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69年2月中旬，“經中央軍委決定，沈陽軍區成立了‘虎饒前指’，對珍寶島斗爭做了細致安排。3月2 日，‘虎饒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寶島巡邏， 并在岸上派出兩個步兵連秘密掩護。此時，蘇軍接到驅趕中方人員必要時可以開槍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島。戰斗于9時17分打響。”
1969年3月，中蘇邊界珍寶島地區連續發生嚴重武裝沖突;不到一個月，中共“九大”于4月1日在北京召開。中蘇關系史專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中提醒人們：“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 即已說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邊界沖突事件, 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
所謂“重要歷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國正處“文革”高潮，與蘇聯矛盾越來越尖銳、激烈。具體而言，就是中國此時派性斗爭嚴重、幾成“全面內戰”，在這時要召開以“團結”為主旨的“九大”。要在這種“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開與不到一個月前珍寶島中蘇武裝沖突的內在聯系。
一
“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其基本設想是經過“斗、批、改”三個階段，實現“理想社會”。具體方法是由他一貫宣揚、提倡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思維方式的特點之一，是在運動初期強調發動、放手、矯枉必須過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曲縱下，武斗頻發，迅速升級。“文革”初期改組后擔任北京“新市委”書記的吳德回憶說，“八一八”毛主市接見紅衛兵后“破四舊”迎風而起，北京市委并不清楚”，“‘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涂炭生靈，涂炭神州”。“1966年‘破四舊’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
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愿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斗的，那時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然而：“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里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后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斗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頁)
首善之區的首都北京如此，全國其他地方兩派武斗更加激烈，由棍棒、大刀長矛發展到槍炮，一些地方甚至將軍工廠的坦克車開上街頭，參加武斗。軍隊大規模被派到地方“支持左派、軍管軍訓”，結果不是“支一派打一派”就是不同部隊、不同軍兵種往往支持地方不同派別，直接、間接參加武斗，軍隊內部派性也非常嚴重。一時搶奪解放軍槍支成風，派性越來越強，武斗迅速升級。
隨著劉少奇和各地“走資派”的被打倒，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開始發生轉變，漸漸強調“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實現革命大聯合”。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了一次，表明此時他把召開九大、重建共產黨組織權威提上了日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干凈，一次搞干凈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后，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2003年版第1509頁)但他的估計顯然過于樂觀，各地武斗仍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召開九大。近一年后，到1968年夏多數省市才成立了“革委會”，但武斗仍然十分激烈，而且有向原來相對“不激烈”的北京蔓延的趨勢。北京一些高校，也開始“槍戰”，甚至有要制造激光武器的傳聞。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決定采取嚴厲措施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經毛澤東批準，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因為廣西發生嚴重武斗發出《布告》，稱為“七·三布告”，以嚴厲措詞規定：“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離據點”、“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但許多地方武斗并未停止，緊接著，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于7月24日因為陜西發生嚴重武斗再次發出《布告》，稱為“七·二四布告”，以更為嚴厲的措詞規定：“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七·三布告’，不得違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專業武斗隊，教育那些受蒙蔽了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點、關卡。”“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搶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對于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物，中斷交通通訊，私設電臺，沖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依法懲辦。”
三天后，即7月27日，毛澤東決定向武斗迅速升級的清華大學派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收繳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但卻遇到強硬抵制，五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傷。毛澤東在28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緊急召見五名最有影響的北京高校“革命群眾組織”的領頭人。對這些人，毛澤東與中央文革一直堅決支持、百般回護，這次卻提出了極其嚴厲的警告：“有些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于廣西，不適用于北京。那好啊，現在我們又發了一個陜西的。又會有人講，只適用于陜西。那么就發一個全國的通告。無論什么地方，凡有所列舉的罪行之一者，都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個別的捉起來。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軍啦，破壞交通啦，我看消滅它!這是土匪、國民黨!”“如果堅持不改，堅持要這么搞，那么?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壞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圍剿!”(《毛澤東傳》(下)，第1523頁)
8月19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九月或十月要開個會”，“叫做工作會議或全會，全會到半數以上就可以。”從8月10日到9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迅速批準了最后五省、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樣，全國除臺灣外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9月20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召開九大問題：“全國一片紅了，中央什么時候開九大?” (《毛澤東傳》(下)，第1526、1528頁)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了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全會只有兩個重要議題，一，批準中央專案小組關于劉少奇的審查報告，最后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二，為召開九大作準備，包括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修改黨章等。
八屆十二中全會后，毛澤東關注的重點開始集中于整黨建黨和九大的各項具體準備工作。九大的具體準備工作，是從1969年2月開始的。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草案，具體內容為九大代表產生辦法、黨章修改、國內外形勢和政策、中央機構、九大宣傳方針等。毛澤東當天批示：“照發。”(《毛澤東傳》(下)，第1545頁)
從1968年夏秋起到此時近半年的時間內，各級“革委會”普遍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劉少奇被中央正式決議開除出黨，為九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召開九大、重建共產黨組織權威成為毛澤東戰略部署的重中之重。不過，要在半年內結束兩派激烈武斗、幾乎是“全面內戰”的狀況，召開以“團結”為主旨的九大，實在不容易。此時，派性依然非常嚴重，一些地方仍有武斗。
如何消除派性、召開一拖再拖的九大;在九大后如何繼續消除派性，成為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頭等大事。
二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邊界的珍寶島爆發了兩次嚴重武裝沖突和一次火力接觸。
對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國防大學徐焰教授作了深入研究。他在《1969 年的中蘇邊界珍寶島武裝沖突》一文說：1969年2月中旬，“經中央軍委決定，沈陽軍區成立了‘虎饒前指’，對珍寶島斗爭做了細致安排。3月2 日，‘虎饒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寶島巡邏， 并在岸上派出兩個步兵連秘密掩護。此時，蘇軍接到驅趕中方人員必要時可以開槍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島。戰斗于9 時17分打響。經一小時戰斗，蘇軍死傷大半，所余人員撤回對岸，中國巡邏隊也返回。據蘇方宣布，當天軍人死亡31人。此次戰斗中方陣亡24人，并失蹤1人。”“3月2日戰斗結束后，蘇軍又多次越過封凍的烏蘇里江登上珍寶島。3月15日， 經請示中央軍委，‘虎饒前指’派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隊在炮兵掩護下登島。當天蘇軍共出動坦克、裝甲車50輛以上，向中國領土發炮10000多發，中方以步炮兵協同打退了蘇軍三次攻擊，擊毀坦克2 輛、裝甲車7 輛。當天下午，毛澤東聽取了匯報，肯定作戰成績后又表示：不要再打了。傍晚前，雙方軍人均撤出珍寶島。3月17日，中蘇軍隊在珍寶島又發生火力接觸，隨后蘇軍因江面解凍和島上大量布雷而不再上島。”
徐焰文章還透露：“據當年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生前的回憶，為了最初的戰斗，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一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打得干脆利落。第二次戰斗即3月15日戰斗是從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準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陳錫聯負責直接與前線聯系。4月間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團結起來，準備打仗’的口號，以消除國內嚴重的派性對立。”
時間經過精心選擇，地點同樣經過精心選擇。
中蘇邊界共有7000 余公里長，兩國間的邊界問題，完全是由歷史上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行對蘇“一邊倒”政策，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邊界問題并為成為“問題”，至少，未成為公開的、尖銳的“問題”。但從50年代末開始，雙方發生意識形態分歧、爭論，隨后發展成越來越激烈的公開論戰，邊界問題浮出水面。60年代初，蘇聯曾在中國新疆邊境挑起事端，策動中國邊民非法越境逃往蘇聯。邊界矛盾越來越尖銳、問題越來越嚴重，最后，中蘇雙方于1964年2月開始在北京談判。談判中，雙方都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劃分邊界，東段邊界除黑瞎子島問題懸掛以外很快得到了解決。蘇聯同意將黑龍江、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含珍寶島(一直在蘇聯控制之下)在內的400多個爭議島嶼及600平方公里爭議水面劃歸中國，蘇方控制的額爾古納河地段200余平方公里島嶼也歸還中國。
然而，此時中蘇關系非常緊張，敏感異常。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提出了100多年前沙俄侵占中國領土的舊賬。蘇聯談判代表團回國匯報，談判于8月中斷。此后，雙方國內都發生重大政治變化，赫魯曉夫10月下臺，毛澤東已準備發動“文革”，中斷的談判未能重啟。
珍寶島在1964年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最初達成的協議中已明確被劃歸中國，但由于沒有正式簽約，此島與談判中涉及的其它島嶼、地區一樣，雙方并未“交接”。所以直到1969年，珍寶島仍在蘇聯的控制之下;但歷史上，中國邊民又一直在珍寶島和七里沁島作業。“文革”中中蘇關系更加緊張，珍寶島和七里沁島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以后摩擦、沖突不斷。這樣，經毛澤東、中共中央批準，至1969年2月末，中國方面已對在珍寶島地區做了周密的安排。一個月后，珍寶島爆發中蘇武裝沖突。
對珍寶島中蘇武裝沖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毛澤東傳》十分嚴謹地寫道：“這年三月，中國和蘇聯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等地區接連發生武裝沖突，中蘇雙方有多人傷亡。”(《毛澤東傳》(下)，第1561頁)回避了“誰開第一槍”的問題。
由于珍寶島中蘇武裝沖突，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九大前后轉為“團結起來，準備打仗”，期望以此迅速消除“文革”中形成的嚴重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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