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代初，由于大陸經濟困難，美國覺得有機可乘，積極支持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當時中美正在波蘭秘密接觸，周總理指示我方代表警告美國：“如果臺灣膽敢反攻大陸，反攻大陸之時，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之日!” 美方立刻表示不支持臺灣反攻大陸。
1960年4月下旬，周恩來總理與印度談判中印邊界問題，印方提出一個挑釁性問題：“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嗎?”周恩來總理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說，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的領土。” 對方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總理說：“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700來年的歷史，如果700來年都被認為是時間短的話，那么，美國到現在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能成為一個國家呢? 這顯然是荒謬的。” 印方代表啞口無言。
1982年9月，在西方素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與小平同志就香港主權進行談判。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地說：“如果到1997年還收不回香港，那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面對撒切爾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權的威脅，小平同志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窮是窮一點，但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
1987年，菲律賓總統訪華，談到南沙問題時說：“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島嶼離菲律賓更近。”鄧小平說：“在地理上，菲律賓離中國也很近。”
1989年7月， 鄧小平在會見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羅夫說：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人干涉。中國人不會跟著人家的指揮棒走。
鄧小平提及釣魚島問題時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一些刺，來障礙中日關系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系。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
2006年3月14日10時，溫總理會見中外記者時,針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到在美國以及其它地方，大家對中國在因特網方面進行的內容審查都頗有微辭時說:我想先引用兩句話，一句是蕭伯納說的，“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句是你們美國的老報人斯特朗斯基說的，“要講民主的話，不要關在屋子里只讀亞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鐵和公共汽車”。
1965年9月29日，陳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有不少外國記者，所提的一些問題也頗尖銳，這次會上，陳毅的外交部長風度發揮得淋漓盡致——
關于國共合作，陳毅說，“歡迎臺灣任何個人和集團回到祖國懷抱，參加國共合作，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擺脫美帝的控制，忠實于自己的祖國。”
關于中國發展核武器.陳毅說，“中國并不是根據有沒有原子彈來決定外交政策，中國制造原子彈是為了消滅原子彈，是為了自衛，中國保證任何時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彈。”
關于反對美國侵略政策，陳毅說，“如果美帝決心把侵略戰爭強加給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它明天就來，我們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敗它!”
陳毅的外交智慧令人驚嘆、折服。據《陳毅年譜》，1959年10月2日，陳毅智駁蘇共中央總書記辯赫魯曉夫曾是當年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事情。當時，時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謝·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周年活動。蘇聯老大哥的老大來了，自然要好好接待。毛澤東、周恩來專門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作為外交部長，陳毅自然少不了。
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不時指責中國大陸1 958年炮擊金門是“冒險”的行，是“好戰”的表現，是對“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陪在一邊的陳毅坐不住了，忍不住進行了反駁。赫魯曉夫招架不住，急不擇言地說：“好，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陳毅依然不饒，不客氣地回答赫魯曉夫，“什么第一書記，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我告訴她一句話。我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說： “是嗎?”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說“不是嗎?我比你大10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作斗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
1990年6月19日，有媒體刊登了這樣一則新聞：“離休干部、吉林省白城軍分區原司令員鄭其貴同志，因病于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終年77歲。鄭其貴同志是安徽省金寨縣人。1929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科長、指導員、營長、團政委、師長等職。”本著為死者諱的傳統，該消息自然未提及180師的如鯁往事，但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鄭去世的時間(1月26日)與發布該消息的時間(6月19日)居然相差了近5個月，實為“舊聞”。顯然，這則消息能發出來，是經過了請示和批準的，而且耗時甚久。
180師將近九千人被包圍，其中還有300余個傷員。最后損失7000余人。
關于鄭其貴，一般認為他是個政工干部，缺乏軍事主官經歷和指揮經驗，加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機械執行命令，導致180師嚴重失利。在總結大會上，彭德懷把鄭其貴罵得狗血淋頭，周圍的人也跟著猛批烈斗，鄭只是一言不發，埋頭痛哭……。
也許，需要重新認識這個被故人們稱為“好人”和“機器人”的鄭其貴。
鄭其貴沒當過連以上軍事主官?
有人說，鄭其貴一直干政治工作，是個政治干部;有人糾正說，不對，鄭其貴好歹當過連長，連以上才一直從事政治工作。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準確。但要完全弄清楚鄭其貴的任職經歷并非易事，筆者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目錄》、《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人物志》、《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冊：部隊發展史)、《安徽省志·人物志》、《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七十個軍》、《屢創奇跡的60軍》等相關資料，力求還原其主要從軍履歷。
鄭其貴生于1914年12月，安徽省金寨縣雙河鎮黃龍村人，出身貧寒。與不少有類似出身的人一樣，他加入了革命的洪流。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年僅15歲就參加了家鄉的赤衛隊(1929年)。不久，赤衛隊編入紅軍序列，他從鄂豫皖紅軍第1軍3師一名普通戰士干起，先后任紅4方面軍4軍31師32團班長、排長、連長、師部參謀、管理科長、宣傳科長。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紅4方面軍主力入川，他在一次戰斗中負傷，遂到醫院治療，仍落下右手終身殘疾。傷愈后在醫院政治部門干了一段時間，歷任紅4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組織科長、政治處主任、紅9軍醫院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和西路軍西征。順便說一句，正因為資歷老，56歲的鄭其貴在1970年退休回合肥養老時，才能以吉林省軍區白城軍分區司令(大校軍銜)之正師職享受副軍職待遇。
抗日戰爭時期：作為儲備軍事干部，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任第1分校第5大隊隊長，兩年后(1939年)調任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32團2營副營長。1940年“十二月事變”(閻錫山令韓鈞指揮山西舊軍突襲山西新軍)后，決死3縱編入八路軍戰斗序列，該縱32團于是年2月改編為決7團，先后任該團1、2營營長;同年12月，3縱兼太行軍區第3分區，任縱隊兼軍分區直屬隊總支書。1942年3月，任決7團政治處副主任兼總支書;1945年9月，升任團政委。期間，參加了百團大戰和解放陽城等戰斗。
解放軍戰爭時期：1945年12月，為應對全面內戰，決7團擴編為太岳軍區23旅(由原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7、9團及汾東游擊支隊組成)，任該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升任該旅(時已隸屬于晉冀魯豫軍區8縱)副政委。1949年初，任晉冀魯豫軍區8縱24旅旅長。不久，出于向全國進軍的需要，各地野戰軍部隊去地方化，再次擴編。是年3月，8縱正式啟用新番號，改稱60軍，23旅也升級更名為179師，鄭其貴轉任該師副政委。太原戰役結束后(1949年4月)，180師領導干部進行了大調整，除政委王觀潮留任外，幾乎都換了血，鄭其貴和段龍章分別調任該師正副師長(180師首任師長為鄧仕俊，此時轉任60軍參謀長)。
綜上，在正連職以上，鄭其貴至少干過3次軍事主官--決7團1、2營營長和24旅旅長，只缺少團級軍事主官經歷。網上有文章稱鄭其貴也當過副團長和團長，但未指明具體是哪支部隊的副團長和團長，不知據從何來?果如網文所說，鄭若當過副團長和團長，當在決7團，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他在決7團時直接由政治處主任升任該團政委，沒有副團長和團長的任職經歷。
那么，鄭其貴的軍事主官經歷為什么被有意或無意忽略呢?筆者認為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忽略鄭其貴的軍事主官經歷，也許與不知道鄭其貴有另一個名字有關。革命戰爭年代，革命者在成長過程中改名并不鮮見(如張愛萍原名張瑞緒，許光達原名許德華，李志民原名李鳳瑞等)，鄭其貴也是其中之一。他有一個曾用名叫孫灝正，具體什么時候改名鄭其貴已難以考證。不過，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目錄》記載，他于1948年1月任23旅政治部主任時還叫孫灝正，據此推斷，他至少是在這之后才改名鄭其貴的。掄餉炊啵晃得饕桓鑫侍猓翰檎“鄭其貴”在1948年1月之前的軍職履歷，不能忽略了“孫灝正”的相關資料和條目。鄭其貴擔任營、旅軍事主官的任職經歷正是筆者查自《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冊目錄“決死第三縱隊部分團級以上干部簡歷”之“孫灝正”條目。若按著“鄭其貴”去找就很容易錯過這一寶貴資料，這也許就是鄭其貴連以上軍事主官經歷湮沒無聞的客觀原因。
至于主觀原因，或許與人的成見和思維習慣有關。根據傳播學理論，一件事經過反復傳說，往往會沉淀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結論，形成心理定勢。另據心理學原理，心理定勢一旦形成，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排除與自己認識不一致的論據。鄭其貴缺乏軍事主官任職經歷和作戰指揮經驗，這是180師失利最合理的解釋，這一結論很容易也已經被普遍接受，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軍事主官任職經歷遂遭到有意無意地忽略。平心而論，鄭其貴任過連、營、旅軍事主官，但時間都不長，如要定性，他還是一名政治軍官。不過，忽略其軍事主官任職經歷，則折射出觀點先行，先入為主的思維方式。
鄭其貴在歷次戰事中表現如何?
入朝參戰前，鄭其貴主要參加了白晉、晉西南、臨汾、晉中、太原諸戰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諸役。關于他在這些戰役戰斗中的表現情況，記載非常有限，筆者參閱了相關戰史資料和鄭其貴本人及其他人的回憶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陽之戰(1945年10月～11月)：鄭其貴時任山西抗日決死隊3縱7團政委。據該團一營教導員姚曉程等回憶：“在4天準備期間，程團長和孫灝正政委下來好幾次，檢查幫助工作。孫政委頭部負傷，他堅持不下火線，扎著繃帶到各連進行指導。”這篇回憶文章系由鄭其貴和姚曉程共同署名，但從行文內容及兩人當時的上下級關系看，似是姚執筆，鄭審閱。顯然，在沁陽之戰中，鄭其貴主要發揮了政治主官督戰勵氣的作用。
臨汾之戰(1948年3月～5月)：鄭其貴時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8縱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于攻城部隊(8縱、13縱和太岳軍區部隊)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采取坑道作業。在所挖坑道遭敵破壞殆盡的情況下，23旅所挖兩條坑道成為破城關鍵。正因如此，該旅在戰役結束后被授予“臨汾旅”的榮譽稱號。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個稱號是中央軍委授予的;第二，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180師和60軍番號先后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師番號保留下來，縮編為179旅，即著名的“臨汾旅”;第三，臨汾之戰中，23旅坑道作業的總指揮正是鄭其貴。
晉中之戰(1948年5月～7月)：鄭其貴時任23旅副政委。該旅與閻錫山的“親訓師和親訓炮兵團”發生遭遇戰時，“鄭其貴副政委和團的干部一起，對二營進行了有力的動員工作，鄭副政委說：'同志們要發揚猛打猛沖的作風，堅決吃掉這股敵人”(鄭其貴、程九章、宋佩璋《沒有放列的山炮》)。顯然，與沁陽之戰一樣，鄭其貴是在履行自己作為政工干部的責任。
以上三戰有兩個特點：一、都發生在山西，屬于“地方戰”;二、鄭其貴都是作為政治軍官“參與”指揮作戰。太原戰役結束后，解放軍進入戰略追擊階段，可以說勢如破竹。此時，鄭其貴當上了師長，他率領180師開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擊，但沒有遇到大仗、硬仗、惡仗，其軍事指揮能力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鍛煉和考驗。
抗美援朝戰爭中，鄭其貴的軍事指揮能力也不得上司、60軍軍長韋杰的信任。入朝前，韋杰曾帶手下三個師的軍事干部到南京軍事學院“突擊學習”，179和181師去的都是師長(吳仕宏、王誠漢)，惟180師去的不是師長鄭其貴，而是副師長段龍章(段龍章，1920年生，陜西耀縣人，原8縱第24旅70團團長，因在太原戰役中表現出色，升任副師長。抗美援朝結束回國后曾任第60軍181師炮兵副師長、12軍31師炮兵副師長、12軍炮兵司令員，上海警備區炮兵司令部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上海)。在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韋杰向180師下達命令時，經常找的也是副師長段龍章而非師長鄭其貴。
“堅決執行”與“機械執行”有何不同?
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180師并非唯一遇險的部隊。12軍31師91團和第27軍81師的境況比180師更危險(縱向看，突入南部比180師深入;橫向看，與友鄰部隊相距約90公里，比180師的20公里遠4倍多)，然而，這兩支部隊都安然北返，受到彭德懷表揚。91團和81師能夠順利突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部隊領導在敵情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能夠領會但并不機械執行上級命令，隨機處變。相反，鄭其貴缺乏獨斷專行的魄力與能力，他的指揮方法就是唯上，這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表現之一：5月22日深夜，180師收到軍部發來的命令：“一個團北移漢江北構筑阻擊陣地，師主力置北漢江以南掩護兵團主力北移及傷員轉移……。”(陳忠龍《屢創奇跡的60軍》)注意，這份命令沒有明確掩護多久，具體何時撤到江北。由于左翼15軍是日夜已開始北撤，右翼63軍與60軍陣地結合又不緊密，180師有孤軍突出、背水對敵之險，副師長段龍章和參謀長王振邦遂建議師主力先過江，江南只留小股部隊。不擅長軍事指揮的鄭其貴很依賴也很信任這兩位軍事助手，遂向軍部請示，不料遭到否決。
5月23日中午，60軍又向180師轉發了3兵團電報：“各部暫不撤收，并于前沿構筑堅固工事，阻擊敵人，運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軍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們。”(同上)在兵團命令基礎上，軍部加了一條，明確要求180師在江南阻敵5天。接令后，段龍章和王振邦再次建議主力北渡漢江，江南只留少數部隊掩護，以免陷入被動。大概是上次請示碰了釘子，鄭其貴這次直接拒絕了，沒有再向上級請示。據時任180師政治部干事的張城垣回憶，鄭其貴是這樣答復的：“你們所說的問題，我也想到了，問題是這么多傷員還沒有運完，上級要求暫不撤收，因此沒有上級新的指示，我無權改變就地掩護的命令。”(張城垣《志愿軍180師受挫始末》[上]，《文史月刊》2001年第8期)
表現之二：5月25日14時，60軍命令180師兩個團北移馬坪里，一個團在駕德山(馬坪里南)掩護傷員撤退。次日10時24分，軍部突然改變命令，要求180師停止北撤，在駕德山和北培山(駕德山南)一帶繼續阻敵。接到軍部第二道命令時，538、539團已向北走出10多公里，但鄭其貴堅持執行上級指示，命令539團掩護和轉移傷員，538團往回走，與540團共同阻敵。
對此，538團領導很有意見，建議不要變更命令，還請求到師部面陳意見;540團政委李懋召也主動表示兩個兄弟團不必回來，自己斷后。然而，鄭其貴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他堅決要執行上級命令(張城垣《志愿軍180師受挫始末》[上])。事后看來，180師在26日若能夠根據實際情況，繼續執行軍部25日的第一道命令，全師脫險問題應該不大，負責運送傷員的539團在26日脫圍而出就是明證。對此，親歷是役的180師政治部干事張城垣評價說：“師長機械地執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師喪失了擺脫重圍的良機。”(張城垣《志愿軍180師受挫始末》[上])
然而，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鄭其貴一個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實際上，人們對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據“結果”作出“結論”。在不少人的回憶中，鄭其貴是個“好人”，也是“機器人”，如上級的指揮和命令準確、及時，他只會得功不會有過。試想，如果鄭其貴率部成功突圍，他就不是“機械執行”而是“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了。鄭其貴的悲劇一定程度上是“通訊工具”惹的禍。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一書的作者貝文·亞歷山大曾這樣評價志愿軍：“也許由于缺乏通訊設備，最嚴重的問題是部隊過于死板。譬如團一級才有無線電、營一級才有電話，營以下部隊只能靠通訊員、軍號、哨子、信號彈和手電筒來聯系。戰術上的僵硬死板有時后果極為嚴重。營級以下的指揮員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一個營一旦投入戰斗，往往要打到彈藥完全用盡之時，即使這樣做徒勞無益，甚至可能導致戰術上的自殺后果。”
團級以下通訊工具落后，團級以上通訊能力又如何?志愿軍司令部發出的命令到達各兵團，通過譯電、發出、再翻譯出來到各兵團首長處，需要3小時以上。兵團與各軍之間的通訊更不順暢，眾所周知，3兵團與各軍曾失去聯系達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團電臺未被炸毀前后，其與各軍之間的通訊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例如，3兵團于5月22日給60軍發的電報，雖然17時就發出，但60軍當天深夜才收到，耽擱了整整六七個小時;25日18時50分給180師發的電報，后者第二天10時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個半小時之久!兵團與軍之間的通訊聯絡尚且如此，軍與師之間的通訊能力可想而知。實際上，中共軍隊自建立后，通訊工具和通訊能力一直是個弱點，不過大家都習慣了在聯絡不暢的情況下指揮作戰。因此，蘇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在給蘇軍總參作戰部長的報告中寫道，在志愿軍中，上級機關“同部隊失去聯系，都泰然處之，沒有一個人著急”(《科切爾金關于中國軍隊情況給蘇軍總參謀作戰部長的報告》，1951年6月16日)。
機械執行上級命令的只有鄭其貴嗎?
若將眼光放遠一些則不難發現，在中共軍隊幾大系統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們最“聽話”，極少出現“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情況，這也許也是“紅四”遺脈的習慣或傳統。或因如此，第五次戰役撤退階段，“機械執行”命令的，不只是鄭其貴，還有他的直接上司韋杰。
韋杰是廣西人，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將領之一，1955年授中將軍銜。不過他只是177名中將的一員，所以需要插敘一下他的突出事跡。韋杰是一名老紅軍，1927年13歲時就參加了農民自衛軍，兩年后又參加了鄧小平領導的廣西百色起義，1935年1月在長征中帶著偵察連打下婁山關，立下大功。因為這段經歷，他在1955年獲得“二級八一勛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著有功勛者的證章，其中二級八一勛章授予當時的營團級干部)。抗戰時期曾任“朱德警衛團團長”、115師688團團長、129師新編第1旅旅長，參加過香城固戰役。解放戰爭時期當過18兵團61軍軍長，參加過上黨戰役、晉中戰役和太原戰役。1950年11月，韋杰調任60軍軍長，次年5月參加第五次戰役，時年37歲。平心而論，他在指揮180師突圍時，不是能力有問題，而是犯了和鄭其貴一樣的毛病，那就是“機械執行”命令。
表現之一：5月22日，當鄭其貴根據師常委集體決議，向軍部請示師主力北渡漢江時，韋杰根據兵團命令拒絕了。韋杰對兵團的指示不僅是“堅決執行”，有時甚至“堅決”得過了頭。23日中午，兵團來電指示暫不撤收，要求掩護傷員撤退，并未明確掩護的具體期限，而韋杰則命令180師在北漢江以南堅決阻敵，爭取5天時間。對此，《屢創奇跡的60軍》一書作者陳忠龍評價道：“60軍首長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到了機械執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態勢發展到危險的境地。”
表現之二：23日下午，3兵團電臺被炸毀，60軍與兵團失去聯系達3天之久，無法得到上級指示。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許是好事，韋杰完全有理由臨機處變。然而，盡管180師的處境在急劇惡化，韋杰仍認為“一定要堅決地執行上級的命令”(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這是180師在北漢江北岸設置的二線陣地，它的失守意味著該師后路已斷。情勢危急之下，韋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師結束在江南的掩護任務北撤，命令傳至該師時，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現之三：180師雖然在北漢江以南等了敵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還有機會脫險。然而，韋杰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師徹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時24分，韋杰收到3兵團于25日16時50分發來的電報：“你軍除1個師控制于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區，擔任阻擊任務外……。”韋杰把這個任務交給了180師。看看地圖就知道，該師兩個團已經向北越過該阻擊線10余里，所以韋杰不但要180師停止北移，還要求其中1個團折回。其實，3兵團因電臺被炸毀，已經“瞎”了3天，這份電報指示是根據60軍于24日上報的形勢作出的，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已時過境遷。說得嚴重一點，韋杰這么做實際上是把180師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師突出重圍到鷹峰山下時，11000余人的部隊已經只剩個零頭了。
列寧曾告誡我們，真理與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這也許也是“堅決執行”命令與“機械執行”命令的距離吧。180師出事后，鄭其貴很快被撤職(1951年7月)，在3兵團降職為管理處副處長(副師級)。韋杰同樣遭到撤職處分，不過時間稍遲(1952年10月)，離職后到南京軍事學院當高級函授系主任。不過，韋杰得到了原諒，1955年授銜時位列中將，與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級，而鄭其貴不過上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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