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三天。
此時此刻的羅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無人煙，只有陣陣涼風掀動著層層沙浪，不時向高高聳立的原子彈托架涌來。
擔任試驗場總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上將，正在忙碌指揮著。此時，一份意外的秘密情報火速地送到他手上：偵察員發現，有一支一兩百人的雜色隊伍，突然出現在早已禁控的試爆區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試爆區靠近。情報中有一組伊爾偵察機從800米高空拍攝的照片。將軍打開一看，不由得驚呆了——一望無際的沙漠中，一堆未燃盡的枯柴，發出火光和細煙;一些馬蹄痕和人工鑿出來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張愛萍心中一震，不用細細思量，抓起電話就發出緊急命令：“馬上調查!”
時間一分分過去了，各個小分隊幾乎查遍了整個原子彈預定命中區域，結果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核基地各方面的專家開會研究，一致認為起爆時間不能變，應派人進入戈壁，在起爆前將人救出。周恩來總理聽了張愛萍的匯報后也指示：這里絕不能成為第二個廣島!
“把搜索范圍擴大到輻射區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張愛萍又下了一道秘密電令，他神經緊繃，雙眼盯住遠處的沙漠……
偵察機又一次騰空而起，幾支小分隊也攜帶著電臺、干糧和水，向更廣闊的荒漠挺進。
這群人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盡的官兵疑問重重，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終于，其中一支小分隊在3號目標區意外地發現了一頂破帳篷，周圍零亂地丟棄著一些干柴和破損的刀鞘。
發報員迅速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試驗場總指揮部，同時，飛機也很快將物證送回。專家們分析判斷后認為，這伙人馬極有可能是早已銷聲匿跡的“馬匪”。現場的氣氛頓時凝重了起來：難道當年馬步芳、馬鴻逵的部隊，真的像當地老百姓說的那樣，還殘留在茫茫戈壁?
與此同時，在核爆現場掩蔽部巡邏的警衛連官兵，意外地發現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騎著馬追捕黃羊。警衛連官兵誤以為牧民闖入核禁區，立即上前追趕，讓他們遠離核爆試驗區，以免誤傷。
誰知，兩人一見士兵驅車追來，便策馬飛奔而去。當警衛連追至一沙丘時，埋伏在沙丘頂上的十多名持槍人突然出現。他們個個穿戴破爛，面容骯臟，發亂如蓬。
隊長忙用手勢通知大家做好戰斗準備。不料，這一行動惹惱了持槍人，領頭的一個向他們撲來。緊急之下，隊長下令開槍，對方頭領當場被擊斃，其余人見狀四散逃去。
大家剛想沖上去，沒想到隱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們撲了過來，大有為死去的同伴復仇之勢。槍聲又響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將帶回來的俘虜一審問，令張愛萍大吃一驚。
原來，1949年秋，隨著蘭州戰役的勝利，人民解放軍長驅西進，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進。在我軍強大的威懾下，不堪一擊的“馬匪”紛紛潰散。一些小股殘匪無處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這批逃竄到原子彈試驗區的“馬匪”，就是當年從新疆樓蘭和甘肅酒泉一帶進入大漠的，其中還有五六個婦女。十幾年來，他們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蕩，過著野人般的生活。他們在常人無法生存的條件下終于生存下來，并開始繁衍后代。終于有一天，他們游弋到原子彈試爆區。當這群“馬匪”看到大漠深處高高聳立的塔架時，知曉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遠遠的，隱藏在沙漠里，晚上紛紛跑出來找食物，甚至到輻射區找我軍放置的試驗動物。日子長了，他們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長期住下來。
看著俘虜驚恐不安的樣子，張愛萍長嘆一口氣。戰爭已經結束十多年了，這群“馬匪”也早已受到了應有的教訓。他打聽清楚“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隊火速趕往那里，將所有的人員都帶出來。
在匪首的帳篷內，分隊長誠懇地告訴對方，明天這里將進行核試驗。匪首接受了我軍的建議，但卻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為表示誠意，經過請示，我方同意。一晝夜的急行軍后，眾人已疲憊不堪，基地終于派來了接應的直升機和汽車。無論是小分隊還是“馬匪”，都一片歡呼。
“情況”解決了，人們如釋重負。10月16日下午3時，蘑菇云在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動地的巨響傳遍羅布泊上空，也令這群“馬匪”駭然。
4時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來聽完張愛萍關于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報告，心中異常興奮。他問：“上次報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沒有?”
“找到了，是一群當年失散在羅布泊的‘馬匪’，我們已經在起爆前把他們遷往了安全地帶。”張愛萍說。
“好，好!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我們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試驗啊!”周恩來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關資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贊中國在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美國學者撰寫的《中國原子彈的制造》一書中，作者敬佩地寫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隊總共花了3天時間，跑遍了試驗場區周圍的200個‘馬匪’隱居處，并將他們一一帶回安全地帶。”
1991年，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了反映這一傳奇故事的電影《飛越絕境》，在海峽兩岸引起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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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成功后，張愛萍(右一)向周總理報告。左一為李旭閣。
原子彈爆炸的那天，激動和喜悅的心情，傳遍了整個中國大地，深秋的夜晚，首都長安街上蜂擁的人群，追逐著散發原子彈爆炸成功號外的大卡車，全市人民奔走相告，一遍又一遍地聽著廣播，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全國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歡騰的海洋中。巨龍騰飛，揚眉吐氣，更是震驚了整個國際社會，慶賀和鼓舞之聲，不斷傳來，驚慌和貶毀之語，也間有所聞，世界在一片喧嘩聲中。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經歷了艱辛、困難、風險的歷史進程，是來之不易的歷史性成果，這當中除了要突破核子理論、爆炸物理、電子測試、自動控制、精密工藝、總體設計以及核材料提取等各個領域中無數大大小小的技術難關，真正掌握確保原子彈起爆成功的奧秘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情況，那就是國家正處于經濟甚為困難時期，可以說中國人勒緊了褲帶，把原子彈研制出來，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科學求實、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會永放光芒。我們要向世人說的有許多許多，現在只能將其中部分重要內容作一回顧。
一、毛澤東對研制原子彈的決策，有著歷史發展的過程
1945年8月，美國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幾天以后，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說：“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棗園樹下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出了流傳于世的一句話“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國科學院院長、世界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國共產黨員)讓從法國回國的中國科學家傳話給毛澤東：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志愿軍在甚為劣勢裝備的條件下，英勇無比，取得節節勝利，美國的當權者為了挽回戰局，多次企圖對中國使用原子彈。1950年11月30日，合眾社報導，杜魯門總統說：“他已考慮同朝鮮戰場有聯系的原子彈問題”。美聯社也隨即報導：“杜魯門總統正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12月份去南朝鮮“訪問”，1953年初，他下達命令，將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秘密運到日本的沖繩島，為向中國發射核導彈而做準備。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時，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授權，總統可以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根據這一授權，美國軍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彈攻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多種方案。
毛澤東面對美國當權者不斷對中國進行的核威脅，完全意識到：為什么美國當權者動輒就要向我國進行核威脅?為什么美國敢于這樣做：就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及其運載工具，中國沒有核遏制力量，沒有同樣的打擊報復手段，沒有抗衡的力量。
毛澤東面對國際形勢變化的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對原子彈在戰略上蔑視，逐步在戰術上重視起來。
1954年秋，我國最初發現有鈾礦。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劉杰、錢三強的匯報。匯報人把鈾礦石標本和探測放射性的蓋革計數器拿到會上，當場演示發出嘎嘎的響聲，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來。”他還強調說：“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是一次對中國核工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他作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核工業建設的開始。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毛澤東論斷：“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國的核工業全面上馬了。原子彈正式開始展開研制了。
二、赫魯曉夫翻臉不認帳，撕毀援華協議，企圖扼殺我國核工業。歷史卻是如此諷刺性巧合，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時。
1956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給中國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蘇兩國領導人舉行最高級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向赫魯曉夫提出：“我們對原子彈、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魯曉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彈要花費很多錢，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核武器貯存時間長了，還要變質淘汰，重新投資生產，中國不必再搞為借口，搪塞過去，沒有同意。
1956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性變化，先后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這兩個國家倒戈，不再聽從赫魯曉夫的指揮棒，此時，赫魯曉夫迫切需要中國對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國援助尖端技術的問題上，改變了原來的態度，有了松動，出現轉機。
中蘇兩國經過多次談判，于1957年10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此項協議主要內容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其具體內容為：
蘇聯同意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蘇聯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技術資料;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包括原子彈、導彈在內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術;蘇聯派有關專家來華幫助開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長，蘇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協議，只執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出現了大問題。中蘇兩黨出現政治分歧，并進而擴大到國家關系的惡化，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國，在1959年訪美前夕，向中共中央發來一封信，改變了原來協議的承諾，他在信中說蘇聯正與美國、英國進行禁止試驗核武器協議的談判，為了避免談判受到影響，不利于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決定兩年內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赫魯曉夫從美國戴維營回來后，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蘇聯完全撕毀了協議，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盡管中國政府一再挽留，此時的赫魯曉夫態度堅決，頭腦發脹，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將在我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00多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并且把重要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特別嚴重的是，蘇聯原來援助中國建設的核工廠，有的建設了一半，有的還未完全建成，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原來訂購的配套設備。
毛澤東在此嚴峻形勢的壓力下，審時度勢，發出：只有一條路，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彈的口號。他又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
核工業戰線的廣大職工頂住壓力，奮發圖強，先后排出了數千個技術難題，奮力攻關，逐項攻克，尤其是有的技術難題在相當陌生的情況下，認識再認識，攻關再攻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
自強不息，不斷攻克難關，1963年3月，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11月29日，鈾工廠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產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轟產生中子試驗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國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的濃縮鈾，鈾—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彈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試驗了一顆準原子彈(除未裝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來原子彈爆炸時用的實物)，取得理想的效果。為下一步正式原子彈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取得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輝煌成果。此時，扼殺中國核工業的赫魯曉夫被他的同伴趕下了臺。
三、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黨中央作了困難而果斷的抉擇——繼續上馬研制原子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撕毀協議，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正壓在中國人的頭頂上，緊接著是國家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由于糧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緊缺，實行定量供應，許多人吃不飽肚子，出現全身浮腫，形勢相當嚴峻。甚至傳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不吃肉了，可見當時經濟上有多么困難。
在此嚴峻的經濟困難時期，對是否繼續研制原子彈，中央領導層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是繼續研制下去;另一種是暫時下馬，等經濟好轉以后再研制。中央領導對此進行了多次討論，周恩來和陳毅、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堅決主張繼續，陳毅有一個代表性的說法：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林彪當時在召見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員談話時，也有一句鼓勵的話：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原子彈燒響。主張下馬的人也不少，持此種意見的人，主張先集中人力、財力把經濟搞上去，再上馬搞原子彈，更為穩妥和有效。劉少奇對此兩種意見權衡后，提出先把情況摸清楚，再作決定，并上報了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張愛萍副總長受中央的委托，會同當時的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核工業部部長劉杰等人，進行了調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張愛萍等人向中央送上《關于原子能工業建設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此報告的中心內容是，根據原子能工業目前的建設情況，1962年是關鍵一年，只要中央領導同志親自領導、親自負責，其他各項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點的辦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進行核試驗是有可能實現的。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對此報告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劉少奇、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最后，會議同意報告的建議，上報毛澤東，經毛澤東親自批準，最后決定，研制原子彈還是繼續進行。
經過1961、1962兩年自力更生的實踐和艱苦工作，我國核工業建設，有了很大進展，在調查研究、分析情況的基礎上，核工業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為了加強對原子彈研制的領導，中央組建了兩彈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委員，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劉杰等為委員。上報了毛澤東，此報告毛澤東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成為動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齊心協力，為實現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而努力的動員令，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四、核武器研究院廣大科技人員，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之火熊熊燃
自1958年起，為了迎接蘇聯援助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到來，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個專用廠房和相應配套的研究室;廣大科技人員幾乎人人突擊學俄文，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用上了，全院各個場所，一片俄語聲，一時間好似一個俄語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這一樣品和圖紙資料，以便早日上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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