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雖然宣戰，清廷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水師，但在歷時一年的戰爭里，除了廣東水師派出三艘軍艦北上參戰外(時任兩廣總督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關系)，其余水師都坐視北洋艦隊覆沒。
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官兵不乏奮勇殺敵、以死報國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跡;頗有痛殲日軍、克敵制勝的戰局。但畢竟清北洋海軍接連一敗豐島海戰、再敗黃海海戰、接著命喪威海基地;清陸軍接連一敗牙山、二敗平壤、三敗江防、四敗金旅、五敗威海、六敗遼東。軍力占優又主要在本土和領海內作戰的清軍為何接二連三、一敗到底?從清廷高層來看，自始至終，沒有拿出一個應戰方略，始終處在戰和不定的被動挨打狀態。
開戰之前，日軍就設立了集陸海軍參謀和決策為一身的統帥部——大本營。而從宣戰到罷兵，清廷始終未設清軍統帥部。日本在軍事上一切皆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的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于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并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這種試圖占據道德高地的意圖，讓前線清軍矛盾糾結，嚴重影響了堅決的勇氣和信心，也因此直接蒙受極大的損失。
平壤大戰之際，日本天皇到達大本營廣島駐地，以示親自指揮，用行動向日本國民表明決心和信心。日軍隨軍記者在報道中激動地寫道：“我陛下君臨每個國民心中。我皇萬歲!”平壤大戰的指揮官山縣有朋到達漢城后，對麾下軍官們訓示：“萬一戰局極端困難，也絕不為敵人所生搞，寧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兒之氣節，保全日本男兒之榮譽。”日軍禁止投降、戰敗剖腹的傳統自此開始。
清軍不戰而潰的例子太多。北洋艦隊“濟遠”艦，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候逃出戰場，慌亂中又撞傷了自己的一艦，“廣甲”艦也隨之而逃;平壤大戰中，日軍只有兩天的后勤準備，清軍只要堅守兩天，日軍將不戰而潰，但總指揮葉志超嚇破了膽，雨夜棄城，一路狂奔500多里，逃回鴨綠江。
縱觀整個戰爭過程，清廷高層和戰不定，即便是被迫對日宣戰后，依然寄希望于列國調停，乞求和平。平壤大敗、黃海失利后，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奉慈禧太后之命請求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調停請和，會談4個多小時，兩人在赫德面前痛哭流涕;鴨綠江防線崩潰，金州、大連、旅順相繼陷落后，大清朝廷又賞給天津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頭品頂戴，讓他懷揣李鴻章的親筆信，代大清國去日本乞和，結果是日本政府連面也不見，德璀琳只好把李鴻章的親筆信通過郵局寄給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滕博文。
隨后，1895年1月26日，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大年初一這天，朝廷又急切地派出議和全權大臣張蔭桓、邵友濂，讓他們在這個萬家團圓的日子從上海乘船赴日求和。結果伊滕博文以張、邵兩人資歷太低并未得完全授權為由，把兩人訓斥一通，讓其登船回國。
整個戰爭過程中，日本的目標始終非常明確：消滅北洋艦隊，通過巨大的勝利逼迫清政府割地求和。而清廷在整個戰爭中則是和戰不定，始終沒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讓前線將士無所適從。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中日雖然宣戰，清廷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水師，但在歷時一年的戰爭里，除了廣東水師派出三艘軍艦北上參戰外(時任兩廣總督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關系)，其余水師都坐視北洋艦隊覆沒。可悲的是，各水師高層腐敗不堪，勾心斗角，更有官員想借外人力量鏟除異己勢力。在當時，朝野許多人認為這是北洋與日本人的戰爭，換句話說，是李鴻章以北洋之力在與整個日本對抗。因此，北洋艦隊被圍困在威海港內，日軍占領了陸上炮臺，用大清的炮轟擊大清的戰艦，半個多月的時間內，直到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管帶劉步蟾、北洋護軍統領張文宣、代理管帶楊用霖等先后自殺殉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大清的陸海援軍無一到達戰場支援。
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鏡的是，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船。理由是這兩艘艦船是戰前到北洋參加會操的，不屬于北洋艦隊。和日本人交戰的是北洋艦隊而非南洋艦隊，因此這兩艘艦船應當歸還。
甲午戰爭日本如何能以少勝多 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
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描述這一段戰況時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李鴻章：昏聵的清軍總指揮
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戰爭陸海戰事的實際謀劃、決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一身。即便他殫精竭慮，僅靠一個人的見識，難免思維有局限，認識有錯誤，決策有缺陷。
雙方開戰后，戰術上清軍謹遵李鴻章指令，實行“專守防御”“保船制敵”，李鴻章強調北洋艦隊要守住海口，拱衛京畿，處處限制北洋艦隊的作戰行動。豐島海戰前丁汝昌提出大隊前往護航，遭李鴻章拒絕，結果僅以“濟遠”“廣乙”艦護航兩艘運兵船，在日艦隊第一游擊隊3艘主力戰艦不宣而戰的突然襲擊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擊沉，“廣乙”擱淺，僅“濟遠”一艦逃脫，損失極為慘重。黃海海戰前中日已經宣戰，日艦隊的任務十分明確，尋找北洋艦隊決戰，而北洋艦隊的任務卻只是給輸送清軍的船只護航，結果北洋艦隊在作戰準備、戰術運用和組織指揮等方面明顯不及日本聯合艦隊，遭受5艘戰艦損毀、官兵傷亡800余人的重大損失。威海衛保衛戰則更是被動，清廷內外意見紛紛，在“艦隊出擊”“拼死一戰”，還是“水陸相依”“固守待援”的猶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機會，最終導致全軍覆沒。
中日陸戰中，清軍將領的畏敵怯戰、貪生怕死，與李鴻章的治軍同樣有著莫大關聯。
清駐朝鮮陸軍總統領葉志超，在清軍占優勢的平壤防御戰中，竟樹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軍撤逃。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過鴨綠江。倉皇逃跑間丟下遭遇日軍埋伏與敵激戰的士兵，致清軍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斷送了整個朝鮮戰局。
大連灣守軍陸軍總兵趙懷業，將戰備物資換成白銀、化為私財;置金州兵寡而不顧，坐觀其陷落。日軍尚未抵達大連灣，趙懷業早已聞風潰逃，自動放棄大連灣，將大連灣6座炮臺、120余門大炮、246萬枚炮彈，德國新式連發步槍600多支，子彈3381萬發及沒有啟封的野戰快炮、糧食、馬匹、行帳等，拱手留給日軍。這些裝備成為日軍攻占旅順的物資保障。大連灣碼頭遂成為日軍進攻旅順的后勤補給站。日軍按照趙懷業部丟下的水雷分布圖，準確清除了大連灣中的水雷。
日軍尚未兵至旅順口時，清軍還在頑強抗擊日軍前鋒，但旅順地區的前敵營務處總辦龔照(實為旅順陸軍總統領)，竟置戰局及諸軍于不顧，自己乘魚雷艇逃往煙臺，隨后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后潛逃，致旅順輕易陷落。旅順口9座炮臺、78門重炮，加之諸多的糧、彈、軍用物資、軍港設備，悉數被日軍繳獲。
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7萬多人，日軍只有2萬人，而且供應線拉長，后路也有被切斷的危險。如果清軍能以優勢兵力憑險扼守，與敵相持，日軍無援兵、缺糧餉，很難堅持，是一次反敗為勝的機會，但清軍毫無斗志，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不到10天就從遼河東岸全線潰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描述這一段戰況時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威海衛南岸守軍主將劉超佩，棄戰乘小艇逃至劉公島，后逃往煙臺。由于主將逃跑軍心不穩，缺乏統一指揮調度，致威海港南岸炮臺相繼全部失守。
總兵蔣希夷，受命駐防營口，在日軍來犯之際畏敵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營步隊逃走，使守城兵力減半，營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臺，致營口之戰敵我力量更加懸殊，沒等到清軍主力救援，營口迅速失陷。
在整個戰役指揮中，李鴻章憑個人主觀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黃海海戰后，翰林院聯名奏參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兩，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御使還奏參李鴻章：“米、煤資敵，釋放日本奸細。”所謂“米、煤資敵”是指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訂購大米和煤炭，因其屬戰略物資，宣戰后按律應停止供貨。但李鴻章強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于是3萬噸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運送日本。
開平煤礦是中國當時最大的煤礦，煤炭亦是戰略物資(軍艦的燃料)，但李鴻章卻堅持由英國的怡和洋行控股該礦。連外國人都認為“李的立場值得深思”。
最失敗的策略：依賴外國調停
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最失敗的策略莫過于寄希望于列強調停，迷信“萬國公法”及利益制衡。特別是掌實權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致使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了軍事努力：“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于是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貽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后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看清英國人的意圖后，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并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結果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后，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于美國調停。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態度，而是完全倒向日本。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另外，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不僅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當他們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并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
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于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占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于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么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的光緒皇帝、翁同等沒有任何實權，書生意氣，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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