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大陸互聯網“活佛”泛濫》
事后11月29日晚,張鐵林本人發表聲明稱,其參加的是“祈福大法會”,絕非“活佛坐床儀式”。
這段視頻真正的拍攝起因也許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通過此次公眾輿論的反饋,不難看出,如今打著宗教名頭“祈福”“開光”等行為的盛行。在利益驅使下,內地假“活佛”層出不窮,甚至形成檸檬市場(次品市場)——假“活佛”淘汰真“活佛”。
而在大陸互聯網上,除了部分真正被認證的活佛,更加泛濫的則是各種來歷不明的“活佛”。
作為一位被新浪微博認證的活佛,漢族“活佛”丹巴遭到了來自網友們的質疑。在這場質疑展開之前,丹巴的新浪認證上寫的是“雍仲苯教、寧瑪、噶舉三大教派共同認證的轉世活佛”。
參與揭發丹巴的網友劉寧(化名)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最初引起劉寧懷疑的,卻是丹巴那句認證描述。“他把自己的認證寫得太狠了——三大教派共同認證的轉世活佛——這在西藏轉世活佛體系里極其少見。”
為了回應網友的質疑,丹巴在微博上曬出了自己同康勒寺住持阿嘎仁波切的合照,并稱自己獲得了阿嘎仁波切的認證,但這卻加深了劉寧的懷疑:“康勒寺是寧瑪派的寺廟,而丹巴在微博上發布的內容則基本都是苯教的內容。”
劉寧和幾位參與揭露的網友將搜集的材料提供給了微博管理方,“新浪核查了我們提供的信息,判斷(丹巴)作假,已經取消了他的認證。”劉寧說。
與劉寧相反,丹巴的弟子萬濤(化名),則對師父充滿了信心。“我對師父沒有什么懷疑。”他說。
作為健身教練的萬濤并不善言辭,他反復囑咐記者:“我說得不好,但這跟我師父沒有一點關系。請不要因為采訪時我說得不好,就歸罪于我師父。”
當記者問及丹巴舉辦放生會向參加者每人收取200元,并且不含供養的時候,萬濤回答:“人家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師父教我們佛法,這點錢算什么。”
在萬濤看來,供養錢財是做功德的,會得到財運方面的回報。而師父收取供養,是出于對于弟子的慈悲。“他不收自己的錢,自己的心里會很不舒服。”萬濤坦言。
至于劉寧等網友對丹巴的質疑,萬濤表示對此并不知情,但他判斷這是來自藏傳佛教不同派別的攻擊性言論。當記者告訴萬濤,劉寧是一個無神論者時,萬濤顯得更為不滿:“他不信宗教,有什么資格說這個,沒有信仰是很可悲的。”
丹巴只是互聯網上眾多遭到質疑的“活佛”之一。
對網上活佛的另一個質疑者阿明自己也是佛教徒,他在大學期間開始接觸藏傳佛教,工作之后,曾到藏區專職求學佛法多年。但作為一個漢族人,阿明對網絡上活躍的漢族活佛卻缺乏好感:“漢族活佛,不一定都是假的,但假的居多。事實上,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問題,藏區的有些活佛也存在資質問題。”
阿明曾多次在網上揭露打著“活佛”旗號斂財的騙子。他告訴記者,“活佛是需要認證的。”
目前國內的藏傳佛教活佛,實際上存在著兩套交叉并行的認證體系。一套是由國家宗教部門主導的,申請-批準體系,由擬轉世活佛所屬的寺廟或佛協會提出轉世申請,經國家宗教部門批準之后,發予“活佛證”;另一套體系,則是由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或寺廟主導的認證,這種情況下,寺廟會以某個高僧或活佛的名義,向被認證者,發放一份認證文書。而認證的高僧或活佛影響力越大,威望越高,其出具的認證就能得到越廣泛的認可。
一些活躍在藏區的影響力頗大的活佛,甚至不屑于向國家宗教部門申請辦理“活佛證”。而對于藏區的民眾而言,是否得到國家認證,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對活佛的認同。
因此,目前在藏區,活躍著大量“無證”活佛,“我們不能說沒有國家認證的活佛,就一定是假的。”阿明說。而無論是否持有“活佛證”,活佛一般都會持有寺廟出具的認證文件,“要出來混,就必須有”。一般而言的假活佛,是指從未獲得任何認證而自稱或偽造認證的“活佛”。
獲得高僧出具的認定書,是為了方便自己行騙。一些騙子不惜買通寺管會人員或活佛身邊的侍從,從而盜用印章,假借某個高僧、活佛之名出具認定書,而署名的活佛對此往往并不知曉。
也有騙子直接找到藏區的活佛,明確表示希望得到該活佛的認證。
另一位與阿明一起打假的佛教徒吳飛龍(化名)告訴記者,由于很多活佛在行為舉止上非常謙遜和善,在這種情況下,活佛雖然不會對其進行認證,但也不會直接拒絕,往往以諸如“自己能力有限,無法認證”之類的借口委婉推辭。
吳飛龍還告訴記者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有時候由于騙子一再堅持,甚至不惜為此出資修建佛塔佛像,活佛推辭不過,便出具了一份藏文認證書。而騙子不懂藏文,便拿著這份不知內容的認證書四處招搖。
實際上,認證書上的藏文寫的卻是:“我聽說,有人說你是某某仁波切的轉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由于語言不通,加之假活佛好大喜功,這樣鬧出的笑話并不少見。有些假活佛拿著藏區活佛為他們寫的藏語題詞,諸如“吉祥如意”、“愿眾生解脫”之類的話,當做對他本人的認證,而欣然傳閱他人。
“當前藏傳佛教在漢地的廣泛傳播,主要始于改革開放以后。當時內地宗教市場空白,很容易傳法,城市里的白領、企業主容易相信這些。”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曾傳輝教授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摩個頂就要600到1000元。”
而漢地的經濟較藏區發達,能給藏傳佛教的僧侶和寺廟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這也是推動藏族活佛來漢地傳教的一大原因。
阿明則認為,除了信仰真空和經濟因素外,語言障礙也是促成藏傳佛教在漢地大發展的原因之一。“語言障礙會導致神秘化,人們傾向于相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民族學者袁坤(化名)從小生長于藏區,在民族學和宗教學方面都有所研究。他告訴記者,“佛”這個詞,原本是指“覺悟了的人”,其本質是人,而不是神。至于現在常用于稱呼活佛的“仁波切”一詞,則是指“人中之寶,即人中的覺悟者”。
“‘活佛’本身就是漢語的一個詞。”袁坤說。在藏傳佛教中,并不存在表達“活佛”這個含義的詞匯。因為,在藏傳佛教的體系中,佛是超越生死的。在藏語中,一般用“珠古”(音)來表達漢語中對應的“活佛”這個詞,而“珠古”的意思是“化身”。
對于漢族的信眾而言,“活佛”一詞顯得至高無上,不僅代表了高端的佛法修為,且充滿了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然而在藏區,人們卻并不這樣想。“藏族人其實很實在,”阿明告訴記者,“相較于漢人,藏人沒有語言障礙,對當地的寺院和活佛的情況也較為熟悉。同時,即便是一個真的活佛,但如果不能起到一個活佛的作用,如講經說法或誦經超度,名氣再大藏民也會不買賬的。”
曾傳輝也認為,藏區的信眾是有辨識力的,因此很多做慈善的活佛會受到歡迎,而行為不檢的活佛則會失去信眾。
在藏族民眾的眼中,“活佛”的稱號只能說明一個人前世的修行成就,僅此而已。至于今生如何,則要看他的具體行為。
活佛被認證之后,也并不代表其具備佛學修為。轉世靈童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發現,送入寺廟,由佛學水平很高的經師或高僧進行嚴苛的教育。
塔爾寺的唐讓嘉瓦活佛就經歷過這樣嚴苛的教育。他10歲出家,13歲時被認定為轉世活佛,如今他已經34歲了,仍處于學習的階段。“在寺廟里每天基本沒有幾個小時的休息,日復一日這樣生活,特別嚴格。”唐讓嘉瓦活佛告訴記者。
整個學制往往長達二三十年,在學成之后,活佛會來到藏區的大寺廟,參加格西考試。“在長達數日的考試中,活佛必須在幾百個高僧面前,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對答如流,然后才能被授予格西學位。”袁坤告訴記者,“格西是對佛學造詣的確認,沒有造詣的活佛是無法服眾的。因此,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幾百個高僧辯經,而不出現漏洞和破綻。”
藏傳佛教對漢地信眾一直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我揭露的很多騙子現在還有很多弟子,根本不可能徹底剪除他的行騙事業。”阿明無奈地說,“最多歇一陣子,換一個法號,然后繼續騙人。”
至于為什么假活佛會比真活佛更有市場,不同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
“因為信眾不專業和有所求”,這是佛教徒阿明的看法。“為什么騙子會比真正的活佛吃得開,他滿足人的虛榮心嘛。他見了你就說,‘你還記得你前世嗎?你前世是我的弟子啊。’人們在心理上總希望抬高自己,他說你前世是個修行人,人們就樂于接受。試想一下,如果他說你的前世是一條狗呢?”
研究藏傳佛教的袁坤也同意“有所求”是促使信眾上當的一大原因。袁坤曾親眼見過,一群老板跪在一個假活佛的面前,請求加持消業。“他們的錢財可能不太干凈,假活佛拿出一套因果報應來,對方就害怕了。這時候假活佛再說自己可以加持消業,對方就很容易相信”。袁坤說,“德高望重的僧侶也會做消業,但是那是讓信眾自己懺悔、修行,勸他做好事,甚至勸他去自首的,而不是鼓勵他繼續做壞事,騙子的伎倆則類似中世紀歐洲教廷兜售的‘贖罪券’。”
除此之外,袁坤還認為,政府對于宗教活動的管理也影響了藏傳佛教的傳播環境。“真正藏傳佛教的大師,在自己的家鄉舉辦一個萬人或者幾千人的法會,都很難被允許,更不用說來到漢地傳法了。結果導致什么樣的人從藏地跑出來傳法了呢?很多都是被寺廟趕出來的人。”袁坤相信,宗教應該像市場一樣,實行自由競爭,這樣正常的佛法才會得到更好的傳播,當人們的佛法常識得到普及之后,假活佛就難以容身了。
致力于網絡打假的吳龍飛表示,藏傳佛教中的一些理論容易被騙子利用。“比如說違背上師要下金剛地獄。藏傳佛教騙子特別擅長詐騙的方式是,他以上師的身份忽悠了一幫人,給你灌頂,最后就算知道他是騙子,弟子也不敢去揭露他,因為怕墮金剛地獄。”
塔爾寺的活佛唐讓嘉瓦告訴記者,假活佛泛濫首先需要國家有成熟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其次,信眾不應盲目崇拜“活佛”;此外,寺廟對本寺僧侶的管理也應加強。
而無神論者劉寧的回答則最為簡單:“最簡單的避免方法就是不要信任何宗教。”
特約撰稿員/齊之姜
本文節選自《大陸互聯網“活佛”泛濫》,原文刊載于《鳳凰周刊》總第4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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