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毫無疑問，質疑五壯士跳崖真實性的某些說法，是嚴重缺乏史料依據的;另一方面，也應該承認，關于五壯士跳崖的諸多具體細節，現有史料中還存在著種種沖突，細節層面的真相，仍有待更細致的考證。
疑問一：班長有沒有主動請戰，要求留下來掩護主力部隊撤退?
“狼牙山五壯士”，具體是指楊成武部一團七連二排六班的五名戰士：馬保玉(班長、黨員)、葛振林(班副、黨員，生還)、宋學義(生還)、胡德林、胡福才。關于班長馬保玉(亦作馬寶玉、馬保林)，楊成武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邱蔚……把擔任后衛、掩護地方干部和群眾突圍的重任交給了第7連。根據我的意見，第7連等大家安全轉移后，留下一個班拖住日軍，最后轉移。‘指導員，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吧!’第6班班長馬保玉聽到消息，便跑來找蔡展鵬求戰。第6班的戰斗力很強，班長的戰斗經驗也比較豐富。蔡展鵬與連長劉福山一商量，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1940年，一分區主要干部在狼牙山棋盤坨指揮所前合影。左起：黃連秋、史前進、高鵬、趙志珍、楊成武、曹凌、趙凡。
按這個說法，留下來擔任掩護任務，是六班班長馬寶玉主動要求的。但幸存壯士葛振林卻有不同的說法：
“一直待到夜里三四點鐘，任務還沒有來，……剛剛睡著，就被一陣急促的槍聲、手榴彈聲震醒了，這時指導員跑得渾身汗淋淋地闖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下命令：‘趕快上山，靠近團首長。’我們剛爬起來要走，指導員又喊了聲：‘六班長!’‘有!’我們班長馬寶玉應聲站出來。‘你們班帶一個機槍組，順這條嶺占領西邊小山頭，把敵人火力引過去，掩護一、三排撤!’‘是!’班長爽快地答應。我走出門，還聽見連長在向班長交代：‘要多堅持一會，讓后面和上面(指團的機關)撤走。’”(葛振林，《狼牙山跳崖記》，王愿堅整理，刊于《中國青年》1957年第14期)
按葛振林1957年的說法，讓六班擔任掩護任務，顯然是七連領導的安排，并不存在班長馬保玉主動請戰之事。1985年，葛振林在人民政協報第22期刊文《狼牙山上》，內稱：“丘蔚團長命令我們七連堅守陣地，掩護機關和主力轉移。在我們連的英勇阻擊下，機關和主力安全撤走了。團長又命令留下我們六班繼續阻擊敵人，連隊其余人員迅速轉移。”同樣沒有馬保玉主動請戰的情節。葛振林晚年的另一篇回憶文章《血灑狼牙震敵膽--憶老戰友馬寶玉犧牲前后》，談及掩護任務的由來，與1957年《狼牙山跳崖記》的說法完全相同，仍沒有馬保玉主動請戰的情節。
然而，到了1995年，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由葛振林口述、周迅整理的《戰斗在狼牙山上》一文，卻改了口，把馬保玉主動請戰的情節補了進去：“團長部署我們七連擔任后衛，掩護黨政機關和群眾突圍，等大家安全轉移后，留下一個班拖住敵人，最后轉移。我們班長馬寶玉得知這一消息，便跑去找指導員求戰，要求把最后拖住敵人的任務交給我們。連長和指導員一商量，同意了我們的請求。”該文后被收錄于《中共黨史資料·第55輯》。
疑問二：擔任掩護任務的六班當時只有五個人嗎?
《楊成武回憶錄》中說，狼牙山戰斗時，六班當時“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個人，班長馬保玉、副班長葛振林、戰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學義。”葛振林也曾回憶說：“當時，我們班除因傷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人：班長馬寶玉，戰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還有我。我是副班長。”
但在1994年，卻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該年7月9日，《長江日報》刊登署名孟憲良的文章《當年狼牙山上有六人--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輕于鴻毛》。文章稱：“七連六班當時共有9個人，除了五壯士之外，還有個小商出身的副班長吳希順，另外幾個戰士因病沒參加戰斗，當時陣地上共6個人，戰斗打得非常激烈。他們居高臨下，扼守山頂，堅持了近一天，日軍損失慘重，無法攻到山頂。戰士們子彈快打完了，槍聲稀疏下來。敵人的翻譯官不斷喊話：‘你們跑不了了，沒有子彈了，快下來投降吧。一定優待你們。’這時吳希順悄悄爬到班長馬寶玉身邊，小聲說：‘班長，不打了，咱們下去吧?’馬寶玉瞪了他一眼，沒說話，又繼續戰斗，后來發現吳希順不見了。他一人離開山頂下山去，舉著槍向敵人投降，被氣急致壞的日軍用刺刀當場挑死。……當年部隊劇社曾據此編演了多幕劇《五大勇士》。舞臺人物中也有叛徒吳希順這一角色，但在后來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中卻將這角色刪去了。”
次年4月，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撰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經過“考證核對”，在“狼牙上五壯士”詞條下，采納了孟憲良此文的意見，辭典稱：“該班戰士同敵人整整搏斗了一天，殺傷日軍50余人。最后該班只剩下馬寶玉等6位戰士，彈藥用盡，石頭扔完，當敵人逼近時，副班長吳希順舉槍投降(旋被日軍挑死)，其余5人砸毀槍支，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一齊跳下萬丈深谷。”
但葛振林壯士對孟憲良“第六人”的說法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葛對來詢者表示：“所問吳希順，事實并沒有這個人。不僅六班沒有，二排也沒有這個名字的人，自然六班也沒有這個副班長了”;“只有我是六班副班長”;“歷史是嚴肅的，不允許任何人編造。如《狼牙山上有六人》一文編來造去，實在讓人難以容忍。”稍后，曾參與救助葛振林的余藥夫與第一個報道五壯士的錢丹輝等人，亦出面否定孟憲良“第六人”的說法，并由《廣西日報》刊發了葛振林的駁斥聲明，該聲明亦得到了楊成武的電話贊許。
孟憲良的“第六人”說法或許確有問題，譬如日軍既欲勸降五壯士，何以又要挑殺投降的“第六人”?于情于理，實在令人費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堅決駁斥“第六人”說法的葛振林壯士，在其不同時期的回憶文章中，對本班參加狼牙山戰斗的人數，其實也有不同的說法。譬如：“團長又命令留下我們六班繼續阻擊敵人，連隊其余人員迅速轉移。掩護連主力轉移后，我們班除了傷亡的只剩下五個人，即班長馬保玉、戰士胡德林、宋學義、胡福才和我，我當時擔任副班長。我們五個人決心扼守險要地形，繼續阻擊故人。”(葛振林：《狼牙山上》，人民政協報1985年第22期)--按這個說法，參加狼牙山戰斗的六班并不止五人，而是完成掩護連主力轉移任務后，傷亡到只剩下了五人。
再如，葛振林在接受文獻紀錄片《八路軍》攝制組采訪時曾說道：“后來來了個通訊員，上邊指示命令，叫我們連爬到山上去抓住這個敵人，還有就是吸引敵人火力，掩護當地軍民撤退。另外還有個加強班吸引敵人。這個班就帶一挺機槍還有民兵，順著那個山往上打，后來我們那個連也打上去了，敵人踩的地雷也響。跟日本鬼子一交火，敵人就拿著刺刀下來了，打的很激烈，犧牲好多同志。……當時我們班就分了三個組，我帶著一個。” (該訪談后以《狼牙山跳崖那悲壯的一幕》為題，收錄于張軍鋒主編的《八路軍老戰士口述實錄》一書中)--按這個說法，六班在狼牙上戰斗中曾分為三個小組進行戰斗，若僅區區五人，實無分成三組的必要。
1957年由葛振林口述、王愿堅整理的《狼牙山跳崖記》中則聲稱：連指導員曾指示馬寶玉：“你們班帶一個機槍組，順這條嶺占領西邊小山頭，把敵人火力引過去，掩護一、三排撤”，打了一陣后，“機槍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時班長無權指揮機槍，他們大概在轉移時走散了)，留下來堅持的只有我們班五個人--馬寶玉、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和我。”--這段描述很模糊，究竟是六班參加戰斗時就只有五人呢?還是戰斗到半路，其他人或死或傷或降或走散，只剩下五人了呢?
余炳年的紀實文學作品《壯士葛振林》一書中，對六班狼牙上戰斗中的參戰人數，則是這樣描述的：“(蔡指導員指示：)‘你們6班，帶一挺機槍，還有民兵，掩護連隊撤退。’‘是!’馬寶玉堅定地說，‘指導員放心，我們一定完成任務。’隨后，他往后大喊一聲，‘六班，集合。’蔡指導員站在六班隊前，說：‘記住，不管任務多么艱巨，都要人在陣地在!’這時，總共要留下來的人數是：六班一一12個人;機槍組一一4個人;民兵--20多個人。全部歸六班班長馬寶玉統一指揮。”雖然余炳年沒有交代資料來源，但該書寫作過程中曾多次采訪葛振林，成書后也曾送葛振林閱覽，并獲楊成武為書作序，該組數字恐非隨意捏造。另外，2005年《源流》雜志曾刊登署名黃功權的文章《探訪壯士葛振林》，其中也提到，在狼牙山阻擊戰中，“八路軍晉察冀軍區一分區1團7連6班的12 名戰士(另有20多名民兵)為掩護主力部隊和群眾的轉移，在狼牙山和3500多日軍展開了殊死戰斗。”
疑問三：走上三面懸崖的絕境，是壯士們有意為之的嗎?
1965年8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發葛振林的回憶文章《奮戰在狼牙山上》。對五壯士最后何以會爬上三面懸崖的山頂，文章解釋稱：
“班長看看已經西下的太陽，便下命令：‘我們的任務完成了，走!’我們剛邁出兩步，班長忽然又停住。他望望棋盤坨的頂峰，又望望主力轉移的路。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主力轉移的那條。走這條路，我們可以很快回到同志們的身邊。可是敵人就在身后，我們走到哪里，他們就會跟到哪。里。另一條是通往棋盤坨頂峰的路。頂峰上，四面都是懸崖。班長回過頭來望著我們，他雖沒有開口，我們也意識到他是征求我們的意見。大家不約而同地指著通往棋盤坨頂峰的那條路堅定地說：‘走!’我們五個人都是一個愿望：那就是寧愿犧牲自己，也不能讓敵人發覺我們主力部隊。當我們向棋盤坨頂峰攀登時，轉過頭一看，敵人的大隊人馬全跟在我們后面。”
按這個說法，選擇爬上三面懸崖的山頂，是五壯士們刻意的選擇，目的是“不能讓敵人發覺我們主力部隊”。類似的說法，還出現在據稱藏在山中全程目睹了五壯士跳崖經過的農民冉元通的回憶中，據冉元通說，他曾碰見五壯士，勸他們隨自己前去隱秘的山洞藏避，但五壯士回答：“不行，我們得去棋盤坨，我們還有重要的任務。”(冉元通：《壯士跳崖目擊記》，1985)
但葛振林1957年的回憶文章《狼牙山跳崖記》中，卻有關于此事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班長)他指揮我們打一陣，就扭頭往山上看一眼。一直頂了一個多鐘頭，直到看不見山上的動靜了--首長都安全轉移到山背后去了，他才下命令：‘我們完成任務了，趕快鉆山。’班長在前，我在后，我們一個勁地順著小道往山里跑。跑了一陣，我們看看把敵人撇遠了，才找了個小山頭歇下來。班長把胡德林派到正面一個石縫子里放峭，又招呼我繞山走了一轉，看了看地形：這地方離主峰棋盤坨不遠，是一連串的三個小山包，正面從我們來的地方是一條小山腳，彎彎曲曲地伸開去，背后和兩側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見底的陡立的懸崖。……休息了一個多鐘頭，已經約摸九點來鐘了。忽然胡德林喊起來：‘班長，班長，敵人上來了。’”--按這篇回憶的說法，五壯士并不是刻意跑到一個三面懸崖的山頂上去的，而是認為“完成任務了”之后，為“撇遠”敵人，“一個勁地順著小道往山里跑”，無意中跑到一個“離主峰棋盤坨不遠”的三面都是陡坡懸崖的小山頭上。
1958年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全國上映，其中五壯士主動把敵人引上棋盤陀的情節，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1959年，葛振林接受《大眾電影》記者沈通采訪時，其說法已經明顯和兩年前的《狼牙山跳崖記》不同了。葛振林說：“我們五個人邊打邊撤到棋盤坨上，這里三面是深不見底的懸崖，四周各個山頭都被敵人占領，陷進了一個‘絕境’里。但是，為了讓團部、主力部隊和老鄉們轉移得更遠，我們就增加了千百倍的勇氣和力量。”--不但補充了爬上“絕境”與“讓團部、主力部隊和老鄉們轉移得更遠”之間的關聯，還將“絕境”的位置從“離主峰棋盤坨不遠”的小山頭，替換成了棋盤陀，以與電影保持一致--事實上，五壯士的準確跳崖地點，乃小蓮花瓣峰上的牛角壺，并非棋盤坨，這一點在90年代已經考據清楚，葛振林1995年的回憶文章《戰斗在狼牙山上》，也已經將跳崖地點從棋盤坨改回了牛角壺，該文說道：“我們趕緊往棋盤坨山峰上爬，誰知那兒早已上去了敵人，機槍一個勁兒地朝我們打。我們只好攀上棋盤坨附近的另一個山峰。這個山峰叫牛角壺，異常險要，那凌空而起、伸出來像牛角的懸崖叫人望而生畏。牛角壺三面是懸崖峭壁，我們等于走向了絕路。”…
疑問四：跳崖前有沒有喊口號?
關于跳崖的具體情形，葛振林刊發在1965年8月29日《人民日報》上的回憶文章《奮戰在狼牙山上》中寫道：“我們班長正了正帽子，拉了拉衣襟，然后像每次發起沖鋒一樣，大喊一聲：‘同志們!跟我來!’縱身飛向深谷。緊接著，我們一個個高呼著‘共產黨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齊往萬丈深谷里跳去。”
1985年，葛振林在人民政協報第22期刊文《狼牙山上》，壯士們所喊的口號有了變化：“我們把槍砸了，趁敵人還沒有沖上來的時候，五個人高喊著：‘八路軍誓死不當俘虜!’一同向懸崖絕壁跳下……”
但在1957年的回憶文章《狼牙山跳崖記》中，葛振林給出的卻是另一幅跳崖前的畫面：“班長咬咬牙，一頓槍托子，像要下決心了，忽然發現了手里的槍，他又說：‘人犧牲，槍不能叫敵人得……”這句話沒說完，前面石崖后面已經有敵人的鋼盔在亂晃了。班長隨手把槍往大溝里一甩，真叫人心痛，那支嶄新的三八大蓋子刷的一聲飛到山溝里去了。接著他看了我們一眼，扭身就往一塊光崖上跑過去。他一這樣做，我心里也明白了，我連忙掄起槍往石頭上一摔，沒摔爛，也隨手甩下溝去。等我抬起頭來，只看見班長的白襯衣在崖上一閃--他跳下去了。我只覺得心里像吃多了飯脹得慌似的，悶悶的。撒腿就往崖上跑，跑著，聽到后邊僻里啪啦響，大概他們幾個也在摔家伙。我就近處跑到崖邊，一縱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個跳的。”--如此，非但跳崖之前沒有喊過任何口號，也并不存在五人同時跳崖的事實了，五壯士實際上是先后分開跳的。葛振林在接受文獻紀錄片《八路軍》攝制組采訪時的說法，與《狼牙山跳崖記》又有不同：“敵人一上來了，就把手榴彈扔了過去，把敵人一炸，調頭一看，看不見班長了，班長可能是犧牲了，也搞不清楚了，我們就往這邊跳了”--如此，非但跳崖前沒有喊口號，連班長究竟是如何犧牲的，“也搞不清楚了”。
疑問五：葛振林、宋學義是怎樣跳崖的?
宋學義壯士曾因自己的生還問題，在文革期間備受折磨。據其子講，文革中“有些人……堅持要把父親打成‘假英雄’、‘走資派’。他們胡說什么：‘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著回來了?’‘你再到狼牙山上往下跳跳，跌不死，承認你是英雄!’‘你就從房頂往下跳也行，房頂還沒狼牙山高，跳下來跌不死也算’……”
事實上，關于二人的跳崖及生還，宋學義留下的回憶資料極少，葛振林則有多篇回憶文章。譬如，1985年，葛振林回憶說：“半空中我只覺得被什么東西掛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當我醒來時，太陽己經落山了。原來，我被山腰上長滿的樹和藤掛住了。”(葛振林：《狼牙山上》，人民政協報1985年第22期)1995年的回憶文章《奮戰在狼牙山上》則說：“我和宋學義同志跳下深谷時，在半山腰被樹枝掛住了。”
關于葛、宋二人如何跳崖的問題，在1995年還曾引發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風波的起因，是《羊城晚報》于該年8月刊發了一篇文章《壯歌重唱狼牙山》，文章作者是五壯士所在連隊政委陳海涵的夫人陳遜。文章稱：“(馬寶玉)帶頭跳下了萬丈深淵。緊接著胡福才、胡德林也從馬寶玉跳崖的地方跳了下去。幾乎同時，葛振林、宋學義在距馬寶玉十步左右的地方受地形所限而順著凸出的崖壁溜了下去。近在咫尺的鬼子們被五勇士的壯舉驚呆了，不自由主地倒退了好幾步。由于馬寶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距崖壁比較遠，墜人了萬丈深淵;葛振林、宋學義是‘溜’，緊挨著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長出的樹木掛住了，受了重傷，昏了過去。”陳遜女士以“知情者”的身份提出的這個“三跳二溜”的新說法，再次引起了葛振林壯士的憤怒，其聲明認為“這和去年孟憲良狼牙山六人說一樣純屬捏造，是對五壯士的攻擊誣蔑”，《解放軍報》亦曾參與到此次爭論之中。
陳遜女士的說法是否有根據，姑且不論。但葛振林壯士在1957年的回憶文章《狼牙山跳崖記》中，確實還有另一種關于自己如何跳崖的說法。文章說道：“當時自己的決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誰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樹，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來，去抓樹枝子。我閉著眼，扎煞開手，左抓一把，脫了，右抓一把，脫了。手被樹枝劃了，不覺得;腰被石塊碰了，不覺得，只是噔噔地往下滾。猛然身子一虛空，又哐的一撞，臉朝山、屁股朝溝，停住了。這時，我心里還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幾棵小樹，把我給擋住了。我知道沒有摔到底，自己還活著，只是渾身沒勁不能動，又怕一動再摔下去。這時會不會摔死，也沒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頭怪討厭的。”--按這篇回憶文章的說法，葛振林壯士是從一個外凸的陡坡而非內凹的懸崖上跳下山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夠在跳下去后抓到一些“樹枝子”，使自己由跳崖變成“噔噔地往下滾”，并最終被“并排的幾棵小樹”把身子“擋住”，如此，就不是“跳下深谷時，在半山腰被樹枝掛住”了，而是滾下陡坡，“被并排的幾棵小樹擋住”了。葛振林在接受文獻紀錄片《八路軍》攝制組采訪時，說的也是“擋住”而非“掛住”：“跳下去了以后呀，一層一層地樹，我們跟那個猴子一樣，這棵樹竄那棵樹，那棵樹竄這棵樹，就是那樣在樹上架著，摔到半腰上了，讓那個樹給檔住了。”顯然，只有外凸的陡坡上才可能有“一層一層地樹”。
疑問六：日軍有沒有向五壯士鞠躬致敬?
各種關于狼牙山五壯士的讀物，最后常常少不了一段日軍向五壯士致敬的情節。譬如余炳年的紀實文學著作《壯士葛振林》中寫道：“指揮官發出口令。指揮官為水上源藏將軍。日本兵恭恭敬敬地向著崖下，向著英雄的敵人行軍禮致敬。水上源藏后來說：‘他們是真正的軍人，他們不僅是中國軍人的榜樣，也是帝國軍人的榜樣!’”
但可惜的是，無論是生還者葛振林、宋學義，還是“目擊者”冉元通、邱尉等人，都沒有提到過此一情節。楊成武也沒有提到過此節，反倒是《楊成武將軍訪談錄》的作者頗不甘心，自己在書中增補了這樣一段：“這次談話中，(楊成武)將軍沒有詳細談狼牙山戰斗和狼牙山五壯士。但是，我認為，在他的老1團涌現出全國聞名的英雄群體，也是他的光榮，他的驕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日軍著名的“百十師團”的一位將軍水上源藏，誤認為包圍了楊成武的主力老1團，便率3500余人窮追不舍。這5個戰士把日軍引上絕路，子彈打光、石頭扔盡，最后砸爛槍支，縱身跳下數百米的懸崖。水上將軍趕至壯士跳崖處，不禁肅然起敬。他將部隊集合于懸崖前，長時間行軍禮致敬。他說：他們是真正的軍人，他們不僅是中國軍人的榜樣，也是帝國軍人的榜樣!”
按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的《華北治安戰》，水上源藏當時是日軍步兵第110聯隊長。日軍一個標準的步兵聯隊大約是3800余人。據楊成武說，圍攻狼牙山的日偽軍總計3500余人，按當時日偽軍一般以1：3的比例出動的標準，在狼牙山參戰的日軍總數不會超過900名，并非110聯隊主力，作為聯隊長的水上源藏，是否會出現在狼牙山戰場，本就很成問題。況且按照冉元通的講述，日、偽軍進攻五壯士時，“第一次上去七八個敵人”，第二次“一下子沖上去三十多個敵人”，也可知追擊五壯士的日偽軍并非其圍攻狼牙山的主力部隊--以常理論，失去了機槍組和民兵的配合，單憑五壯士的火力強度，欲使日軍誤以為是八路軍主力，實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作為聯隊長的水上源藏，怎么可能會出現在這樣一支小部隊當中呢?
日、偽軍當日在崖上究竟做了些什么?葛振林1957年的回憶文章《狼牙山跳崖記》中是這樣說的：“我閉著眼靜聽，那聲音離我不過半里來路，很清楚。日本鬼子在哇啦哇啦地說什么，一個偽軍在說：‘這些八路真有種，死也不繳槍!’不一會又向著山溝里打了一陣子槍，子彈嗖嗖地從我頭上飛過去。”
結語：
上述因史料歧異而生的六大疑問，并非“狼牙山五壯士”事件中全部的未解之謎，其他如五壯士的牽制效果、斃敵人數等，均尚無可靠意見可供采用。對烈士最好的尊敬和紀念，莫過于秉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將這些細節上的疑問一一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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