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在六一兒童節的前兩天，一個七歲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親。他的媽媽在人來人往的麥當勞餐廳，因為拒絕告訴陌生人自己的電話號碼，被一個55歲的男人用墩布的鋼管打死。
從目擊者發出的視頻中看，事發現場至少有五個以上的青壯年男人，他們有的人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走來走去，有人的躲在門斗外，歪著脖子窺視這血腥殘殺的整個過程。期間，也有人試圖出來聲援這個被殺害的母親，卻遭到周圍人的阻止，直到警察到來，七歲孩子的媽媽命喪黃泉。
5月30日，當山東招遠麥當勞餐廳慘案的視頻被放到網上后，網上萬眾一心譴責招遠警方。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更是寫出了五問招遠警方，要求：“依法嚴懲兇犯，維護公道人心！”，整個網絡呈現出一片正義凌然的局面。
警方是不是出警及時，履行了保護公民的職責很重要；警方是不是和這伙暴徒有勾結也很重要。但是，當面對暴徒殘害別人生命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是什么，懦弱自私的中國人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在搜狐網的調查中，有66%的人選擇報警,只有不到16％的人選擇出手；在騰訊的調查中，有56％的人選擇“不會出手制止行兇者”。
在臺灣社會變革1985年，龍應臺曾經說過：“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幾流的社會，幾流的環境”。為什么大多數人選擇報警？大家認為“保護公民安全”是警察的責任。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面對這樣的事情，一個公民的責任在哪里？人類與生俱來的憐憫、正義、勇敢和團結這些天生的德性在哪里？
以“重人情”、“講團結”自許的中國人，今天除了把這樣的說辭用于個人獲益和貪污腐敗之上，還有誰在踐行“重人情”中友愛互相的一面？
佛山“小悅悅”稚嫩的身體被貨車碾壓，18人經過而無人相助，有人說：不敢呀，萬一被孩子父母訛上怎么辦？
昆明10余名恐怖分子持刀砍死群眾28人，砍傷143人，有人說：暴徒有刀，我要是被砍了，誰來管我？
一幅幅怵目驚心的悲慘畫面，一個又一個無辜的人死于非命，這個社會已經荒唐得超乎人類正常的認知。 好人受挫，壞人當道，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已經成為懦弱自私的中國人生活的常態。
面對旁人遭遇生命威脅的時候，我們不是謹記幫助有難之人是公民的責任，而是考慮自己可能發生的利益損失。這樣的“算計”經由媒體認為“合理”，并把責任推給“國家”和“社會”的時候，自私和冷漠就像瘟疫一樣開始正大光明地蔓延。
用“社會的錯”來掩蓋自私和懦弱，每當悲劇發生，大家就義憤填膺地罵娘，做個“裝逼犯”來完成自己內心的宣泄、憤怒、安慰和遺忘；在悲劇現場，大多數親歷者聳聳肩、搖搖頭，不是畏懼的走開，就是冷酷的圍觀。
“招遠麥當勞慘案” 發生后，引領價值社會觀念的媒體又開始無關痛癢地分析“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堂而皇之地找出種種理由，為個人的懦弱和自私辯解。冷漠和自私是人類最恥辱的德性之一，它今天不僅僅讓這個社會蒙羞，更是讓生活在這里的每一個人蒙羞。
崔永元在微博中問到：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不沖上去，我們還能給自己找到足夠的理由，這就是我們吧？我們是什么時候因為什么變成了這副德行？”
“招遠麥當勞慘案”無人出手相助，而山東省卻是為鼓勵“見義勇為”而為高考“道德加分”的省份。這樣的鼓勵制度和現實的落差，充斥著苦澀的幽默。按警方的說法，兇案發生時，正值附近學校下自習，街上人流攢動，影響了出警時間，卻無人幫助那個瀕臨死亡的母親。
中國人好面子，一直習慣于嘴上說一套，現實做一套，這些年我們的文化，更是將“見義勇為”的道德行為“商業化”、“貨幣化”，使之成為非正式的交易產品。而正是這些“金錢”的動機，讓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兩害相權取其輕”來衡量“正義”、“勇敢”等利他的精神。
亞理斯多德說：“我們是經由正義之事才變得更正義的，我們是經由采取節制之舉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勇敢只是才變得勇敢的。”而這些年在商業利益的引領下， “正義”、“節制”、“勇敢”這些優良的品質都演變成“道德裝逼犯”。大街上垃圾成堆沒人管，如果有誰在私人門前吐口痰，馬上就有人和你拼命，大部分的人在為金錢工作而不是為理想奮斗，中國人就是在這樣一點點變化中變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個不關心百姓疾苦的政府，張羅了太多與百姓無光的社會公共生活。譬如小區中的道德講堂，這樣的事情不僅不會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反而會繼續增加公民對社區公共生活的反感，繼而消耗掉大家正義的熱情。
盧梭說：公民美德，要么使用它，要么就失去它。如果我們希望社會中冷酷無情、自私自利的局面有所改善，一方面要批評政府公共政策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反省自己，首先不要做一個“裝逼犯”；其次，我們需要用頭腦思考，用良心回答，當有人行兇，當一個人處于遭遇不公或危險境地需要援助的時候，除了報警，我們應該做什么？
在自然界，當動物遇到危險的時候，沒有能力去攻擊和自衛的食草動物選擇逃跑和躲藏；有反抗和攻擊的食肉動物，大多采用兇猛的進攻。雜食性動物的人，遇到危險的時候，逃跑者會因為懦弱而被恥笑，盲目兇猛者也會因為魯莽，而被社會所批評。人所需要的是一種與動物不同的行為，當面臨危險時，既不盲目地逃走，也不魯莽地進攻，而是用頭腦思考、用智慧判斷，用良心選擇，找到一種最不壞的方式保護我們的同胞，這就是“勇敢”。
一個55歲的男人伙同四個女人一個孩子，在人來人往的麥當勞，在多個青壯年的漠視之下，竟然把一個7歲孩子的母親活活打死，呈現給社會不僅僅是凄涼，更是人心惶惶的恐懼。于是，有媽媽在網上留言說“再也不敢帶孩子去麥當勞了”。
因為幼兒園發生命案，孩子不敢上學？因為火車站發生命案，我們不敢出行；因為菜市場發生命案，我們不去買菜？難道自私自利的中國人經后都蝸居在家里劃地為牢，讓自己成為“籠中之物”而沾沾自喜。
有網友說，如果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這樣的悲劇絕對不會發生，如果有死者，肯定是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在那個時候，“見義勇為”是一種值得社會尊重的高尚行為。今天， 壞人之所以無所顧忌地作惡，就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采了沉默。我們為什么選擇沉默？
這三十年，一方面過渡地強調“保護自己”，以至于讓“冷漠自私”粉墨登場而無所顧及；一方面法律對“勇敢”者苛刻有加，讓人無所適從。譬如：2003年，打工妹吳金艷刺死進入宿舍性侵室友的暴徒，深陷牢籠10個月牢籠。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看到別人有難，旁觀者不伸出援手的冷漠社會，讓“人”已經變異成一個為自己“活著”的工具。 “招遠麥當勞命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死了人”，而是圍觀者的冷漠。
網絡流傳那段視頻的結尾，鏡頭中有幾個青壯年躲在門斗里窺視兇手殺人的過程。這是整個事件中最悲涼的一幕，他們躲在門斗里，關心不是被暴徒殘害者的痛苦和生命，而是在“欣賞”這個過程。他們同百年前魯迅筆下的“看客”并無區別，唯一不同的也許是兜里多了點“碎銀子”而已。
有人說，你難道要求普通的群眾去送死，阻止暴徒行兇是警察的事情？在文明的社會里，個人原本不再需要憑借自己的力量和勇敢保護自己，而該享受法律和警察的保護。但是，當警察的力量未能抵達的時候，難道我們只有除了做一個“冷漠的看客”或是“送死”這兩種選擇？
顯然，這時自私與懦弱者最常用理由：用“生命”要挾“正義”。他們假裝或者真的忘記了，在魯莽的出擊與冷血的觀看之間，還有可以冷靜的思考，用頭腦和判斷選擇一個正確的方法來幫助別人的“勇敢”。勇敢不僅僅代表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更是代表著我們敬畏生命的態度。
一個社會什么事情都要靠警察顯然是不切實際，即便在警察發達的美國，去年經常發生“群眾”救警察的故事。譬如：去年，美國加州的英雄人物瑞安·拉索只是一個流浪漢，是他幫助被歹徒毆打的女警察制服歹徒。
對“遇難母親”承擔有法律保護義務的麥當勞，為什么很快就把案發地打掃得“干干凈凈”“笑臉迎客”開門賺錢？顯然他們事發時缺少“勇敢”，事發后缺少對生命的“敬畏”，一個世界知名品牌，也冷酷成這樣，那就不僅是人的問題，而還有我們制度的問題。
一方面“見死不救”的悲劇頻頻發生；一方面“見義勇為”者因為“出手相助”而最終得不到社會應有的尊重。無論是政府行為還是各地見義勇為基金的實施規則，基本上都是一次性面子工程，對身體受到傷害的“見義勇為”者采用非正式的交易模式“一次性獎勵”而缺少“負責任”的人文關懷。
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巴西、加拿大等很多國家，不僅從法律上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益，更是明確規定“當看到他人遇到危險而沒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將會被判處監禁和罰款。
法律和制度的調整需要時間，而要想阻止這樣的悲劇不再蔓延，首先，我們每個人應該用自己點點滴滴的行動，來培育我們內心的“勇敢”，用自己的行為來“排擠”內心的自私與懦弱。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我們需要用點點滴滴的行為給孩子做正面的表率，并告訴孩子，利他之心、勇敢、團結和公民精神是來自取之不盡的正義之源，就像我們身上的肌肉，只會因鍛煉而變得越來越強大。
我們要告訴孩子，世界上還有一種情操叫“勇敢”，告訴孩子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是守望相助，人最重要的情感不是冷漠保身，而是對生命的敬畏。
歡迎轉載：http://www.kanwencang.com/shehui/20161027/7696.html
文章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