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中國的“新比較優勢”是什么？－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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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作者：隆國強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當地時間17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用狄更斯的這句話描述了他對當前世界經濟的看法。

習近平認為，把當前的世界亂象歸咎于經濟全球化，這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達沃斯論壇”年會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則表示，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持續變化，在這關鍵轉折點，需要有擔當有領導力的新模式來應對世界面臨的新挑戰。在全球治理體系力不從心之際，中國理應有所作為，向外界提供更多“中國方案”。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近日撰文深入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角色。文章指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對中國來說，戰略機遇期的內含與條件發生了改變。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對投資、人才產生很大的吸引力，同時中國還面臨著全球低成本跨境并購的難得機遇。

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增加，一定程度下可以創造機遇，實現從“借勢”向“造勢”的轉變。盡管中國傳統的低成本人口優勢在弱化，但是新的人力資源、產業配套優勢等也在涌現出來。

隆國強認為，在能夠預見的未來，中國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可以推動全球治理的改善，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要慎用“領導者”的定位。

以下節選自隆國強所著文章《全球化方向未變，中國應抓住機遇發揮更重要作用》。

中國正涌現出新的比較優勢

由于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經濟體之間分配不均衡，當前在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反全球化聲音，導致全球化進程受阻。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其實對中國來說，新的環境意味著新的戰略機遇。

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機遇，和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有很大差異。過去主要是在全球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加工、組裝活動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跨境轉移給我們帶來了機會，同時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也促進了全球貿易的發展。

但是現在的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改變，比如出現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加劇、外需不足。同時中國處于轉型升級的夾縫當中，不僅要和發達國家競爭，還要擔心發展中國家的追趕，這些都是新的挑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新的全球化進程中沒有機遇。我認為，中國還是面臨著很多機遇。

從引進來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不僅表現為對全球GDP貢獻最多，也會對投資、對人才產生很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們看到全球的跨境投資起伏很大，降幅也相當大。但是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始終保持平穩，甚至維持著低速的增長。

來華外商直接投資也有一些結構性的變化，以前跨國公司到中國設廠，主要將中國作為一個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出口加工基地，而現在則更多地看好中國的本土市場，更多地順應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需求結構升級。

所以，一些傳統的加工組裝在外遷，制造業在FDI當中的總體比重在下降，但是技術含量也在快速提升。同時服務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這都是促進中國經濟轉型與結構升級新的機會。投資帶來新的技術、新的管理、新的服務業態等，人才也相應匯聚。

從走出去的角度來看，中國同樣面臨著一個難得的機遇，即全球低成本跨境并購的機遇。上一輪有些中國企業犯了一個錯誤，即在資源類投資里面追高，最后導致被套。而現在能源資源價格大幅度回落，恰恰是我們進行海外投資、保障資源安全的一個絕佳機會。

2008年以后，更多出現的是一些制造業、服務業低成本并購的機會，我們可以通過低成本并購來獲取技術、管理、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

所以今天的機遇和2008年以前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加，我們在全球的影響力也在增加，我們自身的很多行為對全球有一定的溢出效應。這個溢出效應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負面的。如果我們有意識地運用好我們的影響力，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創造機遇的。

但是，如果對這種影響力渾然不覺，或者沒有主動思考怎么運用這種影響力，就可能會帶來挑戰。所以現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以前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前中國作為一個小經濟體，更多的是尋找機遇，而現在作為一個大國，在一定程度下是可以創造機遇的，這是從“借勢”到“造勢”的轉變。

中國全球分工地位取決于我們的比較優勢的轉換。過去我們最大的比較優勢是低成本勞動力，經過30多年，現在這個優勢已經迅速削弱，其實放在全球，和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相比，我們維持人口數量紅利的時間已經拉得很長了，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大國。

亞洲四小龍借由這一優勢只發展了十幾年，而我們持續了三十多年。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優勢會迅速削弱。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新的優勢。比如人力資源依然是我們的優勢，現在每年有700萬大學生，其中有280萬理工科學生，人數位列全球第一。排在其后的美國等五個國家的理工科大學生人數加在一起還沒有中國多。

我們培養了大量的理工科學生，這為大批技術工人，特別是研發人員的供給提供了基礎。當然，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缺乏頂尖人才，但是頂尖人才在任何地方都缺乏，關鍵是有沒有辦法把他吸引過來。其實大量的研發屬于勞動密集型活動，只不過是知識型的人力資源。

我曾經對跨國公司做過問卷調查，了解到有三分之一的跨國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準備在中國搞研發。這些跨國公司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用好中國本土市場，做好適應性研發，第二是利用中國本土研發人力資源。

除了人力資源的優勢，我們還有市場優勢，基礎設施優勢，尤其是產業配套能力的優勢，千萬不能低估。舉例來說，兩年前在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上，當時在美國有一個明星般的無人機企業叫做3D機器人企業，當時資本市場給這家公司的估值高達45億美元，而它生產的無人機產品性能在當時比中國深圳的大疆要好。

無人機在美國生產的成本高，售價為1300美元，但是大疆的無人機售價在800到1000美元。因此，盡管3D機器人公司在電子展上備受追捧，但是電子展剛剛結束，這家公司召開董事會決定，面對大疆的競爭，他們只能選擇退出，現在它已經轉變成一個軟件公司，而大疆卻在商用無人機領域崛起了。

大疆主要靠的就是珠三角的低成本制造，只要能研發設計出來，就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迅速按照市場要求生產出來。所以千萬別低估這種產業配套能力，這對我國的產業升級，對我國產業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傳統的人口優勢確實在弱化，但是新的人力資源、產業配套優勢等也在涌現出來。在判斷中國未來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時，我們可以借鑒此前那些追趕型經濟體走過的歷史，即從勞動密集的低成本加工組裝，向中間產品、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產業升級，但是這個故事發生并不是理所當然。

關鍵取決于我們的戰略是否正確，取決于我們的政府、企業，甚至公眾的共同攜手努力。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追趕型經濟體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跟不上了。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二戰以后111個經濟體里，只有13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所以這個跨越可能并不容易。對于中國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來說，要實現跨越更需要我們付出加倍的努力。

未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未來中國在全球治理當中，會是怎樣一個地位？有學者認為中國可能會成為全球治理的領導者，我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原來中國在領導集體之外，現在好不容易進入到了領導的圈子里面，所以毫無疑問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中，中國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能夠有更多話語權，但中國難以擔當領導者的角色。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如果中國能成為領導者，這無疑是很振奮人心的，相信這也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夢想。但是在能夠預見的未來，中國作為一個更好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可能更符合自身實際，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在貿易自由化、氣候變化治理等方面，中國都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還是要慎用“領導者”的定位。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分別由美中主導的貿易協定：TPP和RECP。首先看TPP，美國即將要退出的TPP，其實設計之初不僅是一個區域貿易安排，也是美國借助這個平臺制定了新一代的經貿規則，包括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一些邊境后措施，從經貿規則角度來看，不得不承認TPP是一個相對高水平的自貿協議。

而雖然RCEP從涵蓋的總人口來說超過了TPP，但如果從經貿規則角度來看，其實我們還不能說RCEP是一個高質量的、高水平的區域貿易安排。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像RCEP這樣的區域貿易安排，還是要強調成員之間的舒適感，不能讓成員感受到壓力太大，因為一旦成員壓力太大就會導致談判特別難，而且談判以后可能還有很多負面的問題。

當然，現在TPP短期被擱置了，那么中國所面臨的來自新的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壓力會在一定時間內減弱，但TPP的擱置是不是一定會轉化為RCEP的機遇呢？我認為，既有機遇也有挑戰。RCEP的吸引力確實會進一步提高，但是RCEP16個談判成員各自的算盤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推進RCEP談判仍然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如果想要更好地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首先要有一些更加符合全球治理演變的理念。

西方大國過去強調比較多的是自由貿易。但自由貿易在推動全球化的同進，也帶來了收入差距擴大等負面效應，而且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美國人現在特別強調公平貿易。很多人把公平貿易和自由貿易對立起來，我個人認為其實這兩者不是對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