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南宋詩人陸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四首》詩其四里有贊：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個蔡中郎，或說就是東漢著名學者、文學家兼書法家蔡邕（公元132―192）。
　　一、蔡邕之死冤不冤？
　　據《后漢書・蔡邕列傳》記，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是個為時人所推重的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和音樂家，事母至孝。作為文學家的蔡邕，他的散文長于碑記，工整典雅，多用偈句；又善辭賦，其《述行賦》揭露當時統治者的奢侈腐敗，對人民疾苦有所反映。漢靈帝時蔡邕為議郎，因應密詔上書論朝政闕失而受到中常侍程璜的構陷，被關進洛陽監獄，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今內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區）。9個月后，蔡邕遇大赦，卻又為中常侍王甫弟、五原太守王智新密告。蔡邕擔心再受迫害，遂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即吳郡、會稽郡等江、浙、閩一帶）達12年之久。董卓當權時，他被強行征召，“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董卓垮臺，蔡邕被司徒王允逮捕下獄殺死。
　　關于蔡邕被害情況，《后漢書・蔡邕列傳》是這樣記敘的：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后漢書》這里所講到的“言之而嘆，有動于色”，是一種面部的表情，很不具體。蔡邕到底是感慨董卓沒有聽自己的勸諫，以致落到如此的下場，還是后悔自己一度想離董卓而沒有走成？這都不得而知。可王允卻一口咬定他是為董卓而“傷痛”，從而進一步推斷說：“豈不共為逆哉？”后人以此指蔡邕為董卓所重，依附“漢賊”，死而不冤。其實，王允所言，只是一種缺乏證據的推論。原來蔡邕曾頂撞過王允，加之蔡邕才華出眾，王允因泄私憤并因妒意而難容之。《后漢書》還講，蔡邕在有口難辯的情況下，向王允提出：自己甘愿“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寧愿承受刺面砍腳的酷刑，保存生命，把自己正在編寫的“漢史”寫完。這一要求更加刺激到雞肚心腸的王允，反而使他死得更快。因為王允害怕蔡邕像司馬遷一樣，把“漢史”寫成像《史記》那樣的“謗書”，于自己不利，于是非殺他不可。
　　時人及后人多很敬重蔡邕，認為王允殺蔡邕，實在是個大冤案，乃莫須有之罪，是公報私仇。魯迅在談到蔡邕時說，他“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敢于揭露現實的某些黑暗現象，有正義感，所以“他確有取死之道”（《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二、毛宗崗何以要改羅貫中本？
　　羅貫中根據《后漢書》的記載，在所著《三國演義》（毛宗崗本）第九回將蔡邕被害的史實鋪衍成下列故事：
　　正飲宴間，忽人報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敢哭耶！”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擒至。眾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為漢臣，乃不為國慶，反為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恩，不覺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見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辜，邕之幸也。”眾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誠為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后使作史，遂致謗書流于后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訕議也。”日無言而退，私謂眾官曰：“王允其無后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當下王允不聽馬日之言，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為流涕。后人論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為已甚。有詩嘆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
　　當時諸葛隆中臥，安肯輕身事亂臣。
　　丘振聲先生在其《三國演義縱橫談》（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一書里評論說，羅貫中原著《三國演義》（即羅貫中編次明嘉靖壬午序刊本）在描寫這個事件時，雖然編造了蔡邕撫伏董卓尸體而哭的情節，但對于蔡邕的冤情略有透露；或者可以說，羅本《三國演義》的交待，是比較接近蔡邕的歷史面目的。羅本述王允是這樣怒斥蔡邕的：汝“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蔡邕申辯地說：“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于口，身雖不終，愿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可是，到了毛宗崗手里，蔡邕就供認不諱，說自己伏尸而哭，“只因一時知遇之恩，不覺為之一哭，自知罪大。”這樣，說他是董卓的同黨也不為過分。
　　毛宗崗這一改動，倒不是出于對蔡邕的怨恨，而是借此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這一點，他在這回書的總批里說得很清楚。他寫道：“今人具以蔡邕哭董卓為非，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為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董卓誠為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為過也。”他認為蔡邕哭董卓，為他而死，是可以原諒，值得肯定的。他說只要對自己有恩的人，即使他們是古代夏桀、商紂那樣的暴君，也應把他們當作唐堯、虞舜那樣的明主來對待。可見，這種以個人恩怨為轉移的“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是不講原則，不辨是非，不要客觀真理的愚忠。這樣一來，蔡邕就成為毛宗崗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標本，從而背上與董卓同流合污的黑鍋。不過，毛宗崗仍不得不承認王允殺蔡邕是很有私心的：怕蔡邕在“漢史”里“誹謗”自己而使惡名流傳萬古。毛宗崗同時亦認可這樣的事實：蔡邕入獄后，“眾官惜邕之才”，許多人為他奔走說情；他被殺之后，不少人痛哭流涕，他的家鄉陳留郡以及兗州等地，都畫起他的像來悼念他。曹操后來竟用金璧這樣高昂的代價，從南匈奴把蔡邕的女兒蔡琰贖回來，以續修他未寫完的“漢史”。可見當時的人們把蔡邕與董卓是嚴格地區別開來的，并且也證明蔡邕在當時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大學者。他的依附董卓，如果不是勢不得已，至少也算是一念之差吧？而他后來仍想以“戴罪之身”續修“漢史”，為國家為社會為中華民族盡其所能，可惜不允而遭殺害。這可看出蔡邕具有很強的事業責任心和民族使命感。蔡邕之死，實在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大損失。 　　三、故老傳說的蔡伯喈是誰？
　　蔣建平先生在《〈琵琶記〉中的蔡伯喈究竟是誰？》（載《千古之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里引《南詞敘錄》的記載說，有一出名叫《趙貞女》的戲文講蔡伯喈，不孝父母，拋妻再娶，忘恩負義，最后不得好死。這出戲被稱為“宋元舊篇”“戲文之首”。元末明初有一位劇作家高則誠，則把《趙貞女》改寫為《琵琶記》。相傳高則誠在寫《琵琶記》時，閉戶不出三年，坐臥于小樓上，時而揮毫疾書，時而擊節吟唱，一邊唱一邊還用腳在樓板上踏著節拍，三年后劇本寫完，樓板已被他踏出窟窿。高則誠為什么要嘔心瀝血地改寫《琵琶記》？明代黃溥在《閑中今古錄》中說：“有‘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之句，固編《琵琶記》以雪伯喈之恥”。實際上，高則誠總結他劇作的“題目”是：“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材，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這里，棄婦背親的蔡伯喈成了值得贊揚的“全忠全孝”人物，牛丞相也成了肯定的人物，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成了劇中的主要思想傾向。因而封建統治者對此劇的演出十分提倡。不過《琵琶記》的流行，還因為高則誠的文筆極好。趙貞女的悲劇故事，經高則誠的潤飾，更為動人。那么，高則誠筆下的這個蔡中郎（蔡伯喈）是否就是東漢末蔡文姬的父親蔡邕呢？陸游詩中沒有講明，《趙貞女》的戲文也有規避，但高則誠在《琵琶記》中卻記得甚明：“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氏。”這里，劇中的主人公，姓、名以及籍貫，都與蔡文姬的父親蔡伯喈相同，于是不少人便認定戲中的蔡伯喈就是東漢末官居中郎將的蔡伯喈。但從《琵琶記》劇情來看，這一個蔡伯喈決不該是《后漢書》里的那一個蔡伯喈。因為劇中的蔡伯喈上京應試，名中首魁，被牛丞相招為女婿，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他的父母在家鄉被餓死，妻子趙五娘只得賣發買棺安葬公婆。而歷史上的蔡伯喈卻對父母十分孝敬。《后漢書・蔡邕列傳》說：“邕性篤孝。”母親染病在床，他寸步不離侍奉湯藥，和衣而臥，寢不安枕……此外，劇中的蔡伯喈，攀龍附鳳，貪富求榮；而歷史上的蔡伯喈性格淡恬，不屑巴結權貴，《后漢書》說他因為彈得一手好琴，被朝中權貴看中，他卻“稱疾而歸，閑居玩古，不交當世”。另外，更重要的是，東漢時期，只有推舉“孝廉”等制度，尚無進京趕考制度；科舉制度起于隋唐，因而《后漢書》里的那位蔡伯喈是沒有中過什么魁首的，而《琵琶記》中的“這一個”卻以新科狀元的身份當上乘龍快婿。這樣看來，《琵琶記》中的蔡伯喈不應當是蔡文姬的父親――那一個蔡伯喈。
　　那么這兩個人何以會被人張冠李戴并糾纏在一起呢？據《說郛》中所載唐人小說，晚唐時，有一讀書人姓蔡，與當時宰相牛僧孺之子牛繁同舉進士。牛繁以妹嫁蔡，而蔡已娶趙氏；后來牛氏隨蔡回家，與趙氏和睦相處。蔡官至節度副使。這里蔡、趙、牛姓氏都吻合，高則誠可能據此改寫《趙貞女》。但是在戲曲中將蔡姓書生定名為伯喈，卻實在沒有什么道理。也可能因蔡伯喈名聲較大，劇作家信手將這個名字用上，使蔡邕無故受屈千載。
　　至于前引陸游詩中所說蔡中郎，陸游大致也僅就民間傳說及戲曲故事中的人物而借題生發，以抒晚年寂寞無主，無可奈何之情。作者或許知曉此蔡中郎決非《后漢書》中的那位，但卻無意為他辯白、正名。因故老相傳，多對事不對人；倘強為之作洗刷清白之功，則是無事自擾，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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