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斯大林，同為二十世紀世界偉人星空中的兩顆璀璨巨星，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位卓越領袖。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系，本來是國際共運史上已經解決的問題，但近年來，這些領域又被一些自由派學者、“冷戰史專家”等散布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謠言，搞得混亂不堪，因此也有略加澄清的必要。

毛澤東和斯大林共同特點是擁有雙重身份：既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的領袖，也是各自國家的偉大愛國者。這兩個身份在毛澤東主席身上是高度一致的，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只有通過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才能使國家民族獲得解放。對毛澤東主席而言，推動人民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同時也是救國的過程，正如毛澤東主席言簡意賅地指出過的那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這兩種身份在斯大林身上卻表現的比較復雜，一開始兩者也是一致的。因為俄國之所以爆發十月革命，其基礎性的原因是因為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為戰敗而陷入嚴重危機，甚至有可能淪為德國殖民地。十月革命的性質既是社會主義的，也帶有挽救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性質。

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差不多整個二十年代，斯大林的兩種身份基本也是和諧的。斯大林和蘇聯做了很多支援世界革命的工作，包括通過共產國際幫助建立中共，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等等。這些活動一方面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逐步走向高潮，另一方面也打破，至少是擾亂了西方列強對蘇聯的圍堵，對中國的進步具有很大積極意義。

但到了三十年代，蘇聯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遠東，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偽“滿洲國”的建立，蘇日之間的緩沖地帶消失，西伯利亞有遭到日本直接入侵的危險；在歐洲，隨著希特勒的崛起，戰爭威脅日趨嚴峻。在這種形勢下，站在斯大林的立場上看，保衛蘇聯成了頭等重要的問題，斯大林逐漸開始把蘇聯的國家利益凌駕于國際共運利益之上，共產國際也開始逐漸從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心，淪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斯大林的后一種身份則逐漸壓倒了前一種身份。

當然，斯大林后期的變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蘇聯的前身沙皇俄國本來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隨著三十年代蘇聯工業化的完成，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德國之后，這一大國沙文主義的“基因”也開始復蘇。斯大林去世之后，雖然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但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并沒有認真清理，反而變本加厲，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更發展成“社會帝國主義”。

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的關系，還有一個因素必須考慮：當斯大林和列寧一起領導了十月革命，已經是聞名遐邇的世界革命領袖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還只不過是湖南一師一位“資質俊秀”（楊昌濟教授的評價）的學生。此后，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主席漫長革命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里，斯大林都是世界上唯一社會主義國家里毋庸置疑的領袖，也是世界革命中心中最具威望的領袖，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話語權是非常不平衡的。

由于以上這些因素，尤其是斯大林的雙重身份，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態度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對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斯大林，毛澤東始終是尊重的、維護的；另一方面，當斯大林身上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試圖把蘇聯的國家利益凌駕于中國國家利益之上，毛澤東也進行了溫和（有時也不是很溫和）而堅定的抵制，有效維護了中國利益。

在毛澤東主席之前的黨的歷任主要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對斯大林都只有尊重和服從的一面，而對斯大林的錯誤干預，從來都不能有效抵制，至于王明、博古等，更完全是斯大林意志的執行者。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不僅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主席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且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獨立決定自己內外政策的開始，待到延安整風之后，王明集團在中共黨內徹底邊緣化了，斯大林就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共產黨。

如果說，斯大林早期對中共干預、指導中的錯誤，主要還是一種教條主義的錯誤，是認識和經驗問題的話，那么后期的“錯誤”，則主要是因為斯大林以蘇聯的國家利益為核心對中共“下指導棋”，這些錯誤都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堅決抵制。

1937年11月，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形成，王明從蘇聯回國，帶回的政策主張是“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實際上就是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和蔣介石，這不僅會使共產黨喪失獨立性，也可能會使共產黨在蔣介石發動突然事變時猝不及防。

斯大林為什么會制定這樣的政策？這主要是因為他擔心蘇聯陷入德日夾擊的境地，希望中國拖住日本，但他又不相信共產黨和紅軍的力量，主要寄希望于蔣介石。這反映出斯大林思維方式中具有形而上學的特征，他沒有意識到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成長壯大才能抑制蔣介石的投降傾向，并最有效的抗拒日本。

王明帶回的政策主張，由于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抵制，沒有能夠在全黨貫徹，但在王明擔任書記的長江局卻得到一定程度的執行，其慘烈后果就是“皖南事變”。

蘇德戰爭爆發后，斯大林又三次提出要八路軍集中幾個師到外蒙古的邊界附近或長城一線，接受蘇聯武器并牽制日軍，防止日軍借機北進。但毛澤東主席認為，這實際上是要中共放棄行之有效的敵后游擊戰，在條件尚不成熟時就轉入和日軍的正規戰，必然會使中國的抗戰力量遭到重大損失，所以對斯大林的要求一一婉拒。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很快撕毀國內和平協議，發動全面內戰。斯大林對中共的態度，一開始希望中共以妥協換和平，“不準革命”，要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說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待到三大戰役勝利，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已經飲馬長江，斯大林又勸阻中共不要過江，表面上的理由是擔心美國出兵干預，可能導致“南北朝”。對斯大林的這些“揣著明白裝糊涂”的建議，毛澤東主席或干脆拒絕，或直接就無視了。1949年元旦，毛澤東主席發表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其實就是說給斯大林聽的。

斯大林為什么會在中國革命走向高潮的緊要關頭，提出這樣有可能導致革命半途而廢的“建議”？根本原因還在于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了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協議，英美認可中國的新疆、外蒙古、東北等為蘇聯的勢力范圍，蘇聯并可控制中長鐵路，租用旅順軍港，而蘇聯的這些損害中國主權的“權益”，已經得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同意，并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加以確認。斯大林擔心，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手里的這些通過出動百萬蘇軍發起遠東戰役才獲得的利益，有可能會全部喪失。

斯大林的擔心是對的。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開始了他首次訪問蘇聯之旅。這次訪問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兩位歷史巨人的首次會面，也是唯一一次會面。但會談進行得很不順利，一度甚至很不愉快。我們看當年的新聞紀錄片，即便是在斯大林的70壽辰的慶祝大會上，毛澤東主席也面有慍色，并沒有給斯大林好臉色看。

現在一些反毛的新右派，經常把毛主席描繪成“城府很深的陰謀家”，這純粹是胡扯。毛澤東主席固然有極高的政治智慧，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光明磊落，懷有赤子之心的人，從來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情緒。事實上，真正偉大政治人物，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列寧，性格都像孩子一樣單純。

那么，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會談為什么會進行的如此不順利呢？且看毛澤東向斯大林提出的清單：“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后，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

據蘇聯方面的記錄，斯大林一開始對這一方案非常憤怒，但最終還是全盤接受了毛澤東的要求。斯大林讓步的原因，一是毛澤東主席的堅持。毛主席表示，不簽條約就不離開的蘇聯，這讓斯大林備感壓力；二是斯大林擔心，如果和毛澤東長期僵持下去，美國可能會在中蘇之間打下楔子。這兩點其實也可以概括為一點，即斯大林開始意識到，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后，和中國友好、平等合作遠比在中國獲得一些不平等的“權益”對蘇聯更有利。

但是，接受毛澤東的要求，意味著蘇聯將失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旅順軍港——這是一個無須經過別人控制的海峽就可以直接進入太平洋的深水良港，同時也是不凍港——俄羅斯/蘇聯曾在四十年里為這個港口打過兩次大仗：一次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第二次是1945年的遠東戰役。

斯大林希望在中國失去的，能夠在朝鮮得到彌補，這是斯大林在毛澤東結束訪蘇四個月后，支持金日成發起朝鮮統一戰爭的地緣政治原因——如果戰爭勝利，蘇聯可以在朝鮮半島南端獲得一個足以替代旅順軍港的港口。

蘇聯為什么如此渴望獲得一個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凍港？這是因為俄羅斯/蘇聯雖然是世界上面積最大國家，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艦船從本國所有的港口出發，都必須經過別人控制的海峽：從北方的波羅的海港口出發，則必須經過斯卡格拉克海峽才能進入北大西洋，這個海峽極易被英、德海軍封鎖；從南方的黑海沿岸港口出發，則必須經過被土耳其完全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才能進入地中海，而要出地中海，則要么走直布羅陀海峽入大西洋，要么走蘇伊士運河進印度洋，這兩處戰略要地都控制在英國手中；如果從遠東的海參崴出港，則必須經極易被日本控制的對馬海峽才能進入太平洋。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聯合艦隊就是在這里以逸待勞，全殲了從波羅的海長途奔襲而來的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

中國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有無數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凍港，所以我們很難體會俄羅斯/蘇聯這樣巨型的大陸強國缺乏港口的窒息感。事實上，俄羅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300多年的歷史，可以簡單的概括為尋找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凍港的歷史，只是這個愿望至今未能實現。

在整個朝鮮戰爭/抗美援朝中，一個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是，當中國人民志愿軍準備完畢，即將向朝鮮境內開進時，斯大林卻忽然食言，不肯按照事先的約定出動空軍了，甚至表示，中國也可以不介入朝鮮戰爭，“讓金日成在東北建立一個流亡政府”就可以了，這完全是撒手不管的態勢。

斯大林為什么會這樣？研究者一般推測是斯大林喪失了獲勝的信心，還有人認為是斯大林擔心戰火會導致美蘇全面對抗。但在我看來，斯大林內心深處的更加隱秘的想法，恐怕是并不介意美軍占領整個朝鮮半島，因為在美國大軍壓境的嚴峻形勢下，中國不僅不可能要求蘇聯按照原定協議交出中長鐵路、旅順軍港，甚至還不得不要求更多的蘇軍進駐以平衡美國的軍事壓力。這樣一來，不僅在和毛澤東談判時失去的一切都將如數回到囊中，而且中國還不得不仰賴蘇聯的軍事保護，變成事實上的蘇聯附庸國。

斯大林這樣考慮，是有在歐洲和羅斯福、丘吉爾打交道的經驗做基礎的。二戰后期，羅斯福和馬歇爾籌劃戰后世界格局的安排，認為必須要讓蘇軍占領東歐，才能使西歐諸國因為需要仰賴美國保護而甘做美國的附庸，進而否決了丘吉爾要在巴爾干登陸，搶在蘇軍之前占領東歐的計劃。頭腦簡單的美國大兵巴頓不明就里，在德國投降后居然主張趁著軍事優勢直接進攻蘇聯，這在羅斯福（后來是杜魯門）和馬歇爾看來，這簡直是要為丘吉爾火中取栗，為他人做嫁衣，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巴頓將軍很快就死于莫名車禍了。

如果說，美國對歐洲的控制是以蘇聯對東歐的占領為前提的，那么蘇聯對中國的控制，將以美國對朝鮮的占領為前提。

在斯大林看來，朝鮮戰爭無非是兩種結局：其一，如果金日成順利統一朝鮮半島，則蘇聯可以在半島南端獲得足以替代旅順的深水良港；其二，如果金日成失敗，則蘇聯不僅不必交還旅順，還可以大大增強對中國的控制力。

但對中國來說極為幸運的是，此時領導中國的既不是蔣介石，更不是李鴻章，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如果會任人擺布，那就不是毛澤東了。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其“天欲墜，賴以拄其間”的決定性作用在這一歷史的關鍵時刻表現得尤其充分——志愿軍在沒有空軍保護的情況下跨過鴨綠江，并很快取得第一、第二次戰役的勝利，將美軍逐至三八線以南。在戰局日漸明朗的情況下，蘇聯空軍終于出現了。這個時候，斯大林必須出動空軍，再不出動，在未來東北亞的格局安排上，蘇聯將更沒有話語權。

這場斯大林精心安排的戰爭，原以為穩賺不賠，但卻以完全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方式結束，蘇聯不僅必須交出旅順，也沒有在朝鮮半島獲得新的港口，基本一無所獲，而毛澤東則以“正手打美國，反手打蘇聯”的方式使中國成為這場戰爭的最大贏家。

斯大林的一生，可謂驚濤駭浪，閱盡無數對手。就蘇共黨內來說，他戰勝了包括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在內的所有反對派；就國際而言，他和張伯倫（英國首相）、希特勒、丘吉爾、羅斯福、馬歇爾、杜魯門等西方政治家都打過交道，縱橫捭闔，從未失手，最大限度的擴張了蘇聯的利益，唯獨在和毛澤東打交道時，不經意間就敗在了他的手下，而且是一種無法對言說的隱痛，這對斯大林的打擊非同小可。根據蘇聯檔案，斯大林曾情緒失控，用激烈的語言斥罵莫洛托夫等老戰友，在1952年召開的蘇共十九大上，斯大林也用辯解的語氣將他的朝鮮半島政策解釋為“回報兄弟黨”。

不過斯大林畢竟是一位杰出的、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和毛澤東的博弈使他意識到，只有同中國進行友好、平等的合作，才最符合蘇聯的利益，蘇聯的世界大國地位，是建立在中蘇聯盟基礎上的，沒有中蘇聯盟就沒有蘇聯的世界大國地位，斯大林答應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派出專家援助中國156個項目，奠定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基礎，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可惜的是，斯大林的繼承人，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若豚犬耳”，對中蘇關系的認識完全達不到斯大林高度。赫魯曉夫竟愚蠢到用“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去揭“中長鐵路、旅順軍港”的歷史傷疤，勃列日涅夫居然縱容國防部長馬里諾夫斯基元帥在招待中國代表團的酒會上發表挑釁性言論，更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進行武力威脅。其結果是蘇聯在和西方冷戰的同時又和中國對抗，嚴重透支國力，成為最終解體的重要誘因。

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和斯大林雖然為了各自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進行了反復博弈，但毛澤東對斯大林始終是尊敬的，待到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通過“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妖魔化斯大林的惡浪時，又是毛澤東主席第一個站出來維護斯大林的歷史地位，主張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全面評價斯大林，充分肯定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貢獻。《人民日報》在毛澤東主席的親自主持下先后《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從理論上澄清了大是大非問題，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也使中國共產黨成為國際共運的中流砥柱。

【郭松民，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