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社會是一個顛倒角度次序的時代，即：誤以為組織內部“最先進的技術”，等同于外部顧客喜歡或必然購買!當然，外部顧客需求決定組織內部決策，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觀點。問題在于：由于我們缺乏角度，常常在魚與熊掌間猶豫不決，反而不知道究竟如何做決策。從這個角度來說，戒貪比遠大理想更重要！換言之，并非面面俱到的“大而全”最有力量，相反，尖銳的東西可以撕裂看似無縫的東西，令我們豁然開朗，而缺乏角度的“宏大敘事”，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是角度而非專業知識
在真實的管理世界里，一般來說，企業個體做決策的角度，通常有三種：
第一種，技術角度的決策。
這很容易落入一個陷阱：將純粹技術性發明的長處，等同于技術帶給消費者的好處。但通常來說，一項技術發明或一個新產品，至少具有三項或三項以上的好處或長處，其中只有一至兩項才是對于消費者的好處，而其他的若干項只是技術性的長處。
因此，每一項專利技術的發明人或決策者，都必須反省式地自我質問：我的這項技術發明，帶給消費者的好處是什么?
第二種，成本角度的決策。
被譽為“擰干毛巾上的最后一滴水”的豐田前社長渡邊捷昭，深諳成本控制之道，在5年內為豐田節約了100億美元。只不過他最終將成本殺手演化成了豐田全球質量危機。
豐田危機證明了這樣一件事：成本也是有邊界的!只不過，成本的邊界并不在成本本身，而在于與成本相反的另一端，即質量。事實上，成本與質量，恰好一個在組織內部，另一個在組織外部，或者說，成本只是組織內部的各種費用，質量才是消費者愿意花錢的根本!
第三種，顧客需求角度的決策。
有一個人，既不懂網絡又不懂技術，卻宣稱要做中國最大的互聯網企業。有人譏笑道：你連軟件技術都不懂，憑什么做互聯聯網企業?他卻反問道：我憑什么要懂這些技術?我是在做傳統的貿易生意，只不過把它搬到了網上而已!——這個人就是馬云(微博)。馬云確實不懂技術，但他懂需求。相反，一大批精通互聯網技術的創業者，反而在我們的視線里消失了!3lian.com/zl/轉載請保留
表面上，三種角度截然不同，本質上卻殊途同歸，最終，都必須遵循組織層面的向外“利他”原則。區別僅在于：企業個體由于階段不同以及擁有的資源不同，選擇的角度也不相同。
此處的“利他”：即從組織外部的消費者角度，審視組織內部決策的有效性，而不是相反！其實，企業自身所獲得的利益(譬如利潤)，只是正確決策的副產品，正如德魯克所說，內部獲利只是檢驗決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因此，判斷一項決策是否正確，有一項基本原則：井底之蛙的短命決策，都是向內“利己”(有利于企業組織)；正確并且長期有效的決策，都是向外“利他”(有利于消費者)。
當下的選擇
我們已經知道，是角度而不是專業知識，決定了誰才是我們的船長!但一些人并沒有意識到：角度的價值，在于拆分！換言之，船長的決策，就是“向左還是向右”的一種選擇。
當我們基于某種角度，將事物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時，接下來的事情就變成了選擇與取舍！
關于角度之爭，最典型的莫過于聯想早年著名的“柳倪之爭”!當年“柳倪之爭”被解讀為市場派與技術派的一場決斗。當然，最終結局已經知道：市場派戰勝了技術派。
在這里，我們無意評判“市場派”和“技術派”之間的是非曲直，恰好相反，我的本意是想說：決策的本質，二選一!如果我們選擇了甲而不是乙，就會沿著甲指引的方向走下去;同樣，如果我們選擇乙而不是甲，將沿著乙指引的方向走下去。最糟糕的決策，恰恰是中庸之道的折中!我們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柳傳志是一個折中派，當年表達出“既要市場也要技術”的折中，那么，聯想是否能夠活到今天都是一個疑問。正如柳傳志所說，20年前，聯想之所以選擇了貿字打頭而不是技術，因為那時聯想還很弱小，并不具備技術研發實力。但是，20年后的今天，柳傳志如是說：“我老惦記著技術創新這個事，現在我認為時機成熟了。”
這其中，“時間”起著關鍵性的決定作用。
事實上，戰略決策的本質，是當下的一道選擇題而不是一道必答題——“南北坡都可以登頂，并非只有華山一條路”——究竟選擇南坡還是北坡，則取決于特定時間下的特定條件。就如同聯想的決策次序調整一樣，20年前聯想的決策次序是“貿工技”，20年后開始調整為“技工貿”新次序。
因此，決策的精確定義，就是“當下的選擇”。
如果我們把未來的問題當成眼前的問題，那么，結局很可能會像早年中國互聯網著名的“失敗的領跑者”張樹新一樣：她在互聯網尚處于萌芽狀態時，就敏銳洞察到了互聯網商機，但當她大舉投資互聯網時，才發現處處是瓶頸、處處受到制約，甚至到了寸步難行的地步。直到失敗后她才意識到：整個商業是一個系統，而企業個體只不過是系統中的一個節點;如果整個商業系統尚不成熟，個體無論多么努力都只能是瞎忙活——理想者關注未來，務實者關注當下——假如有人信誓旦旦對我們發誓：未來這件事一定是正確的，我們要很有禮貌對他說，也許你說的是對的，但那是未來的事，請交給未來的人去做!
選擇需要一種角度！也許一些人并沒有意識到：角度都是雙胞胎！ 譬如，相對于西方一刻鐘的“快餐”而言，一小時慢吞吞的中餐其實就是“慢餐”：快餐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慢餐則是為了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快餐與慢餐之間，既相互對立又互為補充：假如只有快餐而沒有慢餐，或只有慢餐而沒有快餐，都構不成一個完整的商業世界。事實上，孤零零的單獨一個角度的情況，沒有或幾乎沒有。如同宇宙中發現暗物質的過程一樣，暗物質就是在看得見的物質的引導下，發現了一片看不見的黑色區域，才確定了那就是暗物質。
因此，“角度都是雙胞胎”這個特征，使得我們使用二選一的決策理論時，其實一點都不困難：只要找到了其中一端，沿著相反的方向，就可以找到另一端。
最糟糕的決策，其實并非不知道兩端，而是知道兩端卻貪婪地通吃！ 我們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一個餐飲企業，快餐與慢餐一個都不剩地通吃，結果只能有一個：因說不清楚哪一類消費者才是真正的顧客而倒閉!同樣的，如果一個郵政類企業，既做快遞又做慢遞，將因價值觀混亂而導致員工不知所措。一般來說，企業越是極端，排他性越強，企業個體反而很容易“鶴立雞群”。相反，假如面面俱到、樣樣都做，反而會被淹沒在同一片海洋中而默默無聞。因此，不懂得“極端”價值的中庸之道，才是企業決策的大敵!
事實上，我們只有排除了一部分與價值主張不相干的東西，才會讓我們的“價值主張”在一堆沙礫中顯露出來!
“企業做到極致時，便是創造需求”，這是海爾CEO張瑞敏的觀點。其實，張瑞敏所做的決策本身都很極端，只不過海爾的極端隨著時間的不同而不同。譬如，早年海爾的極端是“質量就是生命”(面向組織內部)，十年之后，海爾的極端變成了“人人都是CEO”(面向組織外部)。事實上，絕大部分的成功企業家，無論他們怎樣描述他們的妥協與中庸的技巧，骨子里幾乎都是“極端說”的信奉者與實踐者!相反，在他們身上，一點都找不到“折中派”的影子：你見過面面俱到、樣樣都好的企業嗎?沒有!你見過多元化很成功被消費者記住的企業嗎?依然沒有。
坦白地說，并沒有經歷過典型工業社會洗禮的中國傳統社會，夾雜著傳統商業社會“唯利是圖”以及工業社會“做大做強”的模糊口號，走上了一條不倫不類的現代化之路！模糊籠統的思維方式，成了中國人的一個致命缺陷——這也驗證了一條準真理：傳統越是深厚，現代化的腳步越是步履蹣跚；越是繼承傳統，傳統反而成為了一個包袱。三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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