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是否具有某種特色，都有社會學上所說的“社會分層”現象，根據人們所占有的權力、金錢、機會等社會資源，以及所處的利益結構的不同，分成各個不同的階層等級——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說一個人是“農民工”，我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這個人處于社會底層——是下層中比較慘的那一層，而說一個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在中國，精英處于哪個階層等級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資源和影響力有關——是權力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有多少權、多少錢、多少影響力?
我這里所說的精英，特指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資源，比如錢、身份，在公共領域里轉化為話語上的影響力的人;另外，某些體制內的“專家”也可以算在內。
他們的共同特征是：無論是否依附于由權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結構，和下層一樣，都普遍壓抑、不爽。在面對“體制”時，他們和下層似乎還有某些共同語言，比如都認為現狀應該改變。
由于等級、利益結構上的剝奪，權力、資本的上層社會，肯定是不帶下層玩的，這是常識。但這里所說的精英們，會帶下層玩嗎?在社會分層中，當精英們和既定的政治社會結構，和下層相遇時，會有什么發生呢?3lian.com/zl/轉載請保留
隱含秘密的社會事實
從一些現象開始。它們是隱含著某些秘密的社會事實。
2013年7月初，馬云去了江西萍鄉，同道中人有李連杰、趙薇。去干嘛呢?去拜訪當時還沒有出事的大師王林。王大師給這三位男神女神的拜訪準備了隆重的道具：三輛悍馬、一輛勞斯萊斯，外加隨從若干人等。
一個月后，8月11日晚，世界工廠東莞，發生了一起暴力沖突事件，幾百人進行混戰，棍棒、長刀、匕首、酒瓶亂舞，恍如香港電影里的黑幫火拼。當然，他們不是黑社會，而是兩幫打工仔。又一個月后，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東煙臺的富士康發生。同樣是兩伙打工仔，因為酒后起爭執，便糾集老鄉，拿著鋼管和砍刀毆斗。
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被砍;各地房價瘋狂上漲;任志強出書，各路精英捧場;中央巡視組收工，10個巡視點，9個查出腐敗……
如果說這些現象有什么聯系的話，那么，它們都發生在現在中國社會這個時空結構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下發生。里面的各種主角，都攜帶著在這個背景下隱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強調這一點：當一個人在這個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時，就會有相應的心理問題產生;當他作為某個階層的一員，面對眼前的社會時，就更是如此。另外，一個人只要記得他是誰，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語言、姿態、動作，是一定會暴露出這一點的。而現在，恰恰是一個人最能記得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階層等級的時候。
各個階層的心理沖動
以馬云來說。就他的財富、影響力，在階層等級中毫無疑問屬于上層社會。但他只是擁有強大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并不擁有權力資本。這樣的身份、階層等級，放到今天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階層關系中，一定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
從表象上看，他結交王林王大師，還有此前的李一李大師(不幸的是這兩個大師都已經倒下)，是屬于對神秘現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絕頂聰明，看不出這些大師們并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把戲。我想說，是的，真看不出來。這與智商無關，而是馬云的心理需要。當我們在心理需要某種東西的時候，就對它閉上了眼睛。馬云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國上層社會的無論哪一層級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對于未來，并無多少確定性。
劉志軍等曾經的權力精英，治療這種心理問題的辦法就是瘋狂占有。但對于抽象的權力精英群體，以及權力親緣群體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秩序——無論是權力秩序，還是利益秩序——不變，它們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對于馬云等經濟精英來說，這個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庇護所，也許還是風險的來源。
怎么辦?辦法有很多。比如，害怕“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結構能夠改變，但玩的必須是“精英民主”;和權力上層強化聯系;或者干脆把錢轉到國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這些選擇，或是他們親自干，或是由精英們代勞。馬云呢?公開選擇了相信神秘主義，因為它其實也是一種治療。其對人力的超出，也能建構出一個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僅上層社會，中層、下層一樣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以前面所說的相互毆斗的打工仔來說，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國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復雜的國家。其中的特殊、復雜，也反映在社會底層的心理結構上。
社會底層的處境大家都清楚，在高房價、拼爹、看病貴、被人“仇窮”、改變命運沒有多少機會中普遍受挫。后果就是心理結構受到破壞，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產生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對自己，對世界隱隱有一種恨。有時候，它會非常強烈。
解決這個心理問題，同樣有很多備選方案。一種是認命，這大概以70后以上的人為主。如果現實無法改變，卻又覺得自己不應有這樣的處境，那是相當讓人難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后，內心就沒那么掙扎了。另一種是自殺，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種，是精神上發泄攻擊性，以“沒道德”、“沒素質”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亂扔垃圾，破壞公共設施。道德、素質問題，背后其實是心理問題。當然，還有一種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頭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這個社會所發生的暴力刑事案件，憑印象粗略估計，起碼80%以上是社會底層干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殺人的，舍這些人其誰。
問題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層，因為也只有底層最沒有防御傷害的能力。而從東莞、煙臺的兩伙打工仔火拼可以看到，即使屬于同一個階層，他們也并無明確的“階層意識”，無論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沒有認同感。這和上層社會，以及精英們，比如任志強等人，在“階層意識”和“階層團結”上完全不一樣。
底層社會，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吃虧，自身的素質，成為維護自我利益的障礙。整個下層(包括10年來在高房價、高物價的洗劫下，以及對民營經濟的擠壓下已經“下層化”的白領中產等)也好不到哪兒去。
階層結構的洗牌大致完成
階層心理是被階層結構、階層關系決定的，這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心理學延伸。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社會分層，“排排坐，吃果果”的情況大致怎樣。
屁股不僅可以決定腦袋，也可以決定心理——當整個社會有不安全感、感到關系緊張的時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會學家們最喜歡這樣玩：研究某個社會現象，比如農民工的命運處境時，總要提一句背景，所謂的“社會結構轉型”。不錯，可以認為，從改革開放時起，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處于“轉型”的進程中，很多東西都在發生變遷、變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到現在，雖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某些東西有停下來的意思，因為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最能讓“既得利益集團”們感到安全，但“改革”這個詞還在提，“轉型”并沒有結束，從社會變遷的邏輯，以及人們“改變現狀”的熱望看，也不可能結束。
可是社會轉型的某個重要內容，讓人懷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經沒多大變化。這就是階層結構的洗牌。對它的描述就是已經毫無新意的“階層固化”。它意味著社會下層，更不用說底層，在階層等級上往上攀爬的機會已經很渺茫，游戲的輸贏已定了。
在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改革中，人們熱熱鬧鬧地通過教育、市場創富等途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而且想象著機會更多，現在突然發現很難玩了，社會下層肯定不干。可是，在掌握著強大的權力資本、經濟資本、知識資本的上層社會面前，他們又能怎樣呢?他們只是作為一種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脅到秩序和利益結構的穩固，讓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們產生屬于他們那個階層的心理問題而已。
很明顯，這個已經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階層等級結構，在上、中、下三個大的階級等級，以及這三個階層等級中的多個層級中，對應著政治參與的機會的分配，被制度、政策所影響的利益結構(能夠讓某個階層的人得到什么，另一個階層的人失去什么)，人們的社會價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機會和命運。利益食物鏈和心理食物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精英和社會下層的糾葛
現在，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精英們，在推動階層結構、政治結構的改變中，會帶下層一起玩嗎?先看一下他們和社會下層所存在的怪異的關系。
■ 一方面，精英們在社會下層那兒有很多粉絲，他們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強的粉絲并不全是炒房者，其中還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并不奇怪中國社會具有某些珍稀物種——當精英們通過“市場”在公共領域表演時，無論是娛樂市場、政治消費市場，還是成功勵志的市場，這些物種就會大量地被獵獲。這一法則大概世界通用：一個社會下層者，會去艷羨、崇拜那些剝奪了自己父輩，以及自己的人的，這是對自己的“激勵”，至少可以讓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 另一方面，他們對于社會下層，又表現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們習慣性的話語模式就明白。諸如“暴民”、“不懂XX學”、“輿論干預司法”、“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死一個人”、“警惕民粹主義”……無不透露著對大眾鄙視的精英味。
他們為什么要這樣玩?
精英們在中國社會階層等級結構中，處境其實是尷尬的。他們大多數人處于中層的最上一層，以及上層的最下一層。在整個利益結構上，他們是受益者，但面對上層的權力—資本，則備感壓抑。這使得他們無論對上層還是對下層，以及整個利益結構，都具有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他們的階層等級所伴隨的心理問題，也就是壓抑、糾葛。
不說對上層，只說對下層，這種心態很容易理解。他們確實需要無數粉絲，這不僅是謀求影響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實也是一種心理需要：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會覺得面對由上層所主導的利益結構、政治經濟格局時自身的弱小。就是說，對于他們來說，無名的下層，一堆抽象的數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籌碼，同時，在心理上，也具有壯膽的功能。但社會下層在他們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違逆于其利益的聲音，即不能獨立地存在，否則，就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比如，在“輿論干預司法”這一偽命題的爭議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師和專家，總會跳出來指責老百姓。他們似乎看不到這一雙重標準：為什么老百姓議論幾句就是干預司法，而你議論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發聲，在這個領域，他們的話語權必然削弱，而話語權威的失去，很可能導致利益受到威脅。他們必須保持對此的壟斷。如果社會下層獨立意識的增強，碰到了這個利益結構，他們肯定是會罵社會下層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沒有多少貨的“專家”也一樣。當他們的聲音要對公共事務提出解釋、規范時，同樣預設社會下層，以及他人只能閉嘴，理由就是人們不懂“XX學”。知識—權力，正是他們本能地要維護的利益結構。
如果一個精英是經濟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們的利益結構，和社會下層并無同構之處，預設下層社會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并不亞于從權力、資本上層那兒感受到的壓抑。所以，要他們帶下層一起玩，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一切，都需要在階層心理、社會心理，以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中煎熬一長段時期。三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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