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女捐450億看大佬們如何做“慈善壕”－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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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當地時間12月1日，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自己的Facebook上宣布，為了慶祝女兒的降生，他與妻子普里西拉·陳共同決定將向慈善機構捐出他們所持有99%的Facebook股份，這些股份的價值達到450億美元。

不過此次扎克伯格夫婦的慈善“大手筆”并不是他們的首次捐款。26歲時，扎克伯格在就已簽署“捐款承諾”。按要求，這一承諾的簽署人需要把超過一半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據媒體統計，扎克伯格夫婦至今已向慈善事業投入16億美元，目標包括私立小學、舊金山總醫院、移動互聯網創新服務項目等。

對于科技圈的“大佬”們，投身慈善事業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退休后將慈善當作最主要事業。2000年，比爾與夫人梅琳達·蓋茨共同成立基金會，旨在減少全球存在的不平等現象。2008年，比爾·蓋茨在遺囑中宣布拿出98%的財產給“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的疫苗，并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2012年，蓋茨夫婦宣布：基金會將在蓋茨夫婦去世后的20年內捐出所有資金，然后進入清盤程序。彼時，這個資產規模最大的基金會將在世界上不復存在。蓋茨表示：“在本世紀內花光蓋茨基金會所有的錢，實際上展示了我們對于推動進步的樂觀和決心。”

那么“大佬”們在懷抱慈善事業的宏圖大志時，又會遇到哪些外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挫折？

替窮人投資

記者：在從企業家逐步過渡到全職慈善家的過程中，你有沒有什么觀念上的改變？

比爾蓋茨：對于資本主義在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過程中能夠發揮核心作用，我一直是一名真正的信徒。我相信在自由市場能夠運作的地方，資本主義的靈活和創造性使它能滿足世界各地的需求。

但我和妻子梅琳達1993年第一次前往非洲的經歷對我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次非洲之行讓我們了解到，非洲大陸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貧困兒童死于麻疹、瘧疾、乙型肝炎、黃熱病等疾病，僅僅一種我從沒有聽過的種病毒——輪狀病毒（Rotavirus）每年就會殺死50萬名兒童，而這種情況在美國基本不存在。我們原以為，如果數百萬兒童正在死亡線上掙扎，那一定會有來自全球各方的努力在拯救他們，但我們錯了。雖然私營部門在滿足那些有經濟能力的人的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世界上還有數十億人無法以引起市場關注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需求，他們只能忍受匱乏。另外，盡管私營經濟市場在醫學、科學和技術方面培育出很多了不起的創新，但私營部門對創新的投入仍然遠遠不夠。有一些巨大的創新機會是被市場忽略掉的，因為冒那種風險只能獲得微不足道的回報。

針對貧困人群的創新正是受到這兩方面市場局限的阻礙。隨著梅琳達和我越來越深地參與其中，我們發現一些急需的疫苗就在貨架上擺著，而另一些則根本沒有機會生產出來。如果沒有買家埋單，市場是不會把巨大的賭注押在突破性研究上的。這就解釋了我們現在為什么還沒有瘧疾疫苗，盡管每年有100萬人死于瘧疾。這是我們在生活中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一個市場力量鞭長莫及的世界里開展工作。

記者：那蓋茨基金會的工作又是如何克服這一缺陷的呢？

比爾蓋茨：我的好朋友、基金會聯席理事之一沃倫巴菲特曾就慈善事業向我和妻子梅琳達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他說：“不要只做那些穩妥的項目，要挑戰那些真正棘手的問題。”對此，我非常贊同。

蓋茨基金會與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努力應對一些嚴峻的挑戰。例如：探索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赤貧和貧困人口的健康問題，以及美國教育制度的缺陷問題等等。之所以集中精力解決少數幾個問題，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樣有利于發揮強大的影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正是妨礙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礙。

我們會資助那些有利于消除這些障礙的奇思妙想——不論是幫助發展中國家農民增產創收的新技術、預防和治療致命疾病的新型工具，還是幫助師生在課堂內提高教學和學習效率的新方法，我們都會大力支持。這種創新除非慈善事業一馬當先，否則企業和政府很可能不會參與進來。而一旦你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慈善就能利用政治和市場的力量將那些創新帶給最需要它們的人。

我們利用基金會的資金建立了一套讓市場力量為窮困人群服務的系統，這套系統保證了藥費支付，這樣制藥公司尚且可以賺到一點錢，或者至少不蝕本。隨著這種方法的價值漸顯，政府投入資金來為市場激勵機制添磚加瓦，一些制藥公司也開始將解決貧困世界的疾病納入自己的商業模式之中。在研究和分配領域，有針對性的慈善資金促使企業和政府采取行動。自2000年以來，這種催化式慈善的合作關系已經讓2.5億名兒童獲得疫苗接種，拯救的生命超過500萬人，我們甚至有望在2015年看到瘧疾疫苗的問世。

讓世界盡快不再需要蓋茨基金會

記者：蓋茨基金會將會在你和妻子梅琳達去世后20年內花光所有的錢，然后關門。在中國，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們為什么不愿意讓蓋茨基金會存續下去？你和梅琳達對這件事情是怎么考慮的？

比爾蓋茨：我和妻子梅琳達以及另一位主要捐贈人巴菲特都認為，蓋茨基金會應該把精力集中在21世紀。因此，我們會在我和梅琳達去世后20年內用掉所有的資金。此外，巴菲特也表示，他所持有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票的收益，也將在他離世后10年內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在本世紀內花光蓋茨基金會所有的錢，實際上展示了我們對于推動進步的樂觀和決心——要在選定的重點領域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多快就做多快！

實際上，如果我們希望基金會永久地持續下去，也就意味著我們認為全球健康的不公平現象將永久持續下去。這是不對的，也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我們認為通過在一個相對短期內的重點投入，我們可以加速科技和醫藥領域的創新，從根本上解決很多問題。讓世界盡快地不再需要蓋茨基金會，這是我們的目標。

記者：您為何如此堅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援助呢？

比爾蓋茨：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健康領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之一，而對外援助在健康領域的投資可以大大改善這一現象。每當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兒童死亡，人們的壽命更長、生活得更健康，我就對未來充滿希望。蓋茨基金會正與世界上優秀的經濟學家和健康專家共同研究如何讓未來更美好。

然而，很多人認為對外援助在發達國家預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認為削減外援預算會節省大量資金。美國民眾就“外援占政府預算比重”接受民意調查時，其答案平均值為25%。而當問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時，人們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計在英國、德國或其他國家，民眾也會有類似的印象。而實際數字又是多少呢？挪威是世界上對外援助最慷慨的國家，其外援占政府預算比重也僅為3%，而美國則不到1%！

美國政府預算的1%約為300億美元。其中只有約110億美元用于對外健康援助項目，包括：疫苗、蚊帳、計劃生育、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療藥物等（另外190億美元用于修建學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統）。我并不是說110億美元不是一筆大數目。但客觀來講，這就相當于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30美元。

美國政府在本國農產品補貼上的支出是其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2倍多，軍費支出是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60倍還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說，我們可以減少對外援助來降低政府預算，我希望你能質問他：通過犧牲生命的代價減少政府開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選擇嗎？

此外，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結于援助是否有效，而應花更多的時間思考怎樣讓援助更有成效。無論是上游的全球公共產品研發，還是下游的創新產品應用推廣，如何提高對外援助資金的使用效率都至為重要。

2013年4月6日，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兼理事比爾蓋茨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為窮人投資”對話中認為，中國糧食生產率每年上升了2.6%，農民收入煩了15倍，的確是了不起的奇跡。

希望中國慈善更多幫助世界

記者：蓋茨基金會在中國遇到最主要的挑戰是什么？

比爾蓋茨：基金會所致力的領域往往是對窮困人群影響最大、卻不容易受到關注的健康和發展領域。因此，挑戰性也很大。

我們的結核病項目雖然進展順利，但結核病防治本身仍面臨巨大挑戰。在過去20年里，中國成功地把結核病病例數降低了近一半，這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比不上的成就。但是，大量的耐藥結核病例的不斷產生給公共衛生體系帶來巨大壓力。如何確保醫院給結核病病人提供規范治療，防止更多耐藥病例的出現？這些都至關重要。同時，我們也需要開發新的結核病診斷工具和新的藥物。我希望中國可以更積極地加入到抗擊結核病的全球努力中來，讓更多結核病病人擺脫痛苦。也呼吁公眾關注這個常年被忽視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我很贊賞世界衛生組織抗擊艾滋病和結核病親善大使彭麗媛女士，她在呼吁關注結核病防治、關愛結核病病人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結核病病人中很多都很窮困，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進來，為他們的利益呼吁，希望政府可以給予更大的支持。

控煙方面還沒有看到太多進展，死亡率仍然在提高。不過，很高興看到中國在去年年底發布了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的規定。這個領域還有很多挑戰。在所有成功國家中，中國對煙草的課稅最低。盡管有在某些地方不允許吸煙的規定，但并沒有強制實施，與其他國家相比的市場手段對控煙的激勵不足。控煙項目進展速度較慢，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投入。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讓全社會談論二手煙的問題，了解被迫吸煙的危害以及感染肺癌的風險。目前我們還沒有在中國達到這樣的效果。當然，這需要時間，美國也是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逐步改善公眾態度，推動現在的變革的。

記者：你如何看待財富與慈善的關系以及慈善事業在中國的發展？

比爾蓋茨：我認為建立一家創新性公司的本身就是對世界巨大的貢獻。在我二三十歲時，這也是我致力的方向所在。其實，最理想的狀況是可以在創業的同時也兼做一些公益，像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創始人）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我曾和一些硅谷的創業者們有很愉快的溝通，他們中很多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思考如何回報社會了——比我起步要早得多！這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我知道在當今中國，生產制造業、房地產業和技術領域都有大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人們有選擇如何處理財富的自由，但如何才是最佳的理財之道？我認為，把大筆的錢留給孩子去繼承并不是最佳的選擇。如果擁有財富的人愿意回報社會，幫助人們拓展視野、看看其他國家正在發生著什么，分享對全球進步的熱忱，那么中國的慈善業會成為一支非常積極的力量。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這樣的例子了，只不過仍處于起步階段。我也注意到，很多發生在本地的善舉，人們對包括扶殘助困、保護環境等領域越來越關注。不過，慈善是不分國界的，希望中國也可以對其他國家的窮人更多地伸出援手。

我們都有機會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在那里，極端貧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所有兒童不論生在何處，都有相同的機會茁壯成長。對于所有關心和認可每個生命價值的人們來說，世界上再沒有比促成這種改變更激動人心的工作了。

（感謝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駐華代表處提供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