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于動輒死傷上萬人的現代戰爭來說，更是如此。跨過鴨綠江的志愿軍，之所以能在朝鮮戰場上與裝備精良的美軍一決高低，蘇聯對中國贈予或出售的軍火，包括各種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飛機等，功不可沒。在很大程度上，蘇聯提供的這些武器裝備，對于整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從以步兵為主的單一陸軍，走向諸軍兵種合成的現代化轉型來說，一度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國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連同上世紀50年代蘇聯援助中國的各種經濟項目一起，直到“文革”前的1965年才全部還清本息。
中國出兵朝鮮：斯大林感動得流淚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準備赴朝作戰，任命彭德懷為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同時，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去見斯大林，尋求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并給予空軍支援，這是中國出兵朝鮮最迫切的需求。當時中國準備了兩套方案，如蘇聯提供武器援助，特別是派遣空軍入朝作戰，中國就出兵，否則中國將按兵不動、見機行事。
周恩來與斯大林此后幾天的會談，進展并不如人意。斯大林認為：蘇聯空軍還沒有準備好，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飛機支援志愿軍，即便支援，空軍也只能到鴨綠江邊。問題在于，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必須跨過鴨綠江，戰場在朝鮮境內。蘇聯空軍不過鴨綠江，就等于沒有提供空中掩護，這正是中國領導人遲遲下不了決心入朝作戰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斯大林承諾，蘇聯完全可以滿足向中國提供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的要求。隨即斯大林和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告了這一情況。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出兵朝鮮一事進行討論。在毛澤東的堅持下，為保障中國邊疆的長治久安，會議最后決定，即使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當美軍向朝鮮北部地區大舉進攻時，無論有多么大的困難，都必須立即出兵援助朝鮮。幾乎與此同時，因中蘇雙方就蘇聯空軍是否入朝作戰問題沒有談攏，斯大林也讓人轉告金日成，中國人已經決定不出兵，最好把剩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境內。莫斯科傳來的消息令金日成 “感到驚訝”，但痛苦地表示：“他們將照此執行。”
13日的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把出兵朝鮮的決定告訴了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聲稱“中國人有義務派出部隊”，先派出9個師組成第一梯隊，盡管裝備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偽軍。然后，再準備第二梯隊。接著，毛澤東又提出了蘇聯空軍掩護的問題，而且“希望它盡快到達，無論如何也不應遲于兩個月”，同時表示周恩來“必須與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當晚22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菲利波夫和你聯名電上說，蘇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項裝備，不知它是用租借辦法，還是要用錢買，只要能用租借的辦法，保持二十萬萬(20億)美元預算用于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長期戰爭，并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
斯大林通過羅申得知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的決定后異常興奮，以至于14日兩度致電金日成：經過搖擺和作出若干臨時性的決定之后，中國同志終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鮮的最后決心。有利于朝鮮的最終決定終于下定了，我為此感到高興。因此，您知道的關于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情況介紹應予撤銷。與中國軍隊出動有關的具體問題，您需要同中國同志一起來決定。而中國所需要的技術裝備將由蘇聯提供。祝您成功。
19日晚，志愿軍橫渡鴨綠江，消息傳至莫斯科，斯大林感動得掉下了眼淚，連聲說道：“還是中國同志好，還是中國同志好。”此時，斯大林似乎才真正認識到，中國是蘇聯不可或缺的盟友。這一認識的轉變，促使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武器裝備援助的力度。
斯大林當然明白，中國不僅是在為朝鮮作戰，更主要的是在為蘇聯作戰，為社會主義陣營作戰。因此，無論從什么角度看，蘇聯都有義務對正在戰場上殊死搏斗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和支持。
朝鮮戰場的戰斗打響后不久，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魚雷快艇、裝甲艦、潛艇、岸炮等海軍武器裝備，并擬派海軍司令員肖勁光飛赴莫斯科進行商談。斯大林第二天便回電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來又致電斯大林：“新的戰役即將開始”，而“鴨綠江鐵路橋每天都在遭受敵機轟炸”，為解前方作戰燃眉之急，需要立即從駐遼東半島的蘇聯部隊中抽調500輛汽車。斯大林當天便答復：“為了盡快將汽車移交給您——我是說給您新車，已指示我軍司令部不是從旅順，不是從舊車中調撥，而是在滿洲里交付新車。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輛，11月25至26日移交355輛，剩余車輛將于今年12月5日前盡快發出。在滿洲里站還將交付1000輛汽車。”對于周恩來提出的請蘇聯為中國正在組建中的一個空軍集團軍派遣15名軍事顧問的要求，斯大林也立即予以滿足。
為了加強志愿軍的空軍作戰能力，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無償向中國提供372架米格-15飛機，僅支付從蘇聯到中國的運費即可，運費可從軍事貸款中扣除。
從武器裝備上來說，中國要單獨應付這樣一場現代化戰爭是不可能的。僅供應足夠的彈藥這一項任務中國本身就根本無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鮮戰場上所需彈藥約14100多噸，而國內的軍工生產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噸，當時國際上唯一可能供應武器彈藥給中國的國家只有蘇聯。斯大林基本滿足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要求，特別是在停戰談判開始以前，幾乎是有求必應。
斯大林的舉動表明了蘇聯作為一個盟國的誠意，毛澤東對此非常滿意。當然，中蘇關于軍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沒有矛盾和分歧，特別是在戰爭進入邊談邊打的僵持階段以后，毛澤東仍然要求蘇聯大規模提供裝備，斯大林卻似乎認為中國關于軍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經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緊急的。
中國靠蘇聯武器援助實現軍隊現代化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戰役后期，毛澤東派高崗和總參謀長徐向前率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購買60個師的蘇聯武器裝備問題。根據徐向前與蘇聯總參謀部的代表進行預備談判后發來的電報，蘇聯方面認為，在這60個師裝備的總數中，1951年只能供給16個師的裝備(其中含3個朝鮮師的裝備)，其余44個師的裝備將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他在6月21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我軍在朝鮮參戰8個月的經歷清楚地表明了我軍與敵軍在裝備上的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軍裝備。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派高崗同志去請您供應60個師裝備的原因，對此您是答應過的。這是我們在朝鮮參戰部隊今年起碼的要求。”對于蘇聯總參謀部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與朝鮮戰場的需要和時間是相抵觸的”。
毛澤東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個月內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給斯大林的電報稱：“為滿足朝鮮戰場的迫切需要，請您研究一下高崗同志轉給徐向前同志的申請，以及從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輕武器、大炮、坦克、飛機、汽車、汽車備件及燃油料、藥品和其他軍用物資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參戰各部隊根據現實的編制得到補充。這對軍事行動的展開是有利的。”
斯大林則答復：“關于裝備60個師，我應當直言不諱地對您說，要在一年內完成這些訂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說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認為，在今年內提供10個師以上的武器裝備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內，也就是三年內有可能完成60個師的訂貨，但還是有很大困難。這就是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的最后意見。我曾經千方百計想縮短這個期限，哪怕縮短半年也好，但遺憾的是，經過檢查，結果沒有可能。”
談判從6月上旬開始，持續到10月中旬，最后雙方達成協議：1951年只能解決16個師的裝備，其余44個師的裝備按每年三分之一計算，到1954年全部解決。實際上，直到1952年4月，蘇聯只提供了4個師的裝備，而且其中3個師的裝備是要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
客觀地講，斯大林說蘇聯生產有困難是實情，而毛澤東堅持急需的這些裝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問題。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的確是通過輪番赴朝作戰并配置整套蘇聯裝備而實現改裝的。
中國在得到蘇聯提供的軍需裝備后，對取得朝鮮戰爭勝利的底氣也更足了。1953年初，中國在朝鮮戰場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兵力、裝備、訓練、工事和交通，還是彈藥和糧食儲備，都處于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在朝鮮領導人越來越感到戰爭造成的疲憊不堪，越來越感到必須休戰的同時，中國志愿軍部隊則是“決心大、信心足、情緒高”，準備打好贏得最后勝利的“過關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美國新政府宣揚的“放蔣出籠”、封鎖中國等威脅性政策，毛澤東于2月7日做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中國準備將戰爭進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截至1954年，解放軍用蘇制武器及仿制品裝備了106個步兵師、18個地面炮兵師、8個高炮師、3個坦克師和23個航空兵師，首次實現了全軍裝備的標準化、序列化，并由此發展為諸軍兵種的合成軍隊。
當然，蘇聯對華援助也有水分。蘇軍在1947年后裝備了AK-47自動步槍和C-41半自動步槍，對華卻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沖鋒槍(中國仿制品為50式沖鋒槍)和更老的莫辛-納甘步槍(中國仿制品為53式步槍)。蘇軍1949年開始裝備T-54坦克，將淘汰的2000多輛T-34賣給中國，許多車上居然還留有“二戰”時對德作戰后的彈痕，只是刷了一層新漆。
空軍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蘇軍提供的7個空軍師裝備中，僅1個師是米格-15，其余均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蘇聯研制的第一種噴氣式戰斗機，性能不穩定，總共只生產了500余架，這時卻一股腦將369架賣給中國。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該機難以同美軍的F-80和F-84交鋒，更談不上打F-86，最后，對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們敢懷疑社會主義蘇聯生產的飛機的優越性?”當時的解放軍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忍無可忍，同蘇方鬧得拍了桌子。后來，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兩次致電向毛澤東表示道歉，并無償贈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蘇方又將60架現役的伊爾-28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不過同年蘇軍裝備了米格-17，卻未向中國提供。
蘇聯向中國出售的武器裝備，盡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陳舊一些，有些還是蘇軍的淘汰退役品，但畢竟是經過戰爭考驗的，這些武器裝備對志愿軍在朝鮮三八線上頂住美軍，起到相當的作用，也使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在短期內起了質的飛躍，用彭德懷的話說就是，短短幾年超過了舊中國幾十年的建設。
在中國制定“一五”計劃時，斯大林也同意幫助中國建設141項重點工程，1954年赫魯曉夫又追加15項，成為奠定中國工業化基礎著名的“156項”。后來落實的工程共150項，其中44項是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三軍各種主戰裝備的制造廠。這樣，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中國以幾十億人民幣費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國防工業基礎，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創造了成本最低和規模速度空前的紀錄。
沒有免費的午餐，軍火債一還十年
中國向蘇聯尋求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還債”的伏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蘇聯對中國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條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期間，中蘇雙方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宣布對華提供3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機器等物資。蘇聯要求“將中國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鎢、銻、鉛、錫提供給蘇聯政府”，期限為14年，前4年以易貨方式提供，從1955年開始作為償還貸款的供貨。蘇方要求的數量令在莫斯科談判的周恩來頗感為難： “鎢第一個兩年每年8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9000噸，最后10年每年10000噸;銻第一個兩年每年6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7000噸，最后10年每年8000噸”。上述戰略物資中國確有一定儲藏量，但開采和生產極為落后。如解放前鎢砂最高年產11458噸，而1949年僅2767噸。這些戰略物質自給略有剩余，要到達蘇聯提出的要求，卻顯然力所不及。
經過周恩來斡旋，蘇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鉛、減少錫和銻的供貨”的請求。不過，蘇聯提出的這個附加條件使毛澤東感到莫斯科處事的盛氣凌人。針對這種情況，中方在起草關于貸款的議定書時，特意首先提到：“鑒于蘇聯缺乏戰略原料(鎢、銻、鉛、錫)的困難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幫助蘇聯政府，同意將中國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鎢、銻、鉛、錫提供給蘇聯政府”。
這個文件發回北京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劉少奇給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發去電報說，政治局會議認為貸款議定書前言中幫助蘇聯政府數句似可刪去。但毛澤東堅持這種說法，他在復電中稱：“借款議定書前言數句，意即為中國對蘇聯之報酬，不宜刪去。”顯然，因為這種條件表明中國得到蘇聯貸款并非是單方面的求援，而同時也為蘇聯提供了幫助。
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解決戰場的燃眉之急，中國不得不一再向蘇聯提出貸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對蘇聯遠東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國參戰，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種武器，蘇方還提供技術和設備幫助中國建設兵工廠。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大部分裝備系有償(半價)提供，為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人民幣，在當時折合13億美元。后來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占了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左右。
師哲曾回憶說：“我們和蘇聯談判時，只談到軍火的數目，而沒有談軍火的價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過慣了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對商品經濟很不熟悉。一向以辦事精細著稱的周恩來私下對師哲說：“我們接受蘇方的軍火，是作為他們對抗美援朝的貢獻而接收的。”長期在蘇聯生活過的師哲回答說：“他們辦具體事情的人不會同意我們不付錢的想法。”
事后證明，并非是“辦具體事情的人”要同中國算賬，斯大林本人的態度也是如此。作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簽訂的協定規定，在1954年至1959年間，中方向蘇方提供鎢砂16萬噸、銅11萬噸、銻3萬噸、橡膠9萬噸以及相當數量的農產品，作為對蘇聯援建項目補償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戰”中，蘇聯從美國得到的約100億美元租借物資，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象征性地償還了3億美元。
根據《中國財政統計》中公布的數字，從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國對蘇聯已經還債33億元人民幣，即已將所欠的武器債務基本還清，此時所欠的債務不是抗美援朝的軍火債務，而多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后所留裝備的收購費，其總額折合23億人民幣。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華的全部蘇聯專家。隨后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倡導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帳。周恩來把帳算出來，說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長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那么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時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于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當時，盡管全國普遍遭遇大躍進后的大饑荒時期，但國家還是拿出蘋果、雞蛋等農產品來還債。對于當時的情形，北京大學學者李零曾回憶說，“后來，兩邊(中蘇)越搞越僵。我只記得，我牙不好，怕酸，蘋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說，好蘋果都送到蘇聯還債了。只要是蘋果，肯定是酸的。”據說最初中國抵債的農產品曾遭蘇聯方面刁難——“雞蛋、蘋果過篩子，大了小了都不要;豬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國最終提前一年還清了50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為此，周恩來在當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曾說明：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
1965年10月，中國又還清了蘇聯1961年的50萬噸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完全還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長陳毅接見日本記者時宣稱：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任何外債的國家。這時，由于政府一并清償了國內公債，“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成為國內宣傳中自豪的話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對蘇聯的還債，一方面經受了朝鮮戰爭以及大躍進后國內大饑荒的嚴峻考驗，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債務中嚴守信用，也成為此后多年國外愿意對華大量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很大程度上顯示了中國人的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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