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淺析－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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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雖然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十分艱難，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抗戰文學出版中也形成了一定規模。抗戰時期，外國文學翻譯出版與抗戰形勢緊密相關，受抗戰時期各地譯作出版環境影響，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呈現不同特點。本文主要基于抗戰時期國統區與解放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情況，對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特點及原因進行探討。

　　【關鍵詞】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抗戰時期
　　【作者單位】趙天陽，白城師范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
　　鴉片戰爭以來，尤其進入20世紀后，我國譯者對外國文學進行了大量譯介和出版，這些出版的外國文學譯作給我國傳統文學發展帶來了很大沖擊，推動了我國傳統文學的快速發展。即便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我國譯者和作家們依然堅持對大量外國文學進行翻譯，出版了眾多優秀外國文學譯作。雖然抗戰時期譯者和作家們的生活極不安定，外國文學譯作資料奇缺，且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十分困難，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各地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從未停止，它繼承和發展了“五四”以來的光榮傳統，取得了很大成績。抗戰時期，我國被分割為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三大塊。淪陷區主要指日本在華所扶植的偽滿洲國區域；國統區主要包括重慶、桂林和昆明等地，由國民黨統治；解放區主要為共產黨所在的以延安為中心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以及華北、華中和華南敵后抗日根據地。受多種因素影響，各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呈現不同特點，其中，國統區和解放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更為活躍，也更能代表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從國統區與解放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的工作特點看，我們可窺見我國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的大體面貌。抗戰時期，我國各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既呈現一些共性特點，又呈現一些不同特點。
　　一、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特點
　　1.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大體特點
　　（1）外國文學譯作出版重點關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于1938年3月在武漢成立，該協會在成立宣言中明確表明，中國文化事業必須與抗戰時期結合起來，同時與世界反法西斯潮流結合起來，融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家隊伍中，并對中國翻譯出版界發起號召，呼吁大家加強團結，對優秀外國文學作品進行譯作出版，通過攜手共進來共同抗敵，維護世界和平。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集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上。以曹靖華、葛一虹等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對蘇聯反法西斯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出版；以馬耳、鐵弦等人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對英國反法西斯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出版；以馬宗融、金滿成等人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對法國反法西斯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出版；以夏衍、胡風等人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對日本反法西斯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出版；以胡愈之、孫用等人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對優秀反法西斯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則涉及更大的范圍。
　　（2）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以蘇聯作品為主
　　從解放區與國統區外國文學翻譯情況來看，對蘇聯作品進行翻譯出版成為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的主流趨勢。抗戰期間，我國文藝工作者對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作出版超過700種，而蘇聯文學則是當時譯作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中的重點與熱點。在國統區，譯作出版數量最多的外國文學作品即為蘇聯作品。尤其在蘇聯爆發衛國戰爭時期，國統區內形成了對蘇聯文學進行譯作出版的高潮，這與抗戰時期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有關，當時，蘇聯是世界最強大的戰斗堡壘。我國國統區內當時出現了大批對蘇聯文學進行譯作出版的工作者，在我國當時的抗戰文藝報刊上，大量與蘇聯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相關的小說、戲劇以及詩歌等作品被翻譯和刊登，如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瓦希列夫斯卡的《虹》等。陳瘦竹對肖洛霍夫的《他們為祖國而戰》進行了翻譯，該作品在《時與潮文藝》刊登后，給中國人民抗戰帶來了很大激勵。與此同時，我國文學譯作出版工作者還對俄國古典文學作品進行了翻譯，如《戰爭與和平》《復活》《上尉的女兒》《櫻桃園》等。
　　在解放區，外國文藝理論的譯作出版也以蘇聯為主，主要陣地為《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在這些陣地中，很多外國文學作品被翻譯和介紹。例如，肖三對《列寧論文化與藝術》進行編譯，周揚對《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進行編譯，這些譯作出版的外國文學也都宣揚了反法西斯斗爭精神。其中，柯涅楚克的劇本《前線》在解放區產生了很大影響，該作品被翻譯并在《解放日報》連載后，廣播電臺每天播發數千字到各個解放區，各地也分別進行印刷。解放區不僅針對《前線》出版過單行本，同時在個別地區還對《前線》進行上演。此外，蘇聯作家別克的《恐懼與無畏》也非常受解放區的人們歡迎，該作品由肖三翻譯，彰顯的是為實現祖國自由而不惜犧牲小我的蘇聯英雄氣概。解放區很多指戰員的學習教材中也包括很多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作品，如里多夫的《丹娘》和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等。當時的解放區，受艱苦出版條件限制，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物多用土紙出版，發行量也不大。但即便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后，不到七年時間，各解放區也完成了對56種蘇聯文藝理論等作品的翻譯、出版和發行，由此我們可見，蘇聯作品在我國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中的重要地位。
　　2.抗戰時期我國各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的特點
　　（1）國統區重視歐美文學譯作出版，涉及少量日本文學
　　除反法西斯作品與蘇聯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外，國統區內譯作出版工作者還對歐美國家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進行了翻譯，涉及作家不僅包括海明威、馬克・吐溫、小仲馬和狄更斯，還包括雨果、盧梭和莎士比亞等。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抗戰時期都有中譯本，歐美文學作品中又以法國文學作品的譯作出版為主。抗戰時期，我國處境與當時的法國相似，因此，我國國統區譯作出版工作者對法國文學作品的譯作出版比較重視，當時的中國報刊也對很多能夠彰顯法國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作品進行翻譯刊登，如韋爾科爾的中篇小說《海的沉默》等。與此同時，國統區內也對一些日本文學進行了翻譯出版。不過，抗日戰爭的主旋律為抗日，我國文化界普遍仇視日本，對日本文學的譯作出版也比較冷淡。國統區對日本文學的翻譯不多，僅重視與反侵略戰爭相關的日本文學的譯作出版，主要出版了一些反戰作家的日本文學作品。　　（2）解放區內外國記者所著報告文學的譯作出版異常受歡迎
　　相比蘇聯文學作品，外國記者所創作的報告文學的譯作出版在解放區內也比較受歡迎，成為解放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的一大特色。抗戰時期，我國政治形勢急劇變化，不少外國記者來到我國，并將我國人民英勇的抗戰事跡通過報告形式報道給全世界，這些作品在解放區內迅速被翻譯為中文并出版。1937年3月，王福時對《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組織譯作出版，5000冊被一售而空。同年，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隨八路軍在抗日前線紀實，發表了《打回老家去》，該作品被錢許高翻譯后，由上海導報館在1938年加以出版。美國記者安娜發表的《為自由而戰的中國》，對八路軍所在區情況進行了報道，1939年被伍友文翻譯后，由上海棠棣出版社進行出版。這些外國記者根據中國抗戰情況所編寫的報告文學被翻譯出版后，在抗戰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不過，因解放區內不識字的人占比較大，為促進抗戰文學的快速普及，在這些報告文學的譯作出版過程中，翻譯策略比較通俗化，翻譯者對故事梗概的敘述比較簡明扼要，普通民眾也能接受。
　　（3）淪陷區日本軍國主義文學譯作出版的畸形繁榮
　　在淪陷區，外國文學的譯作出版工作的突出特征表現在日本文學翻譯出版的��常繁榮。為了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進行凸顯和宣揚，也為了對日本文化純粹論進行鼓吹，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內對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出版工作給予大力扶持，導致淪陷區的日本文學譯作出版呈現非正常的繁榮景象。“七七”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政治策略引導日本文學在淪陷區積極傳播。當時對日本侵略戰爭明確表示支持的作家有德富蘇峰、菊池寬和火野葦平等。1939年，火野葦平的作品《士與兵》在北京被翻譯出版，同年《麥田里的軍隊》在日本被翻譯和出版。1944年，德富蘇峰對日本侵略進行鼓吹的著作《必勝國民讀本》以東方文化編譯館的名義在淪陷區出版。菊池寬因對日本軍國主義政策表示積極支持，其作品在淪陷區內也被較多地翻譯和出版，如在青島所翻譯和出版的《無名作家的日記》以及《新日本外史》。鼓吹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獅子文六的小說《海軍》，也在淪陷區被翻譯出版。而日本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文學作品譯作出版被日本軍國主義打壓，雖然“九一八”事變后，淪陷區也翻譯出版了《夏目漱石集》《新生》《舞姬》《轉生》《李陵》等，但日本對這些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工作進行了殘酷打壓，在此期間，小林多喜二被酷刑迫害致死，藏原惟人等被抓捕入獄。
　　二、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特點的成因分析
　　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是我國20世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史上一個特殊板塊，因特殊的局勢而呈現特殊的特點。從整體上來說，國統區與解放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都表現了很強烈的抗日救亡意識，即便淪陷區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也表現了激烈的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沖突。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者主要通過選擇外國文學譯作來活動，保持和強化文學的民族特性，從而鞏固反殖民主義陣營。抗戰時期，我國外國文學譯作譯者的觀點取向和策略與當時的環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詩學觀和意識形態有密切相關的一面，其中所展現的排斥與接納，均被上升到民族意義層面。從長遠發展來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能夠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礎，通過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可在地緣政治關系中強化國家間的同盟。如果我們僅將眼光放在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本與原本的對應問題上，而對抗戰時期各區外國文學翻譯動機、譯介主體文化所發揮的作用有所漠視，就難以理解為何抗戰時期外國文學的譯作出版在不同區域如此不同。
　　在淪陷區，日本殖民當局對反法西斯活動極力壓制，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人員不得不以各種隱蔽方式進行反法西斯文學譯作出版活動，或創造各種條件開展譯作出版活動，才使得淪陷區外國文學翻譯出版活動呈現不同面貌。國統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除了要受日偽摧殘，還必須承受國民黨借助“戰時”名目進行的各種限禁，加之國統區內物價飛漲，紙張昂貴，翻譯出版物資奇缺等，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活動受到很大影響。在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話語綜合作用下，國統區外國文學譯作出版者對英美或蘇聯等國家的文學普遍比較認同，對日本文學的譯作出版比較排斥，因此，與日本相關的文學譯作數量較少。而解放區，在抗戰時期不僅要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封鎖，還受到國民黨的封鎖，這種全面封鎖使解放區幾乎處于隔絕狀態，與外界聯系較為困難，導致解放區內外國文學譯作出版事業發展受到了客觀限制。且解放區時常被國民黨“圍剿”和封鎖，整體處于文化相對封閉狀態，受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話語的綜合影響，解放區呈現以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文化為主的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特點。
　　根據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概況，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抗戰爆發，我國文化中心城市以及沿海大城市均處于相繼失守、交通阻塞的環境中，各種生產經營因此而停滯，受此影響，我國翻譯出版事業處于難以為繼的狀態。雖然迫于社會現實與經濟情況，我國外國文學譯作出版的發展停滯了，但外國文學譯作出版從未完全中止過。抗戰時期，外國文學譯作出版涉及國家之多、文體之齊備，在中國外國文學譯作史上實屬罕見。從抗戰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概況來看，各種文學作品，特別是翻譯出版的反法西斯斗爭文學作品，幫助了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世界，對抗日救亡、抗日民主運動來說，具有重要激勵作用。即便在國統區，雖然這些作品一再遭到查禁，外國文學譯作出版者遭受“種種恐怖迫害”，但同樣也沒有阻止當時譯作出版工作者對蘇聯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出版。同時，這些外國文學譯作不僅滋養了中國抗戰文學，而且對提高中國作家藝術表現力，推動中國民族新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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