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鴻（陜西丹鳳）
【作者簡介】高鴻，男，70后，網名人在雨中，陜西丹鳳人。中學語文教師，中國西部散文學會會員，商洛詩歌學會會員，作家在線和史飛翔工作室簽約作家。有散文、詩歌、小說散見于《教師報》《陜西詩歌》《陜西教育》等報刊雜志及《作家在線》《閱讀悅讀》《中詩網》《新詩天地》等網絡平臺上。
文字有緣：約三五好友，品一盞香茗，剪一抹時光，敘一段舊憶，掬一份真誠，書一紙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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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入豪腸，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
趣味數學：李白無事街上走，提壺去買遇店加一倍，見花喝一斗。三遇店和花，喝光壺中酒。試問壺中原有多少酒？
......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壺
把自己藏起來，連太太也尋不到你
怨長安城小而壺中天長
在所有的詩里你都預言
會突然水遁，或許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亂發當風
樹敵如林，世人皆欲殺
肝硬化怎殺得死你？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這是著名詩人余光中詩歌《尋李白》對李白最為經典的評價。
有人曾對李白有關飲酒的詩作做過統計，發現李白現存的一千零五十首詩文中，談到飲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為百分之十六強。但統觀李白的平生及詩文，那種“痛飲狂歌、飛揚跋扈”的大唐酒風，在李白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斗酒詩百篇”的李白酒后出精品佳作。從李白的詩文尤其是他的“酒后醉語”中，我們真切地嗅出了大唐酒味的濃烈和醇香，才被他那空前絕后的酒中之趣、酒中之真、酒中之情、酒中之狂、酒中之膽、酒中之奇所絕例。
二、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據史料考證，酒在中國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最早出現的酒是水果酒，其次是奶酒，糧食酒則最后出現，它們都是自然發酵酒。中國的正宗酒為糧食酒，糧食放久了，發芽發霉，發霉的糧食叫“鞠”，發芽的糧食叫“蘗”，發霉發芽的谷物掉在水罐中，因其中有酵母菌，就糖化發酵成酒。中國的釀酒技術在殷商時代有了重大的發展，人們已熟練地用“曲”和“蘗”來釀酒，至漢代，制蘗、曲技術進一步發展。
據《說文解字》記載，漢代的蘗，至少有七種以上。唐代是中國酒文化的高度發達時期，釀酒技術比前代更加先進，釀造業官私兼營，酒政松弛，官府設置“良釀署”，是國家的酒類生產部門，既有生產酒的酒匠，也有管理人員。唐代的許多皇帝也親自參與釀造，唐太宗曾引進西域葡萄酒釀造工藝，在宮中釀造，“造酒成綠色，芳香濃烈，味兼醍醐。”從酒器上看，唐人崇尚的是“美酒盛以貴器”，所謂“葡萄美酒夜光杯”、“琉璃鐘，琥珀濃”。這些都反映了唐代釀酒技術的高度發達，以及與之相伴的唐代酒風的唯美主義傾向和樂觀昂奮亢進的時代精神。
據唐人李肇《國史補》的記載，唐代在某個時期有如下一些名酒：
富水，產于郢州，在今天湖北鐘祥、采山一帶。
九釀，產于宜城，在今天湖北宜昌一帶。
若下，產于烏程，在今天浙江吳興市。
土窟春，產于滎陽，在今天河南滎陽市一帶。“土窟春”在宋代還繼續生產，而且也很有名氣。（參宋仁伯《酒小史》）
石凍春，產于富平，在今天甘肅、寧夏一帶。
燒春，產于劍春，在今天四川成都一帶。
乾和葡萄，產于河東，在今天山西省。
靈犀、博羅，產于嶺南，在今天廣東、廣西、海南甚至越南部分地區，也可能是廣州市。
湓水，產于潯陽，在今天江西九江市一帶。
西市腔，產于京城，在今天陜西西安一帶。
還有郎官酒、阿婆清、庵摩勒、吡梨勒、訶梨勒、漿類酒等，產地均不詳。
不過，唐詩里邊提到最多的產地還是新豐，在今天陜西臨潼一帶，請看：
英僚攜出新豐酒，半道遙看驄馬歸。（王昌齡《送鄭判官》）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王維《少年行四首》其一）
新豐主人新熟酒，舊客還歸舊堂宿。（儲光義《新豐主人》）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李白《楊叛兒》）
猶酣新豐酒，尚帶霸陵雨。（韋應物《相逢廳》）
當時新豐一帶所產的酒，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因為那里靠近京城長安，所產的酒大量供應京城，為生活在京城的詩人們所熟悉，因而名氣就格外的大。情形有些類似今天北京生產的“二鍋頭”酒。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李白《客中行》
詩中的美酒產地是蘭陵，位于今天山東省棗莊地區，自古便享有盛名。
戰國時代的蘭陵是楚國屬地，思想家荀子曾在戰國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邀請與推薦下，兩度出任蘭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遇刺身亡，荀子也廢官不作，但依然定居于蘭陵，致力于著文立說直至去世。身后葬于蘭陵。
荀子在長壽的一生中（他的生卒年月現在尚無法確知，后人考證有公元前334－前236年、公元前314－217年等說法，而無論哪一說，都表明荀子非常長壽），游歷過數個國家，年輕時在齊國生活了很久，并在稷下學宮三度擔任祭酒之職（所謂祭酒，在漢代之前是在舉行筵宴時酹酒祭神的禮儀官）。
或許與這樣的工作有關，荀子對酒很有研究，他在蘭陵任職期間曾講學收徒，像韓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學生，也有門徒從事釀酒業。
由此可見，蘭陵美酒的歷史不可謂不長。
蘭陵美酒的后繼者一樣引人注目。在唐代，有李白的名篇廣為流傳；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提到：“蘭陵美酒，清香遠達，色復金黃，飲之至醉不頭痛，不口干，不作瀉，其水稱之，重于他水，臨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
時至今日，蘭陵依然出產美酒，如蘭陵特曲、蘭陵大曲等，有一種酒，用蘭陵大曲配入檀香、廣木香、公丁香等中藥藥汁，再以冰糖調味，其色金黃，酒味清香，遙遙可見當年醉倒李太白的佳釀風采。
唐人喜酒，熱衷買醉的人很多，卻并不見野蠻粗俗的酒風。無論開懷暢飲還是淺斟細酌，都不過是把酒言歡或借酒澆愁的引線，而不以灌醉別人為樂，也不以牛飲酗酒作為逞強的本錢。
也因此，唐詩中的酒，顯得分外可愛、親切、率真、雅致，處處透著詩人名士的風流態度。
三、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在唐代繼續興盛，而唐代對私人釀酒的管制也較為寬松，所以才有“綠蟻新焙酒，紅泥小火爐。”那樣的動人場景入詩（“綠蟻”：新釀的米酒未過濾時，酒面上漂浮的一層微綠酒渣，細小如蟻，故名）。
經過蒸餾工藝的高度數白酒也已經出現，如“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光。”而“葡萄美酒夜光杯”、“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等句，又清楚地表明葡萄酒在唐代的受歡迎程度。
葡萄是隨著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傳入中原的作物，當年張騫不僅為中原帶來了葡萄種籽，還帶進了釀酒的工匠，中原地區的人遂接觸到這一飲品。但直到唐代，依然是胡人更擅于葡萄酒的釀制工藝。當時中原也有如蒲州那樣的產葡萄名酒之地，這種地方則多是中亞胡族聚落區域，胡人開設的酒店就叫“酒家胡”，還經常以年輕貌美能歌善舞的胡姬招攬生意，所謂“笑入胡姬酒肆中”正是這種時尚的寫照。
飲酒自然少不了酒具，唐人的酒器或精美雅致，或奢華富麗，或樸素無華，或沉穩大氣……千姿百態，異彩紛呈。祭祀典禮等儀式上也有酒器，不過早已不似商代器皿那么神秘詭譎，也不像元人酒具那般肆意夸張，酒壺、酒杯、酒令、酒籌等用品體現出的，是平和的生活態度，是典雅的審美趣味，是真正“藝術化的生活”。
唐人酒具中有很多是陶瓷質地。而唐代已經出現合乎西人嚴格意義上的瓷器——說到此，涉及到陶、瓷分類，這向來是陶瓷史上一筆糊涂帳，蓋由中西學者對“陶”、“瓷”定義不甚相同。中國傳統是陶、瓷并稱：“瓷，陶器之較堅者。”，就像“玉，美石者也”，玉與石，陶與瓷之間，本無明顯界限。有的學者執著于器物的透影性，而透影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胎體的厚度，倘執于此，一些著名的大型器物便很難被稱為瓷器，因為體量大必然需要厚胎，厚胎必然導致透影性差，如明定陵出土的龍缸等，這與器皿的實際稱呼相去甚遠；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商周時代便出現原始瓷器，也未見能說服學界人士。
但即便以最苛刻的標準衡量，唐代能生產完全意義上的瓷器也是毫無疑問的。在酒具方面，文獻中有“自暖杯”的記載：“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亂如絲，其薄如紙，于杯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于內藏。”（《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文字記載略顯神奇，而在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帶的越窯遺址，薄胎青瓷被大量發現，足以佐證此言不虛。
唐代的青瓷造型可以達到非常規范工整的程度，胎體也可以制得十分輕薄。燒制過程中啟用匣缽，保證了燒成之后釉面的光潔勻凈，只是釉色或青或黃，尚不能十分準確地掌握——釉色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是因為燒制環境的不同，氧化焰中燒成的釉色呈黃，還原焰中燒成的釉色為青。唐代工匠在控制燒制環境上還有欠缺。
在青黃釉色中，唐人顯然更偏愛青釉，青瓷酒盞與色澤金黃的酒漿相配，溫潤而清冽，視覺效果極佳。
唐人好金銀，喜繁華。生怕提到“金”字便沾染俗氣的假清高，在唐人那里完全沒有市場，他們酷愛“金”的富貴端麗，所謂“金樽清酒斗十千”、“莫使金樽空對月”，確有其事，并非詩人夸張。法門寺地宮中出土的金花銀器，是在銀器上鎏金為飾，金光銀色交相輝映，精美富麗，華彩輝煌，顯示著無與倫比的盛唐風范。
尚金，也是受到草原民族影響的結果，游牧民族之愛金銀，主要為了保存財富——騎馬顛簸的時候不易損壞，在此基礎上，也發展起極富特色的草原藝術風格。唐代皇室與游牧民族有極深的淵源關系，加之唐代開放的社會狀態，與外界深入持久的交流，胡風盛行也是必然。
金銀酒器的造型裝飾中時常可以見到鮮明的胡地影響，在初唐盛唐時代尤其顯著。如八棱金杯、八棱銀杯、八曲長杯等，杯上還往往飾有胡人形象，或曲折繁復的幾何紋樣，與粟特、拜占庭藝術風格有明顯關聯。
隨著時代推移，中原文化逐漸滲入，器皿形態也發生轉變。如酒壺造型，唐代早中期有纖長高聳的“胡瓶”、仿皮革器物的“皮囊壺”等，之后發展為壺肩一側加管狀流，另一側加把手的造型，被稱為“注子”，壺體形狀也變得更加圓潤中和。
游牧民族尚金，中原民族尚玉，自孔夫子時代就有“玉有五德”、“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與玉比德焉”等說法，唐代文化兼收并蓄，自然也對玉器一樣鐘愛。玉質酒器的光澤與酒色相映，和陶瓷金銀器營造的風韻又是不同，真個像李白所言“玉碗盛來琥珀光”，單那視覺效果就誘人微酣了——這也并非詩人虛夸，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中即有白玉八曲長杯等玉器出土，還有牛首瑪瑙杯等器皿，白玉杯有兩只，一只素面，一只外壁上滿布繁縟的花紋，玉質溫潤潔白半透明，極為精致；瑪瑙杯則是寫實寫意結合的造型，橙、白、紅相間的色彩，天然形成的紋理，再加以鑲金裝飾，富麗的材質、華美的色澤，不由人不嘆為觀止。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將進酒》。五花馬：名貴的馬。開元，天寶年間，上層社會的人把馬的鬃毛剪成五簇花紋形，叫五花馬。這幾句大意是：五花的寶馬，干金的狐裘，叫孩子把這些玩意兒都拿出去換來美酒，讓我們在這美酒中共同消除那無窮無盡的憤懣與憂愁。
為了喝酒，詩人不惜將名貴的五花馬，價值千金的狐裘都拿出來換取美酒，以圖一醉方休。詩句表現出詩人豪爽的性格，嗜酒如命的愛好，更反映出詩人的抑郁和憤懣，寫得悲壯、慷慨、蕩人心腑。
四、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是李白《將進酒》里的詩句。詩仙李白，不但是位詩人，還是一位酒仙。酒成就了他的豪放不羈、灑脫樂觀的詩情和張揚自我的浪漫主義情懷，他的飲酒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中永遠散發著不容忽視的芬芳。
想必，李白當年定是一襲白衣，于青山綠水間，把酒臨風，于酒酣之際，引出一首首千古絕唱。起吟之時必是抑揚頓挫，長髯亦隨清風搖動。是李白的豪邁給酒增添了幾分魅力，還是酒的清冽越顯了李白的幾分放蕩。不飲酒的李白，我無法想象。李白肩負了太多華夏的文明，沒有他，便沒有中國詩歌的全盛。而沒有酒，便沒有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儒家的用世濟時與道家的神游求仙，縱橫家的汲汲于功名與俠士的不矜其功，高遠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一對對矛盾左右著詩人的命運，真是“行路難，難于上青天！”也因此，詩人飲酒當歌、對抗命運，這種激烈的碰撞是驚心動魄的。
詩人可以在酒的世界里忘記傷痛，得到片刻滿足。于是我們看到了“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灑脫；更有“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的狂放；然而看到的更多的是他“與爾同銷萬古愁”和“舉杯消愁愁復愁”的壓抑給內心的苦悶。他知道醉酒之樂是短暫的，于事無補的，可是如果不醉，就連這短暫的快樂也會成奢侈。詩人就這樣在理想與現實，酒醉與清醒之間徘徊。
現在馬鞍山采石磯風景區內，佇立在江邊的李白雕像的位置傳說正是李白醉酒后入水撈月亮溺水而死的地方，酒把他浪漫的一生推到了最高潮。他那“大鵬飛兮”的情狀仿佛在采摘天上的月亮，又似在“舉杯邀明月”。詩人是痛苦的，于是他便在醉酒的世界里，把如月般的理想化為了水中的月亮，他為此付出了生命。
詩人走了，乘著一葉扁舟，蕩著滿波清流，浩然歸去，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如酒般清醇剛烈的詩歌，還有詩人那浪漫如酒的人生傳奇。試想，歷史的長空中，詩人是不是還在推杯換盞、邀月對歌？
如果說唐朝是一個酒文化充分發達的國度，那么“酒催詩興”、“酒助藝事”便是唐代文化最凝煉、最高度的體現。從李白個人來看，酒催發了詩人的詩興，從而內化在其詩作里，酒也就從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成為李白詩的指稱符號，甚至成了李白個人的指稱符合。例如，歷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樂于題上“太白遺風”四字，這“太白”就是酒，而酒也就是“太白”。從酒對唐代詩歌的重要性來看，酒已內化在唐詩中，并彌散著唐代文化的迷人魅力。可以說酒通過唐詩、通過唐詩中的李白，終于取得了一種詩美品格意義上的文化符號的地位。
通過對李白酒詩的解析，我們可以看出唐代酒文化的發達與躍進。在酒文化的“道”的層面上，在酒已上升為一種文化符號的意義上，與酒相關的酒器、筵飲、歌舞、酒妓、酒令以及飲酒詩所組成的唐代酒文化大合唱，體現了唐代人文精神的真面目、真性情、真魂魄，而李白的酒詩歌更是唐代酒文化最凝煉、最高度、最集中的體現。
可以說，若沒有酒的推波助瀾，唐代文化的魅力要遜色很多。有了酒的激蕩，才產生了唐代繁榮亢進的酒文化；有了酒的催發，才產生了唐代酒文化的象征性符合號——李太白。
（李白故里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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