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大氣污染及其引發的霧霾，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根據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數據，其中60%左右的污染物來自于燃煤和燃油。尤其在我國冬季北方地區，環境監測數據呈現出典型的燃煤型污染特征。

　　在專家看來，霧霾形成的一大重要原因，是我國長期過度依賴單一石化能源。根治霧霾，路徑之一是調整能源結構、推廣使用清潔能源。
　　1月13日，新華社�t望智庫、《財經國家周刊》聯合同濟大學召開了一場關于“霧霾治理方向與路徑”的研討會。來自國家能源局等部委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能源研究會等科研單位以及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與山東業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中惠地熱股份有限公司等新能源企業代表，就當前治理霧霾、發展新能源產業的“政策瓶頸”和“改革出路”展開了一場深入對話。
　　新能源企業行路不易
　　“向中國城市霧霾宣戰！”――這是中國電供暖行業第一人、中惠地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惠地熱”）董事長尹會淶在2016年提出的企業發展目標。
　　中惠地熱是國內最大的城市清潔能源集中式供暖系統運營商。公司創辦20年來，已在全國20多個省份、90余座城市實施超過2000萬平方米的清潔能源供熱示范項目，總計減少燃煤使用20余萬噸，減少碳排放50余萬噸。
　　對于以“燃煤型污染”為主要特征的冬季北方取暖季來說，中惠的電采暖模式不僅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治霾的一項重要措施，而且還能有效化解全國普遍存在的風電光電浪費現象。目前我國每年棄風棄光電量高達千億度，而根據業內測算，每1度棄電相當于節約燃燒620克標煤。將棄電利用，就相當于減少同等排放等量的污染。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底曾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地區冬季的清潔取暖、“宜氣則氣、宜電則電”；八部委也曾于2016年5月聯合印發了關于電能替代的指導意見。但實�`中，清潔供暖并不容易。
　　例如，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制定的某些建筑領域施工標準和規范中，目前還不支持使用電加熱供暖。《國家綠色建筑評價標準[國標50378]》中 5.1.2條款明確規定：“不應采用電直接加熱設備作為供暖空調系統的供熱熱源和空氣加濕熱源”；《住宅設計規范[50096]、[50189]》等5個暖通范圍的標準內，也都有排斥電采暖的相關條款。
　　中惠地熱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張佰華認為，這些政策制定的時代，電力相對缺乏，電力結構以火電為主。今日形勢已經出現巨大變化，不宜再墨守成規，要響應當前國家鼓勵的電能替代戰略。
　　與中惠地熱有相似的遭遇，山東業和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醚基汽油的新能源企業。這種新型燃料是已獲國際公認的清潔能源，可作為工業鍋爐、加熱燃料、家用烹飪和供暖以及車用油品的替代品，其減少排放的效果已被發達國家重視，但在中國還屬于新生事物。這給企業的拓展經營帶來困惑。用公司董事長戴麗莉的話說，公司這兩年發展可謂“九死一生”。
　　首先是作為新興能源企業，無法對應相應的市場準入標準，“不知道該歸哪個部門管”。企業在報批項目過程中，“所有審批章蓋了兩千多枚”、“各種審核報告多達上百份”。
　　其次是缺乏金融機構支持，融資限制多。由于醚基汽油缺少國家標準，導致企業最后卻還是被歸類為傳統石化能源行業，享受不到金融機構對環保產業的綠色貸款支持，而且項目上馬之初還遭遇銀行先放貸后“抽貸”的命運。原因是國家對石油化工行業收緊貸款，“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在戴麗莉看來，“沒有政府進行試點支持、政策支持，光靠幾家企業推動整個新興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來推動整個國家的能源結構轉型，力量十分單薄。”
　　治霾面臨多重問題挑戰
　　如何靠國家力量來推動能源結構調整、突破治霾瓶頸？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看來，首先要找準霧霾的痛點。
　　李佐軍認為，石化燃燒只是霧霾形成表象，深層原因乃是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其一是過去30多年我國粗放的發展模式具備高污染、高耗能的特點；其二是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期，仍需大規模消耗資源，污染仍舊在所難免；其三是我國能源資稟賦結構使然，能源消費中煤炭約占67%；其四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多環境壓力就大。此外，我國還是世界工廠，其他國家將其制造業放到中國的同時，也將污染轉移到了中國。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魏飛認為，霧霾治理需要從能源、監測、技術等多方面布局規劃，而當下條塊分割的治理方式和僅靠環保部門的管制難以達到治理預期，亟待核心部門統一牽頭協調。此外，霧霾治理缺乏系統路線方針，存在污染物指標不明確，管制“東一榔頭、西一斧子”的現象。
　　李佐軍進一步提出，當下對于污染的治理過于依賴行政手段。強有力的行政手段雖然能在短期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旦放松后又會立刻復原甚至產生副作用。因此，霧霾的治理還需行政、法治、市場和道德手段多管齊下。
　　此外，由于排污管制存在利益鏈條，導致一些新興的環保技術難以落地。據專家介紹，部分環保部門為收取排污、排放相關費用而阻撓清潔技術落地。以焚燒脫硝、SCR脫硝為例，本來只需局部改造企業鍋爐便可從源頭解決硝酸物的排放，但由于地方政府要收取相關排污費用，所以該改造技術至今無法落地。
　　同濟大學環境工程學院教授羌寧表示，政府為簡政放權引進了第三方運營機構，而部分獲得權力的第三方機構所提供監測數據卻存在明顯錯誤，無法作為對企業的評價指標。
　　另外之前以GDP為導向的考核制度，也造成地方政府重經濟、輕環保的思維。李佐軍認為，我國將GDP增速、財政收入和工業增加值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標，地方為了GDP排名靠前而大力發展工業、大規模開發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這恰恰會造成資源能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物的大規模排放。因此，地方污染的治理急需將以GDP為導向的干部考核制度轉向以提高環保、改善民生的權重指標。 　　還有與會者指出，當前我國霧霾治理技術仍舊相對落后，能源結構轉型仍須時間。以脫硫脫硝為例，據專家介紹，當前我國所用技術仍停留在發達國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水平，因此難以從源頭完全堵死氮氧污染物。
　　再如我國對大氣污染物的監管標準，也還不完善。近期國務院雖新提出要降低空氣中VOC含量的要求，但對臭氧等仍無管制。
　　專家認為，我國由固有的石化能源燃燒經濟形態轉向以清潔能源為主導的經濟面臨較多困難，短期內還急不得。
　　抓住能源結構調整痛點
　　從世界各國治理大氣污染、霧霾的經驗來看，能源調整結構是關鍵所在。
　　與會者認為：首先，要建立能源結構轉型的創新引導鼓勵機制。
　　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吳吟提出，對于新能源的發展和使用，當下仍缺乏一個發現、扶持、培育、推廣和運用的有效機制。因此，國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試點新能源培育區、孵化器、工業園區。在試點區域內允許新能源的研�l生產突破一些現有法規和專家論證、蓋章審核制度，推進新能源的創新與發展。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梁志鵬表示，對于清潔能源好產業、技術，國家要給予及時、到位的支持。在霧霾生成的重點領域更要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比如在條件許可的地區用清潔的地熱供暖代替燃煤供暖；在汽車尾氣排放領域，發展可降低汽油排放或能直接替代汽油的清潔燃料。
　　其次，治理亟待從頂層設計明確責任主體。吳吟提出，一是國家要盡快明確霧霾治理第一責任單位。比如，從發改委、環保部、能源局這三大部門中，選出具備大氣污染防治和氣候變幻監測能力、資源的部門，確立其第一負責人身份，令其牽頭相關部門積極開展治理工作。二是要建立國家級專家團隊，定期就霧霾成因、危害與防范、PM2.5監測情況等問題，向政府和百姓做出解釋，發出權威聲音。
　　梁志鵬強調，霧霾的治理工作繁多復雜，需要跨部門、多部門之間的協作、執法。因此，第一權責牽頭部門必須是強有力的正部級單位。
　　此外，治理霧霾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細化排污管控標準，擴寬治理領域。周大地認為，排污治理要多管齊下。一方面，管制要抓主要矛盾，拿住如工業污染、窯爐、汽車尾氣這類排放“大頭”；另一方面，也要將如城市公交、垃圾土渣運輸、城市飄塵和工地建設等相對“小眾”的排污納入嚴格管控。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工業一部主任肖寒建議，針對霧霾須采取全領域、全時間段、全主體、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手段。
　　在李佐軍看來，霧霾治理不能僅局限在生產或流通環節，更要從研發、設計、生產、流通、銷售和售后等任何可能造成霧霾的環節開展監管治理。
　　此外，專家還建議，霧霾治理還應嚴格法治，強化實施《環境保護法》，同時應從頂層設計出發，給予新興清潔能源企業以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指導和支持，讓這些企業真正成為治霾“排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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