，不僅以寡敵眾，而且還制敵機先，事前巧妙安排孫中山突破重圍，安然脫身，并在千鈞一發危險關頭，冒著槍林彈雨護送宋慶齡脫險，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無疑是中流砥柱第一功。薛岳智勇雙全，給孫先生留下極為深刻之印象。
二、五次追擊 紅軍頭疼人物
薛岳在北伐期間起歷任團長、師長、軍長等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清共，導致寧漢分裂。據薛岳生前回憶，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后，廣東的李濟琛與桂系暗通款曲，獨樹一幟，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率領教導團于廣州**，時任北伐軍教導第一師師長薛岳，予以敉平，第四軍及粵軍等商議未來動向，薛岳則主張為達成國民革命，非擁護蔣介石總司令不為功。
北伐完成，何應欽(時任軍政部部長)恣意排擠，利用編遣軍隊的機會，將薛岳之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打勝仗的第四軍，精英官兵竟全部被打散到各個部隊，薛岳心灰意冷，有意辭鄉歸里，途經南京，向蔣介石辭行，蔣推諉說：「并非我對你不好，是何敬之不諒解你!」薛岳意興闌珊，打算赴德國深造，正積極研習德文，為日后習軍事作準備，這時，一個偶然機緣，讓他改變主意，繼續留在軍旅。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直前，適逢宋子文將去美國洽購棉花，臨行與蔣介石密晤。宋子文走進南昌行營委員長辦公廳，與蔣介石談完美國購棉事，立將話題轉入剿共事宜，宋子文說：「最好能征召薛伯陵(薛岳字)來贛剿共」，蔣介石聽了宋的建議，深表認同，蔣說，薛在國民黨軍當中，確是一員虎將，總理在世之日，他英勇護衛總理夫婦脫險，血戰總統府，抵抗陳炯明;參加東征、北伐，戰無不克;清黨之役，粉碎葉挺、賀龍、葉劍英武裝行動，戰功彪炳有目共睹，今次剿共戰爭若有伯陵參加，更能克敵制勝。
可是，想起薛伯陵不久前才來辭行，蔣介石不禁眉頭深鎖，探問宋子文：伯陵近況如何?宋說，薛伯陵這兩三個月在香港九龍，埋頭習讀德文，準備去德國念軍校。蔣介石笑稱，你叫薛伯陵暫緩出國，我內定他出任剿共要職。宋說，那你要趕快通知薛伯陵，免得他動身坐船走了就麻煩了。蔣急答，你趕緊通知他，請他速來南昌剿總找我。
宋子文辭出委座辦公室，當下給薛岳發了一封加急密電，「委座要事待商，請速來贛」薛岳從九龍帶了一個隨身秘書，就直奔南昌行營見蔣介石。蔣委派薛岳為第三路軍上將副總指揮，負責協助陳誠剿共。蔣面允新職，薛岳春風得意，接著面晤頂頭上司陳辭修，陳誠投石問路曰：「伯陵兄來參加剿共，我陳辭修是如魚得水，我們第五次圍剿有你，是穩操勝券啊!」陳誠想試探薛岳的政治敏感度，請薛岳兼任十八軍軍長，薛岳當下暗忖，十八軍是陳辭修的嫡系部隊，我去哪能指揮得動?所幸這次薛岳頭腦清醒，連忙謙辭不就，只接受副總指揮兼任第五軍軍長。(按：陳誠在蔣桂戰爭時，帶過國民黨軍第十一師，中原大戰時，蔣介石升他當第十八軍軍長，十一師和十八軍，是陳誠起家的部隊，也是國民黨軍嫡系部隊，「十一」和「十八」，合起來寫，就是「土」、「木」二字，當年國民黨軍便以「土木系」概稱為陳誠系統人馬)薛岳謙讓得宜，賓主盡歡，隨即走馬上任。
薛岳在一九三六年的作戰日記中曾經寫道(按：后來薛岳作戰日記編成《剿匪紀實》一書)，共產黨占領江西，國民黨軍為了對付共產黨，形成「長塹之圍」。薛岳回憶，他從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親自參與了歷次的戰役，縱橫決蕩，和共產黨周旋了無數次。共產黨突圍西走，薛岳尋跡追趕，他形容這一路追趕是「不輿不車」，步行兩萬多里。
蔣介石說薛岳的二路軍(第六路軍和第八縱隊)創了中國有史以來軍隊徒步長征的記錄，竟然徒步行軍了兩萬余里路。
湖南，似乎是薛岳打仗無往不利之地，從贛南一路窮追猛打。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間，薛岳任北路剿匪軍第六路軍總指揮，副指揮吳奇偉(吳為國民黨軍陸軍中將，廣東梅州大埔縣人，歷任軍長、長江上游江防司令、戰區副司令長官、湖南省主席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五月起義投奔中共。)。第六路軍排出來的戰斗序列是，第七縱隊由吳奇偉兼任副總指揮，轄第五十九師、第九十師、第九十二師、第九十三師，一共四個師。第一支隊轄第四旅、第七十五旅，一共兩個旅，外加稅警團的一個迫擊炮營。
真所謂「紅軍一路跑，薛岳一路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是紅軍最難挨的一個月份，紅軍最刻骨難忘的地方，就在湘桂黔邊區的窮鄉僻壤。紅五師在界首渡口苦戰兩日，傷亡過半，師參謀長，兩名團長，一名團政委，相繼陣亡，另有兩位團長和一位政委受重傷，紅八軍團的一個建制師，從渡河點以東四十四里地的附近，被薛岳的部隊連追帶打，哀鴻遍野，最后被全殲在湘江之畔。紅軍主力雖然僥幸搶先西渡湘江，逃過一劫，但是，據非正式統計，光是在湘江地區，被消滅的紅軍高達五萬之眾。薛岳也因而成為紅軍長征路上最為頭疼的敵將。
關于湘江之捷，薛岳在他的作戰日記中寫下：「匪之偽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等軍團之主力，經我軍在良田、宜章附近擊破后，繼續西竄，其先頭計已到達寧遠藍山之線。」
所謂湘江之戰，薛岳固然痛殲紅軍五萬余，但是，紅軍的主力部隊已經越過湘江，保留了有生力量。所以，薛岳才會在口述歷史中痛惜，如果有湘桂軍早一點在湘江西岸的有利地帶，配置打擊部隊，乘紅軍將渡未渡之際，予以迎頭痛擊，紅軍主力將在湘江西岸全部就殲。
千金難買早知道，歷史從無「如果」二字。湘江之戰，是國民黨軍在追擊紅軍長征的過程中，贏得的第一場重大勝利，也是發生的第一場重大失誤，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真是絲毫不爽。
一名國民黨軍空軍飛行員，在完成低空偵察任務后回報，國民黨軍劉建緒(第一路軍追剿司令)的部隊，竟然在陽光下架槍睡大頭覺。被指摘抗拒蔣介石堵截紅軍命令的白崇禧，也指摘劉建緒不努力合作，但是，紅軍的戰史中，則記載，桂軍刻意后撤興安，并且拆毀湘江兩邊的碉堡，讓出廣西的東北角，讓紅軍通過。
湘江之役，薛岳得一「小勝」，因湘桂地方軍頭消極抵制老蔣命令，道不同不相與為謀，致未能擴大戰果，這猶然是戰術層次的失誤，然而，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底犯下的戰略層次錯誤，才是日后國共逐鹿中原失去先機的關鍵。
薛岳的作戰日記大致寫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內部意見不一致，所以分成幾路潰散，一路由毛澤東率領，所部三、四千人，經草地甘肅而入陜北，希望能在那里與徐向前部隊會合。另外一路由朱德、徐向前領軍，朱德帶了三、四千人。徐向前帶的人馬最多，有七、八萬人。薛岳說徐向前率領的紅軍，「復由草地回竄，重擾巴西，十月中旬，朱徐股匪乘防軍疏懈，突圍南犯。」徐向前所部接連攻下丹巴、懋功、寶興、金湯、天蘆、榮經，進而攻打名山、邛崍，又圍雅安、漢源，直趨富林。
據薛岳作戰日記的說法，徐向前紅軍部隊南攻，「匪焰燎原，勢如破竹」，導致「西川千里，鼎沸糜爛，蜀都要區，危如累卵」。
這時，蔣介石犯了一個致命的戰略錯誤，他見四川局勢危急，心急如焚，蔣介石不叫最精銳的薛岳部隊直搗黃龍，攻擊甫進入陜北的毛澤東中央核心，反而叫薛岳的王牌軍從陜西回頭去搶救四川(薛岳作戰日記上寫「本路軍奉移師馳剿之命」)。薛岳當時的的北路第六路軍轄下，有兩個縱隊(吳奇偉兼帶的第七縱隊轄五個師，與周渾元帶領的第八縱隊轄四個師)，一個迫擊炮營。在蔣介石的瞎指揮下，七縱和八縱，全被從陜西調到四川，兩路縱隊全部朝成都進發。蔣介石這一大失誤，失去了解決陜北中共核心的戎機，也為他失去江山，種下遠因。
薛岳在公祭剿共死難官兵時，總結剿共戰果，并初估紅軍的傷亡戰損數字，薛岳在祭奠儀式上聲稱：「朱毛自江西突圍西竄，統率殘余，號稱十萬之眾，經湘贛粵桂黔川康等地區，…。本路軍奉命追剿，轉戰九省，計在追剿期中，土匪傷亡俘逃約七八萬人，竄至川西后，殘部僅萬余人耳。」
薛岳又說，他為了追擊朱徐兩軍，所率領的第六路軍在四川滎經、天蘆等地，追到紅軍主力，幾次遭遇戰之中，「計俘匪約兩千名，繳獲步槍一千六百余枝，輕重機關槍六十余挺，匪之團營連旗二十余面，馬三十余匹，匪傷亡約四千人，我軍負傷官長七十余員，士兵一千四百余名，陣亡官長四十余員，士兵六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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