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摘要中國經濟的表現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卻沒有國際話語權，因為中國改革的過程是摸石頭過河，摸完石頭過了河也不下功夫總結出經驗道理，只帶個帽子叫“中國特色”，讓贊揚和批評中國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編按：本文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在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13期的演講。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是由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中信出版社、經濟導刊聯合舉辦，并與各高校合作開展面向高校師生公益性巡回講座。系列講座充分利用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專家的資源，邀請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就國內外的重大問題進行研討、演講。本期講座由人大經濟學院同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合作舉辦。

　　主題：重新反思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定位：兼論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

　　時間：2016年7月6日

　　地點：人民大學明德樓728室

　　【開題】

　　今天的主題是兩個問題：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定位，和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前者是歷史的反思，后者是未來的展望。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

　　兩個問題都很大，涉及的范圍很廣。為了幫助大家理清思路，我們分為四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先討論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給大家介紹我們正在探索的“代謝經濟學”和“史觀經濟學”的主要框架。我們的起點是斯密《國富論》的內在矛盾和空想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

　　第二，我們來破解西方中心論的神話，還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競爭演化的圖景，重新理解中國的歷史地位。

　　第三，我們要破析世界銀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論”的政治意圖，看清中國當前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

　　最后，我們結合當前形勢，來探討中國建設全面小康，占領科技、產業、軍事、金融制高點的可能途徑。

　　【自白】鐵路工人的經驗啟發經濟學的新思維

　　我先解釋一下為什么自號“眉山劍客”，別號“寂寞求錯”。首先因為名字叫陳平的實在太多了，不得不取個號區別一下。

　　我的經濟學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時是中國科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鐵路局眉山電務站當了五年鐵路工人。我觀察經濟學的起點實際上是我在鐵路上的經歷。我發現現代的工業經濟和亞當斯密理論以及新古典經濟完全是兩碼事。亞當斯密講的分工可以由市場協調，講的是手工作坊和小農經濟，個體和個體之間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鐵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場不等于協作，這個經驗是在當鐵路工人的時候悟出來的。我后來學了西方經濟學，發現現代大工業的產業鏈和網絡經濟，基本經驗和現在經濟教條完全矛盾。我為什么叫“劍客”呢?因為我的經濟學研究課題不是來自教科書，而是來自經濟學大家之間的辯論和交鋒，大家提出沒有解決的問題，很受啟發，自己也就上去參與對話。我們后面會看到，當代很多基本問題都是經濟學大家們的交鋒提出來的。

　　為什么別號“寂寞求錯”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辯論科斯問題，辯完了，研究生給我起個外號叫“獨孤求敗”。我覺得不好，因為科學討論不求勝敗，科學過程就是試錯，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錯”，以錯會友。今天在座的無論年紀大小，只要給我指出錯誤，我一定聞過則喜，向你學習，再交個朋友。

　　(一)經濟學的兩種思維范式：均衡和非均衡經濟學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經濟學主要的范式之爭。目前經濟學的教育有一個非常大的誤導，即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指“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家之言。數學上好像看起來比較漂亮，但實際上經濟思想是倒退的，更確切的說法應當叫“均衡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經濟變化必將趨于均衡。均衡之意就是差別消失。物理學熟知的例子是溫度差，一杯熱水放時間長了就趨于室溫，差別消失了，差別消失是好事還是壞事?對物理學家來說宇宙溫床消失叫“熱寂”，生命都熱死了。對經濟學家來說，這叫“看不見的手”，自動穩定的市場只剩下白噪聲，沒有任何周期波動。可見均衡經濟學的秩序概念和生物學、物理學，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驗是完全矛盾的。為什么要這樣講呢?因為他們想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討論世界演化的方向問題，就是我今天討論的主題。他們如果相信均衡論，就意味著世界各國的發展方向趨同。，往哪兒趨同?說白了就是趨同到“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西方宣傳的“普世價值”。世界的現實是多種文明，英美模式只是多種市場經濟模式的一種，而且這一種模式未必能夠持續。

　　我今天重點要講的是代表我們另一派的思路，也是一種思維范式，叫“非均衡經濟學”，里面有很多流派，包括熊彼特經濟學，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新興的“演化經濟學”，“創新經濟學”，和我們參與創立的“復雜經濟學”。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雖然政策上有很多分歧，但方法論有共同點，就是“非均衡”的含義是演化是多樣的。注意生物演化也是多樣的。中國把達爾文的物種“演化論”誤譯為“進化論”，實際上生物演化是多樣和復雜的。大部分演化是退化，少量才可能進化。如果生物都是進化，現在只剩下人類一個物種，這個地球有戲嗎?就沒戲了。經濟學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非常誤導的概念就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似乎科學進步一定是進化，直線的或臺階式的發展，沒有倒退和曲折的可能。這是不符合實際的。非均衡經濟學的發展觀念，強調的是多種模式和多元文明。

　　這里我稍稍批評一下馬克思經濟學。我覺得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馬克思自己的歷史觀有矛盾。他受黑格爾辯證法“否定之否定”的影響，提出歷史發展的階段論。他觀察歐洲的經驗，就是后來斯大林概括出來的五階段論(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預測世界未來的發展應該是趨同，趨同到理想社會。對于馬克思來說，理想社會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本主義，而是共產主義。但馬克思很客觀，他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像我們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自以為他知道。你發現馬克思理解的印度中國和歐洲不一樣，他也不知道為什么不一樣，但是他看到了地理氣候的因素使中國和印度停滯了，取了個名字叫“亞細亞生產方式”。但是這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地位不高，實際上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比歐洲的中世紀還要落后。但是他留下一個發展余地給了列寧和毛澤東，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歷史發展是非均衡的。就是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未來的發展模式也可能是多線的。起碼馬克思看到了兩條線。

　　我個人做學問的經驗是“翻萬卷書，游千里路，會百家才”。因為我大學、研究院都是學物理出身，到現在還在用物理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經濟研究的問題、觀察、猜測，都不是從科班書本上來的，前輩科學家的對話中學的。我的這種研究方法是我們中國科技大學開創“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前輩言傳身教的。今天聽眾里有個科大老校友在這，可以證明我們共同的經歷。我是1962年進北京中國科大的，中國科技大學是為了建兩彈一星建立起來的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的新型學校，全科學院各學科的首席科學家來親自教學，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親自教一年級新生。科學家教學和教書匠不同，不是韓愈的“傳道授業解惑”，似乎知識是封閉體系。科學家不會教書，但是上來就挑戰學生。現在前沿在哪兒?就是沒解決的問題，你有本事就將他一軍，看看自己有沒有本事能攻下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也用這個辦法教我的北大學生。所以我研究的方法就是從我們老師那兒學會的，從兩彈一星的元老那兒學來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問題、觀察、猜測、檢驗”。上來就先提當代面臨的重大問題。從問題出發，不是從本本出發，提出一個好的問題，就解決了問題的一半。然后觀察。觀察什么?不是觀察全是跟理論一致的東西，而是要觀察“反常”現象，也就是現有理論不能解釋之謎。然后就猜測，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性?不要隨大流，一條道走到黑。猜測是否對，要接受實驗檢驗，要和其他學派的學者對話交鋒。最后才能發展新思維、思考新問題。

　　(1.1)警惕經濟學的統計誤差誤導經濟決策

　　我今天對歷史定位的觀察，始于我懷疑世界銀行對各國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經濟學的數據分析和科學觀察非常不同。科學觀察得到的數據，是科學家自己設計的實驗，實驗室里的實驗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們在測量什么。但是經濟學不是，經濟學大量給你的數據是政府或企業給的，怎么定義和測量經濟學家也不清楚，誤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經驗，經濟學數據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親自去觀察比較，才能估計誤差的量級。我后面會說我個人觀察的結果，現在誤導中央決策的經濟數據，尤其是GDP數據，我認為誤差極大，可能會高達50%。這樣粗糙的測量，表明經濟學離經驗科學還差很遠。

　　(1.2)東歐和中東的實地觀察挑戰西方中心論

　　我自己的經驗觀察，花了十來年的時間，做了兩次系統性的比較觀察：

　　第一次是研究東歐蘇聯中國轉型經濟的結果。我去俄國兩次，東歐去了匈牙利、波蘭、東德。其中統一前后的東德我去了三次。觀察的結果我發現，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論導致的休克療法是完全失敗的，中國摸石頭過河的價格雙軌制，使中國的發展遠遠超越東歐全盤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轉型模式。但是我們國內現在還有一批人在繼續模仿鼓吹“華盛頓共識”以及“普適價值”，實際上就是要中國模仿東歐的全盤西化模式。我研究東歐轉型的結果是否定的。歷史實踐可以檢驗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就是我們現在大學教科書教的，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價格放開會保證有唯一穩定的均衡解，實踐上不可能，因為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價格收斂的速度大不相同。農民養雞幾個月就可以賣，建工廠電網要幾年到十幾年。各產業之間的協調，包括國際貿易逆差，英國美國持續了幾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觀察是從希臘到中東，否定了西方中心論的迷信：所謂西方科學民主，東方專制愚昧。世界文明的歷史就是西方文明的傳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臘，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業余非常喜歡研究歷史。初中時學過素描，從希臘的雕塑的人體美開始，到希臘建筑的美非常崇拜，中國人大會堂的柱廊，顯然受希臘建筑影響。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也用希臘的雅典來代表西方民主、科學的最高成就。讓啟蒙運動一批判，中國就代表了東方的專制愚昧。

　　我對經濟問題的興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約瑟問題，為什么科學發展起源在歐洲，而不是中國?想當然，大伙兒就認為中國專制、封閉、保守。韋伯講資本主義興起和新教倫理有關，作為對比的就是儒家阻礙科學進步。

　　但是我親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廟我向往幾十年了，親眼看的時候卻發現一件西方文獻不提的怪事，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觀察，為什么看雅典神廟就知道西方文化是從近東學來的，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經濟不可持續。也證明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是不可持續的。

　　我先看了希臘，我就猜測希臘神廟是從埃及學來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兩次動亂之間去了埃及，把我的親友嚇壞了。我覺得我必須親自去次中東，才能明白為什么英美不斷發動中東戰爭，才能明白中東和中國有何關系。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廟，立即明白了東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埃及我覺得我必須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個月去了土耳其。兩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爾發動爆炸襲擊之間去了土耳其。因為我覺得時間緊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敘利亞一樣去不成了。看來我的命還挺大，兩次爆炸我都沒碰上。但是我觀察到的東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從雅典到中東的觀察得到什么結論呢?就是質疑西方中心論，進一步比較馬克思和毛澤東觀察到的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模式。我們現在都以為馬列毛是一致的，其實不完全一致，我認為中國的革命經驗超過了馬克思和列寧當年的預想。

　　(1.3)重新理解斯密國富論和空想資本主義的由來

　　作為經濟學家，我要回到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內在矛盾去，才能理解當代的經濟學問題。

　　我們在座的都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為什么忽悠?斯密書的標題是“國富”(wealth of nations)，各國以前只追求國安，為什么要追求國富?尤其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人天天夢想國家富強。改革開放以來的宣傳，中國現在一天到晚都想著我們如何致富。斯密有沒有告訴你，what is wealth?什么是財富?我告訴你，斯密不知道，他沒有給出答案!他竟敢把沒有答案的東西放在標題里面，怎么不是忽悠?當然他是有貢獻的，把問題提出來就是一半的貢獻。有兩個經濟學家是以提問題而不是給答案做出貢獻的，一個是斯密，提出什么是國富(wealth of nations)，還有一個是馬爾薩斯，質疑人口和資源的關系能否匹配。雖然馬爾薩斯的預言不見得正確，但是他啟發了達爾文，達爾文啟發了馬克思。所以我們做科學的人提出問題可能比回答問題更重要。我們先要盡可能提出好的問題，然后解決問題。

　　斯密問了什么是wealth，他沒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個政治學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讀過霍布斯的《利維坦》，講大政府的起源。利維坦說什么呢?“Wealth is power”。中國翻譯”power”這個詞會分別使用帶貶義或褒義的翻譯，愛憎分明。培根講，“Knowledge is power”，翻譯為“知識就是力量”，這“力量”當然好東西。今天我的翻譯”Whealth is power”，“財富是權勢”。 你會想，權勢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可以是好東西也可以是壞東西。你馬上就想起列強侵入靠什么?就是靠戰爭和資本的權勢。我們追求GDP，里面有相當一部分的東西是有真貨的，是實際的物質生產，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虛擬的，是寡頭操縱市場價格構造的虛擬經濟，忽悠剝削大眾的。然后你才知道，西方經濟學老講優化資源分配，怎么優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權勢。為什么美國全世界要建700多個軍事基地?為什么要打金融戰爭和貨幣戰爭?因為要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向，控制國際分工的制高點。討論權勢，經濟學和政治學就分不開，西方經濟學非常大的一個誤導，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改名為新古典經濟學，好像經濟學是一個客觀中性的純粹的經濟學，其實和政治和經濟分不開，而且經濟和戰爭分不開。我后面會講，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戰爭，不是生產，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么資本主義擴張，究竟追求的是財富?包括自然資源和貨幣財富，還是權勢?權勢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強調產權嗎?什么叫產權，產權不僅是什么剩余索取權，而是控制權，也包括定價權，還要包括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奧巴馬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開說不能讓中國掌握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他美國要掌握游戲規則。你們才會明白，你做得辛辛苦苦，他們改變游戲規則就讓你市場上競爭成功的企業不戰而敗地出局了，這不是什么公平競爭。我們大家都在講法制、憲政，資本主義的法制誰制定的?不是民眾投票決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團決定的，是打勝仗的贏家，拿武力，拿大炮、導彈、航空母艦制定的。建立資本主義法典的拿破侖是用大炮打垮貴族的騎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歐洲國家推行拿破侖法典。

　　斯密是空想資本主義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認“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接近市場規模就會產生壟斷，爭奪市場規模不但可以用價格策略，也可以動用資本和軍事的力量，必然產生爭奪市場規模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國際貿易會由“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貿易平衡，無需政府干預，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彌補市場競爭產生的社會問題。這都說明斯密對政治的了解，遠不如他對經濟的了解。幻想經濟可以和政治、生態約束分開，是空想資本主義者共同的弱點。哈耶克和科斯強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資本主義的傾向。我們后面再談。

　　(1.4)霍布斯鮑姆談“英國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一個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對話。我比較有幸見過幾個很重要的歷史學家，有兩個已經不在了，就是李約瑟和費正清。有一個做世界體系的沃勒斯坦還在，他是社會學家。再一個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鮑姆。我原來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國講演，結識了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亞丁-馬克，他寫了一本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他對我說，你一定要見霍布斯鮑姆，他說是當代最偉大的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寫了四個時代成名，包括《革命時代》、《資本時代》、《極端時代》等。他當時已經95歲了，腦子還很好，但時間不多了，你一定得見他。我們在他的家里見他，幾個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覺得真是幸運。因為偉大的歷史學家比經濟學家的視野還要廣闊和深刻。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辯論到最后的裁判，歸根到底都是歷史檢驗理論。

　　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他跟我談話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說。我要知道，大英帝國興起的秘密是什么?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鮑姆告訴我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實，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國的地位。他說英國的高峰在1850年，英國工業生產占世界一半，但是不賺錢。我們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我們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潤很薄。國內主流經濟學說我們是什么“粗放增長”，應該輸出低端制造業、搞高端服務業、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國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國內照樣有一大批經濟學家崇拜美國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開什么玩笑? 我問霍布斯鮑姆，那英國靠什么賺錢?他說靠兩樣：第一個是控制海運，這海運是壟斷貿易通道，沒有強大海軍不行，就跟美國今天要控制國際航道是一樣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國1850年明白了這兩條盈利的捷徑，就開始強化這兩條捷徑，結果從那以后英國開始走下坡路。為什么?重復以前歷代的金融帝國的老路，就是發展過度金融，輸出制造業，然后國力衰落，輸掉戰爭，當然也就輸掉海運和金融的霸權。當然英國的衰落時間較長，從1850一直到一次大戰后大英帝國才不行了，頂峰到衰落接近70年。原來我在2009年澳大利亞的國際會議上分析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病”，類似經濟學熟知的“荷蘭病”，即利潤高的某個產業擠出利潤低的其他產業。霍布斯鮑姆的故事讓我明白，金融危機的根源是“英美病”，因為美國只是重復了英國金融霸權由盛而衰的老路。

　　(1.5)中國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追求高收入，還是占領制高點?

　　我講霍布斯鮑姆的故事，就是因為今天中國有人想走以前英國同樣的老路。接下來我要提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戰略是什么?今天講的問題好像很大，主題講歷史定位，實際目的是要討論中國今天的發展戰略。為什么?講歷史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而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而歷史給我們的教訓遠遠超過教科書里的模型。

　　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已經強大了，世界上很多國家歡迎我們去，我們下一步要干什么?追求高收入?還是要占領制高點?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約瑟問題的歷程。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為什么學物理的要研究經濟學，就是因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約瑟問題，中國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發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學，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幾代人的艱苦奮斗，那個時候即使吃不飽還要造原子彈。為什么?陳毅當時給我們學生講話，他當外交部長，希望一個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彈，另一個口袋里面要有錢，否則外交部長不好當。我的班主任是志愿軍司令部彭德懷的支部書記，下鄉勞動就給我們講抗美援朝的戰爭故事。當時中國多難啊?可是照樣打敗了美帝。現在中國我們現在都有了，又有原子彈又有錢。還想干什么?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反而崇拜美國已經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們要學馬克思、毛澤東，重新反思歷史、展望未來，才能拿準中國的歷史定位。

　　(1.6)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是什么?

　　我要回答一個問題，科學怎么發展?很多人以為科學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臘到文藝復興就是科學發展的主線。這個回答對嗎?對不起，不對。因為沒有科學史的依據。

　　我在當鐵路工人的時候，業余系統研究過科學史、技術史、和科技政策史，發現近代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生產實踐，而是從爭奪海路的控制權擴展到科技成為大國崛起的國策。

　　科學的物理學從什么時候開始?從天文學開始。你們有沒有想過，天文學發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對天文的關注點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于建塔的天文學定位的精確度讓現在的人都驚訝。古埃及人天文學的發展比中國商代還早2000年。中國系統觀察天文的歷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觀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學，尼羅河泛濫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學首先是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歷法和氣候、季節的關系。造神廟為的是顯示王權和國威，嚇唬民眾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學主要是為造神服務的，神就可以強化法老的永恒的統治地位，不來挑戰他的產權。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強調保護產權嗎?埃及法老保護產權是最嚴格的，王族內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歷史也最久，沒有一個帝國比古埃及帝國還長，最后整個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現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沒有關系。

　　中國的天文學也目的簡單，就是為農業服務的。24節氣，每年農業經營的預報都是根據天象來的。

　　(1.7)為什么哥白尼、開普勒、牛頓出在西方而非中國?

　　有一個問題天文史家沒注意，是我發現的，大家可以挑戰我的觀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約瑟問題，想想天文觀察，中國那么早，為什么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頓?理論天文學家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國?

　　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人的海岸線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兒，近海航行的話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遠海航行就得測量緯度，你拿個三角板測星高就可以推算緯度。所以中國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學理論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東西向的，后來想要尋找東方通往印度中國的東方航路，最大的難度是定船所在的經度問題。光拿中國的指南針，知道北方在哪兒，卻不能知道經度在哪兒，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兒。我們從科學史知道，科學發展的路徑絕對不是西方經濟學假設的隨機游走、布朗運動。恰恰相反，科學問題的解決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學史上，只有就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定經度的問題：一個就是觀察行星運動，根據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論模型，就可以反推觀察者(船)在什么位置。 還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測時差。比如從英國出發帶兩個鐘，其中一個鐘定好顯示格林威治時間，另一個鐘就對當地的時間。兩者的時差可以定經度。

　　這兩種定經度的方式誕生了科學文明和工業文明兩條路子。 要解決行星運動的定量模型，就從托勒密的地星系，用一百十幾個圓的疊加來描寫行星運動的軌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系來簡化行星軌道的描寫，改變坐標系后，哥白尼只用了十幾個圓的疊加來描寫行星軌道。開普勒把圓改為一個選擇的橢圓來描寫行星軌道，大大簡化理論模型，才有牛頓力學的建立，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整個物理學的開拓就是經度問題所帶動的。

　　為什么解決經度問題?因為西方航海要尋找去東方的航路。為什么要東向或西向航海?因為要爭奪新的市場和新的資源。西方的地理大發現，絕對不是亞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不是市場的盲目沖動，只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國王，意大利的財閥支持的，包括英國海軍懸重賞解決經度問題。

　　另外一條路，機械鐘的發明和改進引發整個工業革命。如果你仔細讀讀西方哲學，西方的宇宙觀實際就是機械鐘模型。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宇宙觀是生物學模型。中國講天人合一，易經講星象和人體、季節的關系。氣候變化引起生物行為的變化。如果講西方航海貿易促進早期分析科學、機械論的發展，則中國早期的整體論難以發展分析科學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我講中國現在時來運轉，因為我們做非平衡態物理學，做復雜科學，動機就是要理解生命現象的科學機制。非均衡理論本質上是生物學模型，而非機械論模型。古代生物學已經非常復雜，講講辯證法可以，沒法定量描寫，所以西方人搞機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風。回頭來看，西方近代科學領先中國和其他文明，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經度問題促成的，把經度問題作為理論天文學以至現代物理學的出發點，是受地理環境決定的。不是什么民主、專制決定的。因為古埃及和古中國都不需要關心經度問題。

　　(1.8)近代科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不是生產，而是大國的軍備競賽

　　我要強調一下，古代早期的技術發展，比如養牛、采集種子，那是偶然的發現，為了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但是后來，從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到西方的中世紀，大國之間的戰爭加速了鐵器和火藥的運用。從拿破侖到兩次大戰，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科技政策成為主要的國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點成為決定大國命運和地位的武器。很多民用技術的源頭，都是軍用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移。我講幾個最簡單的故事。

　　西方資本主義的法典，誰建的?拿破侖。我跟索羅斯講，西方大陸的法律體系是拿坡侖用炮隊建的，不是議會建的。拿破侖發明大炮集中轟擊的戰略戰術，打敗西方傳統的貴族軍隊--騎兵。平民出身的炮兵軍官打跨整個歐洲的貴族，資本主義替代封建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改朝換代，道理很簡單。拿坡侖是炮兵軍官出身，要學彈道學，成為第一個受過嚴格數學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侖建立法國第一個多科理工學校。高等科技研發院校不是牛津、劍橋開始的，是法國拿坡侖建立的，埃及遠征拿破侖還帶著大批科學家去，中國古代軍隊遠征，從來只帶謀士，不帶科學家。達爾文航海做的是英國海軍的船，任務是調查各殖民地的動物物種，才會發現物種演化論。中國的本草重視的是農用植物，而非動物。德國被法國拿破侖打敗，要重新恢復國運，普法戰爭打敗法國，靠什么?靠科技。普魯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軍隊掌握新式武器。英國最早修鐵路電報，而普魯士最先看到鐵路和電報可以用來打仗，西門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魯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國首先宣戰，但是法軍還沒出動，普魯士軍隊已經坐火車開到城下把法軍滅了。所以拿坡侖和普法戰爭以后，科學成了國策。一次大戰前后，西方大國紛紛建立國家級的科研機構，都把發展科技變成國家的頭號戰略。美國為什么在全世界稱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強，才能軍事技術厲害，想打哪兒就打哪兒。當然現在沒有工業經濟支撐的軍事游戲后面玩不動了。

　　中國今天必須明白掌握科技制高點的重要，那不是花錢，搞市場交易能買到的。我們現在用的民用技術，包括核能，手機，GPS導航，互聯網，都是冷戰軍事技術的產物。中國如果拿錢去玩金錢游戲，投機房地產等于自殺。拿錢投資教育、投資科技，占領科技、軍事、工業的制高點，中國才有希望。失去制高點，就失去斯密承認的市場經濟的權勢，就沒什么“國富”，只能給人家抬轎子。日本、韓國工業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國的依賴經濟，什么“高收入國家”也是軟骨頭。哪里有中國或前蘇聯的能力，可以對抗美國的霸權?

　　(1.9)研究“史觀經濟學”要從認識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開始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經濟學研究的結論說在前面，再講故事來理解經濟學的變革。

　　我今天講歷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給我寫《代謝經濟學》的書做準備。我們幾十年來的經濟研究可以分為兩條線。最早的第一條線，就是從鐵路開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場和協作的關系。我獨立發現了斯密的問題：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場機制協調。

　　我認為亞當斯密真正的貢獻是《國富論》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講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講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是經濟學非線性本質的最好解讀。只要土地資源有限，再怎么擴展市場，你的發展空間也是有限的。

　　市場規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馬爾薩斯看到的，市場規模受資源限制。中國傳統的落后、停滯就是守著那一畝三分地，不去開發新的資源，當然落后了。后起的西方對外擴張，把全世界的資源都占了，才會有所謂的現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么搶占資源，不是靠人多勢眾，是靠新技術，開發新的資源，比如電能、太陽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產技術差不多，甚至市場競爭不過你，就用軍事技術發動戰爭，或者金融力量兼并對手，最終達到控制市場份額的目的。兩次大戰，德國在科學技術領先，但是輸掉戰爭和金融。英國和美國的霸權，靠的不只是科技實力，更是靠軍事和金融的優勢，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點。

　　你如果讀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爭奪市場規模是市場競爭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絕對不是像新古典講的什么價格均衡，什么優化資源分配，哪有這回事?互聯網給大家免費使用，釣你上鉤，干什么?為了先把市場份額給占了，一旦占據壟斷地位，后面的競爭者進不來，再怎么提價是我的事。市場價格機制的核心，是策略定價，不是成本定價，更不是邊際定價。把市場規模競爭忘掉的話，就會讓新古典經濟學誤導中國的發展戰略。因為國際市場根本不是完全競爭，根本不是完美市場，而是壟斷競爭，美國寡頭控制的國際市場，西方金融危機的解決之道不是西方改革瀕臨破產的福利體系和軍備競賽，而是向新興國家轉嫁危機。

　　我們早在1968年就觀察到中國的重工業不能實現規模經濟是因為西方經濟封鎖，1979年我們認識到改革開放的重大機遇是突破了西方強加給我們的市場限制，從而能開拓世界市場。我們用演化動力學做的產業競爭模型是1987年發表的，當年西方學者覺得產業競爭等價于軍備競賽模型，各國文化與學習戰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競爭，美蘇競爭的多種前景。2012年，國際熊彼特經濟學協會的主題是中國為什么崛起，請做第一主講人。我想經濟學話語權的實質是經濟學概念的創新。我把1987的論文改了標題，1987年的文章題目“分工起源”，經濟學家看不懂。我改了標題他們就懂了，叫“代謝增長論”。代謝增長論目標就是用中國崛起的現象來挑戰主流新古典的經濟增長論。

　　我們首先挑戰索羅的“外生增長論”，把人口和資本作為增長的主要動力，鼓吹經濟趨同論。國內經濟學界近來流行的全要素生產率，其實就是索羅模型的殘差，拿來忽悠什么中國的“粗放增長”，否定中國工業質的飛躍。

　　其次，我們挑戰羅默的“內生增長論”，講知識資本是南北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源，因為經濟學認為知識是積累的。西方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領先，知識積累自然領先，應該永葆富貴。對嗎?不對，為什么?我們做科學的非常明白，知識不只是積累的，更是新陳代謝。要不是新陳代謝的話，怎么有后來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們對中國崛起的理解，在經濟學理論上叫“代謝增長”。

　　我們更大的目標，要把“代謝增長論”發展成“代謝經濟學”。因為我想要實現當年凱恩斯沒有實現的夢想，發展經濟學一般的統一理論，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

　　凱恩斯當年寫通論的時候，中譯本對書名的翻譯是錯的。 General Theory” 不應當譯為“通論”，應該譯為“一般理論”，為什么叫“一般理論”，因為凱恩斯要效法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中國也翻錯了，應譯為“一般”相對論，它作為“一般”理論，可以把“狹義”相對論(應當譯為“特殊”相對論)作為“特殊”理論包容進去。狹義相對論又可以把牛頓力學作為特殊理論包容。我們現在發展代謝經濟學，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發展更一般的理論把前人的成果整合進去。

　　怎么整合呢?我們四十多年的研究，從1985年從貨幣指數中發現經濟混沌開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諾貝爾獎的主流新古典理論，包括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包括宏觀經濟學盧卡斯的微觀基礎理論，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計量經濟學弗里希的噪聲驅動模型。

　　現在主流經濟學思維最大的問題是叫“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宏觀就是簡單的微觀加總，“整體等于部分之和”。這是不對的，有機體的整體遠大于部分之和。你觀察生物的進化過程從生物結構的演變開始。林奈最早對生物物種的分類，是從宏觀開始還是微觀開始分類?當然從宏觀的形態和肌體結構開始，從物種進化的歷史順序開始。我們重新構造經濟學的體系，要學習馬克思的大歷史觀。恩格斯認為馬克思最大的貢獻是歷史唯物主義。大歷史觀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現在要發展新的經濟學框架，我的出發點就是先做“史觀經濟學”，再順序研究宏觀，金融，微觀，制度。這是我的計劃。有沒有新意?請大家檢驗。

　　(1.10)斯密國富論的內在矛盾

　　我們重構經濟學框架的出發點就是斯密《國富論》沒有解決的內在矛盾。《國富論》的內在矛盾可以引出經濟學發展的不同方向。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講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贊成。但是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不提了，因為新古典的均衡論和優化論無法解釋分工的演化。

　　《國富論》第一篇第三章的標題是斯密最重要的貢獻，但是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提了，領導人決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其經濟學的含義，就是市場競爭的核心是競爭市場份額，不是競爭價格或成本。這點，像馬云、任正非那樣的企業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經濟學家不明白。

　　《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討論“限制進口國內可生產的貨物”時，僅有一次提到“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國際貿易會自動平衡。斯密為了證明自己的猜想，給了一個例子。假設有個荷蘭商人用船做國際貿易。荷蘭當時是海上馬車夫，從柯尼斯堡(當年屬普魯士，現在變成俄國的加里寧格勒)買了玉米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著回去不合算，他們會裝了葡萄牙產的水果和葡萄酒運回去。如此這般一個極為簡單的外貿例子，斯密立即來了個邏輯跳躍，斷言說國際貿易一定會自動平衡。新古典經濟學則把“看不見的手”推廣到所有政府干預都是扭曲市場、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這么多人讀《國富論》，竟然沒有發現斯密的邏輯錯誤。

　　大家想過嗎?斯密說船往返不會是空的，但是來回船裝的東西，重量不一樣，體積不一樣，總的價值會一樣嗎?一船糧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總價值怎么會一樣呢?

　　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證明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即使在國際貿易問題是也是不成立的。美國貿易逆差，從1970年代開始持續到現在幾十年了，打了各種各樣的熱戰、貿易戰和匯率戰，壓日元、人民幣升值等等非經濟手段，美國實現貿易平衡了嗎?沒有。19世紀英國進口中國茶葉造成的貿易逆差持續了170年。英國種植販賣鴉片，打了鴉片戰爭還是解決不了貿易逆差問題;接著又在印度西北部種茶，英國政府補貼修鐵路，這全都是“看得見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轉了逆差。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幻想靠市場交易就能協調國際分工，以為匯率調整就能解決國際貿易的供求平衡，這是一個經濟學理論的烏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資本主義”的創始人，因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也看到資本主義初期的殖民主義，看到財富和權勢的聯系，卻幻想市場能自動均衡，道德可以約束貪婪帶來的戰爭和動亂。后來的哈耶克、科斯在親身經歷兩次大戰之后，依然堅持空想資本主義的幻想，否認資本主義帶來的市場內生的不穩定性，就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問題，而是對人類發展方向的信仰問題了。

　　(1.11)中國道路的貢獻在發現協調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討論的基本的問題，是中國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別，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斯密理論的局限只有一句話：“分工加市場不等于協作”。市場對分工的協作最多只有一半。 協調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場、而是靠政府、靠社會，靠科學家，靠其他的非市場機制。中國搞社會主義大協作的市場經濟，優勢遠遠超過美國、歐洲和日本。因為中國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發展速度超過歷史上任何的大國，尤其是大帝國。如果看不到這一歷史現實，就沒有理論自信，也看不到中國巨大的發展機遇。

　　我給大家畫一個圖，稍微用點數學來解釋我們的“代謝增長論”。

　　這個圖描寫的是理論生物學兩個物種競爭模型，我們用來描寫兩種技術或產業的競爭。當開發出更多資源的新技術(綠線)出現后，競爭市場份額乏力的老技術(藍線)產出就下降了。總產量是紅色的包絡線，是兩種技術產出的加總。換言之，兩種技術競爭，可能有兩種結果：要么兩者共存;要么一個滅了，一個興起。任何一種技術、產業的生長都受資源限制。技術的發展路徑，開始一定是S型曲線，如果沒有挑戰者也會飽和。這叫邏輯斯蒂增長，其過程中知識是積累的，內生增長理論只對這半個過程成立(如綠線)。但現有技術一旦面臨新技術的挑戰，新技術打開的資源空間比舊技術高。比如傳統農業資源只有耕地，工業化開發新的資源，如煤、石油、核能，結果怎么樣?老的技術就衰落，新的技術就上去，兩者加起來的宏觀產出，就又有增長又有波動，這就是我們宏觀經濟學天天看到增長和波動的疊加。

　　我們的理論創新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源頭，不是計量經濟學建模的噪聲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疊加。小波英文是wavelet。小波的產生是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市場規模限制是市場競爭最基本的非線性特征，和市場經濟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疊加絕對不是線性疊加，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中國整體論的思想非常簡單。就這么一句話，新古典經濟學線性均衡論的數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經濟學用布朗運動、隨機游走來描寫價格變動是“看不見的手”，他們認為市場參與者理性決策的結果，是市場價格像一個醉鬼，在均衡態附件隨機游走。政府對一個醉鬼市場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把市場放在籠子里，只好聽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機，也只能等市場自身復原，沒藥可醫。但是如果宏觀波動是小波疊加的結果，你會發現在小波的不同發展階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樣。技術研發初期市場難以介入，政府和社會支持的研發對技術創新起決定性作用，技術起飛階段規模遞增，市場泡沫可能出現，技術飽和階段必然出現壟斷，技術衰落期消化過剩產能或落后產能更需政府和社會的幫助。你也可以用這個圖形來解釋大國的興衰。顯然，市場和政府在技術競爭的過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純粹的市場，也沒有可以脫離市場的守夜人。政府、社會、企業、家庭都是相互影響的參與者。[page]

　　(二)歷史發展的多種競爭模式

　　我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二主題，發展的多線模式。前面的第一主題是給你們一個引論，講非均衡的思維框架。有了發展的非均衡，才有發展的多樣性。這是今天探討史觀經濟學的目的。史觀經濟學要做什么呢?不是重新做一個編年史。做科學最重要的是先提出問題，再回答問題。

　　我的問題有兩個。第一，世界發展的模式是什么?是單線的，臺階式的?還是像樹一樣分杈的，多線的?問題和答案應當很容易，很直觀。第二，世界中心有不同的模式嗎?歷史到底像西方講的是單中心，即西方中心論;還是雙中心，所謂西方科學民主，東方專制愚昧;以前的啟蒙階段就這么宣傳的。還是多中心?

　　中心變遷的規律也有兩種：如果單中心的話，單中心是從里向外擴散，多中心是各有所長，互相競爭，此起彼伏。

　　不同的歷史觀導致不同的發展戰略。現在一批崇拜西方中心論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化改革就是“國際接軌”，擁抱西方全部的信息和規則，甭管是好的還是垃圾，統統開放接受，因為西方的發展經濟學認為，技術進步就是西方技術、西方體制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過程。主張改革就是市場化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只要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經濟就進步了。是這樣嗎?現實告訴我們，拉美、東歐國家向西方開放的自由度比中國大得多，經濟發展的挫折也大得多。開放既是機遇、也是風險，看你能否自主應對。向烏克蘭那樣開放垮了的慘痛教訓不能掉以輕心。

　　和擴散過程不同的另外一種機制是化學反應。我的老師普里戈金是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物理學家，也是化學家。他認為世界歷史演變模式像多中心的反應擴散模型，化學反應不是1+1=2，是A×B=C，C代表新的化學物質，化學合成A和B以后變成新的C。思維范式的改變可以引發數學模式的改變。現代世界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產物，現代社會絕對不是西方一家創造的，而是幾個文明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世界發展的動力是什么?是生態?包括地理、環境、氣候、人口，還是科技?包括戰爭和金融。我告訴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最終的答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是像黑格爾那樣用一個固定模式歷史上生搬硬套套，什么都是否定之否定，不一定如此。

　　前面介紹的小波圖形描寫了技術競爭，有三種可能的競爭模式，不只是一種。

　　第一種競爭模式我們大家都熟悉，就是啟蒙運動宣傳的，先進打敗落后的模式。西方對先進落后的理解有對立，馬克思講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味著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先進。新制度經濟學相反，他們主張看不見的手，說的是私有產權制度才能優化資源配置。兩者方法論類似，雖然先進的定義不同，但都認為應當是先進的東西打敗落后的東西。如果這是唯一普遍的規律，那么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不在德國發生在比德國落后的俄國發生?為什么中國現代化走得比前蘇聯還快?歷史的路徑并不符合馬克思的設想。列寧只對一半，他起碼發現發展是不平衡的。

　　真正看到發展不平衡的是毛澤東。第二種模式是落后打敗先進。毛澤東的農民戰爭創造歷史論，從西方理性來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是是落后打敗先進，實際上是窮人打敗富人。在歷史上，紅軍打敗白軍，窮人打敗富人的例子數不勝數，生產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多次打進先進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區。我是浙江人。浙江人很會經商，但是不能打仗。蔣介石江浙幫的國民黨軍，打不過湖南的農民游擊隊。不是嗎?你去看西方也是這樣子。英國打仗冒險的是貧困的蘇格蘭人，發財掌權的是富裕的英格蘭人。

　　要理解中國革命、中國改革，毛主席說的就不是什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是恰恰相反，路線和干部是決定性的因素。革命和發展時期，毛主席講戰略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物質條件第一。講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所以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不利的情況下靠戰略可以以弱擊強，以少勝多，以落后的農民軍隊，靠組織和戰略打敗先進的武裝到牙齒的西方列強。西方領袖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落后的中國小農會打敗國企工人或者西方跨國公司的大資產階級。只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鄧小平的中國改革，創造了中國道路的奇跡。毛澤東敢說超越馬克思的話。拿了毛澤東思想到全世界看，中國的成功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規律。現在你才知道為什么西方衰落，為什么美國人競爭不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歐洲人害怕北非難民了。因為先進會轉化為驕奢淫逸，從而失去競爭力。這正是小波的特征，因為任何技術優勢都和波浪一樣有生有滅。新制度經濟學保護私有產權的前提，是資產者的競爭優勢可以永遠保持。中國人的觀察是富不過三代，有的二代就衰敗了。窮人的努力才有希望。

　　第三種模式是農村包圍城市，邊緣區挑戰核心區。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模式更有普遍意義，也啟發了我觀察科學范式的革命。中心的變遷不是馬克思講的生產力在核心區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在核心區的巨變，然后向邊緣區擴散。新思想的突破往往在以往先進的核心區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阻力，不得不到邊緣區尋求發展，力量做大以后再反過來挑戰核心區的統治集團，用革命或其他手段突破現有體制的障礙，才能上一個經濟臺階。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對我們做新科學的發展戰略也是普遍規律。即使科學的主流學派都會保護既得利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態物理學，都首先出現成長于三流大學，在科學界成功之后才能進一流大學。我們搞復雜科學、非均衡經濟學，哈佛就不讓你做。要研究中國道路，就要敢于在中國的邊緣挑戰西方的中心，這是普遍的發展過程。后面我要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崛起，也是邊緣挑戰中心。

　　現在我們回顧歷史，把這三種模式同歷史比較，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格局的變遷，來把握歷史機遇。

　　當然，歷史不是宿命，而是人民創造歷史。我要引一句拿破侖的名言。毛澤東雄才大略，能看得起的軍事家沒幾個，唯一看得起就是拿破侖。拿破侖有一句話對我做學問非常有幫助，叫做“機遇只對有準備的頭腦存在”。換一句俗話說，“情人眼里出西施”。為什么這個女孩子，你認為她漂亮，別人看不見，因為漂亮的視角不同。為什么這些戰場機遇拿破侖看得見，別人看不見呢?因為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和貪圖小利的庸人有不同的目標和眼界。

　　這個觀察可以上升到認識論的哲學高度。人對世界的認識不是像列寧講的簡單的唯物論的反映論，人腦不是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而是人腦有一個理論框架從許多神經元分散的信息中構造出來的外界圖景。不同的人有沒有戰略眼光，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給大家強調的是中國人的大視野，這是杜甫最精彩的一句話，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叫“一覽眾山小”。你站在泰山頂上看腳下群峰，和新古典跪在巨人腳下仰望，得到的啟示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歷史的巨人都是偉大的。但是有些本本主義的中國人跪在巨人面前頂禮膜拜，你能超越巨人嗎?我要學就學牛頓站在巨人肩膀之上。干嗎?不但要看到巨人的長處，還要看到巨人的局限。所以我今天講演的開頭就跟大家講，第一個經濟學巨人亞當-斯密的貢獻在哪兒，局限在哪兒，我們下面才有事可干。否則要學生們做什么呢?

　　(三)中國不同的歷史定位和兩種不同的經濟戰略

　　今天我們討論中國和西方歷史定位的世界觀，不是象牙塔里的無的放矢，而是中國面臨歷史變革的轉折關頭。下一步中國經濟往哪兒走?兩種不同的歷史定位觀。

　　一種是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中心聯合起來向我們國內推銷的收入發展觀，忽悠了中國領導的許多，說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是中收入到高收入。現在最重大的危險是什么“中等國家收入陷阱論”。目的呢?矮化中國地位。他們把中國的經濟地位用人均GDP測量，比巴西、伊朗、墨西哥、土耳其、馬來西亞還要低，那怎么辦?當然只能聽命于美國了，當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順民，像日本、韓國一樣當美國的依賴經濟了。我覺得世界銀行的收入分類是別有用心。因為如此分類，中國下一步的目標變成趕超俄國、波蘭，這些都是我前面觀察過的轉型失敗的國家。前蘇聯十年轉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二次大戰，超過一次大戰，甚至超過內戰加饑荒。而這發生在和平時期。中國為什么要學蘇聯東歐?那是希望中國自廢武功。學東歐轉型的華盛頓共識，中國哪里還能成為美國對手?如果中國的目標只想學高收入國家，如現在發生危機的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這我都去過，比中國差遠了。還要中國去學墨西哥、土耳其、伊朗，我原來差一個土耳其沒去過，我看完之后可以告訴你，這些國家的民眾和領導人都在學中國。中國人均GDP的數字肯定有巨大誤差，誤導了領導層的決策。

　　我的觀察，中國過去30年，硬件發展非常快，但是經濟學、理論界、軟件建設差距一大截。中國現在財政、稅收系統、統計局、金融的數據，都是不可靠的。不可靠是高估還是低估?有些認為高估，我認為中國嚴重低估。就憑個人經驗的直覺看，中國沿海地區已經超過南歐了，內地的中間地帶超過中歐和拉美，兩部分一平均，中國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肯定超過高收入國家的下限如波蘭和希臘。咱們這些國家去過的請舉手?沒去過你們爭取去走走。

　　我的治學經驗是要“翻萬卷書，游千里路，會百家才”。為什么要“翻”萬卷書，許多書一翻就知道不值得讀。現在信息爆炸，你讀萬卷書，腦袋就讀死了，書翻萬卷才知道，大部分都是一大抄，里面只有幾本書可以讀，幾本書里面只有十幾頁值得深入讀。“游”千里路是為了發現書上沒有的好多怪事。你只有發現和解釋了“反常”現象，才對科學有所貢獻。經濟學的怪事是許多重要的事書里面不解釋，例如規模經濟沒有均衡價格，解釋的是無關緊要的瑣事。如果市場波動只是噪聲驅動，還要研究什么危機政策?

　　我的猜測，中國的歷史定位，絕對不是一些人講的，相當于19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因為他們認為高增長已經不可持續了。瞎說，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日本、韓國大多少倍?中國最最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有獨立完整的工業科技體系，金融和央行政策也獨立于美國，所以中國的經濟決策不受美國的制約，這連德國、日本都比不上。中國這三十年只是開發了沿海，大部分內地都沒有充分開發，中國怎么會沒有中高速的成長空間?目前沿海的發展放慢，只是因為中國過度學了西方的自由貿易體制，放任投機資本投資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擠出實業當然越搞越搞不上去。其它的中部地區沒多少泡沫，發展形態好著呢，怎么會沒有發展空間?

　　放眼歷史，中國經濟決策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拿哪些國家做發展戰略的比較?世界銀行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方法比較全球200多個國家的人均GDP，許多國家小到只有幾十萬人口。這就像拿大象的某個生理指標跟蚊子、跳蚤比較，把沒有物種分類的數據作線性回歸，能發現生物演化的規律嗎?太可笑了!科學研究連起碼的分類都忘了。生物學家首先要給動物的演化階段分類，是爬行動物，還是哺乳動物，還是別的類別。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還得分析不同的發展階段。拿中國的青年時代跟美國的老齡時代比，說發達國家老齡化不搞制造業了，要中國年輕人也放棄制造業，豈不是傻帽。學西方經濟學沒有中國文化擅長的歷史觀念，學新古典經濟學忘記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和生物結構的常識，再討論中國的發展目標，結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3.1)中國今天的定位相當于1900年的美國，而非1970年代的日本

　　我個人的看法，中國今天的世界定位相當于1900年的美國。為什么是美國的1900年?中國的人均GDP目前相當于1970年代的日本和二戰時期的美國。不是嗎?我認為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國際競爭力。為什么這么講?英國工業革命的高峰在1850年，那時人均GDP 約$2300美元，中國1993年就達到了。如今英國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國的世界地位已經從當年的世界霸主跌落為二流國家。因為金融等服務業虛高的GDP并不代表英國真實的國際競爭力。我們觀察中國的世界定位和歷史使命，要關心的是中國在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格局下，離世界制高點的距離。

　　我拿1900年而非1941年的美國作為中國國際地位的類比，因為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達到世界第一，超過歐洲主要國家的產量之和，但是美國并沒有掌握科學、軍事、和金融的制高點。1900年科學制高點在哪兒?在德國。軍事制高點，在哪兒?海軍在英國，陸軍在德國。金融制高點在哪兒?在英國。中國現在的地位很相似吧?中國現在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但是沒有掌握科技、軍事、金融的制高點，雖然已經坐二望一，距離制高點的目標并不遠。

　　所以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不是什么增加人均GDP，不是用去工業化、城市化的辦法提高人均GDP。因為中國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所謂的高收入國家。我個人的觀察，中國的有效GDP，扣除那些虛擬金融，過度醫療、過度軍事化產生的經濟廢熱，物理學叫熵(無序的量度)。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很奇怪，似乎沒有經濟的健康標準，人越胖越重越好，把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算進去，加成總的GDP。任何醫生都知道什么是正常、健康的人體。太瘦了不行，太胖也不行，起碼對人體正常狀態有健康標準。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是非科學的。我看中國有效的GDP遠遠超過美國，才能理解為什么美國那么多社會矛盾。美國黑人暴動的費格森、巴爾的摩都是美國的主要經濟區，人均GDP都是三到五萬以上，比北京、上海高得多。你去看看他們的黑人區，比中國內地的貧困區還糟糕。

　　我的觀察，人均GDP測的不是國家真實的發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質量。測的只是商業化、城市化的程度。我去調查過浙江、廣西貧困縣的農村，發現農村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超過北大教授。農民進城打工賺的錢回鄉蓋房，面積達200-400平米的房子，不少是二三層樓的小院，呼吸的是新鮮空氣，滿處都是氧吧，吃的是有機食品。算了影子價格嗎?沒算。因為有錢人集中在城里呼吸污染空氣，吃各種激素催大的不健康食品，但是沒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交易市場。所以中國革命老區的農民生態好，但是無法交易，無法變現。不少進城打工的農民還在縣城買了第二套房子，比美國負債累累的所謂中產階級富裕的多。中國提出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真實的發展水平遠遠高于西方危機中的高收入國家。

　　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應當是掌握科技、工業和金融的制高點。要花多少時間?先看歷史經驗，美國花了多少時間?大約70年。美國到1944年建立布林頓森林體系才占領金融制高點。美國1969年發射登月飛船成功，科技總算超過蘇聯，花了70年占領科技制高點。但是1971年以后，美國黃金和美元脫鉤，軍事、金融的霸權就開始動搖了。其實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時間比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城邦都要短得多。美國全面掌握制高點的時間也就幾十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世界包括美國競選總統的政客都明白美國的霸權在衰落之中。問題只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路徑，能否擺脫美國已經百弊叢生的老路。

　　西方經濟學家經常問我，你們中國經濟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他們老在想，你們工資該漲了吧。只要中國工人的工資跟西方工資差不多，中國就該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吧?我的回答是，中國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要看美國犯多少錯誤，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發展機遇。美國打中東戰爭，搞阿拉伯之春，結果自己陷入中東動亂的泥潭，無法重回亞洲，中國起碼有20年到30年的發展機遇。美國再制造烏克蘭動亂，整個北約同時陷入和俄國與伊斯蘭的對抗，無法轉過來給中國制造麻煩，中國的發展機遇再加20年。換言之，只要中國自己不犯大錯，不出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物自廢武功，中國足夠有20-50年的自主發展機遇。美國精英早就明白，中國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挑戰者，但是美國四面楚歌抽不出身來。美國想要重返東亞，戰略上都明白，政治體制轉不過來。

　　目前的國際格局，只要中國不犯大錯誤，最快20年就能掌握制高點。犯點小錯誤，中國有試錯的空間，摸石頭過河，總得犯錯誤。去年的股災付了學費，我很高興。要不怎么能夠知道李德和毛澤東的差別呢?你以為李德、博古代表的是西方先進的現代化，否定毛澤東的土包子。誰對誰錯，由戰爭的勝負來檢驗。中國的股災可能損失上萬億美元，但是給金融自由化敲響警鐘，也許避免了中國實體經濟像蘇聯東歐那樣自廢武功。

　　看歷史大勢，我對中國前景非常樂觀，中國比美歐日都大有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檢驗我的預言。2009年巴西開會請我做主題發言，會的題目就叫《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是世界中心嗎》?我給大家的回答是，也許。要看我們自己犯不犯錯誤，能否抓住歷史的機遇。犯不犯錯，要看我們拿什么戰略和體制去打我們的戰役。

　　(3.2)反思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

　　我們不能只講好的，也得講講教訓。中國人要反思，反思什么?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世界歷史上的中國機遇也是討論李約瑟問題時提出來的。

　　法國歷史學的年鑒學派，影響了一個美國重要的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他1974年寫過一本書很有影響，叫《世界體系》。他認為15世紀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那時中國是地少人多，西方黑死病以后人口大減，是地多人少。按照西方的理性邏輯，西方應該像中國歷代君王那樣，打完戰爭后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中國應該對外擴張，尋找生存空間。結果相反，中國大大增加人口，西方尋找生存空間侵占了非洲、亞洲和美洲。這是為什么?這是華勒斯坦提的問題。我稱之為“華勒斯坦佯謬”。

　　進入2000年，英國潛艇艇長孟席斯退休了研究歷史上的海圖，研究哥倫布為什么會向西航行。英國是個海洋國家，中國是個大陸國家。中國大陸在海洋身邊卻看不見海。我們奇怪中國人寫詩，講國家就講“江山”，不講“陸海”，好像江比海重要。中國人喜歡山，卻不喜歡大陸。西方人連沙漠、森林都要搶，中國人不重視不能種莊稼的土地。所以中國人失去歷史的機會，源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眼光看的不遠。到了馬六甲海峽，就發現中國小農可愛啊，中國人的勤奮開發了東南亞。弱點呢，眼光太小，從來沒有西方大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雄心。

　　孟席斯質疑流行的西方航海史。原來歷史家猜測，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美洲是蒙的，他自己的目的是向東航行找到通往印度和中國的航路。英國潛艇艇長最關心的證據不是中國考古的器物。他反思歷史，關心的是海圖。他查了全世界的海圖檔案，發現葡萄牙收藏的一幅海圖標出中國的位置，可能引導了哥倫布向西航行。他研究了半天，猜測這個海圖只可能是鄭和留下來的。為什么中國自己沒有海圖呢?因為明代信奉儒家的大臣認為航海是勞民傷財，不許再搞。把鄭和的航圖和航海日志全燒了，后果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嚴重的多。這是儒家只講內向修德，不講外向競爭的最大愚蠢。

　　當然中國儒家對中華文化的保持也有很大的貢獻。我上個月訪問了馬六甲海峽，那兒都看到華人的貢獻。當初鄭和艦隊在馬六甲停了多次。中國人當初要有海權眼光的話，現在哪有什么南海問題。即使馬來西亞和印尼本地的人口多，多半成功經營的企業家都是華人，世界的經濟地位超過猶太人。為什么?華人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傳統。華人第一重視家庭，第二重視教育。但是我認為，孔子如果不跟孫子相結合，孫子如果沒有毛澤東戰略思想的發揚光大，今天的中國形不成國際話語權。中國辦的孔子學院，以為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中國文化包括老子、孫子、法家、儒家，還有中醫的哲學，綜合起來才能理解中國文化長達兩千年的凝聚力。

　　孟席斯研究中國明代的航海潛力越研究越厲害，他認為鄭和船隊可能發現了美洲、發現了澳大利亞，還可能到了佛羅倫薩，激發了文藝復興。他不是瞎猜的，有很多經驗證據。中國考古學家只重視挖出來的器物。西方學者兼顧人種學、語言學、DNA和巖畫等證據。我訪問墨西哥博物館時，注意到墨西哥考古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塑上有甲骨文。已經有中國學者考證出來，墨西哥人可能是中國人的后裔。當年周武王打敗殷商，殷人東渡到了北美。如此重大的歷史成果，如果是美國人的發現就大吹特吹了，中國人至今保持低調。你們有多少人知道這有關的研究?政治上的韜晦之計，不等于學術上不敢標新立異。咱們做研究的應該雄心大一點。有爭議才有新意。不要怕爭議。

　　中國為什么失掉海洋的歷史機遇呢?我認為有幾條應當反思：

　　第一，小農經濟的觀念的局限，不重視耕地以外的資源。中國人不僅不重視東邊的海洋，也不重視西邊和北邊大片的草原和沙漠，不重視控制貿易的交通要道，只重視流汗的辛苦錢。更不愿意背井離鄉，走向世界。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人變了，全世界的窮鄉僻壤都看得見中國人，90后，00后，有沒有膽量闖蕩世界?不要守在門前幾分地，守住老婆孩子不出去，哪沒出息。

　　第二，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內向型的財稅體系是約束中國對外發展的。我后面會講，世界的中心不是西方，而是中東。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有那么大的疆域和那么長的穩定，中東的財稅系統絕不是中國式的重農抑商，而是農商并重。中國的財稅體系歷來依靠土地稅、人頭稅，屯田政策養大批農民，農民出身的大批步兵對付少數民族游牧的騎兵。歷史上中國抑商有非常大的軍事考量，理由是江浙沿海富起來的農民不愿意當兵，金兵入侵大量農民軍隊投降或被殺。中國帝王的朝貢和抑商政策還有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為開放貿易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明清兩代禁海政策當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武器。明清統治者沒有明白國際貿易可以是雙刃劍。盲目開放可能引狼入室，但是自主開放可以大大擴大中國的戰略空間。

　　第三，官本位的金字塔體系限制了中國經濟外向發展的積極性。 中國實現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靠的是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意味著金字塔的層級結構。好處是增加了社會流動性，窮人可以憑借科舉考試往上移動。但是缺點是往上的通道越走越窄。如果中國的激勵機制只有這一個文官體制，大家想過是什么樣的社會體制嗎?這是一個鼓勵內斗，制約外向的體制。所以每次中國的青春期都很短，就是王朝建立之始鼓勵能臣，建立之后就多用庸吏。對外只有開國帝王積極進取，多數繼位者都是消極防御。即使中國歷史上出現一些開疆擴土的大將， 中國統治者害怕的是功高震主，削減邊疆大將的軍權遠比開疆擴土重要。這是為什么中國農民出身的漢族帝王，除了漢武帝，很少有對外發展的積極性。我到伊朗去，普通伊朗人都記憶非常清楚，中國軍隊上千年前被波斯打敗過。因為波斯俘虜大批唐朝隨軍工匠，獲得中國許多先進技術。

　　歷史上中國多次錯過很好的對外發展機會，但是中國自己的內向型體制約束，中國的官僚體制沒有對外發展的激勵機制。明代更大的錯誤是沒有產業政策。明代的出口規模跟現在非常像，是世界的出口大國。出口換來的主要不是資源和技術，而是大量白銀，替代自己的紙幣用于收稅。白銀多了制造通貨膨脹，跟現在外貿順差多了換美元類似。美元多了干什么?拿人民幣對沖，房地產泡沫起來了。卻不懂得用外匯儲備占領科技和金融的制高點，才有現在的什么產能過剩問題。有產能不會用，反而要削減過剩產能，學英美的去工業化。原因還是內向而非外向的經濟思維。

　　美國歷史學家還發現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鄭和的遠航為什么不能持續，因為木船時代，關鍵的戰略資源是做大船桅桿的大樹。中國明代沒有保護海軍的產業政策。放任沿海木材市場“看不見的手”，為了做家具大量砍樹。大樹砍完以后就無法造大船，中國的航海優勢就完了。英國殖民的基礎是海軍，為了保持海軍的壟斷地位，很早就立法限制北美殖民地的沿海地區，禁止私人砍伐大樹，才會保持英國海軍的霸權。把英美的強大說成是“看不見的手”，是編造的經濟學神話，不是真實的歷史故事。西方編經濟學神話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愚外政策。自己成功的秘訣不能告訴外國人，對外宣傳的目的是叫你失敗和聽命于西方主子的教條。

　　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經常跟我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說，你學美國你不能照他說的做，要學他自己怎么做。美國天天高唱自由貿易，看不見的手，但是年年發動戰爭，用看得見的手控制制高點、話語權、和定價權。我們古人以前有句話，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今天全球化的時代，不能先知己，后知彼。我們很多經濟學家一天到晚講的都是中國問題。卻不懂很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反面也是中國潛力。 今天你得先“知彼”，后“知己”，西方發動國家的困難和危機，本質都是富貴病。中國和西方比，看起來比西方窮，競爭學習的能力比西方強得多。我們一批食洋不化的本本主義者，拼命要學西方失敗的高福利模式，使勁貶低中國的競爭能力，實際上是讀書沒讀懂的書呆子。

　　實際上西方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西方中心論的歷史了，中國人的反思反而落在西方學者后面。一些中國學者以為我太狂妄，其實我不夠狂妄，西方真正的大家比我狂多了。嚴格講西方文化有個優點不能說是狂妄，而是西方文化非常鼓勵 ”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批判思維，即使對自己學派的祖師也是如此。中國韓愈在“師說”中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弟子只能給老師做注解，不能突破老師的局限。中國再好的理論創新也就是舊瓶裝新酒。你看看西方人的思路傳承，一神教的起源，從波斯的拜火教，發展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代代全是學生殺老師。中國文化，“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全世界的大家都喜歡中國學生，這是中國將來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文化基礎。但是，中國學術傳統也要改革。咱們當然不會殺老師，但要學一半西方人的優點，就是要敢于質疑和發展上一代人的智慧。我們首先要質疑的是西方中心論主導的西方的社會科學。

　　(3.3)世界史上不存在西方中心，世界史主要是三大文明中心的競爭

　　我今天講座的結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對象，就是斯坦福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莫里斯2010年寫的書(中譯本為2014年)，題目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這本書想解釋為什么中國能崛起，從西方優越論后退了一步。他綜合考古和遺傳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承認到目前為止西方領先東方，不是什么種族和基因的優勢，也不是什么制度和文化的優勢，而是地理環境和社會的相互作用。他和西方宣傳的普世價值論比，是前進了一步，對反思世界史有所貢獻。但是，他仍然想用歷史地理學的解讀來保留西方中心論。他的創新不是基于傳統地緣政治學來區分東方與西方，而是利用了哈佛人類學家研究160萬年前石器時代得到的所謂“莫氏(Movius) 線”，把印度、中東劃入石器技術“先進”的西方，剩下中國、東亞、中亞、俄國、澳洲都算石器技術“落后”的東方。然后論證西方技術統治到現在是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這是非常奇怪的理論。似乎百萬年前石器時代的某些石器特征能決定后來東西方文明的分野，其實國際考古人類學界公認的文明起源是一萬年前的兩河流域，加上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地區，西方稱之為近東和中東。

　　我對世界科技史和政治經濟史的研究，要修改東西方的兩元模式，再多畫一條線。復雜性三是混沌和發展的起點。老子說“三生萬物”。什么時候西方比東方先進?把文明史上確實先進的中東切一塊出來，從一萬年前最早的國家、城市出現于近東和中東，一直到一次大戰，世界的中心在中近東，西方只是西邊的邊緣，老想爭奪中心，為的是尋找通往東方的貿易通道。我們新的世界三分法，就可以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上，重新認識歷史的規律。

　　我給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圖。

　　莫里斯現在還在講西方先進，東方專制。其實西方學者經常變換“西方”的概念。如今國際媒體常用的詞，諸如什么中東、近東、遠東，出發點全從西方出發來看東方。過去西方人講西方先進，指的西方是希臘羅馬，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埃及、土耳其、波斯都是專制可怕的“東方”。莫里斯現在講西方技術先進，用什么莫氏線，把埃及、伊朗、印度全劃進西方了。但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只講希臘、羅馬，也就是地中海的西北面，連愛琴海東岸，土耳其西部的希臘城邦都不算。西方人實際上不了解中國，他們腦袋里的東方專制就是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老打他們的敵人波斯，和希臘神廟模仿的對象埃及。講埃及專制是源于水利社會，修水利需要中央集權。憑腦袋想，中國跟埃及差不多，也是水利社會。但是我的觀察，中國和埃及不同。中國的中央集權，不僅要修水利，更要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中國防御的辦法是修長城，而不是造神廟，中國文化延續的基礎和埃及有同有不同。歷史的分類需要更細致一點。

　　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史前文明，真正人類起源的地方是在黑非洲這一塊。現在發現最古老的從猿到人的演化遺跡，主要在非洲的肯尼亞一帶。因為氣候變化的原因，原始人逐漸外移。

　　石器時代先后出現農業、牧業，最早的城市和國家的遺址都在哪兒?在中間這一塊區域。中間這塊文明發源地，西方經常故意分成兩半，西方人講宗教，猶太人的圣經故事以巴勒斯坦為中心，實際上猶太人是游牧民族，活動的范圍從埃及、敘利亞、一直到土耳其西部的安那托利亞。實際上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兩河流域(包括土耳其的東南部和如今的伊拉克、敘利亞)，外加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波斯(伊朗)， 原因是地中海的東岸和南岸有沿海平原，比愛琴海西岸的希臘土地肥沃的多。希臘羅馬的航海和戰車技術，都是從地中海東岸和南岸的非洲和西亞國家學來的。西方中心論顛倒了文明的發展史。

　　了解西方歷史要親自去看了世界地理才明白。為什么西方文化不是從希臘發源?道理非常簡單。我2010年訪問希臘，發現雅典周圍非常貧瘠，連土壤都沒有，到處是火山爆發造成的黑石頭。只能石頭縫里長點葡萄和橄欖樹，沒法種糧，只能靠貿易進口糧食。所以希臘人重商和浙江沿海多山少地一樣，是地理環境逼出來的。我上個月到地中海東岸，西邊的土耳其一看，海邊是大片的平原，比希臘富的多。怪不得文明國家首先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的平原與河谷，領先了兩千年后，才吸引愛琴海西邊的的希臘人到東邊富裕的地方來搶。荷馬史詩描寫的特洛亞戰爭，似乎處在土耳其西邊的特洛亞也是希臘城邦。去了土耳其才知道特洛亞帝國比希臘城邦早發達兩千年。希臘神話的源頭在埃及和土耳其。希臘文字的源頭在北非。美國現在制造的中東戰爭，正在摧毀西方文明的老師，世界文明的發源地。為什么從希臘、羅馬，到英國、美國，都要爭奪中近東，因為從一萬年以前，到一次大戰，中近東才是世界的中心。交通中心和貿易中心都在這塊，我現在還沒有發明新的地名，暫時就叫中近東，實際指的是世界中心。中國之意是中央帝國。西方中心論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世界中心。但是歷史上，中國和西方都沒有當過世界中心。倒是用不同方法推動了世界中心格局的演變。我們后面再講。

　　中近東文明的世界中心相對穩定，先后穩定的大帝國，包括赫悌王國，波斯帝國，巴比倫王國，埃及王國，都比西方多數后起的國家穩定得多。所以西方優越是個神話，羅馬帝國也就是500年。東羅馬帝國差不多1000年，奧斯曼帝國500年，都比他長。波斯帝國中間斷過多次，加起來帝國也有2000年歷史，但是沒有像中國一樣2000年的國家、文字、語言都是統一的。如此統一的世界文明，只有中國一家。

　　東南方向還有一個印度文明歷史很老，但是對世界影響不大。因為印度歷史上沒有形成統一的大帝國，先是成為西北游牧民族侵略對象，后來又成為西方航海民族的殖民對象。今天我們以為阿富汗非常落后，其實印度最壯觀的泰姬陵，就是阿富汗入侵的伊斯蘭君主建的。 阿富汗窮人起家的穆斯林軍隊一路打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窮人軍隊類似中國的八路軍。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是普遍成立的。

　　世界當然還有其他相對獨立的文明，例如南美洲的文明和中美洲的文明。但是世界文明競爭的主戰場在亞非歐的橫軸上，三大文明競爭，規律非常穩定。什么規律?財富生產中心在中國，從當年的絲綢之路到現在的制造業大國，產品源源不斷出口，大家都愿意買中國價廉實用的產品。可惜，中國那么多出口，但是不懂金融控制定價權，也不懂軍事劃分資源控制的勢力范圍，所以中國出口再多不發財。那么出口那么多干了什么?創造就業，增加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靠人多抵擋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也是領土廣大的國家，但是人均資源并不豐富。這是我們祖宗的遺產，也是現在發展的基礎。

　　東西方之間貿易的必經之路就是控制中間通道的中近東地區，中間這個地方是必經要道，也是四戰之地。所以中近東的民族一個比一個好戰，不像中國農民那樣熱愛和平。我和埃及人，伊朗人，土耳其人聊天，共同語言就是反對列強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幾個國家四面都是敵人。伊朗人至今記得俄國當年如何打伊朗，也記得中國的唐朝打到他們的中亞祖先。游牧民族的戰爭記憶真是比漢族的歷史感要強。埃及沒有險可以守，四面的窮國都來搶，打不贏只好修神廟給自己壯膽，也用來嚇唬競爭者。但是后果并不佳。

　　為什么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穩定性，比中國皇朝還要強，因為君士坦丁堡不僅控制了陸上的交通要道，還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海峽，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奧斯曼帝國的財稅基礎和中國不一樣，才能夠養一支龐大的職業官僚隊伍和一支龐大的職業常備軍。職業軍隊要發財，只能不斷打仗，不斷對外擴張。中國沒有，中國一打仗就賠錢，所以維持和平的最小代價是和親政策，把公主嫁出去，意外的收獲是民族融合，沒有西方的種族矛盾，宗教戰爭和語言戰爭。其次是宋朝的下策，花錢買和平，最后輸掉戰爭。中國文化重文輕武，是小農經濟決定的。中東和西方都尚武，因為控制交通要道收過路費比征收土地稅容易，控制交通就能控制金融，就可以養活龐大的常備軍。許多中國人至今不明白占領科技制高點，和占領軍事金融制高點之間的關系，所以才會被斯密忽悠，以為看不見的手就能國家致富，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先例。

　　西方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當過世界的穩定中心，但是老想占領這個世界中心。西方怎么去搶占交通要道?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發展技術，因為西方人口少，歷史內斗又不統一，只能靠技術創新來奪取中心。早先的西方技術，都是從東邊學來的。唐朝西進中亞時打過一次大敗仗，阿拉伯人俘虜了大量中國工匠，學到許多中國技術。中國歷史喜歡講成功的故事，不愛檢討丟臉的故事。西方啟蒙運動的源頭，包括科學技術都是從中國、阿拉伯等東方文化學來的。

　　這里有件事值得我們今天考慮的，就是中國出口干嘛?我認為明代最大的錯誤是出口主要拿來換白銀，跟今天出口換美元一樣。經濟學家誤以為錢就是財富，人人想發財，錢生錢。我們的代謝經濟學認為錢是虛的，資源是實的。獲取資源真正重要的經濟實力是國際競爭能力。如果把出口商品只換來白銀或其他貨幣，只會引發通貨膨脹和投機。現在中國人聰明了，出口第一要換資源，因為中國缺資源。更重要的是出口積累的資本要換技術。但是換技術是有限度的。現在美國歐洲都明白了，中國是西方的主要競爭對手，最核心的科技不給我們。怎么辦?自己做。我們科學院的人最喜歡美國對我們下高科技出口禁令，因為逼我們自力更生。美國封鎖什么，什么項目就上去。迷信貿易自由化的人真以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是洋務買辦的思維。中國有文化的比較優勢，到現在為止，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和中國比，就是中央集權和文字統一。中國要像五四啟蒙家主張的那樣，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中國每個方言都會變成新的語言文字，中國的大一統就會變成歐洲那樣的碎片無法統一，也就無法和美國、中國競爭。計算機發明以后，中國漢字輸入的速度可以超過英文。要中國全盤西化的最后一個理由也不存在了。

　　中近東有一個特點，它既是交通要道，也富藏資源。古代埃及是主要的糧食生產大國，出口供給羅馬帝國。問題在埃及的地理條件難以防御南北入侵之敵。

　　中近東維穩的方式和中國不一樣，值得中國研究。馬克思可能低估了宗教的作用。中近東不斷出現穩定強大的帝國，和一神教的興起有很大的關系。各地文明最早都出現神話轉化而來的多神教。多神教，例如希臘、羅馬神話和印度教，都不利于國家的統一。一神教最早的源頭是拜火教，后來變成波斯國教。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起源于中東的沙漠地帶，成為凝聚游牧民族的強大紐帶。羅馬帝國把天主教變成國教，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都借用了天主教的社區建設力量。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使伊斯蘭教帶來的穩定性超過基督教和后起的新教。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發展經濟為重點，但是疏忽了思想文化的建設，搞得部分人見錢眼開、失去信仰、人心渙散，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矛盾。

　　這幾年去埃及、伊朗、土耳其的觀察，深感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必須整合經濟和文化的關系。中國知識界不能簡單地把伊斯蘭當成反現代化的落后文化。我發現伊斯蘭是比天主教更具草根性的信仰。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誤以為科學會取代宗教。歷史現實相反，科學越發展，技術更新越快，社會的不確定性越大，下層老百姓越沒有安全感，面對社會巨變越依賴民間信仰。我認為馬克思低估了宗教的作用，毛澤東對思想教育的重視對保持現代化的正確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要認真的反思和研究民族和宗教政策，才能推進一帶一路的大計。 西方教會對社區建設的作用，也是值得中國研究的。

　　西方的特點，氣候良好，雨量多，平原大，有利于發展大規模的農牧經濟。西方的農場、商場、工廠、銀行，都是越搞越大，傳統中國經濟的特點都是小，小農，小商店，小作坊。人人相當雞頭，不為牛尾，家族企業一大就分。如今大家終于明白，規模經濟大的好處可以降低產品的平均成本。所以中國企業現在紛紛要做大做強，爭奪市場份額。

　　但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卻被大家忽視，就是規模經濟越大越不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供給曲線。規模經濟雖然降低了平均生產成本，卻大大增加營銷風險。中國推廣美國式的農村規模經濟，造成一波波的賣大蒜難，賣大白菜難，以及玉米、豬肉價格的大幅波動，使巨額投入的大農場因為供銷脫節而面臨破產風險。規模經濟的營銷風險靠什么解決?作為金融中介的期貨市場不但沒有平穩大宗商品的價格巨幅波動，反而加大杠桿放大投機熱潮，損害實體經濟。

　　其實美國大蕭條倒牛奶就是規模經濟引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市場無法解決規模經濟引發的經濟危機，才靠政府的凱恩斯政策來幫忙。美國政府在國內給大農場補貼，在國外用政治軍事手段壓埃及、日本進口美國糧食。美國在爭奪國際市場上推行的“看得見的手”，值得中國領導人研究。單靠民間自發的萬眾創新難以解決供給側的問題。中國經濟的核心短板出在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國籍金融和營銷網絡都控制在美國跨國公司手里。沃爾瑪下的采購定單可以憑它的訂單規模大幅壓低中國的出口價格和企業利潤，才是壓低中國工人工資的主要源頭。中國如果不掌握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即使是生產大國也沒有國際市場的定價權。空講什么市場化來追求高收入，純粹是經濟學的烏托邦。

　　西方目前的長處就是靠技術新成代謝來占領科技制高點，然后用金融和軍事控制全世界的資源。美國低息發債，然后投資新興國家的核心企業獲得高額資本回報，拿回來養國內的高福利。問題是，這種國際分工格局能持續嗎?要看美國有無強大的競爭者。因為現代科學技術更新非常快，羅馬帝國崩潰以后，西方國家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而是經濟政治中心不斷轉移，引發一連串危機、戰爭和宗教沖突。西方的優點是技術更新快，權力更替也快，整合統一難上加難。在技術更新的條件下整合社會協作，中國文化的優勢比西方大很多。當今世界敢跟美國競爭的不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也不是巴西，而是當年有過帝國傳統的國家，例如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俄國。我跟伊朗的普通老百姓聊天，發現伊朗民眾很自信，說別看我們日子過得不好，但我們不怕美國人。土耳其人心里也不服，他們記得敘利亞、伊拉克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省份。這是為什么世界銀行故意把土耳其劃在高收入國家之外。歐洲人最害怕讓土耳其加入歐盟，盡管土耳其是北約最早的成員。中國要打破美日對中國的海上圍堵，可以用經濟和文化外交，北美聯絡墨西哥，那是美國的命門，近東聯合土耳其，那是歐盟的命門。中國的外交和經濟戰略一定要知彼知己，對手的弱點，就是中國的機遇。要在世界的發展中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3.4)歷史上中國文明多次推動世界格局的劇變

　　我給大家看歷史的分岔圖，哲學上講是量變引起質變。

　　世界歷史上有兩次分岔，對中國和西方文明的走向發生深刻影響。世界各大文明之初，都是人口稀少，土地資源相對豐富，所以先后發展了漁獵、畜牧業和種植業，形成自給自足的混合農業。中國周代的社會制度和西歐的封建社會相似，封建領主擁有大片土地，分給農奴耕種，井田制保留了大量公地給社區居民使用，土地不得自由買賣。

　　世界文明發生第一次的歷史分岔，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中國、希臘、印度的主要哲學思潮突然爆發，為了應對環境和社會的巨大變化。

　　中國發生的巨變在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變為地主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使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逐步轉化為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一農業結構的重大轉變，并非源于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氣候的變化。中原地區在商代氣候溫暖，才使牧業有發展的空間。周代中期氣候變冷，導致牲口大量死亡，造成牧業損失巨大。春秋時期氣候回暖，種植業的恢復快于牧業，導致人口增長。中國多山少地的地理約束，只能發展精耕細作的農業，無法維持廣大的牧場來養活眾多的人口。我對春秋時期中國社會變化的解釋跟郭沫若不同，不是郭沫若套用歐洲的五階段論，把商代定為奴隸社會，周代定為封建社會，而是氣候引起的農業結構和耕作方式的演變，從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變成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從類似歐洲的封建制變為地主制，是為了適應中國多山少地的自然條件，來養活眾多的人口。秦漢形成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本質是維護種糧為主的小農經濟的穩定性，用屯田和修長城的辦法來防止游牧民族把農田轉化為牧場，否則無法供養龐大的農業人口。政府的功能還包括救災和興修水利，以應對中原地帶的半干旱氣候和頻發的天災。所以，中國春秋之后，再也沒有“看不見的手”和無為政府存在。這是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顯著差別。

　　世界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分岔，發生在1453年，土耳其蘇丹攻占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阻斷了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迫使西歐的海上貿易通道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太平洋，這段歷史使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三大文明中心互動的故事。

　　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隔著中近東文明，在鴉片戰爭之前沒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是有間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方式之一就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使西方商人對東方的商品有持續的需求，而中近東的地理位置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吸引了歐洲的商人、海盜和十字軍，企圖占領富裕的中東，造成中近東和歐洲長期的爭斗。影響方式之二是中華帝國的強大加氣候寒冷的沖擊，多次壓迫中國北部的游牧民族大規模西遷，沖擊中亞、中近東、以及東歐。歷史上的著名例子包括匈奴西遷，蒙古西遷。迫使中亞的游牧民族西入波斯和土耳其，再沖擊東歐，產生一串連鎖反應。打垮了千年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突厥人，現在的土耳其人來自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古名花剌子模)，從漢唐開始就和中國交往。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發現是中華帝國的穩定迫使中亞游牧民族西向，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奧斯曼帝國擊潰十字軍控制里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商道道，削弱了威尼斯海軍的霸權，使意大利的商業城邦衰落。 逼著意大利的航海家去投靠葡萄牙、西班牙人，西出大西洋尋找通往東方的海上通道，導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刺激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帶動了西歐的科學革命，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講了。可見，西方15世紀的崛起是中國文明和中近東文明先后沖擊的結果，而非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優越性。當然，地理環境限制了不同文明的反應選擇。[page]

　　(3.5)雅典科學民主的神話和歷史真相

　　大家可能奇怪，中國人那么保守、謙虛的民族，怎么可能成為世界變革的源頭?西方的崛起不是源于西方的科學民主嗎?我從小就被希臘的神話、藝術和建筑迷住。但是2010年我親自見到雅典神廟之后，立即發現西方所謂世界七大奇跡的毀滅之謎是逆天行事，因為在地震帶建造大理石的神廟屢建屢毀。原來欽佩西方大理石的建筑，比中國的磚木結構雄偉和堅固的多，相應的力學水平和工程難度也高超得多。雅典神廟建于中國的春秋時期，埃及神廟更早，相當于中國的商代。古代西方的科學技術水平顯然遠高于中國。奇怪的雅典神廟建于港口的高地上，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廟建于沙漠地帶，如此工程浩大，卻毫無防御和民生功能。究竟是為什么呢?就像西方理論宣傳的只是證明他們對精神文明的追求?

　　顯然日本和東南亞的木質結構比希臘的石料建筑更有利于地震帶的生存。東西方的建筑材料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東方文化是節約資源、適應自然，西方文化是耗費資源、征服自然。這代表了中西方哲學和人生觀的基本差別。今天的生態危機就是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是不可持續的，就長遠的發展而言，也是不科學的。將來中國要建設可持續的全面小康社會，應該發揚中國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而非人類獨大、逆天行事的一神教。可惜中國目前推行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使中國的哲學傳統面臨嚴重的挑戰。搞美國日本式的城市化，造那么多摩天樓，要是有自然災害或戰爭，斷水斷電怎么辦?

　　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什么要修神廟，而非建軍事或民生工程?我問大家，中國修長城和水利，埃及和希臘建金字塔和神廟，哪個文明更有穩定性和延續性? 誰的領袖更具戰略眼光?只要破除對西方優越的迷信，不難發現歷史演化的規律。雅典神廟建筑、科學和藝術的成就，無法掩蓋一個嚴酷的事實，即雅典神廟的建造不僅是西方古典文明頂峰的象征，也是雅典民主共和失敗的開端。雅典興亡的歷史代表了西方模式的難以持續。

　　先講雅典興亡的故事。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進攻希臘，希臘上百個分散的城邦不得不聯合抵抗，當年希臘城邦聯合的動力遠比現在歐盟還大。聯軍統帥是雅典的伯利克里，西方民主共和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打仗的軍費是上百個城邦籌集的軍費，大量黃金放在雅典。打敗波斯之后，伯利克里挪用了聯軍剩余的黃金儲備修建了雅典娜神廟。建雅典娜神廟的目的和美國建自由神像與世貿中心類似，是為了給自己立威。希臘每個城邦的保護神是不一樣的，雅典娜的起源也不是雅典，而是在土耳其。建雅典娜神廟為了強化雅典在希臘城邦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強化主持者自己的領袖地位。

　　成功了嗎?科技成功，但是政治失敗了。因為第一，造神廟引發雅典的內外交困。挪用聯軍的戰爭儲備引起了斯巴達和雅典的分裂戰爭，導致雅典和整個希臘文明走向衰亡。 第二，引起雅典的內亂。為什么呢?因為雅典是民主的城邦，民主最反對獨裁者。選民以個人野心家的名義免去了伯利克里的統帥職務，換上像奧巴馬那樣只會講話，不會做事的政客，敗得更快。西方民主的弊病從希臘到美國，一脈相承。

　　(3.6)埃及神廟和歷史的話語權

　　我對世界神話起源的興趣，讓我意識到希臘文化不是原創，而是從埃及學來的。埃及建筑和石雕的規模要大得多。我2013年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動亂之間訪問了埃及金字塔和阿布·辛拜勒神廟，進一步發現埃及和希臘造神的目的是建立話語權。

　　以前讀歷史有一個誤解，以為中國失去話語權是因為戰爭打敗了，因為歷史是贏家寫的。到西方以后才明白，話語權也可以是用資本打廣告來造勢。西方的歷史是造神的宣傳家寫的。建神廟打廣告，都是交易成本，短期可以造勢蒙人，嚇退競爭者，獲取超額利潤，長期愚民愚己，敗給更有競爭力的對手。雅典的伯利克里重復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故技。

　　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戰役距離現在已經3300年。這是歷史上記載最早的一次戰爭，發生在埃及和如今在土耳其的赫梯王國之間。戰爭規模達幾萬人和幾千輛戰車。戰后在公元前1258年雙方簽訂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和約。歷史的疑問是戰爭誰勝了，簽和約是誰提出的?你們歷史電影中看到的羅馬戰車，實際上是從埃及的對手赫梯人學來的。現在的考古文獻表明，戰爭是赫悌贏了，求和也是埃及先提出的。然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覺得非常不爽，大事宣傳說是他贏了，合約也是對手提出的。以什么為證，就是舉世聞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廟。巨大的浮雕和象形文字刻下他的赫赫戰功，忽悠了全世界的歷史家3000余年，直到現代文字學破譯了赫梯已經失傳的文字記錄，以及其他證據，才發現歷史真相是赫悌贏了，而且是埃及首先向對手求和。 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先例，即戰敗者可以靠文化宣傳改寫歷史，并嚇退可能的挑戰者。

　　中國的儒家強調謙虛的美德，這在內政上也許是對的，外交上卻可能吃虧。中國經濟的表現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卻沒有國際話語權，因為中國改革的過程是摸石頭過河，摸完石頭過了河也不下功夫總結出經驗道理，只帶個帽子叫“中國特色”，讓贊揚和批評中國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厲以寧說，所有中國特色都是成功的，吳敬璉卻說，所有中國特色都有問題，要向西方高級階段過渡。中國經濟將來向何處去?對國內外的觀察家都是疑問。

　　我怎么能發現修神廟的動機是為了宣傳造勢，而非真實的軍事民生工程?觀察修神廟的地點選擇就可以推測其目的。雅典娜神廟的選址是港口的山上，使來訪的海船沒進港就看得見。用來宣傳國力強盛上頗為成功，作為軍事防御卻毫無作用。歷史的結局是希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行省，戰爭中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把神廟用來儲存彈藥。威尼斯海軍的大炮擊中彈藥庫，引發神廟的爆炸。目前看到的神廟是法國人在一次大戰后局部修復的。宣傳的目的埋下戰爭毀滅的種子。號稱文藝復興發源地的威尼斯海軍，在摧毀雅典神廟時從未珍惜過所謂西方文明的精華。這令人記起下令焚毀圓明園的英軍統帥，也是自稱代表啟蒙運動的英國貴族將軍一樣，用毀滅前人文明的手段，來給自己的野蠻戰爭貼金。

　　拉美西斯二世修建的巨大神廟修在南埃及和黑非洲交界的巖石上，猶如中國把戰勝紀念牌修在戈壁沙漠和農業區的邊界上。原因是埃及最兇悍的對手來自南面黑非洲的黑人，建神廟主要用來嚇唬外來的野蠻民族，而非國內的老百姓。如今的西方媒體也在不斷造神廟，做廣告，宣傳西方的普適價值，給西方潛在的挑戰者洗腦，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種宣傳造勢也許可以嚇退多數人，但歷史上總有少數人不信邪。少數人就類似中國的劉邦項羽，看見秦始皇那么招搖，反而立志“彼可取而代也”。所以埃及希臘的神廟立在那里炫富，招引周邊后起的野蠻民族和窮困民眾來打來搶。結果是埃及文明、希臘文明都沒有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這就給歷史哲學提出了問題，判斷歷史文明的先進落后用什么標準?人生的價值究竟是追求短暫的輝煌，還是可持續的發展?過去把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批判為社會的停滯落后，把西方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當做先進的文明仿效，結果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和帝國的消亡。最近中國媒體出現一股批判大政府和凱恩斯的思潮。就算修長城、運河、高鐵都是政績工程，和修金字塔、神廟、摩天樓，和七星級豪華旅館的政績工程相比，中華文明、中近東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選擇，誰更高明呢?

　　(3.7)西方的心理戰和柏林墻垮臺的秘密

　　蘇聯的瓦解原因是什么?首先不是軍事或科技的失敗。許多人以為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但是我對東德經濟的觀察，意外發現柏林墻的垮臺和中國海外學子的歸國，說明的是蘇聯和中國應對西方開放社會的心理戰，有完全不同的結果。西方在柏林墻垮塌之前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吸引許多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向往西方。如今面對非洲、東歐和中美洲的移民潮和衰老的西方經濟，美歐日紛紛筑起阻擋外來移民的隔離墻，大幅限制移民的移居和工作權利。為什么科教先進的蘇聯東歐，在全球化開放競爭的條件下，輸給了科教相對落后的中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優勢不是比東歐更廉價的勞力，而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自信。

　　中國開放前沿海的知識分子很少人自愿去內地和邊疆，因為去了就不讓你回來。我們1980年代出國的時候，教育部的人也害怕留學生不回國。鄧小平說，放學生們出去，只要中國搞好建設，他們會回來的。現在多少海歸回來了?

　　就這一念之差，決定了蘇聯封閉和中國開放的不同命運。蘇聯人二戰后修柏林墻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經濟學的均衡理論講資本和人才向稀缺方向流動，實際恰恰相反，二戰打完后，發展中國家大量頭腦外流，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流入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馬克思講工人無祖國，也沒講對。二戰后的全球化，造成的是資本無祖國，科學無祖國，但是政治家和藍領工人有祖國。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人才保護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都有很大勢力。蘇聯科學家愿意到西方去做學術交流，蘇聯政府讓去。老百姓要去西方打工，也不讓去，蘇聯修柏林墻和中國改革前封鎖香港邊界。越這么干，人家就越好奇要出去看看。這給西德發明心理戰和宣傳戰創造了機遇。

　　我在2006年應邀去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意外發現東西德統一后，西德首都從波恩搬到柏林，沒有促進新首都柏林的繁榮，反而比波蘭匈牙利的首都還要蕭條，周末竟然找不到餐館開門。問了西德的師生才發現了問題的真相。因為二戰后西柏林是東德和蘇軍包圍的一塊西方飛地，所以在柏林墻沒垮以前，西德各州的財政都補貼西柏林的高消費，然后用電視和廣播向東德和東歐人宣傳西柏林的虛假繁榮。讓東德和東歐的民眾相信，只要翻過柏林墻到西方的自由世界，什么自由、民主、富裕、奢侈就都有了。柏林墻垮后，西德各州都認為冷戰結束，沒有理由再補貼柏林的高消費。各州自負盈虧，柏林是政治、文化中心，但是沒有工業，變成最窮的地區。服務業也發展不起來，因為居民大量失業，到南部和西部德國去找工作。過去南德窮、工資低，吸引了奔馳等汽車巨頭去廠，反而由窮變富了。中國現在有一批人在鼓吹輸出制造業，以為服務業的利潤高，不知道沒有制造業的服務業是無本之末。蘇聯沒有敗在大饑荒，也沒有敗在兩次大戰，卻敗在冷戰的心理戰，中了西德的糖彈宣傳戰，這對中國是極好的教訓。中國經濟發展再快，沒有中國道路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的民眾和領導照樣會被西方已經百弊叢生的新自由主義忽悠。 這不是危言聳聽。

　　(3.8)大數據和新科學揭發文藝復興編造的西方史。

　　大數據和新科學的結合，提供了新的數理方法系統分析已有的歷史文獻，發現西方宣傳的希臘羅馬文明沒有可靠的歷史證據，大量宣稱是從阿拉伯文轉譯的古典文獻，實際上是中世紀后期發動文藝復興運動的佛羅倫薩金融利益集團偽造的。希臘、羅馬的歷史和哲學文獻，到現在為止不存在希臘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文本，倒是發現圣經的不同文本，是在中世紀寫成的。世界上有確實文字記載的文明史，除了已經滅亡的古埃及王國以外只有中國。希臘羅馬卻有不少片段的遺跡，但是不連續、不完整，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真正系統的西方文明史，不到一千年，遠比中國和伊斯蘭文明為短。這是伊斯蘭和中國始終不像印度和美洲文明那樣，被西方文化統治的歷史原因。

　　(四) 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戰略

　　我現在簡單的講講我們未來怎么辦。

　　(4.1) 警惕空想資本主義理論誤導中國的改革發展

　　未來中國要批判空想資本主義，三個人對國內經濟學界的影響太大。

　　第一是斯密。前面已經講過，他的“看不見的手”不足以協調國際分工，他鼓動追求的“國富”，不只是經濟效益的競爭，而是包括政治、軍事、金融等手段爭奪的權勢。斯密希望政治和經濟分離，資本主義可以避免殖民主義，被歷史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二是哈耶克，他寫的《走向奴役之路》在反對凱恩斯的名義下反對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干預。中國現在的經濟下行，可以看到哈耶克的影響。國內的媒體經濟學在金融危機還未結束之時就大反中國的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反對大政府，反對凱恩斯。重新高舉哈耶克對凱恩斯的批判，有道理嗎?沒道理。哈耶克的預言也沒有被歷史證實。西方推行凱恩斯政策的結果并不是產生什么可怕的奴隸社會，而是產生驕奢的福利社會。中國現在不少人羨慕福利社會，不愿意做辛苦的工作，但要越來越高的福利，要向歐美靠攏。福利社會最大的后果什么?老百姓不干活了，尤其受過教育的婦女不愿意生孩子，才會人口老化，依靠波外來移民干活。移民反對平等的待遇，加上西方整體競爭力下降，債務危機加重，年青人失業沒有希望，才會出現目前的難民危機。哈耶克預言凱恩斯政策會導致通脹，事實卻是西方陷入通縮，說明西方經濟增長的前景渺茫，西方高消費高福利加高軍備的路是不可持續的。

　　主張自由化的理論基礎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科斯認為政府監管，一定增加監管成本。但是他不承認如果放松監管，增加投機空間，更增加了社會成本，也就是實際上的交易成本，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我們過去幾十年傳播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只講市場有利的一面，否認市場不利的一面，只是片面的均衡理論。在開放競爭的非均衡世界，本質是空想資本主義。在西方也從來沒有實現過。今天應當全面檢討。

　　(4.2)如何實現全面小康?

　　在全球經濟社會動蕩加劇的形勢下中國怎么辦?中央提出的建設小康社會，如能實現，就是新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今怎么得人心，最基本最簡單的就是讓老百姓安居樂業。

　　我最近聽到一個數字，三峽移民130萬，中國這么樣強的政府，花了十年時間，協調了16個省才安置這130萬人。可以想象，現在突然200萬難民到了歐盟，他們能吃得消嗎?其實現代化造成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移民問題。科學技術越發展，舊產業淘汰的越快，再教育和就業就越困難。企業要盈利就裁員，把社會責任推給政府。單靠市場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教育成本高漲。各國都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越不愿意生孩子，老齡化更快。養老、醫療、教育、住房都是單靠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中國在西方市場失靈的公共服務上如果強推市場化，就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必須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路。

　　我們批評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要明白一個經濟學的道理，就是經濟效益不等于社會效益，也不等于生態效益。

　　(4.3)中國能否在不久的將來占領國際分工的制高點?

　　既然工業革命以來的國際分工不是平等的，中國能不能改變鴉片戰爭以來被動的趕超西方的格局，占領世界制高點呢? 我認為可以，但是要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照抄西方是不可能超越西方的。

　　中國現在學美國的激勵機制，給高薪、給房子，最多能招點海歸回來。但是沿海城市的高房價，連海歸都吸引不了多少。美國二戰后占領科學制高點，不是只靠自己的知識積累，而是靠二戰后大規模接納數以萬計和十萬計的歐洲的科學家。為什么美國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而我們還不足以吸引海歸?因為美國好的大學多數設在鄉村和小城市，地價非常低，可以讓科技人才專心研究。所以美國戰后差不多十年之內就把一個相當落后的科學教育系統變成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統。

　　(4.4)招才引智化解房地產泡沫

　　我的建議，各地以前大搞的靠招商引資應該退出了。新的發展方針應當是招(人)才引智(慧)。中國現在錢有的是，才會有大量投機資本炒房地產、炒期貨、炒古董。大片的工業區，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不多。為什么不招才引智啊?如果在中國生態良好的內地三線的小城鄉村，建設十幾個中國的劍橋，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來工作生活，中國何須發愁科技制高點?歷史上英國劍橋、德國哥廷根大學都在小城市，但是出了多少科學家?劍橋旁邊就是牧場，生態和學術環境比中國現在的北大、清華、人大好的多。如果在小地方設好大學，中國的學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的中醫養生又是比西方醫療更好的保健，足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學家都吸引到中國工作，還不能掌握世界科技制高點?現在西方的經濟危機讓世界一流大學都養不起科學家了，所以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愿意到中國訪問，開辟第二戰場。可惜中國好大學都在大城市被高房價套牢，只能請科學家吃頓飯，做個講座就回去，沒錢把他們留下來長期合作帶中國學生。如果中國政府能全面規劃，選幾個點建新的大學，十到二十年之內，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調整大學布局，可以帶動中國的結構調整。中國把好大學往小城市和縣城移動，北京上海的高房價就會自然緩解。因為所有的高房價都是學區房，全世界都一樣的。好學校都往鄉下移，好醫院跟著移，干休所也跟著移，中國就能成為和諧社會，沿海和內地共同發展。這樣大的結構調整，不可能靠市場的價格機制調整，只能靠政府的長期遠見規劃調整。

　　(4.5)分遷行政首都調整產業的生態布局

　　現在大家的思路是有共識的，只是目前的任期制規劃的力度比不上當年的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最長遠的好辦法是遷都，只把北京遷到通縣去，格局太小。華北缺水，南水北調，不如北都南移。把首都北京分為政治文化首都和行政管理首都。政治首都留北京，行政中心遷到湖北有水有山的地方去。政治和行政首都分離，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夢想也可以實現。中國經濟建設和思想建設才能兩手硬。中國道路才能走向世界。

　　(4.6)組建十幾個綜合性的大學基金會，占領科技-產業-營銷的制高點

　　占領工業制高點也不難。中國國企的主要任務就是占領世界制高點，次要任務才是保障民生工業的穩定。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整合能力比西方高得多。產權理論夸大包產到戶的激勵機制，看不到包產到戶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能解決產業升級問題。多年前復旦大學史正富有個很好的建議，可以把國資委屬下的幾百個國有企業劃分為十幾個大學基金會。把中國特色的“國有”改變為“國際接軌”的“社會所有”，可以在現有國際規則下突破西方用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加給中國國企進軍西方市場的障礙。現在西方人拿中國國企的紅帽子說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封殺中國國企對外的企業兼并，不但不許買鐵礦，也不許并購有核心技術的企業。中國呢，反而歡迎西方大資本作為戰略投資者投資中國的核心企業。這樣的開放對等嗎?目前國資委的管理體制，目標是內向而非外向。要占領產業制高點，必須調整為外向為主的競爭體制。一個可操作的辦法，就是組建十幾個競爭性的大學基金會，北大、清華、科大分別主導幾個產業的整合。大學基金會搞競爭不搞壟斷。清華搞汽車，交大也可搞汽車。我在美國念書的德克薩斯大學為什么搞新科技那么厲害，就是德克薩斯大學的大學基金會，資產規模州立大學第一。德州政府辦學劃撥給學校大片土地作為資產經營，校產土地上發現石油，租給石油公司經營，學校用租金支持科研。德克薩斯大學所在的奧斯汀號稱“硅丘”，超過加州的“硅谷”成為美國高科技新的中心，恰恰因為政府贈與大學的土地租金，不是拿來炒房地產，而是養科學家從全世界買人才，我們家旁邊就是星際大戰的實驗室。哈佛的大學基金會在私立大學第一大，才能買全世界的人才。中國政府是世界最富的政府，就因為中國的土地在中國政府手上，可以劃撥三分之一給大學基金，三分之一給社保，三分之一留給政府，占領科學制高點和保障全面小康不就兩不誤了，不比搞什么金融自由化強得多?

　　每個大學基金會建一個綜合性的科學中心，產業政策和戰略資本相結合，立馬就有十幾個有國際競爭力的集團軍，每個集團掛的都是國際認可的大學基金會的旗號，把科研-產業-營銷-金融整合成世界一流的集團軍，要發展飛機還是生物制藥，都不用發愁融資的困難，銀行貸款還是發債發股票都好操作。做大做強不成問題，可以放手在世界各國投資兼并，和任何跨國公司競爭。如果西方想封殺中國的大學基金會，好嘛，我們對等封殺哈佛、耶魯的基金會，看誰承受得起。十年之內搞十幾個大學基金會，不難占領把全世界主要的研發、產業和營銷的制高點。也許有人舍不得“國有”這頂中國特色的紅帽子。想想當年江西蘇區叫“中華蘇維埃”和“紅軍”，被國民黨封鎖很難發展。抗日統一戰線改名叫“邊區”和“八路軍”，獲得大發展。打敗了國民黨再改名“解放軍”好了。與其用經濟讓步來換取西方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如自己改變國企的體制形式，利用已有的國際機遇。同時解決國內科研和生產脫節，金融和實體分離的痼疾，何樂而不為?

　　(4.7)軍事建設以逸待勞掌握主動權

　　軍事上美國只有局部的技術優勢但是長遠的經濟頹勢。美國航母在中國南海炫耀只是虛張聲勢，航空母艦每天開動要燒多少錢，日本出動飛機軍艦到釣魚島海域也是在燒錢。美國日本在中國近海耀武揚威有什么了不起，正好幫中國海軍空軍練兵。我時不時派幾艘軍艦幾架飛機去爭議地區繞幾圈，引得你大批飛機軍艦出動燒錢，我則以逸待勞，看誰耗得起?你把錢花在巡航上越多，花在軍事科技和基礎建設上的資金就越少。在我的近海惹是生非，主導權在我們手里。慢打散打，還是談談打打，得我們說了算。軍事戰、經濟戰、金融戰、信息戰要協同作戰。

　　請注意，日本政府三分之一的預算靠發債。美國搞量化寬松，如果中國和中東產油國不買美國的國債，美國的金融系統就要出危機。中國和美日的海洋沖突的勝負，不取決于軍事技術，而取決于經濟和金融。這次美國大選，美國兩黨都明白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競爭輸在基礎設施上。美國缺錢，錢燒不起，美國經濟給世界警察的角色拖垮了，早晚會同中國、俄國求和談判。

　　(4.8)中國占領金融制高點的三個“陽謀”

　　中國這些年的產業競爭非常成功，但是國際金融消極防御，非常被動。原因是處理國際金融競爭的方法，只搞“國際接軌”的本本主義，忘記了毛主席的戰略方針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西方最希望中國上鉤的打法是學西方拳擊，你打我一拳，我回擊你一拳。西方人個子大，當然占便宜。當年中國武師對付西方拳師的辦法是打太極，你一拳打來，我側身讓過叫你撲空，然后抓住你的胳膊一拽，借你的力把你摔出去。中國人學西方經濟學學傻了，把中國看家的戰略思維給忘了。

　　我今天討論的事情都是公開講的“陽謀”，不是“陰謀”。我多次在西方智庫的研討會講，美中歐合作才能走出金融危機，拯救全球化。要搞對抗，全世界的市場一定“三家分晉”，中國主導的東亞經濟區會超過歐盟和北美，因為東歐、非洲、拉美，甚至美國西部都愿意和中國經濟合作。美國的軍火工業集團沒辦法阻擋中國大市場對各國資本的誘惑，因為美國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利潤超過了在美國本土的利潤。

　　如果中央能考慮我們的建議，我認為五到十年左右中國就可把世界金融制高點給占了，主導世界資本的流向。如果聽西方的華盛頓共識搞金融自由化，則中國30年積累的資產，可能在幾年內敗光。為什么?因為國內的金融界不明白金融競爭是不流血的戰爭，是爭奪市場份額和控制資本流向的戰爭，他們以為金融是錢生錢的游戲，天真地歡迎跨國資本進來，卻不知道美國金融怎么賺錢?

　　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是實體經濟失去國際競爭力，政府沒錢做長期投資，只能拿錢救金融搞短期投機，把股票市場炒高。股票市場炒高以后，最恨的是誰?德國人。因為德國的企業技術比美國企業好很多，因為德國人賺了錢就做研發，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但是不把利潤拿來分紅炒高股票。日本、韓國拿利潤干嘛呢?也比中國聰明。中國只會賣苦力給人家加工，利潤大頭被西方營銷商拿走。所以日本、韓國發奮建立自己的營銷網絡。比如日本豐田和韓國現代賣汽車，都是下了血本在美國歐洲布局。哪怕前十年賠錢，也要把市場份額占了。一點點蠶食美國和歐洲的市場。中國的國有或民營企業如果采取短視的方針，只顧眼前的資產保值增值，不干放長線釣大魚的買賣，才有今日制造業的低利潤。美國人呢?他們拿到利潤后，不搞研發，也不搞營銷，市場輸給德國、日本、韓國，那美國人干什么?美國不是保護產權嗎?產權在投機的股東手里，不在創業者手里。想多分紅，就CEO簽期權，你任期到的時候，如果股票價格翻倍，你就得個大紅包，比你干20年的工資錢多。那樣一來，美國高管哪里會關心企業未來的命運。美國的高管期權是讓美國企業早死的激勵機制。但是美國公司炒高股價也有好處，就是美國股票升值的時候，可以利用美國企業的金融優勢吞并德國和日韓企業。即使企業實力相當，但是美國的金融杠桿可以使美國公司的股市價值是德國企業的幾倍，把德國企業吞并。德國日本經濟的起飛期，都想盡辦法抗拒美國資本對他的兼并，但是德國成功，日本失敗了。因為日本的廣場協議和東亞金融危機后被迫打開金融市場，所以日本實體經濟走下坡路。中國自己傻，歡迎美國資本投資核心企業，作為戰略投資者，控制中國核心企業股份的巨大份額。幸好西方金融資本沒有戰略頭腦，只為賺快錢。金融危機后院著火，看中國股票市值高就趕快拋出去套現，沒有像當年搞死蘇聯東歐重工業那樣，搞垮中國的核心企業。但是不等于將來不會。

　　我們打什么牌呢?很簡單，絕對不能像現在中國金融那樣搞什么“人有我有”照搬西方。西方金融危機的量化寬松，輸出投機資本在全世界轉嫁金融危機，中國卻加快資本賬戶的金融自由化，開放期貨市場，放開股市投資額度，搞得咱們股市一塌糊涂，期貨市場又把中國急需的進口原材料價格炒高，你不是在出賣國家利益嗎?

　　我建議中國對付美元霸權的辦法有三招。第一招，就是前面建議的大學基金會，用科研-產業-營銷-金融的整合體制占領制高點，不受國資委目前保值增值短期目標的限制，就能破解美國金融兼并德日核心企業的舊招。

　　第二，用領子期權破解美國石油美元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金融壟斷地位。大家要想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美國現在稱霸世界的經濟實力從1971年開始就動搖了，憑什么繼續掌握金融的制高點?因為他掌握著石油美元的定價權。中國人要買石油，石油交易拿美元交易，他就掌握石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各國相信美國國債不會賴賬，用美國國債來保值增值。美聯儲加息減息，就能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向。美聯儲選準時機減息，美元貶值，就把中國借給美國的外債蒸發掉一部分。人民幣升值10%，就蒸發掉10%美國的國債，代價是美國資本外流。然后美國再選擇國內時機加息使美元升值，引發國際資本回流，打壓中國的股市。美國資本借機把中國的股市抄底，又賺了中國和新興國家一大把。美國玩兒什么游戲?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向。如果美國經濟持續不振，美元動搖怎么辦?金融資本流動有兩個規律：要么流向高回報的經濟增長區，要么流向低風險的經濟安全區。美國經濟競爭不過對手，就在對手周邊敏感地區發動戰爭打擊對手的信用。如果競爭對手是歐元，就發動中東戰爭、巴爾干戰爭、東歐戰爭。如果競爭對手是中國，就在在朝鮮半島、東海、南海制造矛盾，打擊人民幣，馬上國際國內資本就逃離去了美國。

　　國內金融界的本本主義者只會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跳舞，美國說中國消費不夠，國內的媒體經濟學就呼吁拉動消費。美國說人民幣該升值，媒體經濟學家就心虛地承認人民幣低估，最多辯解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得慢慢升值。我覺得，中國完全可以破美國的招。問題很簡單，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進口國，但是沒有定價權，定價權在美國倫敦的金融寡頭手里。為什么中國不直接和資源出口國交易?因為中國不知道直接交易如何討價還價。賣方永遠希望出口價格抬高，巴西鐵礦炒高當時看來合算，等中國經濟放緩，鐵礦價格跌下來，他才知道他也大虧。真正長遠的合作共贏之道，中國要跟資源出口國建立長期互利的一個分利也分損的合作關系。怎么分?金融有現成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拿來投機，也可以拿來協作，叫影子期權。你們知道如何操作?石油國愿意賣，中國愿意買，但是價格談不攏。買俄國石油天然氣也有類似的價格博弈問題。原因是什么?雙方都想博弈撈利。咱們既然是長期交易，不如合作分利。比如我們按過去十年的歷史價格平均得到的油價50美元一桶，雙方協商一個合理利潤浮動空間，比如在均價基礎上浮動10%。如果漲10%，賣家賺，跌10%，買家賺。超過10%的部分我們分。贏家把超額部分回吐一半給輸家，反過來我損失時，贏家倒貼他損失的一半。你要是巴西或俄國總統，你干不干?當然干。但是你不能跟期貨的散戶談判，要跟國家壟斷出口商談判，因為國家才有經濟合同的連續性。如果中國和一個個資源輸出國建立直接交易的長期合同，繞過美國的金融中介，不需要石油美元，美國的金融霸權就削弱了一半。

　　第三，建立中國主導的人民幣國債市場，破解美國國債的霸權地位。現在西方國家最大的經濟問題是什么?就是榮國府欠債太多，要問劉姥姥借錢。怎么可能呢?因為劉姥姥他們家勤奮，存錢。榮國府花沒了，就發債，中國手上拿的都是美國的白條。美國一旦還不起債，中國人的積蓄就灰飛煙滅。你們看世界銀行加冕的高收入國家，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這些富國家都負債累累，國債發不出去只能高息借款，將來換不起，國家也會破產。而日本歐洲的富國增長無望，國債的利率從零到負，美聯儲也在考慮負利率來刺激經濟，因為量化寬松不起作用。資本市場為什么還買?因為投資股市的錢將來賠的比負利率的國債可能還多。現在的怪事是歐洲日本發債利率是負的，美國差不多是零，中國民間融資卻是高利率，導致經濟下行。中國在國際上可以發低利的債，1%的利息就比美國國債高，為什么中國國內還有融資難，融資還要10-20%的利率，不是糊涂嗎?當然，過去國內企業借美元日元債，人民幣貶值就增加融資風險。為什么不發人民幣的債卷融資?

　　中國金融的大機遇在哪里?我們可以把中國長期的建設基本建設，比如說西水東調、高鐵、電站的投資變成人民幣的長期債卷，開放國債市場，讓誰買?不讓投機人買，讓世界各國的養老基金買。美國的大公司，什么通用汽車公司、通用電力公司，已經沒有核心股東了，保護產權是空的，因為散戶不關心企業的長遠利益，只是追漲殺跌。誰是西方大公司最大的股東?退休基金會、養老基金會。美國2008的金融危機，股票市場蒸發一半。通常養老基金為了保值，還有一半資產會投在美國的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現在國債收益率幾乎是零，還走向負值。所以西方福利社會的金融基礎岌岌可危，處在破產邊緣。

　　現在西方政客鼓動藍領工人工會反中國，理由就是中國出口的廉價產品把西方的制造業和福利社會打垮了，所以西方的工人階級非常惱火，現在特朗普得的是藍領工人票。習總說中國要提供一個國際社會的中國方案，中國方案是什么?我現在給大家建議一個。我們中國發行的人民幣國債，可以當世界各國福利底線的救世主。你買我的長期建設國債，利息低、價不貴、好處是沒有風險。因為中國政府不會破產，中國老百姓最勤奮，中國土地都歸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中國政府公信力世界第一，說到就能做到，中國開工項目絕對如期建設，別的國家修高鐵，私有制征地就征不下來，基礎建設項目會撕裂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修高鐵，修電站，都行，因為全民分利，當然擁護。發低息的人民幣長期債權，人民幣自然國際化，不需要全面開放資本賬戶，擋住西方的投機資本。美國、歐洲、日本的養老基金和退休基金不受政府地緣政治控制，自己獨立操作的資本都會買中國的國債，因為沒有更好的競爭者。如果西方老齡社會的穩定綁在大中華經濟區的戰車上，一小撮軍工寡頭還跟我中國打什么仗?你不是傻到要掘自己的金融墳墓?要不了多長時間，中國就是金融世界的老大，你們覺得能做到嗎?

　　結論：

　　我就講到這里。我的結論是，要看清中國和世界的未來，我們必須要站在斯密的肩上，打破斯密的幻想，占領科技工業軍事和金融的制高點，尤其重要的是科技和金融的制高點，中國的工業就能超越資源限制，往全國世界發展。我相信快的話，5-10年，晚的話10-20年，中國可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走出太平洋。如果美國要跟中國對抗，你建你的北美經濟區，我建我的大中華經濟區，世界三大經濟中心，歐盟在縮小，早晚歐洲會向亞洲靠攏，北美的經濟區在分裂，拉美國家心向中國，美國的太平洋西岸也拼命發展中美貿易，不但南美，中美州是中國的伙伴，我相信美國西部和南部，包括加州、德州都愿意跟中國當伙伴。想和中國搞新冷戰的只有美國東部那幾個反共老州，讓他們試試看，有沒有辦法跟中國對抗。這次連紐約出身的特朗普都聲言準備跟中國做經濟交易了。我等著美國的共和黨有朝一日會提議廢除美臺條約，換取中國鉤消幾千億美國國債。這點錢對中國是小意思，比玩金融自由化的游戲代價小得多。可以考慮考慮。

　　謝謝大家。

　　【問題與互動】

　　【提問】：傳統經濟學的均衡和您的復雜經濟學的復雜是兩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傳統經濟學通過均衡和最優有應用的抓手，您的復雜經濟學是不是也具有這樣的抓手。比如天氣預報長期預測是不可能的，但并不妨礙天氣預報三五天的科學性，使它可以成為我們每天必看的東西。

　　【陳平】：這個問題非常好。可惜你漏過我上一次人大的講座。計量經濟學沒法做天氣預報，但我們可以做天氣預報，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均衡的觀察辦法可以追蹤金融市場的走向。目前金融經濟學只看兩階距，就是均值和方差。因為他們假設高斯分布永遠成立，才會保證均值存在和方差有限。這樣的條件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吹牛什么有效市場，其實不是永遠穩定。我們觀察到市場動蕩的時候，比如羊群行為，追漲殺跌的時候，高階矩，就是三階到五階矩會爆漲上千倍，而且在危機前一個季度就發生。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做金融的颶風預報，颶風快來了，告訴政府立刻改變游戲規則，例如降低杠桿率，我就可以預防和控制金融危機。我們采用的非均衡物理學的時間序列分析方法，是兩個美籍華裔中國工程師研發的。美國軍方用來探測核潛艇、核爆炸，原理是從量子力學的測不準關系構造的。我借過來分析美國的股票市場，得到的結論是否定有效市場是噪聲驅動的假設，證實經濟周期是熊彼特預言的“生物鐘”，復雜科學的名字是“色混沌”。醫生看心臟跳動心率范圍可以診斷你有病沒病。我們實時觀察股市指數可以給金融市場把脈，辯證治療。復雜思維和中醫整體論的思維相似，這是中國人的長處。

　　【提問】：謝謝老師給我們帶來這么深刻的演講。老師今天提了很多精彩的觀點，觀點的證據非常重要，我想知道老師是怎么觀察到證據的?做觀察的內容是什么?您剛剛提到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是不可持續的，可否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觀察到的?

　　【陳平】：我的觀察很簡單，就是觀察幾個典型案例。

　　前面講的第一個案例，是去過希臘的觀察。我發現希臘的民族傳統讓老百姓根本沒有國家觀念，只有個人和家族利益。國家危機的時候，中國的民族性和西方的民族性相反。我年輕的時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非常崇拜魯迅，魯迅和柏楊罵中國的民族性落后，什么丑陋的中國人，說得很慘。出國后我發現中國民族性的特點有利有弊，不見得就是天生的落后。我的觀察，中國人的特點，危機的時候就抱團，富了就要分家，就要吵架，中國人可以共苦，但難于同甘。西方人相反，一看別人富了，就一擁而上全抱大腿，一說敗了就四散而走。拿坡侖也好，歐盟也好，都這樣。希臘這么點大的危機，不但引發希臘分裂，還引發北歐和南歐的對抗。看看韓國的金融危機，老百姓和國家抱團，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來幫助國家還債，度過金融危機后韓國產業還比日本上了一層樓。歐盟經濟本來欣欣向榮，歐元一度比美元強勢。一旦發生很小的希臘危機，歐盟就搖搖欲墜。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我多次去東歐比較轉型經濟的效果，發現世界銀行編造的人均GDP數據造假。說什么休克療法以后，東歐進入高收入國家，他們故意把高收入國家的下限劃在波蘭、俄國，而非早就是北約和富國俱樂部(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土耳其。我看從結論相反，東歐不僅比中國差得多，也比轉型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差得多。我問波蘭經濟學家，尤其問了年輕人，你們到底怎么對比轉型前和轉型后的經濟，是好還是壞了?我得到的答案，是一半一半。40歲以上的人都認為過去社會主義好，但是現在回不去了。40歲以下的年輕人又分一半一半，一半人認為過去好，一半人認為現在好。如果是受教育程度高可以到西方或跨國公司工作，生活待遇提高會認為比過去機會多，但是還有一半的年青人人上不了這個船，失業比以前還嚴重。加起來3/4的人說不好，1/4人說好，西方編造的人均GDP數據我能相信嗎?還說中國的人均GDP在土耳其、馬來西亞、伊朗、和墨西哥之下，你們去看看吧?

　　第三個案例就是今天我講的希臘神廟的前因后果，為什么大理石建筑要建在地震帶上?我是定量和定性的觀察，還加上歷史典型案例的研究，三者互補。你就知道文藝復興的理想主義是反自然的，是難以持續的。西方模式的科學技術確實開發了大量資源，但是也足以毀滅地球幾千次。當代許多現代病都是西方模式用現代科技為少數人謀利益，維護帝國霸權的結果。中國崛起不能只是模仿或接替西方的霸權，或者只是模仿西方的高收入高消費，而是要創造新的中國道路，中國方案，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希望。

　　謝謝。

　　【主持人】：希臘造假歷史，你舉個例子。

　　【陳平】：一個重要文獻是俄國科學院院士伏門科編輯的在2007年出版的英文書：Formenko, Anatoly, 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 Delamere Resources LLC; (2007). 書出了六卷，俄國十幾個科學院士的論文集。他們利用大數據，把全世界的歷史文獻輸進去，做數學的統計關聯分析。書名字叫《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歷史，是虛構還是科學)。他們分析得到的結論，西方的歷史是編造的，大量的自相矛盾，西方宣傳的羅馬帝國的歷史，好多實際上是拜占庭帝國的歷史，好些希臘羅馬的歷史傳說沒有可靠的歷史文獻，連基督什么時候誕生，圣經何時編寫都有問題。大家可以去查維基百科對歷史上毀滅文獻的世界紀錄。中國動不動講秦始皇焚書坑儒，好像只有中國是文化專制。其實中國是歷史上大規模毀滅文獻的行動，在世界主要文明里是相對頻率少規模也小的國家。秦始皇焚書坑儒，中國主要經典文獻至今留存，西方的希臘羅馬文獻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后，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因為一神教都要毀滅異端文獻。中東和西方的每個宗教戰爭就把前面異教的圖書館燒毀，包括燒毀歷史上偉大的波斯帝國圖書館，燒得河水都是黑的。然后埃及的亞歷山大的圖書館也燒了。早期基督教圣經有多種版本，因為考古發掘出很多的版本，發現基督教的新約在哪兒寫?保羅、約翰，都是土耳其人，在土耳其西岸寫的，不是在巴勒斯坦寫的，因為游牧民族到處跑。

　　何新講《希臘偽史考》，有一個理由是有道理的。別的考古細節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做科學的非常重視書寫的材料。咱們都知道文言文非常簡練，對不對?為什么文言文非常簡練?因為古代文字寫在竹簡或者絲帛上。竹簡很重，絲帛非常貴，所以惜字如金。等到紙可以大量生產的時候，宋元小說才得以把文學細節描寫出來。何新說，當年古希臘的文獻是寫在羊皮紙或者埃及紙草上。我去埃及，看到紙草是一種植物，壓出來的，不是像中國的紙是各種各樣便宜材料合成的。紙草非常少，今天的紙草畫也比紙貴的多。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不可能在希臘時代寫出上百萬字的著作，那得用多少紙草或羊皮?哪里能保存?只可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銀行家雇人編造的。歷史只有希臘哲人的片段觀點，不可能有系統著作。我認為何新的觀點非常有道理。

　　第二，現在所有學者都接受文藝復興的說法，所謂的希臘、羅馬文獻是從阿拉伯文翻譯過來的。問題是到現在為止，沒有看見任何阿拉伯的文本，文藝復興自稱的翻譯家也沒有留下任何阿拉伯文的原本，顯然是美第奇家族泡制的文獻。

　　美國主流的公共電視臺PDS出版過一個帝國系列的紀錄片，網上可以買到DVD版本。我多次建議過出版社去購買版權，翻譯出版， PDS的帝國系列，專門有一集《美第奇家族》，告訴你美第奇家族和文藝復興是什么故事?文藝復興是一個權錢交易、腐敗合法化的成功故事，和今天的美國金錢政治一脈相承。

　　佛羅倫薩有幾個銀行家族，大銀行家家爭霸，美第奇家族不是大家族，他怎么擴張市場份額?老美蒂奇想了一個好主意，就是投機在一個紅衣主教身上，幫他競選教皇成功。教皇當選回報美蒂奇，就指定美第奇的家族銀行成為教皇收支的金融代理，一下子美蒂奇銀行就成名了，然后各國王公貴族都來存錢借錢，美蒂奇銀行就往全歐洲擴張，成了最大的壟斷銀行。美蒂奇招來其它家族的憤恨，先暗殺他們家的接班人，然后把他們全家趕出佛羅倫薩。買通的教皇死了以后失去依靠。美第奇家族的人發現，單單賄賂一個教皇不行，得他們家自己人當教皇。所以美第奇靠自己的財產賄選，制造了兩任教皇當選，有一任教皇還是私生子，有錢不合法也可以變為合法。這個私生子是個花花公子。要知道早期基督教的畫都非常簡樸，因為原始基督教就是社會主義宗教，要照顧窮人，要實行破產法，要節儉禁欲。這個花花公子上臺干脆把腐爛的生活方式帶到教會，合法化縱欲的生活方式，教皇出馬贊助裸體雕塑、美女畫、和裸體表演。制造文藝復興的藝術要花很多錢，他把羅馬教會多年積累的財富花光，只好跟美國現在一樣發債。教皇發贖罪券，引起馬丁路德造反，新教革命，宗教分裂，戰爭死了歐洲相當大一部分人口遠遠超過一次大戰。有人批評中國的困難時期，卻不懂要算人口比例。中國現代化的代價是百分之幾，西方東歐是百分之幾十。美國獨立，消滅了印第安人口的多數，目前人口不到美國的1%。究竟是中國的革命代價大，還是西方的腐敗代價大?

　　現在西方社會分裂的源頭就在美第奇家族金錢賄賂教皇，不是官商合一，是教商合一，也就是斯密承認的，財富變成權勢，制造了文藝復興，既創造了一個輝煌的文藝復興時代，也開創了資本主義的腐敗政治。美蒂奇家族的興衰是非常好的歷史故事。西方沒有什么憲法，沒什么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能夠約束腐敗，美國的民主就是腐敗合法化的產物。原來競選是私下送紅包，現在變成公開的政治捐款，美其名為“透明”，你拿這種赤裸裸的透明金錢政治有什么辦法?這是以合法的程序來維持少數富人不平等的統治，這是我多年觀察到的西方體制的本質，這個本質從希臘到佛羅倫薩到現在的美國一脈相承。比中國體制優越?讓時間和歷史來檢驗吧。

　　【主持人】：這個結尾不錯，謝謝陳平教授，講得比較生動，也比較深刻。再次感謝陳平教授的精彩演講。謝謝感謝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的光臨，謝謝大家。我們今天活動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