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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Moral Issues in the St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簡介:葛晨虹,女,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當下中國社會的諸多社會問題以及道德問題,有復雜的社會原因,轉型期社會特有的無序化、個體化、碎片化、價值紊亂、制度管理缺少細節等,就是其相關深層原因。變革轉型的過程既是發展的機遇期。也是各種問題的多發期,在“耗散結構理論”視野中,社會變化就是從有序到無序再到新的有序的發展過程。同時這一時期凸現的許多問題和矛盾,也和公民主體的覺醒和訴求多樣化、個性化有關。事實上在轉型期人們的心靈也往往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務的提出,到“依法治國”思路的整體構建,表明當下國家上下在社會治理思路方面已進入系統治理、制度治理的語境之中。在強調外在制度建構的同時一定要注重人的“心靈秩序”建設及德治引導,要走一條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道路。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moral issues of present China result from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society.The underlying cause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society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such as disordering,individualization,fragmentation,chaotic valu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details in management.Transformational change brings abou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nd also fortifies the occurrence of variety of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society develops in the process which changes from order to disorder and to the new order again.Meanwhile,the emergence of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 also relates to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of awakening and appealing of the citizens.In fact,people in this period also confron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The proposal of "moderniz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and the integ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show that the country has entered in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ociety has been governed under systemat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With a focus on external system construction,we nee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ind order" and moral guidance,and take a road with a combination of "rule by law" and "rule by moral".

  關 鍵 詞:轉型期/道德問題/思考/transformation period; moral issues; reflection

  標題注釋: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質與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研究”(10ZD&049)。

  當下中國所面臨的諸多道德問題、社會問題,都和市場經濟社會轉型期“成長中的煩惱”過程有關。從道德現象和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看,和轉型期社會特有的無序化、個體化、碎片化、價值紊亂、制度管理缺失等深層原因相關。如何理解我們面臨的時代以及社會道德問題?市場經濟社會轉型期中國真正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么?這些問題的探討與社會治理以及推進社會由轉型期向定型期發展息息相關。現代治理體系和能力構建實施的前提之一,就是深層解讀我們所處的時代,望聞問切社會問題,找到癥結所在,辨證施治。

  一、“成長中的煩惱”:市場經濟轉型期易多發社會問題

  變革和變化的過程既是發展的機遇期,也是各種問題的多發期。研究表明,社會在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期,是走出低收入國家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時期,是各種經濟發展變量變動最劇烈的時期,是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速發展的時期,也是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快速變化和重新組合的時期,當然也是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一些學者因此把這個階段易出現的問題和風險稱作“中等收入的陷阱”。如,這一時期是貧富分化明顯加速的時期,兩極分化的矛盾開始凸顯;社會大眾的自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差異性訴求增多,而傳統特權秩序無論制度主體還是制度客體,都還沒有做好放棄特權、應對日益凸顯的民主意識和訴求的準備,社會政治秩序也出現變化和矛盾。

  這一階段的社會信用規模及其狀況也和人均CDP存在密切關系。有人據國際經驗指出,“人均GDP在300美元~500美元時,信用作用還不十分明顯;人均GDP在500美元~1000美元之間時,信用被大肆踐踏;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5000美元時,是整個社會信用的重整階段”[1]。

  這一時期也是生活質量標準主體性、個體性表達開始強烈的時期。經濟學研究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時,生活質量更多取決于物質,生活質量指數“與人均GDP的聯系比較緊密”,而當達到3000美元水平后,生活質量訴求多樣化、個體化,其物質與生活質量的關系就不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了。這也是為什么“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不升反降”的富裕困惑的一個題解。

  2003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臺階,中國這一年的人均GDP跨上了1000美元的平臺,這也意味著中國進入了發展黃金期和矛盾凸顯時期。中國上下尤其是決策層開始從戰略高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的問題。據報,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達3000美元,所以有學者認為,人均3000美元的中國,開始“進入了社會風險高發期”[2]。

  貧富差距帶來若干社會矛盾問題。據《人民論壇》調查:對目前社會貧富差距現象,公眾表示難以接受。貧富差距擴大除了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外,還引發各類社會矛盾和心理失衡,潛伏著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同時,貧富差距如果使底層群體進一步“弱勢化”,就會引發更多社會發展成本。林毅夫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收入差距擴大是中國內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現,內部失衡造成了外部失衡,收入不平等也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長久穩定的關鍵因素”[3]。“短板效應”理論也表明,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否并不取決于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和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的狀況,而是取決于社會底層群體的風險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狀況[2]。有學者指出說,“中國實現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窮人的幸福里。這是在中國‘普及幸福’的一條捷徑,對以小康生活為起點的人而言,他們的收入對增加幸福的效應是會逐步遞減的,而貧困階層收入增加一些會使他們感到幸福了很多。”[4]底層社會群體如果不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會因生活困境而對國家和社會失去信任和向心力,執政黨及國家和政府的社會基礎就會削弱,而因為太窮,這個群體缺乏生存空間和彈性,其溫飽生存線的承受能力又太脆弱,社會沖突和危機風險就會相伴存在。

  現有社會管理體系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適應轉型期快速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和信息化進程,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舊有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新情況。轉型期出現的貧富差距、規范失序等問題,處理不當就會激發社會危機。總之,這個時期容易出現各種問題或風險,如經濟失調、社會失序,生活壓力、心理失衡,人際緊張,價值失范,群體沖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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