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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再論“不可靠敘述”

(2011-04-02 11: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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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學習敘事學方面的文章。

原文地址：再論“不可靠敘述”作者：海上夜行人

再論“不可靠敘述”

（《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0年第1期）

摘 要：“不可靠敘述”是當代敘事理論中的不同學派之間爭論的一個焦點。國內外學者在對布思給出的經典定義的解讀和“不可靠敘述”產生的機制等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的分歧。強調作者的修辭學派和強調讀者的認知學派都具有明顯的片面性，“不可靠敘述”實際上是敘述者的感知和表達、（隱含）作者的意圖，以及讀者的參與和識別這三方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敘事學研究領域的拓展，非敘事文本領域為不可靠敘述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關鍵詞：不可靠敘述；作者意圖；敘述者感知；讀者參與

Abstract: Contemporary narrative studies have witnessed many controversies between different theoretical schools caused by the term “unreliable narration.”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has been achieved so far among scholar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Wayne C. Booth‟s defini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Both author-oriented rhetorical approach and reader-oriented cognitive approach suffer from obvious negligence of the other side. Actually, unreliable narration i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 of the narrator‟s perception, (implied) author‟s intension, and reader‟s participation. As the domain of narrative studies expanded,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various forms other than literary texts has become an inviting and promising field.

Key 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 author‟s intension; narrator‟s perception; reader‟s participation

一、 概念的提出

在《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中，韋恩·布思（Wayne C. Booth,1921—2005）提出了一系列對后來敘事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術語，如“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不可靠敘述”(unreliable narration)、“非人格化敘述”(impersonal narration)等等。自“隱含作

者”這一概念誕生起，敘事理論領域的學者們就對其有無存在的必要和作用展開激烈交鋒、爭議不斷。而與這一局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學者們對“不可靠敘述”似乎沒有提出什么懷疑和挑戰（抑或是興趣），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逐漸受到應有的重視。

實際上，“不可靠敘述”與“隱含作者”這一概念密切相關、不可分割。布思在《小說修辭學》

第六章“敘述的種類”（“Types of Narration”）中提出了“可靠敘述者”和“不可靠敘述者”這一對概念：在這類敘述者之間的距離上，我們的術語顯得近乎絕望的不足。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術語，因此當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準則(norms)（即隱含作者的準則）相一致時，我把他稱為可靠的敘述者，反之則稱之為不可靠敘述者。（Booth, 1961: 158-159）(筆者自譯)

布思進一步指出，各“不可靠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準則的偏差在程度上和方向上存在差別，這也導致了“不可靠敘述者”之間也存在的顯著差異（Booth, 1961:159）。不難看出，布思是以敘述者的所說所為與作品中隱含作者的準則之間的異同為標準來判斷敘述者是否可靠的。在實際考察中，布思往往是從文本中兩個聲音（敘述者和隱含作者）在故事情節上的事實/虛構，價值觀念上的贊成/反對這兩個緯度來加以判定的。此外，“不可靠敘述者” 往往出現在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情況，盡管第三人稱敘述者中也可能“不可靠”。產生“不可靠敘述”的原因很復雜，包括心理上的不穩定、根深蒂固的偏見、智力上的缺陷、無知，以及故意欺騙等等。

這里就產生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隱含作者”到底是指寫作的真實作者在文本中創造的、在一部作品中只存在唯一的一個 “第二自我”呢，還是由讀者從文本中推導出來的、一部作品中可能存在無數個不同的“作者形象”？對于布思來說，答案是前者。因為布思深受亞里士多德及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在文本研究中是從修辭的角度出發的，強調的是作者，而非讀者。“隱含作者”這個概念之所以能被當時包括嚴守內部研究的新批評派的學術界所接受，也是因為它意味著一個文本只存在唯一的一個“隱含作者”，與新批評所主張的文本只有一種（位于它內部的）唯一的意義和解讀這一觀點不謀而合。對此阿格薩·紐寧（Ansgar F Nünning）曾一語道破：“對許多批評家來說，„隱含作者‟為在談論文本現象的表象下來談論作者及其意圖提供了一個在術語上能被接受的方式”(Nünning, 2005: 92) 。因此，“隱含作者”應是由真實作者創造的。當然，在今天看來，布思只強調了作者對讀者的引導作用，忽略了讀者對于文本的創造性。但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背景、不假思索對他進行猛烈批判，畢竟讀者反應理論是在布思《小說修辭學》出版后十年左右才逐漸形成氣候的。

根據布思的邏輯，既然“可靠/不可靠敘述者”是以其言行與“隱含作者”的準則來判別的，而“隱含作者”又是以真實作者在文本中創造的那個相對穩定的形象，那么采用和安排“不/可靠敘述者”這一技巧，體現的當然是作者的意圖和想法。

二、 影響與挑戰

布思1961年提出“不可靠敘述”這一概念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得到了敘事理論界的普遍接受和認可。除了阿格薩·紐寧和塔馬·雅克比(Tamar Yacobi)為代表的當代認知派敘事理論家們對他進行了批判外，后來的理論家大都贊同布思的界定，只是在細枝末節上做了修訂，正如紐寧所指出的：“布思的界定[……]已成為該術語的經典定義，只是最近才受到挑戰”（Nünning, 2005: 89）。

1983年以色列學者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在她出版的《敘事性虛構作品：當代詩學》(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一書中對可靠/不可靠敘述者的定義基本上源自布思：“不可靠的敘述者是這樣一個人，對于他所講述的故事和對其的評論，讀者有理由懷疑”，造成不可靠的原因包括“敘述者知識有限、他個人的卷入以及他那有問題的價值觀念體系”。在1987年普林斯(Gerald Prince)所編的《敘事學辭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中，對“不可靠敘述者”的定義更是直接采用了布思的定義：“指這樣一個敘述者，他的準則和行為與隱含作者的準則不一致；他的價值觀（品味、判斷、道德感）與隱含作者的相異”（Prince,1988:101）。 1999年英國著名文論家、劍橋大學教授馬克·柯里

(Mark Currie)出版了《后現代敘事理論》(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一書。在書的第六章：“真實的謊言：化身博士中的不可靠身份”中，作者分析了英國19世紀著名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說《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中的敘述內容、方式，并對其做出了道德判斷。柯里仍然是通過敘事視角控制距離的敘事原則以控制道德判斷。顯然布思的影子還是揮之不去。2002年出版的、由美國加尼弗尼亞大學阿波特（H. Porter Abbott）著的《劍橋敘事學導論》（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中，也論及了“不可靠敘述”。作者先拋出了這一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作者首先會將他們的故事委托給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Abbott, 2007:159)。接著，指出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在論述過程中其定義仍是沿用布思的經典定義。

2005年出版的《敘事理論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代表了敘事理論的最新進展和前沿動態。正文的第一部分“頑題新解”(“New Light on Stubborn Problem”)以布思的②①

論文開場，他對自己時過多年的概念“隱含作者”仍頑強加以辯護（此乃生前最后一次）。隨后的兩篇論文討論的話題均為“不可靠敘述”，分別出自紐寧和雅克比之手。都對布思及修辭性敘事理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認知敘事學家傾向于過度強調接受語境”，作為該派代表人物紐寧和雅克比都反對布思以隱含作者的準則作為判定“不可靠敘述”的基礎，二人長期從讀者閱讀的角度探討不可靠敘述問題。雅克比自認受到斯坦伯格（Meir

Sternberg）關于將“虛構話語當做一中復雜的交際行為”的影響，長久以來將“不可靠性”定義為一種“閱讀假設”，用來解釋一些難以解釋的文本問題（如無法講述的細節，自我矛盾等），而不需要那個起著某種仲裁、觀察或交流的中介—尤其是那個與作者相矛盾的無處不在的言說者。她認為在文本的不一致和敘述的不可靠性上不存在自動的聯系（automatic linkage）（Yacobi, 2005: 109-110）。在布思的理論的挑戰者中間，雅克比最為持久，對紐寧的影響也很大。紐寧在對現有的關于“不可靠敘述”的理論作了一番詳盡的回顧。針對以布思為代表的修辭派理論，紐寧首先從理論上發難，認為布思的定義含糊不清，并且前后矛盾；其次從方法論上指出修辭派理論的缺陷——即“無法解釋敘述者的不可靠性在閱讀過程中是如何被理解的”（Nünning, 2005: 92）。然后，紐寧指出“事實上敘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由讀者決定的”（Nünning, 2005:93）。

在不同種類的“不可靠敘述”如何區分這個問題上，蘭瑟（Lanser）進行了“不可靠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和“不可信賴敘述者”（untrustworthy narrator）的區分，奧爾森

（Olson）則提出“事實性不可靠性”（factual unreliability和“規范性不可靠性”（normative unreliability）之分，紐寧坦言：“費倫和馬丁對不同不可靠敘述性的區分是迄今最系統、最有用的分類”（Nünning, 2005: 94）。費倫(James Phelan)是布思的學生、當代美國著名修辭性敘事理論家，他一直以來是布思的理論的堅定的支持者。他在繼承布思的理論的基礎上，對判定“不可靠敘述”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的拓展。他根據敘述者發揮的三個功能（報道、評價和解讀）提出了以交流中的“事實/事件”、“道德/判斷”、“知識/感知”三個軸來區分。應該說前兩個軸，布思的定義里已經包含了，費倫增加了“認知/感知”這一新的類型。 費倫進一步指出由于每一個軸上都存在兩種導致不可靠敘述的方式：不足和歪曲，因此他認為一共有六種不同的不可靠性：不充分報道、錯誤報道、不充分判斷、錯誤判斷、不充分解讀和錯誤解讀（Nünning,2005: 94）。盡管沿著布思開創的修辭派道路、費倫的理論已經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紐寧認為以費倫為代表的修辭派，仍然沒能回答讀者遇到不可靠敘述者時是如何辨別的這個問題。

④③

至此，紐寧亮出認知派和建構派敘事理論家的觀點，他們認為在不可靠敘者和隱含作者之間建立起的關聯，會使敘事理論無法解釋不可靠性的語用效果。紐寧和雅克比都將不可靠性視為文本和讀者之間的互動。紐寧進而提出：“與其說不可靠性是敘述者的一種性格特征，還不如說它是讀者的一種闡釋策略”，不可靠敘述應視為一種“綜合的闡釋技巧”（Nünning, 2005: 95）。

與此同時，以費倫為代表的修辭學派理論家對認知學派也提出了批評。認為他們過分強調讀者，忽略作者的中介（隱含作者）和不可靠敘述的文本信號，就如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一樣。針對布思確有忽視讀者的缺陷，費倫提出不同種類的不可靠敘述實際上都有三方結構：人格化敘述者的感知和表達、隱含作者（或文本信號）的感知和表達以及辨別出這二者處于對立狀態的讀者(Nünning, 2005:100)。紐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費倫的模式，因此提出綜合認知和修辭派的理論，形成一個新的模式。但他也意識到這種綜合是具有局限的，如仍不能回答判定不可靠敘述三個因素各自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在論文的最后，他指出關于不可靠敘述這個問題上還有六個方面有待深入探討。

在國內，趙毅衡先生是較早地談到“隱含作者”（趙譯為“隱指作者”）和“不可靠敘述”，并將它們運用到中國作家的作品分析中去的。在《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和《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這兩部書中，趙先生都承認中外文學作品中都存在“所言非所指”、“言不由衷”這一現象。他對布思將其界定為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價值觀、道德觀不一致基本認可。但對如何判斷敘述是否可靠上，趙先生對布思提出了質疑。在《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趙先生認為“不可靠性是在敘述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判定敘述是否可靠的“唯一的參照標準是從述本回溯底本，看底本變成述本的過程中加入了多少扭曲”（趙毅衡，1994:70）。而在《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一書中，趙認為布思“將隱含作者的價值集合總結出來，看敘述者是否與其一致”是一種“循環論證”（趙毅衡，1998: 44）。趙先生進而提出從“敘述語調、敘述的文體特征”和是否“敘述者與其他主體意識發生沖突”這兩個標準來判定敘述是否“可靠”（趙毅衡，1998: 44）。趙先生前后兩個標準似乎不盡相同，在本質上他還是贊同認知派的觀點，非常強調讀者的接受。 程錫麟教授對布思和美國小說理論有系統研究，著有《當代美國小說理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但在該書中只是概略地介紹了“不/可靠敘述”這對概念，未做深入的分析和討論。 申丹教授長期從事西方經典和后經典敘事學的研究⑥⑤

和譯介，對“不可靠敘述”這個問題也一直很關注。2006年她在《外國文學評論》第四期上發表了“何為„不可靠敘述‟？”的長文，系統闡述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以及西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修辭方法”和“認知（建構）方法”之爭，同時指出這兩種方法不可能相互調和的深層次原因，最后還提出一個迄今為學界忽略的問題：“人物的眼光”和敘述者一樣，也存在“不可靠”問題。申丹教授認為修辭派和認知派在“不可靠敘述”這個問題上的研究是“難以調和”、“互為沖突”的兩種“閱讀位置”，“任何綜合兩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勞無功”的。（申丹，2006：133）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未免過于絕對。事實上，申丹教授在論文的后面也寫到“在分析作品時，若能同時采用這兩種方法，就能對不可靠敘述這一作者創造的敘事策略和七產生的各種語用效果達到較為全面的了解”（申丹，2006：141）。筆者認為，紐寧提出的修辭如認知方法的綜合倒是值得努力的一個方向。

其實，對“不可靠敘述”問題的研究到目前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深入的階段，修辭派和認知派各把握住了問題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布思的定義固然有其缺陷，但總體上在今天看來仍不無借鑒意義。紐寧以前那種片面強調讀者的作用，無疑是矯枉過正。讀者千差萬別，他/她們的個性經歷、知識背景、感知能力、審美情趣、價值觀念迥然有別。所以會出現一個讀者看來是不可靠的敘述，而另一個讀者認為是可靠的敘述。紐寧提到的“憑直覺”同樣站不住腳，且將閱讀過程神秘化。不可靠敘述著個“貌似簡單實際上頗為復雜的敘事學概念”，歸根結底，還是敘述者的感知和表達、（隱含）作者的意圖（文本的暗示和線索）以及讀者的參與和識別這三方的共同作用的結果。為了直觀起見，筆者試用下圖來表達“不可靠敘述”這一復雜的過程：（略）

三、 從理論到文本

也許我們對“不可靠敘述”的定義仍未達成完成一致，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暫且將目光從理論移到具體的敘事文本中來。事實上，盡管敘事理論家們對其具體細節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異，但他們從來都沒有懷疑“不可靠敘述”的存在，這一點和“隱含作者”的情況不一樣。對“不可靠敘述”的理論研究的歷史比較短暫，但文學作品中存在“不可靠敘述”的歷史卻很長。

較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英國十五世紀的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在“商人的故事”(the Merchant‟s Tale)和“巴斯婦”(the Wife of Bath‟s )的故事中間就出現了不可靠敘述。在喬叟筆下，那為對自己婚姻不滿、滿懷厭女偏見的敘述者的敘述絕大部分純屬歪曲；而那位婦人經常誤引原文、記錯故事，很明顯是作者有意安排。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詩歌《我已逝的伯爵夫人》(“My Last Duchess”)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位自私、貪婪、虛偽的伯爵，在戲劇性獨白中也將其敘述的不可靠性表露無遺。十九世紀的小說家艾米麗·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1847)中南尼（Nelly）有時明顯對凱瑟琳（Catherine）太嚴厲而對赫斯克里夫太寬容，這也跟隱含作者的觀念以及讀者的理解相異。

在美國文學中，不可靠敘述同樣普遍存在。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中，馬克·吐溫(Mark Twain)用缺乏生活經驗的兒童作為敘述者，以哈克的目光來觀察密西西比河兩岸的世態人情。顯然，他對成人世界缺乏熱情和了解，這種不可靠敘述正好反襯出哈克的純真、善良和人性的光輝。再如，在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名著《麥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 1951) 中的主人公霍爾登·考菲爾德(Holden Caulfield)，是一位對成人世界充滿怨恨，甚至敵意的敘述者。他臟話連篇、憤世嫉俗，讀者能立刻判斷出他的敘述大都是不可靠的。作者以此來表現一位失意的中產階級少年，對現實不滿又無力改變的彷徨的內心世界。在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Fury, 1928)中，小說的第一部分以湯普辛家中三十三歲的白癡兒子——班吉(Benji)作為敘述者，與下文的三個其它敘述者（Quentin, Jason, Dilsey）的所說所述形成鮮明對比，這是不可靠敘述的又一個典型例子。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何眾多作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不可靠敘述”如此青睞？究竟“不可靠敘述”有何作用？這個問題理論界還沒有定論，筆者不揣淺陋，以求拋磚引玉。“不可靠敘述”究其根本應屬于一種方法，它在認識論上和本體論上有著不同的作用。具體說來，認知論上，“不可靠敘述”能有力塑造人物性格特征，突出作品主題思想，這主要體現在傳統和現代敘事作品中，如上文所舉出的例子。而在本體論上，這種“不可靠性”，如敘述本身的困難、虛假、不確定性等等，本身就成為了作品的主題，或主題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模糊事實與虛構的界限，混淆生活與藝術的過程，這主要體現在后現代主義敘事作品中，這里僅舉一例。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是美國最重要的后現代派作家之一，被認為是“后現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楊仁敬，2004: 80）。收入短篇小說集《城市生活》(City

Life, 1970)中的《玻璃山》(“The Glass Mountain”)是他的一篇膾炙人口的戲仿之作。巴塞爾姆對斯堪的納維亞童話故事進行了仿寫，小說版本的故事發生在紐約一座聳立云霄的辦公大樓，同樣也是在保留原有童話故事框架的基礎上揭露了身處后現代社會的人們的貪婪和猥瑣，以及理想的虛無和幻滅。巴塞爾姆在對經典敘事作品的戲仿中撕碎了童話故事溫情脈脈的面紗，以“不可靠敘述”的手法反映了后現代社會生活荒唐和混亂的本質。“不可靠敘述”的作用在這里發揮到了極致。

四、 結語

紐寧曾指出“不可靠敘述已成為當代敘事理論中的一個中心議題” （Nünning, 2005: 90）。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 “不可靠敘述”近年來在學者中所引起的廣泛的爭議和濃厚的興趣。從布思提出“不可靠敘述”到現在已經半個世紀了，修辭派的研究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受到認知派的批判，但時至今日修辭派仍然活躍。修辭派研究沒有隨著2005年布思的辭世而退出歷史的舞臺。相反，以費倫為代表的新一代修辭派在堅守立場的基礎上，針對最初忽略讀者接受這一缺陷和認知派的批評，及時作了修正、不斷完善自我。筆者認為費倫后來提出的“不可靠敘述”中“敘述者”、“隱含作者/文本”和“讀者”三方組成結構模式比較接近修辭派和認知派的綜合，不失為今后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同時，除了文學文本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其它藝術形式，如電影、音樂、繪畫、傳媒、電視等等中的“不可靠敘述”。事實上，《敘事理論指南》一書中，紐寧在列舉關于“不可靠敘述”的研究在六個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入時，其中的第五點就指出其研究的范圍應進一步拓展。因為“跨越不同體裁，不同媒介，以及不同學科的不可靠敘述為其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豐碩的領域”（Nünning, 2005: 105）。目前，“不可靠敘述”在國外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和系統，國內尚只有少數學者關注。“不可靠敘述”普遍存在于各個民族和語言的敘事作品中，在敘事理論領域中具有廣闊的研究前景。

注釋：

①詳見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Methune, 1983,100.

②Abbott, H. Port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該書初版是200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 ③見 申丹.敘事結構與認知過程：認知敘事學評析[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4(9):1-8。

④參見 申丹. 何為“不可靠敘述”？[J].《外國文學評論》, 2006(4): 133-143.

⑤2008年5月24日趙毅衡教授來我校講學，筆者特就此問題向趙先生提問。趙先生仍贊同認知派的觀點，對修辭派持否定態度。

⑥詳見程錫麟.《當代小說理論》[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 30-32.

參考文獻:

[1 ]Abbott, H. Port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3] Julian Wolfreys ed. Mordern North America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Critical Guide［M］.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Nünning, Ansgar F.“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A］. ”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M］. Eds.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5] Prince, Gerald, e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Aldershot, Scholar Press, 1988.

[6]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M］. London: Methune, 1983.

[7]Yacobi, Tamar. “Authorial Rhetoric, Narratorial (Un)Reliability, Divergent Readings:

Tolstoy‟s Kreutzer Sonata［A］.”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M］. Eds.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8] 程錫麟.《當代小說理論》［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

[9] 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學》[A]. 寧一中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10] 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11]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A].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12] 申丹.敘事結構與認知過程: 認知敘事學評析[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9: 1-8.

[13] 申丹等. 《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14] 申丹.何為„不可靠敘述‟？ [J].《外國文學評論》,（2006）4: 133-143.

[15] 楊仁敬. 《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論》[M]. 青島: 青島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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