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很多人說異地高考難以推進，是因為教育資源緊張，我們對比廣東與京滬各項指標后發現，這是完全不成立的

關于限制異地高考的不公平不需要再多說，是哪些原因導致改革難以推進也不必再多說，這些都已經被一再討論過，歸根到底不外乎八個字：“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我們還是先來說廣東是怎么做的，再來對比京滬。

廣東這次出臺的政策，與江浙等省份比，算不上先進，只能說中規中矩：學生需要有廣東高中三年的完整學籍；父親或母親要有合法穩定的職業證明和住所證明，累計三年以上的社保和醫保，以及當地居住證。但從細節看，比較人性化，比如租住農村自建房，也算是合法穩定住所；居住證中間有失效，但只要重新辦理即予以認可；子女學籍地與父母工作地在廣東省內不同地市的也予以認可。也就說，它沒有刁難外來人口，而是考慮到了他們的實際情況，可算“有誠意”。

而如果要跟京滬比，那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上海是與居住證掛鉤，要求家長持有居住證并達到標準分值，這實際上把絕大多數外來農民工排除在了外面。北京則只開放了高職，只字未提本科開放時間，幾乎毫無意義。用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話說：“四部委布置的‘作業’是異地高考，上海的突破盡管和預想一樣小，但至少有一個方案，而北京僅上交了一張‘異地高職’的答卷，再無其他，這簡直不可思議。”

很多人說異地高考難以推進，是因為教育資源緊張，我們來對比一下廣東與京滬的各項指標：要說高考人數，廣東今年的高考報名人數是75.4萬人（僅次于河南），京滬分別只有6萬多和5萬多人（且呈下降趨勢）；要說高校資源，據測算，京滬生均本科院校擁有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到7倍，廣東則相對緊張；要說外來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廣東是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的省份（超過兩千萬），廣州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外地生已超過一半，深圳東莞等地外地人口甚至超過70%，而京滬外地人口比重不到40%。所以所謂“資源緊張”只是托辭，根本不成立。廣東可以，京滬為什么不行？

不是因為資源緊張，反倒是因為利益太大，大到了難以割舍的地步。實現教育公平的前提是資源均衡，忽略這一點，必定遺患無窮。比如說高等教育資源本來地區差距就很大，但這些年先后實施的“211”、“985”工程，不僅沒有縮小差距，反而進一步拉大差距，以至于利益越來越大難以觸動。再比如一定程度上為了掩飾高考錄取分數的明顯差異，上海北京陸續開始搞自主命題，由此導致的教材、考試不統一，使得異地考生即便想回原籍考試也會碰上額外障礙。于是事情變得越來越糟糕，難以收場。

異地高考主要涉及戶籍人口、流動人口、當地高校和當地政府四個利益群體，戶籍人口反對的原因自不待言，當地政府當然也是站戶籍人口一邊，而當地高校則有求于當地政府的扶持，相比之下，流動人口在博弈過程中處于明顯劣勢。這種情況下，就只能寄望于中央政府的強力推進。按學者管華、陳鵬的分析，在中國目前的政治權力結構之下，“教育部、國務院辦公廳都不是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適格主體”，“只有中共中央、國務院才可能在異地高考這樣嚴重威脅地方利益的事項上有所作為”。

然而問題的復雜性還體現在政府對于城市規模的恐懼。最近兩年，北京不僅異地高考毫無突破，外來子弟幼升小也不進反退，從原來的“兩證”增加到“五證”，并設置了一系列苛刻條件：比如在著名的“睡城”通州區，要求租住的家長必須提供本區縣的社保，僅此一條，就把許多外來家庭擋在了門外（對比此次廣東的細則，說是費盡心思的刻意刁難也并不為過）。除了利益群體的反對，對城市規模的恐懼也許是更關鍵的原因。諸多證據表明，對超大城市的恐懼其實并無必要——這種心理不破除，京滬外來子弟就永遠看不到希望。

在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今天，平等受教育的權利不能得到保障，必然造就無數家庭骨肉分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最多的公約，中國1992年加入）對此規定得既清晰又感性：“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愿使兒童和父母分離，除非主管當局按照適用的法律和程序，經法院的審查，判定這樣的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確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