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鄧世昌的犧牲也多少有點自殺的味道，他本來可以被救起，但他拒絕被救，與其愛犬一同被淹亡。如果他們考慮到還有那么多的作戰任務需要他們率領部隊去完成，這些艦隊指揮官就不應該主動放棄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的生命在國家需要用人之際已經不屬于自己，而屬于他們的祖國。國家培養一個提督、總兵、管帶多么不容易，在戰時多么需要像他們這樣的優秀將領去領兵打仗。
甲午海戰失敗的直接責任必須由戰場指揮者來負
甲午海戰的失敗，國家層面的責任無疑由封建沒落的清王朝政權來負，但是，戰場上作戰失敗的直接責任必須要由戰場指揮者來負。很久以來，歷史上對這個問題都沒有搞清楚。目前說法最多的就是被“妖魔化”了的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和李鴻章“避戰保船”的錯誤指揮。但是，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作戰背景，就是當時作戰雙方的裝備技術水平和主戰艦艇的實力相當，中國艦艇的戰斗力并不比日本的差，應該說中日海軍是處于一個數量級的，并沒有“代差”。“君是壞君，臣是好臣”，這樣的說法多少有點為戰場指揮不力開脫責任的意思。無論怎么說，直接參戰的各艦管帶、總兵、提督都有推卸不掉的責任。如果說，他們沒有責任，就如同銀行的錢被搶劫，保安沒有責任一樣，因為保安可能會說，老板不讓自己抓劫匪。無論保安怎樣解釋，銀行的錢被搶保安都是第一責任人。因此，無論如何，中國海洋權益的喪失，海軍指揮官都是第一責任人。
首先，從黃海海戰的作戰指揮角度看。海軍提督丁汝昌開戰初即負重傷，其后續指揮主要由與丁提督同在“定遠艦”上的右翼總兵劉步蟾指揮。也就是說，作戰準備時制訂作戰方案的是丁而作戰實施階段的指揮是劉，最高指揮者的更換是兵家之大忌。再從中日雙方的接戰隊形來看，日本是縱隊，清軍是人字隊。劉步蟾是留學英國并且在海上航行多年的海軍專家，不可能不知道丁提督在接敵隊形上就先失一分，他接手指揮后，應該及時在動態中對作戰隊形進行調整。如果說丁是陸軍出身，對海軍作戰研究得還不是很透的話，那么劉總兵犯這樣的低級錯誤似乎不應該。
即便清軍不改變隊形，仍用人字隊，那么如何集中火力打殲滅戰也應該是艦隊指揮官所掌握的。英國最偉大的艦長，納爾遜擔任艦隊司令時曾對他的艦長們說，當打仗開始后，肯定會出現混亂的情形，要求他們向旗艦靠攏，旗艦的炮口指向，通常就是打擊的主要目標，集中所有的可能集中的火力擊沉1個目標后，再轉火攻擊其它的目標。筆者想，如果清軍知道這一原則，將所有的炮火對準旗艦炮口指向的目標射擊，對敵實施編隊集火齊射，肯定會有擊沉敵艦的戰果，而不會是擊沉敵艦為零。
就日軍的單縱隊來說，對于占據“T”字的上面一橫的日軍來說，有兩個有利因素：一個是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舷側火炮的威力，也就是同一時間可以有更多門火炮對敵射擊;再一個就是可以利用清軍主炮艦首有盲區的弱點(艦首副炮的遮擋使得左右舷的主炮不能同時對一個目標射擊)，日軍從清軍的左舷機動到其右舷，清軍對同一個目標的射擊，就會由左主炮射擊轉到主右炮射擊，清軍需要再次進行射擊修正，影響了其命中率。因此，日軍的單縱隊與清軍的人字隊相比，單位時間內編隊射擊的彈數和命中率都要好一些，所以清軍損失大是非常合理的。從單艦戰術來講，艦炮射擊主要有兩種射擊方式，一個是同向射擊，再一個就是異向射擊。
為什么?主要是因為，影響手動火炮射擊精度的主要因素是距變率(每秒距離的變化率rateofdistancevariation)和位變率(每秒方位的變化率rateofbearingvariation)，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主要是對運動目標射擊時，打擊目標的是“前置點”，而非“現在點”，即射擊時要對目標進行預先修正，算出艦炮彈丸與目標相遇的炮口方位角和高低角的提前量，而不是指向炮響時目標與本艦的現在位置。本艦與敵同向射擊，其射擊時的距變率和位變率都比較小，另外風向風速對彈道的修正因與敵同向而測定得比較準確，且其可射擊的持續時間比較長。而異向射擊的位變率比較大，距變率比較小，射擊修正也比較有利，也是一種較好的選擇方式，所以同向射擊和異向射擊是艦炮射擊兩種主要的射擊方式。但是考慮到異向射擊時，射擊的持續時間短，而清軍的火炮射速低，所以不宜采用。
就火炮射擊來說，我們設想，如果清軍的單橫隊或者人字隊，向右齊轉，也變成與日軍要一樣的單縱隊，射擊時就會轉換成同向射擊，射擊效果肯定會有很大的提高。再一個就是清軍的人字隊，如果日軍的艦艇由左向右機動，當過了旗艦的艦首后，位于其左舷的艦艇就不能向右射擊。所以綜上所述，橫隊或人字隊的編隊艦炮射擊是非常不利的。概括來說，就是艦首盲區、射擊修正、編隊同一時間可用于射擊的火炮數量都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定遠艦中斷指揮后，編隊沒有作戰預案，不能集中火力打殲滅戰，分散射擊而不是編隊集火射擊，而導致日軍沒有一艘艦被擊沉，因此導致總體上黃海海戰的失敗。
那么，從編隊火炮射擊的角度，清軍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隊形作戰，才能達成最佳的作戰效果呢?就清軍的橫隊來說，在接敵的過程中，如果向左齊轉60度，就定遠和鎮遠艦而言，每艘艦的右舷都可以有1座雙管305毫米主炮和2座單管150毫米副炮，共4管艦炮對敵射擊，然后再向右齊轉120度用左舷炮射擊。也就是以主航向為參照向左右各60度機動，(曲折運動能降低敵命中概率)。當日軍每次試射完成后，一開始進入效力射時，清軍就進行轉向。這種不斷轉向的機動方式，敵射擊修正的“前置點”就會發生較大的變化，而增加其火炮“試射”的次數，相應地“效力射”持續時間就會減少。而敵方由于航向航速不變，清軍射擊時的方位提前角和距離修正量變化較小，從而可以大大提高清軍射擊的作戰效果，同時也大大降低敵射擊效果。
除了艦炮外，魚雷射擊的毀傷力要大得多。甲午海戰三戰中，僅有的幾次魚雷攻擊，不是發射不出去，就是沒有命中目標，北洋艦隊的大英雄鄧世昌對日艦“吉野號”發射了魚雷，但是沒有命中敵艦，反而被日艦用魚雷擊沉。還不止如此，實際上一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自己建造和購買了不少魚雷，當筆者想找到一個海戰時中方魚雷擊沉敵艦的戰例，卻一無所獲。可見，中國海軍的失敗與其戰備和訓練水平低下有很大的關系。
另外，就拿戰爭責任來說，至今都沒有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各種影視劇中都把戰爭的責任歸咎于“臨陣脫逃”、“掛白旗”的“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對于方管帶是不是有點冤枉，筆者不是史學家，也不想妄加斷評。但是，從艦長的角度，筆者想為方管帶說句話。從清朝官方的史料來看，“臨陣脫逃”、“掛白旗”無疑都是事實。但是，“濟遠艦”是唯一參加了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的主戰艦艇，特別是在豐島海戰中該艦曾以一艦擋敵三艦(吉野、浪速、秋津洲)。豐島海戰中有記載：“忽有日彈中‘濟遠’望臺，大副都沈壽昌頭裂而死，方伯謙與并立，腦漿濺其衣。方伯謙屹立望臺，連發四十余炮，輒擊中日艦‘浪速’。‘浪速’已傾側，行甚緩。……俄而旗艦‘吉野’亦來，相距約三千余碼。方伯謙令船前轉，猝發后炮，中之。殲其提督及員，弁二十七人。水勇死者枕籍。再發中其船首，火起水進，船首漸側，急轉舵而遁。‘濟遠’亦舵機受損，轉動不靈，追之不及。”
實話說，豐島海戰，雖然清軍損失的裝備和人員較多，日本損失少。但是處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方伯謙以“濟遠”一艦重創日‘浪速’和‘吉野’2艘主力戰艦，使得日2艦傾側。進行過艦炮射擊的人都知道，艦艇傾側是很難再進行艦炮射擊的，即便勉強射擊，艦艇的縱橫搖擺加上敵目標處于運動狀態，射擊的精度將會大大降低。因此，致使敵“急轉舵而遁”。取得如此的戰果應該說是非常難得的。
至于說黃海海戰中“掛白旗”投降之說，也值得商榷。因為海軍艦艇投降，不像陸地上從我方陣地跑到敵方陣地那么容易。即便“掛白旗”是事實，更多的可能是詐降，因為他并沒有帶領全艦官兵跟隨日艦而去，而是先行返回靠泊旅順軍港。在自身艦炮遭到毀傷不能射擊，艦艇受重創的情況下，把寶貴的戰艦駕駛回到母港，保全了艦艇和全艦人員的安全，也不失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
倒是李鴻章處死方伯謙的方式令人起疑，黃海海戰結束后，沒有等待方伯謙的申辯即被迅速處死在旅順港附近的白玉山上。筆者妄自分析，李鴻章和丁汝昌在黃海海戰后必然要向上解釋戰敗的原因，只好拿“掛白旗”說事，畢竟“掛白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殺掉方伯謙可以更好地向皇上解釋黃海海戰敗戰的原因。方伯謙很可能就是一個為其上司擔負戰爭責任的替死鬼，因為實力相當的兩支艦隊作戰，對抗的結果是清軍大敗，總得有人負責，如果方伯謙無責，那么就只好由李鴻章和丁汝昌負責了。作為唯一參加了豐島和黃海兩次海戰、戰斗力雖不是最強但戰果卻較大的“濟遠”艦管帶被自己人殺掉，不能不說令人遺憾。國內有關甲午戰爭的電影中方伯謙管帶嚇得躲進艙內，由前主炮班長指揮將敵艦擊傷，也不太符合實際情況。因為艦炮射擊絕不可能只由前主炮班就能獨自進行，需要全艦的配合(比如操舵部位穩定航向)才能完成，而這個配合工作的組織必須要由艦長來指揮。
再看海軍提督丁汝昌、左總兵林泰曾、右總兵劉步蟾北洋三巨頭的死法，也令人遺憾。他們仨人全部是吞食鴉片自殺而亡。他們不應該選擇這樣死法，如果說軍人陸上作戰是“馬革裹尸”的話，海軍軍人就應該“葬身魚腹”。他們應該率領主力艦艇在海上與敵再打一個黃海海戰，而不是龜縮在威海港內等待著被殲滅。就是死也應該拿拉一個墊背的與敵同歸于盡，而不是自殺。英雄鄧世昌的犧牲也多少有點自殺的味道，他本來可以被救起，但他拒絕被救，與其愛犬一同被淹亡。如果他們考慮到還有那么多的作戰任務需要他們率領部隊去完成，這些艦隊指揮官就不應該主動放棄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的生命在國家需要用人之際已經不屬于自己，而屬于他們的祖國。國家培養一個提督、總兵、管帶多么不容易，在戰時多么需要像他們這樣的優秀將領去領兵打仗。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也許他們這樣做，和他們生長的封建社會思想環境有關(比如，是否是為了保全尸或靈魂再生?)，而我們又沒有處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所以這種假設和評判也可能有失公允。筆者是按照今人的價值觀來衡量古人的做法，多少帶有過分苛責的意思，也可能是對前人的大不敬，在此表示歉意。
大清全民腐敗鑄成了甲午慘敗
核心提示：那些關于天皇節衣縮食、民眾捐贈、萬眾一心購置軍火的傳說如今已為中國人熟知，“天照大神”“八一宇”的神話成為舉國上下的信仰，激發了前所未有的狹隘的民族情緒，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曾經的東方巨人中國。
歲月滄桑，甲子輪回。中國古老的紀年法，把歷史的片段就像鏈條一樣連接起來，不斷提醒人們對往事的記憶。2014年，距離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間過去恰好兩個甲子。120年間，世界滄海桑田，但對中國軍人來說，那場敗局就像一顆未曾取出的彈片，胸口之痛從未消散。
那被擊沉的戰艦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那份充滿傷痛和恥辱的文化遺產，對軍隊建設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此等等，在全軍將士努力實現強軍目標、追尋中國夢強軍夢的今天，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些問題，應該成為每一名當代軍人的文化自省與自覺。
當然，在中國軍人的文化視野里，不僅有甲午戰爭，還有中華民族千百年積淀起來的優秀歷史文化、我軍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文化，特別是當下廣大官兵正在實踐和創造的先進軍事文化，這些都是強軍征程的厚重底蘊和強大支撐。為此，本報從今天開始推出“強軍文化論”專欄，并將特別策劃“甲午戰爭文化沉思錄”系列文章作為開篇之作。
相信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圍繞強軍文化的諸多話題，這個專欄將是一位忠實的見證者，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和一位深邃的思想者，它的話語里不僅有秦磚漢瓦、苦難輝煌，更有猛士吶喊和礪劍雄風……
1881年6月9日，是英國火車發明人喬治·史蒂芬的百歲誕辰紀念日，李鴻章特意選了這個日子舉行通車儀式，但是他遇到一個天大的麻煩，因為清政府以“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機車。李鴻章無奈，只好下令將火車頭卸下，改為驢馬拖著火車走。
這荒誕的一幕很有象征意義，幾乎可以看成是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生動寫照。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中國人已經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林則徐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宏觀戰略設想并撰寫了《海國圖志》;朝廷終于對外國使節的下跪問題作了讓步;向外國派出公使;引進了電報和鐵路。上述幾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鴉片戰爭之后五十多年里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這寥寥幾項，推進的過程卻又有那么多苦澀的故事。
中國的“文章”浩如煙海，而祖沖之、張衡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卻始終未能在中國文化占據主流地位。
盡管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門戶，但是中國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說感情上不能接受國力衰弱的事實，仍然做著“天朝上國四方來朝”的美夢，把戰爭失敗歸咎于洋人“妖術”，寄希望于神仙幫忙。這種迷信，朝廷用于麻醉，百姓源于絕望。
倒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從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受到當頭棒喝，夢醒過來，替中國人反思這場戰爭。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指出，清朝失敗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練于實事，興國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遙出己國之上”。經受這樣的慘敗，中國的朝廷仍然坐井觀天，不僅不學習，而且“視外國為賊物”。
日本民族以學習為立國之本，自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之后，他們把中國和西方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西方國家“學格物窮理，不為天性空言，虛談妄說……”一言以蔽之，西方國家務實，中國人坐而論道。一個名叫杉田玄白的日本人甚至用輕蔑的口氣說：“地者，一大球，萬國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國皆可為中土，支那亦東海一隅之小國也。”
坐而論道，熱衷清談，這是中國官僚階層和知識階層一個比較普遍的陋習。幾千年來，中國的“文章”浩如煙海，而祖沖之、張衡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卻始終未能在中國文化占據主流地位，這似乎也佐證了中國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時也有著向虛向大向空、缺乏科學精神的特征，這個特征甚至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晚清以來積弱積貧、屢弱屢貧的文化緣由。
鴉片戰爭之后，日本人不僅把中國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們要征服中國，要“脫亞入歐”，要成為東方的老大。1868年，明治天皇明確宣布“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于世界”。學習西方各國技術，學習西方社會制度，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派遣留學生，派遣使節團，興辦鐵路電信，普及教育……凡是有用的，統統拿來。
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曾經的東方巨人中國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54年間，日本的明治維新由上而下，從政治體制到經濟體制，實行了深刻的改革，成為大和民族的共同理想。那些關于天皇節衣縮食、民眾捐贈、萬眾一心購置軍火的傳說如今已為中國人熟知，“天照大神”“八一宇”的神話成為舉國上下的信仰，激發了前所未有的狹隘的民族情緒，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曾經的東方巨人中國。
同樣在54年間，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是命運多舛，“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之后，替朝廷背了黑鍋，流放伊犁等地;魏源的觀點被認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遭到清廷上下圍剿，就差沒被殺頭了。赴英倫的外交官郭嵩燾，不僅眾叛親離，甚至被家鄉的學子宣布開除湖南省籍。剛剛在中國萌芽的電報因為電報電線埋在地下，會“驚動祖墳”，被斥為不忠不孝。至于火車，就是我們曾經看見的那樣，只能用驢馬拉之。包括軍事裝備在內的西方現代科技，仍然被視為“奇技淫巧”，西方文化仍被視為“異端邪說”，自然科技發明被斥為“雕蟲小技”，至于西方的社會制度，那是提都不能提的，提得不好是要殺頭的。
在這54年間，我們的對手窺視著我們，在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隱秘地角逐。開放與封閉，科學與迷信，學習與守舊，積極擴張的熱情和僥幸防御的態度，幾乎構成了甲午戰爭勝敗的全部先決性條件。
清朝的軍官什么都想到了，就是不想打仗。什么都學會了，就是不會打仗
公允地說，洋務運動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曾幾何時，躊躇滿志的李鴻章不惜重金從德國買回來“鎮遠”“定遠”等十數艘軍艦，甚至還耀武揚威地開到日本“訪問”了一番，那兩艘來自天邊的黑壓壓的龐然大物也曾讓日本朝野“無不駭然”，但是日本的軍官代表團到北洋水師的軍艦上一個“回訪”，很快就發現了破綻。
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中國海軍，無論是艦船噸位還是火器配置，在當時確實不比日本海軍遜色，然而指揮和操縱這些裝備的官兵素質，卻是一言難盡。泱泱大國的盲目自信和堅船利炮的行頭，讓朝廷和相當數量的官員乃至直接指揮艦隊的軍官都滋生出十分可笑的傲慢，不惜重金請來的外國教官經常受到嘲笑和嘲弄，這同日本海軍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日本海軍軍官在中國軍艦上看到了北洋水師貌似威武的陣容，也看到了在這陣容背后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軍紀廢弛，訓練沒有章法，貪污腐敗之風盛行，官有驕矜，兵無斗志，軍艦上也是聲色犬馬。日軍一名大佐戴著雪白的手套往軍艦的炮位上輕輕一拭，看著手套上的塵埃，嘴角露出輕蔑的微笑，回去就寫了一份絕對自信的請戰書，稱中國海軍“貌似龐大，實不足慮也”，一句話說到底，可以動手了。
可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不是兵力差距的原因，也不是裝備差距的原因，甚至不是戰術技術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民族文化導致的民族精神的差異，是兩個民族的國家意識差異，也是兩個民族對先進文明的學習態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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