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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印兩個大國,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當大家都在談論莫迪向中國經濟發展取經時,我們也應該問問:“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什么?”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發表在《長江》雜志上的這篇文章對中印兩國的比較尤有見地,值得一讀。




雖然印度在初等教育、掃盲上遠不如中國,高等教育卻比中國好很多,在 90年代初印度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5%,而當時中國還不到2%。即使擴招后我們的高校在校生量上完全超越了印度,質上卻遠遠不如。造成這種反差的關鍵因素就是兩國教育體制的不同。

其實在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完全照抄蘇聯體制之前,我們也是和國際接軌的,反而在1952年后走了一條完全錯誤的路線,把很好的體系變成斯大林模式,把全國高等教育按照軍隊和工廠的模式來組織。


原來清華大學也是有國學大師的,最后改造成一個理工學院,砍膀子,砍腿,換心,換胃換腦袋,把一個有機體完全破壞。直至90年代初才意識到這根本不適應一個創新的以知識為基礎的新型機制的社會。

在現代以知識為基礎的機制下高等教育本身不是一個消費單元,而是一個財富單元。辦好一所大學,沒有錢當然困難,但比錢更重要的是體制。


高等教育需要多元化,一個人不能只用一條腿來走路,一個國家也不能只用一種模式來辦教育,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只要教育體制是多元化的,一定能培養出更多的制度方面人才,如果體制是官僚化的,不管用意如何,都不可能大面積地可持續性給國家培養出全方位人才。

當然印度也有毛病,制造業上不去,硬件生產落后,初等教育普及率低……我們鼓吹中國向印度學習并不是說拋棄我們自身的優點去學別人的缺點,而是在我們優點的基礎上拋棄我們的缺點。


我們要看到印度的強大的軟實力。兩年前牛津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的印度官員在國際舞臺上信心十足地說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講軟實力(soft power),毫無疑問,論軟實力美國全世界排行第一,而排行第二就是我們印度。為什么這么說?大家可以看看《時代》和《紐約時報》上每個星期的暢銷書排行榜,看看5年內排行榜上的書作者有多少是印度人,再看看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化表現場所,看看有多少是從印度流傳出去的宣道者……”


過硬的軟件設施,多元化的教育體制,寬容的文化環境,獨立的法律體系,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看清楚,這些方面印度是馬不是騾子,值得長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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