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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紹儀(1862年—1938年),字少川,漢族廣府人,1862年1月2日生于廣東香山縣(現珠海唐家鎮唐家村),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清政府總理總辦、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 ,國民黨政府官員。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校長。自幼到上海讀書,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881年歸國。曾任駐朝鮮漢城領事、駐朝鮮總領事、清末南北議和北方代表、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等,為中國主權、外交權益及推進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貢獻。與孫中山政見分歧后,政治消沉,后任中山縣縣長。上海淪陷后,與各方曖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測,置自身于險境。盛傳日敵擬利用紹儀等組織華中偽政府,蔣介石下令戴笠派特務趙理君于1938年9月30日將其殺害于家中。

 

唐紹儀

 

唐紹儀(1862—1938),廣東中山縣(今屬珠海市)人,字少川,自幼攻讀經史,極有穎悟力。12歲讀高級塾館時,塾師發現紹儀異于一般學生,常在友人面前夸贊這位高足。說者無心,聞者有意,唐紹儀的大名吹進了縣學政的耳中。恰巧,清廷為培養“新學人才”,正到處尋覓可造之才,當時已送兩批留洋學童出國。年僅12歲的唐紹儀被縣學政看中并向省里舉薦,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費,被第三批派出留學,目的地是美國。

與日本留學生交鋒

唐紹儀從預科升入哥倫比亞大學,僅花了9年時間,于光緒七年(1881年)畢業,是最年輕的學成者之一。這年,清廷下詔,留美的第三批學生“海歸”了。

告別會上舉行歌舞聯歡,大家簽名留念。一名日本留學生走到唐紹儀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漢語問唐紹儀:“40年前,大英帝國的利炮堅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國而是日本,你認為結果將是怎樣?”這顯然是表示日本的軍事強大,蔑視中國的虛弱。唐紹儀機智地回答:“英國的艦艇,不論是打到中國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為,是非正義的,全世界都應該予以譴責,你說是嗎?”日本留學生嘲諷道:“紹儀君,你不認為這是答非所問嗎?”唐紹儀毫不客氣地回擊:“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位自以為懂得中國文化的日本留學生,卻聽不懂唐紹儀的反諷成語,直直地瞪了這位中國同學好一會兒,才落荒而逃。他不甘心,到處向人討教唐君的話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他:“這句成語是告誡你,說你知識淺薄,對中國知之甚少。”日本留學生聽了很生氣,組織人準備以武力對付唐。好在中國留學生是大多數,雙方對壘時,氣勢壓倒日方,終未鬧成大事。唐紹儀在眾多中國留學生的庇護下,登上了返回中國的遠洋輪。

回國后歷任要職

清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歸國,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他辦事干練,頗受好評。光緒十一年(1885年),袁世凱奉詔出使朝鮮,主“辦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袁既非科舉出身,也非留學歸來之士,因此對自幼出國學外文、中外皆通的屬下唐紹儀十分看重。袁向唐了解歐美政事,年輕的唐紹儀見頭兒如此虛心,也誠心向他介紹一些政經讀物,如《孟德斯鳩法意》、《歐洲新政史》,還有《萬國國力比較》、《日本憲政略論》等。在袁閱讀之暇,唐還向袁介紹美國實地見聞,使袁世凱大開眼界。后經袁氏奏報朝廷,說唐紹儀可用。朝廷下達詔書,唐升任為駐朝鮮交涉通商書記官,成為袁在朝鮮期間的“主將”。1894年,袁世凱奉詔回國,清廷指定唐紹儀代理大清駐朝鮮商務專員,這時唐已是五品頂戴的中層官員。

袁回京后,在兵部尚書瓜爾佳·帶祿的引薦下,出任天津道員兼領“小站練兵”,為清廷訓練“新建陸官”立下功勞,進一步受到清廷青睞,又擢升直隸按察使。戊戌變法,袁使用兩面手法,出賣變法的維新派,更令慈禧寵信。1899年,信奉“男兒不展風云志,空負天生八尺軀”訓條的袁世凱,果真輝煌起來——一個連秀才都考不中的學界末流,如今竟成封疆大吏山東巡撫。

幾乎是同一時期,唐紹儀也自朝鮮歸國,升任天津海關道,成為“道臺大人”。唐紹儀不負清廷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與外商直接溝通,將天津海關治理得井井有條,積累了許多經驗為搖搖欲墜的清廷虧空的財政源源輸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許多倍的關稅白銀。此后唐升至外務部右侍郎、署郵傳部尚書,享有一品頂戴。

清廷的談判高手

1904年,英國侵略者攻陷西藏首府拉薩,英軍竟撇開主權國政府清廷,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所謂的《英藏條約》,清廷此時手忙腳亂,竟派不出一個有能力的人去西藏與英軍交涉。遲至1905年春,朝廷聽袁世凱的報奏,才派出唐紹儀為專使,率張蔭堂、梁士詒赴時屬英治的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國代表弗利夏、參贊路羅士·韋禮正式談判。

弗利夏面對身著朝服、胸掛珠串的清朝大臣,連起碼的禮節也不講,十分蔑視地坐在席上,妄自尊大。唐紹儀不予理睬,抖一抖官服,也面向弗氏而坐。停頓良久,唐紹儀以非常流暢的英語發表講話,他避開談判內容,只評論“各國憲法大綱”,有的章則倒背如流,隨即轉入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體、地貌、物產、人情、風土等的評述。

弗利夏初時并不在意,斜靠椅背,翹架雙腿,繼而睜大雙眼,轉而正襟危坐,他沒有料及清廷大臣中還有這么精明的外交通。繼而,唐紹儀又講到英人禮節,并予贊賞。這時,弗利夏示意路羅士·韋禮,一并起立,脫去手套,隔案與滿清官員一一握手,以補失禮。此后,雙方再正式轉入話題。

唐的發言緊緊咬住一個中心,即應該廢除英藏簽訂的《英藏條約》,因為這個撇開了主權的中央政府,英方與地方政府簽署的條約不合法。這使得弗利夏不得不心悅誠服,因為唐紹儀講得有理有節,合乎邏輯。會上,雖未能完成預定的目標——廢約,但說服了弗利夏,弗利夏將把唐紹儀擲地有聲的講話帶給英方,這是唐紹儀談判的初步勝利。

1906年,英國駐中國公使薩道義受英國政府之托,與清政府在北京再開談判。唐紹儀再次奉命以清政府專使身份,與薩道義見面。中英兩國使臣見面,氣氛與之前迥然不同,唐一改在加爾各答的態度,根本不談什么“各國憲法大綱”及英國政體、人情、禮節,而是單刀直入地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西藏,西藏從來就在中國的版圖上,是中國領土的一個部分!”隨后出示各種典籍及古今地圖,全是給西藏定位的史料。

經過幾番激烈談判,最終薩道義代表英國政府,唐紹儀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英新訂藏印條約》,廢除了兩年前英藏雙方簽訂的所謂《英藏條約》,使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從屬于中國。

與英談判,唐紹儀維護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現了他熱愛祖國的思想。這是他在為滿清之臣時的光輝,達到了他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辛亥革命再當談和代表

與英談判,展示了唐紹儀的不凡才干,使得清政府更加信任他。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授唐以會辦稅務大臣之職,次年(1907年)又任奉天巡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唐紹儀奏報朝廷應該“改革大清國稅制”,朝廷準奏。唐興致勃勃地領一班人馬去英、法、日等八個歐亞經濟強國,進行財政考察。回國后,唐夜以繼日地編制《大清國稅務新法》,企望為國富民強投放一劑改良之藥。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頭一聲清脆槍聲,敲響了埋葬封建帝制的喪鐘,各省紛紛響應,震憾世界,有人說這是東方睡獅醒了。清廷本已將袁世凱廢掉,驅逐出京,擬永不再用,然而革命形勢逼人,而朝廷里真是山窮水盡,到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地步。問題是連“廖化”也找不出一個來,怎么辦?還是啟用廢臣袁世凱,請其出山,率兵南下。袁到漢口旗開得勝,又占漢陽,革命軍節節敗退,武昌告急。各省代表共推首義有功之士黎元洪為元帥。袁世凱審時度勢,抓住首戰告捷的好時機,向黎元洪提出議和,英國公使亦從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與革命黨人商量,作出“虛臨時總統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決議。

12月3日,革命黨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意在監督臨時總統的個人權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議由伍廷芳為革命黨一方代表率代表團,擬與袁氏談和。袁世凱此時的身份為清政府的“責任內閣”,為議和,他啟用“老伙計”唐紹儀。

12月25日,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到達上海,此時又恰恰是南北議和代表均在滬上。議和的談判已進行兩輪,會上決定,一是馬上停止戰爭;二是確定國家廢專制為共和體制。雙方代表基本達成共識,沒有多少阻力。此時,唐紹儀是清廷代表,怎么同意實行共和體制呢?這是因為唐平日深研各國國體,具有近代文明思想,在議和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當此時,孫中山歸來了,這是一位極具影響的政治家、革命黨領袖人物,革命黨利用孫中山的影響,改變策略,趁勢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對袁施加壓力,要求袁世凱及時逼溥儀退位。

袁世凱認為革命黨方面違約,耿耿于懷,伺機動作。但是,昔日的“伙計”唐紹儀規勸昔日的“老板”:“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與孫中山周旋。”經過好一陣子南北互相攻訐,意見紛紛。孫中山處境維艱,無錢無兵,只好讓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總統,這才迫使清帝退位。

在北京登上了臨時總統寶座,袁立組政府。誰來擔任總理一職?袁氏毫無疑義地任命早年的“搭檔”唐紹儀為中華民國第一責任內閣國務總理。

袁唐二人終致反目

清廷的遺老遺少們萬萬沒有料到,曾擔任清政府外務部侍郎、郵傳部尚書、奉天巡撫、袁總統內閣國務總理的唐紹儀,竟加入了革命黨的同盟會!唐紹儀執掌袁政府時,其行為極富民主色彩,處理政事十分傾向同盟會,這大大出乎袁世凱的意料。袁越來越覺得唐總理陌生,不止一次地提請唐“有所為,有所不為”,說白了,袁是要唐“吃主的爵祿報主的恩”。袁知悉自己所選擇的人與己同床異夢,于是自己獨斷專行,迫使唐紹儀無法施展抱負。唐紹儀覺得與其當這空頭總理,倒不如摜了“帽子”,無官一身輕,于是一紙辭呈交與袁。袁還假惺惺地說:“才任職四個月,怎么就辭了呢!”唐紹儀回說:“也不算短了。”兩人再也無言。

唐紹儀從此結束了在京的高層政治生涯。局外人不詳其故,只有伍廷芳這位與唐曾為議和對手的袁政府外交總長,深悉唐所追求的是民主共和,絕不會與有極大野心的袁氏為伍。

追隨孫中山革命

1913年3月中旬,《鄂州憲法》的起草人宋教仁受袁世凱之邀(實則是騙他去的),擬去北京商討建國大計。可是宋教仁3月20日從上海火車站準備北上時,被袁世凱出重金收買流氓暗中殺害。于是,袁借機撕毀《臨時約法》,發動內戰,鎮壓孫中山領導的討袁軍,緊接著解散國會,大權獨攬。這些,都超過了唐紹儀的想像,唐沒料到袁世凱竟“走”得如此之遠。在萬分悲憤中,唐與汪兆銘、蔡元培等聯名致函袁世凱,要求袁“為國家計,為公(袁)計,例當引避、辭職”。此時的袁世凱,私欲已經極度膨脹,怎會聽此忠告,只能是愈走愈遠,直至復辟帝制。

唐紹儀在上海議和時,見過孫中山,對孫中山的高尚氣節,佩服得五體投地,認定孫中山有偉人之風骨。深入研讀孫中山的著述后,唐完全融入孫中山的精神世界中,孫的革命信息影響了唐紹儀,使唐毅然與袁決裂。

唐紹儀遷居天津,不甘為寓公,決心通過傳媒為其民主思想作宣傳,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于是與汪兆銘、胡漢民創辦《民國報》。由于資源限制,報紙無以為繼,唐只得轉還故鄉廣東,不久才再遷滬上,為生活計,從事保險業。

民國五年(1916年),多行不義的袁“皇帝”終于暴病身亡。消息傳到上海,唐紹儀頓覺中國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孫中山能夠成為領袖,領導全國人民走民主的道路。唐紹儀認為國民素質不高,改良中國須從教育辦起,于是他創辦了復旦大學。他宣傳他的主張:不要流血,以改革入手,提高民主意識,提高民生。

袁死之后,北洋走馬換“總”(統),真個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片混亂。非常國會的有識之士們,一致在廣州選舉孫中山為海陸大元帥,設立大元帥府。為追隨孫中山,唐紹儀再度出山,任財政總長,繼而任七總裁之一。民國八年(1919年)2月,唐紹儀奉命代表南方政權赴上海,與北洋政府代表朱啟鈐進行和議談判。朱啟鈐經不住唐的正義與婉轉的勸說,表示出和平的傾向。可惜由于段祺瑞“執政”的蓄意破壞,南北和議流產,南北又陷入流血斗爭之中。

唐紹儀由此產生悲觀思想,無法回南方向孫中山復命,便決定留居上海。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傳開,舉國悲痛。唐紹儀向章太炎哭訴衷腸,一同前往吊唁。見先生遺容,唐失聲痛哭,以淚澆筆,書寫挽聯:

約法壞民國危革命未成功非復能支大廈;

議和終致住去補天太無術自愧有負使君。

約法系指由孫中山主持制定、用以限制袁世凱權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唐紹儀胸懷坦蕩,把段祺瑞破壞南北議和的責任歸咎于自己的不努力,覺得和議失敗又未能南歸復命,有負孫大元帥之托。

不計名位做縣長

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當日的南京僅為中等城市,一時擁入中央、直轄市兩級政府,可謂役員遍地,人滿為患。一時哪里拿得出這么多住宿和辦公的房舍?兩級政府決定,立即劃分建房地域,解決困難。霎時間,南京大片閑置地成了熱門搶手貨。此刻,有人找到擔任中央賑災委員的唐紹儀,請他挪用賑災款合購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為之所動,告訴對方:“連劃分給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還有必要動用災民救命錢去搶購土地嗎?”來人羞愧萬分,倉皇逃走。

1931年10月,唐紹儀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委員。南京市表示,在“富有階層區”留有唐的公館建造地皮,唐又予婉謝。1932年唐紹儀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當時他的老家——中山縣民情十分復雜,一些曾被任命到該地擔任縣長的人,對孫總理的故鄉望而卻步。唐紹儀聞知家鄉缺一名“百里長”,竟不計名位高低,待遇多寡,自告奮勇地走馬上任做了中山縣長。他有滋有味地當了兩年中山縣長,見到縣治有了起色,方適時去職,舉家遷到上海。他在法租界購房住下,安心樂意過上寓公生活,極少出頭露面。街坊鄰里見到這位極富修養、親切和善的老人,只做一般性的點頭交往,誰也不會料及,他們的鄰居竟然是民國首位國務總理、清代的一品大員。

拒絕土肥原而遭殺害

1938年9月27日上午。一輛當時頗為時髦的開克勒特轎車駛入上海法租界,停靠在有鐵柵間隔的草坪前,草坪中央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樓房。車上下來3名著軍裝配戰刀的日軍。一人吃力地提禮盒,騰出一只手輕輕敲叩柵門。守門的仆人出來,見狀不動,日本人中有人用中國話說了:“請通報你家主人唐紹儀先生,日軍派遣軍第十四師團師團長、第五軍司令土肥原賢二先生,特來拜訪唐紹儀先生!”

其實唐紹儀已在樓上聽到了下邊的聲音。他怎么也沒有想到,日方情報機關是如此之靈敏,終于探知到他的住地了。怎么辦?自己盡管早已與社會活動絕緣,且已風燭殘年——都已76了,難道人家還不放過自己?他知道是禍便躲不過,與武裝到牙齒的敵人硬拼無用,只好周旋,摸清對方意圖再說。于是不等仆人請示,便在窗前通知:“迎客!”

擺在唐家客廳案上的是日本人送的一對陶皿。作為行家,唐紹儀一望便知這是漢代文物。盡管唐紹儀再三表示不受,土肥原一再以手撫胸,用熟稔的漢語說:“出于至誠,對先生大名的景仰,萬望收下。”唐紹儀再也找不出拒收的理由,于是分賓主坐下,吃茶用膳后,根本用不著翻譯,土肥原開場了:“唐紹儀先生,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共同努力,可完成大東亞共榮的大業!先生乃民國第一任責任內閣國務總理,政聲極佳,影響極大,你退出中國政壇四年,應該重振旗鼓,為早日結束戰爭做些貢獻,中日親善指日可待。我代表大日本帝國希望你出山組閣,建立新的中國政府。地址由你選擇,或南京、或北平、或上海,未嘗不可,請你提出具體條件,在下對先生寄予厚望。”

原來是要求唐紹儀組織傀儡政府!土肥原并非單一的糾糾武夫,他是有名的殺人魔王,兼有說客之才,還是中國通。“要我做歷史罪人,充當頭號漢奸?怕是你土肥原賢二瞎了眼找錯了人!”當然這僅是唐紹儀的內心獨白,當時出口的話是:“事關重大,讓我再思考思考后回復如何?”

土肥原迫不及待,但裝得溫文爾雅:“當然,當然可以,只是時間呢?”唐紹儀伸出食指。土肥原問:“一天以后?”唐搖頭:“一月以后。”土肥原連連搖頭:“不可以,不可以,三天內答復。”最后一句話說得頗顯急躁,露出兇相,但又立轉笑臉:“三天,三天內聽答復啊!”說完,另外兩名日軍擁著土肥原,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唐宅,出了柵門,登車疾去。

重慶國民政府派遣滬上的情報人員自是不在少數,即便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敗多勝少,但通過情報系統的有效工作,對敵情掌握還是比較準確的。重慶從多方面獲知,狡猾的日軍企圖“以華治華”,拉一批名士下水,充當傀儡,欺騙廣大淪陷區國民。日軍侵占東北時,于1932年3月扶起清廢帝溥儀“執政”,又于1934年改稱所謂“康德皇帝”,偽政權被日軍所奴役所利用,使東北全面淪于日本殖民地,溥儀哪有半點權力?

日本人不僅在上海,在所有已經淪陷的地方,都在搜羅這樣的“人選”。于是,重慶派遣唐紹儀的大女婿諸昌年,以“行商”為掩護,潛入滬上,經常“探視”其丈人,恐被敵人利用。但在無此跡象之前,諸昌年無論如何是不便開口“訓誡”泰山的。

哪知,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終于發生了。諸昌年得知土肥原不僅登上岳父家說項,而且饋贈的厚禮被岳父接受了。諸昌年聞訊后,五內俱焚,不住責怪老人家太糊涂。

諸昌年向岳父進言,所謂得人(物)手軟,吃人(物)口軟,您老接受日本人贈品,該怎么辦呢?人家會平白無故地賜予嗎?唐一笑說:“你不必擔心,他送來,我按貨付款不行嗎?何況這本來就是中國的東西。”諸昌年怎么不擔心呢,愁腸百轉地說:“人家會如此輕易了結?”唐說:“土肥原與我個人無怨,又不是我找上門去,他又能把我怎樣?”唐的自信真讓諸昌年急煞了:“您須作好防備,最好是跟我暫避些時日。”唐紹儀堅持不允。

這天是1938年9月30日,距土肥原造訪唐宅不過三天。自稱日軍第五軍司令部的人給唐紹儀打電話,很有禮貌地詢問:“唐先生什么時候來敝司令部商談具體事宜,確定了時間我們當即派車來請。”唐反詰:“我有義務去貴軍司令部嗎?商談什么具體事宜呢?須知我已是風燭殘年的老者呀。”日方說:“前日,您已經接受我方的聘禮了,世間上哪有受禮不辦事的道理?”對方說到后來,再也沒有起初的謙恭,而是提高音度,表現得很不耐煩。唐紹儀也大怒道:“不就一對陶皿嗎?請開價我付款!”電話那頭再不作聲。

下午2時許,有人叩門,聲稱是從廣東過來的家鄉人。仆人開門,進來3名客人,扛的扛、捧的捧,皆是一些包裝好的禮物,置放于大廳案上。

唐紹儀下樓,命仆人解開包裝,原來是一批大小不一的青銅器,皆已生出綠斑。作為文物愛好者的唐紹儀,不由眼前一亮,知道來者不是鄉親,而是有來頭的文物販子。唐不管這些,提起銅器,察看底部,鑒別紋路,不由驚嘆:“正品,正品,絕非贗貨,請出價,立即付款!”對方用上海話回答:“先生是里手行家,我們不敢漫天索價,就這樣罷!”于是打出手勢,便宜得簡直出乎唐紹儀的預料,他忙命仆人上樓取款。

當取款的仆人興沖沖下樓時,眼前所發生的慘景令他驚呆了:來人和青銅器皆已不見了,主人頭上插著一把斧頭,蜷曲在地下,血水汩汩而流。

當諸昌年聞訊到達唐宅時,所發生的一切皆已無法挽回,他絕對沒有料及,日本人出手不僅卑劣狠毒,而且如閃電般的迅敏,不讓人有喘息的時間。諸昌年準備過幾日哄騙岳父外出療養避禍的,看來自己反應太遲鈍了。諸昌年再無呆在上海的必要,只得回返重慶交旨,備述岳父生前故后經歷。勝利后,唐家得到了國民政府補發的一筆喪葬費。

尾聲

新中國建立之后,由于諸多原因,這位滿清的侍郎、尚書、巡撫,民國的第一位責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的事跡,一直被塵封,除了史學界,鮮有人評判其是非功過。

198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珠海市委員會與有關專家學者聯合召開“唐紹儀學術研討會”。會上給予了唐氏業績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大家才知道,清末民初新舊交替之際,在全國政壇還出現過這么一位超前人物,如此愛國。唐的家鄉中山市人民政府撥款為唐紹儀的故居修葺,整舊如舊,盡力恢復其本來面貌,并于1992年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唐紹儀是一位熱心公益事業的人,1915年他從北京退出高層政壇時,回鄉建造了一所“共樂園”,此非私人據有,他恐日后子孫侵占此園,還履行了贈送儀式,寫出字據,自己簽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據上簽字:“共樂園”為鄉親共有。

入園門口有巨石為屏,上有集句聯: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百年樹木十年樹人。

此聯乃名家題寫,至今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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