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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兵:《中美大學的比較》(摘錄)

我給美國、日本和中國大學生們講過《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這門課,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三個國家的學生對同一個經濟學典故竟然有非常不同的解讀。這個典故叫做“如何處置奶牛”:假設你用一萬美元貸款引進一頭良種奶牛,在你所居住的地方如何讓大家獲得最佳利益分配效果?

美國學生們首先思考了三個問題,一是這一萬美元有何附帶條件,二是奶牛品種是否適合生長繁殖于我居住的地方,三是賣方是否提供奶牛繁殖技術與資源。從他們的討論可以觀察到幾點:美國學生們有一種長遠經營的預期,尤其看重奶牛品種的擴大經營,但對于時間效率非常計較,在品種繁殖速度和貸款利息方面考慮深入。

日本學生們也做了三個方面的思考,一是這種奶牛來自哪個國家,屬于什么品牌,由什么機構推薦的,二是賣方能否把繁殖專利技術一同提供,價格貴不貴,三是一旦日本繁殖成功,能否把這種奶牛返銷到這個賣奶牛的國家。從他們的討論我得出幾點觀察:日本人對貸款條件不太重視,但對品牌信任度高,與美國人一樣注重繁殖規模發展,而且看重未來國際化推廣潛力。

中國學生也做了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要申請國家農牧業創業貸款,或者出口國家能否提供無償出口貸款,盡力減少個人投資風險;二是如果選出一個奶牛專業戶承包這項奶牛飼養項目,三是如何開發出獨立的牛奶銷售渠道。從他們的思考我可以觀察到幾點:對國家政策有較高的依賴性,重視生產責任與利潤掛鉤,更加看重未來國內銷路,但比較不原因承擔風險和責任,成本計算含糊不清。

經過一個學期的跟進討論,三個國家的學生竟然提出了三種不同的報告結論。美國學生竟然發現這種奶牛可以和美國當地的一種奶牛雜交,產生一種更好的品種,并且可以注冊專利品牌,這個品牌價值估計可以獲取120萬美元,并在多個地方開辦奶牛繁殖基地,不但一次還清了貸款,而且形成了一個吸引投資的熱門項目。美國學生的最后總結是:讓我們的奶牛更好地為人類提供營養效益。

日本學生提出的報告結論很有趣。他們竟然發現這種奶牛的肉質很有嚼頭,和日本著名“啤酒肥牛”肉可以雜交出一種既嫩滑又有嚼頭的品種,非常適合當時日本時尚。但是,把奶牛當肉牛繁殖會違反奶牛出口國的原本意圖,不利于未來返銷奶牛,因此要和出口國達成新的協議。日本學生最后的總結是:不要因為一個成功的技術而失去整個市場。

中國學生提出的報告最復雜而全面。首先他們分析了國家當前的農業政策對于項目的利弊,然后闡釋了奶牛生產與銷售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意義,并采用項目投標方式尋求出了一個奶牛項目承包專業戶。可惜的是,這個地方只有一個人有資格投標,他就是村長。在中國養這種奶牛需要進口飼料,成本比國產飼料價格高出一倍多,不久這頭奶牛無緣無故死了,村長家欠的一萬美元貸款不用還了,村長家里人人都分到了牛肉,村長家的豬肉攤子也賣起了牛肉。中國學生的結論是:沒有好的社會制度,所有人都是壞人;沒有好人創立好的社會制度,所有制度都是壞制度。

我讓美國學生給中國學生提一個問題,他們提問道:“如何找到創立好制度的人呢?”

我也讓日本學生給中國學生提一個問題,他們提問:“你愿意為一個好制度付出多少犧牲?”

中國學生們的回答是:“我們無法決定制度,但可以找出制度的空擋漏洞加以利用,打敗制度的效率越高,我們獲利也就越大,最后我們都成了制度的破壞者”。

從這個案例分析中,我發現中國大學里的教學很有問題。比如,中國大學經濟課也教亞當斯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但只教“每個人都為自己利益就會讓社會發展的更好”,卻忘記了這個理論的前提是“假設每個人都是全然理性的”。中國人在自我謀利方面世界第一,但這顯然沒有導致自由經濟出現,相反不得不由政府集權管理,這是因為每個人的非理性導致了制度的極端理性化反應,反而失去自由競爭調整空間。又比如,西方民主制度就如這只奶牛,引進到了中國,人們只看到了奶牛身上的肉,想到了可以把肉做成美食享受幾天,但沒有去想把它撫養繁殖,都認為那不是自己的責任,不愿為這種制度犧牲個人利益,自然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這種制度。相比之下,美國人強調利他主義價值觀,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世界也就成了自己的。日本人強調工具理性主義,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發展的一個局部肢體,強調肢體與整體的配合發展,這讓日本成為世界的獨特經濟角色,這的確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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