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譯自這篇來自《科學美國人》的經典文章 —— Dreaming of Nonsense: The Evolutionary Enigma of Dream Content，譯者：伏維閣主。

6月19日，星期五，2:12：我在往車的后備箱里裝衣架……這時有兩個路人走過來……我試圖和他們就“木制衣架優于金屬衣架之處”這一問題進行親切友好的交流，但他們似乎并不原意。他們想邀我一起去喝一杯，但是這時我必須要出發了……我在一個城市……這個城市就像是災變之后的圣路易斯。

6月20日，星期六，4:47：我想把拐杖還給我死去的奶奶……我坐電梯到她的住處……她住在第8層，但是電梯一直升到第18層……電梯劇烈搖晃起來，隨即墜落下去。我聽見電梯井外走廊里傳來的聲音……一個母親在訓斥她的孩子……奶奶變成了我另一個已經去世的奶奶的樣子……她在療養院里，醫生說她一切都好。

6月21日，星期日，5:02：我在大海之中一條起伏顛簸的駁船上，想要去另一個國家……我剛抵達，就看見有許多狗在那里跑來跑去……它們不像是狗，更像是嚙齒類動物。

6月22日，星期一，3:31：我剛剛得知一個同事突然去世的噩耗……所有人都無比震驚（他們說，那是一場意外：他從氧氣罐中吸氧過量；他睡著了）……我不敢相信。就在今天，我還和他聊天，聊到了死亡……以及飛機延誤之類的事……我想要回家，但是找不到我要提交的實驗數據……我翻箱倒柜地找；我翻遍了垃圾桶，拉開了所有的抽屜……沒有人人來幫我。

　　看出來了嗎？上述片段都是夢境。更準確地說，是“我”在過去幾天里所做的夢。它們顯然都荒誕不經。說到底，我們的大腦究竟是為什么要編造出這些或者光怪詭譎或者真實無比的場景，這些激烈的情感——這些虛構的“無用之物”呢？

　　“解夢”的五種猜想

　　在過去若干年里，有許多心理學家對“做夢”這一難題給出了自己的演化學解釋。但是為了保持本文的嚴謹，我不得不說，我們仍然沒能破解做夢的奧妙；我們仍然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做夢。盡管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睡眠”具有演化優勢（比如躲避夜行性猛獸，為我們的神經“充電”等等），但是我們卻還不知道為什么我們不能只睡覺而不做夢。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迪爾德麗•巴雷特（Deirdre Barrett）也許能給我們些啟示。她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討論了與“做夢可能具有的適應功能”有關的一些演化學理論。她在文中對許多著名的夢境分析理論[比如佛洛依德的“愿望滿足”理論（wish fulfillment）和榮格派的“原型”理論（archetypes）]表示了懷疑，認為它們與達爾文演化論格格不入；反之，她著重提到了一些當代主流的、基于生物學的演化理論。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現在要考慮的關鍵問題是：為何我們會做夢——畢竟，我們并不知道為什么自然選擇沒能讓我們享有無夢的、無REM的睡眠（REM為Rapid eye movement的縮寫，意為“快速動眼”。REM睡眠期是一個睡眠階段，因為在此期間眼球會快速運動而得名。大多數在醒來后能夠回憶起的夢都是在REM睡眠時發生的——譯者注）。

　　那么，就讓我們來看看在當代夢的演化學研究領域內的各家之言吧。

　　一、大腦調節理論

　　早在上世紀60年代，研究者們就注意到，在REM睡眠期時大腦會變得異常活躍。弗雷德•斯奈德（Fred Snyder）等許多演化心理學家稱，“做夢”之所以有其適應性目的（adaptive purpose），很可能是因為它在“刺激大腦”或者“讓大腦在長時間處于休眠狀態時也能保持活性”方面至關重要。比方說，在REM睡眠期內，某些種類的神經遞質會極具活性，而其他種類的神經遞質就像“休眠”了一樣。大腦的某些特定區域（特別是杏仁核）也在REM睡眠期內非常活躍，而另一些區域（比如前額葉、頂葉皮質和后扣帶回）的活動則較清醒時有所下降。在REM睡眠期內，人體體溫也會略為降低。

　　巴雷特指出，上述現象將許多研究者引向這樣一個結論：做夢對于一些機體活動來說是必要的。這些機體活動包括：補充神經遞質、讓大腦特定區域休息以及修護體溫調節系統。

　　普遍來說，大腦調節理論并不看重夢境的內容。正如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就我所知，做夢就像運行屏幕保護一樣：只要它能保持大腦特定部位的活躍就行了，至于做夢的內容則無關緊要。”

　　二、外部警覺理論

　　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人類學家唐·西蒙斯（Don Symons）并不認同大腦調節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理論未能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夢境在視覺和動感上是如此濃墨重彩、生動逼真，但在聽覺、嗅覺或其他感官體驗上卻相對蒼白單薄得多？西蒙斯指出，睡眠中的人不得不將自己暴露于外部真實世界的危險之中，故而極易受到威脅，所以他們必須在潛意識中通過某些感官來監察外部環境。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祖先在積極制造豐富的視覺幻象——正如他們的眼皮的快速顫動所透露的那樣——之余，還要制造同樣復雜的嗅覺和聽覺幻象，那么，他們就很可能聞不到侵入鼻孔的濃煙，覺察不到逐漸逼近的猛獸和敵人了。如此看來，做一個在睡夢中仍能保持較為敏銳的聽覺、嗅覺等諸多感官的人，是有其適應優勢的。至于視覺，則不必保持敏銳——反正天已經黑了，即使閉上眼睛，在夢中構筑秘密的視覺幻界，也不會讓威脅增加多少。

　　三、危機模擬理論

　　危機模擬理論最早是由芬蘭神經科學家安蒂•瑞文蘇（Antti Revonsuo）提出的。這一巧妙的學說認為：做夢有其生物適應功能，因為它讓我們的祖先能夠為應對來自真實世界的危險進行提前演練。最近，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學者安東尼奧•薩德拉（Antonio Zadra）、索菲•德斯賈丁斯（Sophie Desjardins）和艾瑞克•瑪考特（Eric Marcotte）這樣總結了這一理論的核心論點：“造夢機制會對我們在清醒時遇到的危機事件加以選擇，然后以各種組合反復模擬呈現夢中，構筑起主觀視角的完全幻想世界。這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反復練習危機應對策略的理想而安全的環境。”瑞文蘇稱，我們之所以會夢到被人追殺、墜落之類的事，是因為它們正是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所遭遇的危機的寫照。

　　四、高成本信號理論

　　波士頓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帕特里克•麥克納馬拉（Patrick McNamara）有一個關于做夢的有趣觀點。其來自于演化生物學中著名的“不利條件原理”（handicapping principle，又稱“累贅原理”。該理論認為，生物會做出一些冒險的行為，并且因為有這類行為而興旺。——譯者注）。盡管從表面上，一些生物表現出的某些行為模式或者機體特征似乎是對它們自身不利，但是實際上，這些行為模式或者機體特征恰恰直接顯示了它們的基因價值。支持這一理論的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年輕健壯的羚羊的“跳躍”行為：它們在躲避獵豹的獵殺時，會直著腳跳上跳下，而不是一溜煙跑遠（這似乎是更明智的選擇）。“跳躍”無疑是一種冒險的行為，一個“高成本信號”，但是這種行為確有效果。它借助跳躍，讓獵豹注意它的健康壯碩——要知道，如果該羚羊在躲避獵殺之余還能做出如此不利于自己的行為，那么幾乎可以肯定，它一定是難以被捕獲的了！所以，一般來說，獵豹在接收到這個信號之后，會轉攻其它目標——那些不能跳躍的、病弱、衰老或者幼小的羚羊。

　　麥克納馬拉認為，我們應該將做夢也理解為一種“高成本信號”。他指出，REM睡眠與死亡風險的增加——特別是心血管系統活動不規律——不無關聯。他還指出，男性在REM睡眠期間的陰莖勃起純粹是無用功。另外，還有噩夢——即使在我們醒來之后，噩夢也會讓我們倍感焦慮、恐懼和失落，甚至會擾亂我們正常的社交生活。這么來看，做夢和REM睡眠似乎讓我們處于演化劣勢。但是根據麥克納馬拉的說法，如果我們在積極參與繁殖競爭之余，還能“消受”REM睡眠，那么我們實際上是在昭告四方（想必是那些在我們睡覺時默默觀察我們的人）：我們擁有優質的基因。

　　五、答疑解難理論

　　夢境給予了我們的祖先（以及今時今日的我們）某種解答現實世界中的難題的鑰匙。這是巴雷特本人最認同的一個關于做夢的演化學解釋——這一理論也讓她享有盛名。巴雷特曾經引述了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威廉•德門特（William Dement）的一個實驗來支持這個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德門特曾要求他的數百名本科生在睡覺前做一系列極具挑戰性的難題，從而讓他們能夠帶著問題入睡。其中有一道題目是這樣的：“有一個無窮多個字母組成的排列。其開頭幾個字母分別是O, T, T, F, F … 請找出一個能決定之后任意字母以及全部字母的簡單規律。”（這個規律是：每個字母是其對應數字的英文首字母。比如說下一個字母是第6個，因此是數字6的英文“six”的首字母“S”。）有一個學生臨睡前左思右想而不得。入睡之后，他夢到：

　　我在一個畫廊里走著。我無端數起墻上掛著的畫——一幅，兩幅，三幅，四幅，五幅。但是當我走到第六幅和第七幅畫跟前時，我發現它們被從畫框中扯掉了！我盯著空無一物的畫框，有一種感覺，覺得我似乎發現了什么秘密。突然之間，我意識到——那第六個和第七個空處，就是那道題目的答案。

　　除此之外，巴雷特還引述了其他各界巨擘由做夢而引出開創性的發現的例子。其中包括德國化學家奧古斯都•凱庫勒（August Kekulé）的那個關于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的著名夢境——它引導他發現了苯分子的環狀結構；還包括德米特里•門捷列夫（Demitri Mendeleev）的那個關于將化學元素排入周期表的夢。在巴雷特看來，這類軼事和大量實驗發現都表明，單單大腦調節理論是不足以解釋做夢的原因的。她認為，在某些時候，“把問題放放先睡一覺”可能比苦思冥想要好得多。

　　夢是什么？沒有答案

　　就我個人來看，我認為上述這些主流演化理論都有一定的正確性，但遺憾的是，其中還沒有一個能解釋“反復夢境”這種難解的現象。所謂“反復夢境”，是指那些你在幾年里反反復復做的夢——就好像是磁帶卡住、不斷重復播放一樣（在我反復出現的夢境里，我總是忘記我的高中課表和學校儲物柜的排列——雖然奇怪的是，我并沒有感到什么不便）。在一份于2006年發表于《意識與認知》（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期刊的研究里，薩德拉、德斯賈丁斯和瑪考特分析了222個反復夢境的內容——這些夢境的“制造者”的年齡跨度在18-81歲之間。在這些夢境里，“逃跑”和“追逐”是最常出現的主題（約占25.9%），其后的是“事故”和“不幸”（約占19.7%）， “襲擊”和“暴力”（約占19.0%），“身體缺陷”（約占17.0%），“精神障礙”（約占7.5%）和“災難”（約占3.4%）。而且，在幾乎所有這些反復夢境里，夢境制造者們都會將自己（而不是所愛之人或者某個陌生人）塑造成那個身處危險之中的人，而且他們通常都會采取某些行動以擺脫困境、逃離危險或者戰勝威脅。

　　雖然薩德拉等人在解釋反復夢境的時候用了危機模擬理論，但是他們也對這一理論是否足以解釋夢中出現的那些怪異、超現實和非現實性危機（特別是那些與我們祖先的生存完全無關的危機）提出了質疑。但是，還有瑞文蘇和他的同事卡加•瓦利（Katja Valli）在為危機模擬理論辯護：“基于幻想的危機也和基于現實的危機一樣，能以類似方式激發危機感、模擬應對措施。它們在進行危機模擬方面沒什么不同——在夢里追殺你的究竟是狼還是狼人，會有什么分別嗎？”

　　要說怪異和超現實，我們就不能不提到帶有色情味道的夢境。但是我想將色情夢境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題，放在另一篇文章里予以討論。

　　本文翻譯自：Dreaming of Nonsense: The Evolutionary Enigma of Dream Content

　　關于作者

　　杰西·貝林（Jesse Bering），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認知與文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所長，《科學美國人·心靈》（Scientific American Mind）雜志的專欄作者。他主要研究人類思維演化在社會活動的不同方面是如何發揮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