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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們今后‘生意’興隆”

時間倒回到1950年4月初的一天,原美國駐北平領事館顯得比往常熱鬧。這里正召開午餐會。對美國駐北平領事館領事柯樂伯來說,這算是“最后的午餐”,他已接到美國國務院的命令:領事館撤離中國大陸,除他和一部分人員先撤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外,其余人員全部撤回美國!他的心情復雜極了,像個打了敗仗的將軍,心頭充斥著沮喪、失落和憂郁的情緒,卻不得不強裝笑臉,和客人們寒暄、應酬。午餐會氣氛冷清,來賓之間的交談少而謹慎,個個懷揣心事。

賓客之中,有兩個看似毫無關系的人:曾在二戰期間為意大利法西斯情報機關搜集情報,并為日寇進攻我華北抗日根據地提供情報的李安東,兩年前,他化名湯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報任務;另一個山口隆一,他是美國戰略情報處成員、化名劉逸,北平解放后,他以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日本東京日洲產業株式會社駐北京代理人等身份為掩護,搜集情報。兩人分坐兩張桌子,卻揣摩著同一件事——美國領事館和武官處撤走后,他們將繼續留在北京,為美國情報部門服務。

午餐會接近尾聲時,包瑞德端起酒杯,分別走到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的桌前,說了同一句話:“祝你今后‘生意’興隆,能干出一番‘大事業’!”

不久后的一天,北京崇文門內大街上車水馬龍,人流熙熙攘攘。路邊的一條便道上,一個身穿白襯衣、藍褲子的小個子緩步行走著,不時用余光掃向身邊的車流。這時,一輛黑色小車從北向南馳來,無聲無息地停在他面前,車門打開,小個子迅速鉆進汽車,隨它一起消失在來往的車流之中。

這一連串隱秘的動作沒引起路人的注意,但沒逃脫偵察員的眼睛:這個小個子,就是山口隆一;車上坐著的,則是李安東。

山口隆一把一個裝有情報和其他重要材料的紙包交給李安東,從他手中接過70美元活動經費。兩人用外語交談了一會兒,臉上不約而同浮現出陰森、充滿殺機的笑意。

汽車駛到天壇公園北門附近,山口隆一從車上下來,混跡于人群,汽車則向南急馳而去。

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的偵察員將偵察到的情況詳細報告給了處長狄飛,狄飛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偵察員高度注意這兩個人的活動。

一張可疑的草圖

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截獲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洲產業株式會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機打印而成。

信件中,有一張手繪的天安門射擊草圖稿,上面繪有華表、金水橋、天安門城樓,還有兩條又黑又粗的拋物線,一條指向天安門城樓頂部中央,旁邊有日文注解:“從日本買來的消防壓水機,能超過這個屋頂。”另一條指向天安門中央主席臺的一個人,左邊用日文寫著:“到現在水還是達不到這里。”信中還有一段文字:“每當政府祭禮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軍隊分列式和民眾行列,以前的消防壓水機僅能壓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天安門射擊草圖和文字,讓狄飛大為吃驚:這真是試驗消防滅火壓水機的草圖嗎?天安門可不是普通地方!他很快將此事報告給北京市公安局,并拿著截獲的草圖和信件找到公安部政治保衛局調研處處長李廣祥。調研處的同志都圍了過來。調研科科長曹純之看到草圖,倒吸一口冷氣:“7月份,我們一個外線偵察組發現山口隆一在天安門前畫著什么,原來是在畫這張草圖!”

李廣祥緊皺眉頭,問身邊的一個偵察員:“你學過兵器,看了這張圖有什么想法?”偵察員清了清嗓子:“我看這張圖是把天安門作為炮擊目標。我們在軍事大學學過炮,最小是六零迫擊炮,射角是45~85度,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是3500米。在我們鎖定的偵察對象中,李安東、山口隆一住在甘雨胡同,離天安門最遠,但直線距離也沒有超過2000米。如果六零迫擊炮架在任何一個偵察對象的家中,天安門都在有效射程之內,后果不堪設想啊!”李廣祥聽完,凝重地點了點頭。

狄飛也說:“國慶節快到了,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逮捕這些間諜。”

暗號:半截名片

批捕令還沒拿到,新線索又出現了。

一天下午,有偵察員發現,一個年近30、打扮入時的妖艷女子來到北京義和洋行經理、意大利人哲立家門口,在大門附近和剛剛歸來的哲立用外語寒暄了幾句,便匆匆離去。幾個小時后,她走進西單某胡同的35號院。

經查,院子的戶主叫馮娜,是北京師范大學的音樂系助教。該戶還在派出所申報了一個臨時戶口,申報人是馮娜剛從香港歸來探親的大姐馮夢,也就是偵察員跟蹤的這個女郎。從香港來的人要見美國間諜哲立,這不能不引起公安機關的注意。他們立刻開始調查此事并得知,馮娜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曾向北師大音樂系教授、哲立的夫人霍爾瓦特·依夫娜學鋼琴,日本投降后,依夫娜與包瑞德姘居,并于1950年4月隨其逃到香港。而馮夢的丈夫是英國人,與包瑞德是好朋友。

姐妹二人都能與包瑞德扯上關系,看來,必須對她們家進行秘密檢查。但屋里的一切卻看似再正常不過。就在大家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名偵察員在馮夢的袖珍胭脂包里發現了包瑞德的半截名片。這是什么意思?說明了什么?大家對此疑惑不解。第二天,他們將馮夢叫到了派出所。馮夢一進派出所,就嚇得臉色蒼白,兩腿哆嗦,不知所措。

“你這次來北京的目的是什么?”曹純之開門見山地提問。“主要是探親,看望年邁的母親;其次是受朋友之托,賣掉存在我家的鋼琴。”馮夢回答。

“受哪個朋友之托?有什么物件做證明?”

“受我丈夫的朋友包瑞德之托,讓哲立賣掉存在我家的依夫娜的鋼琴。沒有證明物件,只要拿著包瑞德的半截名片讓哲立看一下就行了。”馮夢不敢隱瞞,如實做了回答。這反而讓曹純之大為不解:“這就怪了,丈夫賣妻子的鋼琴,還要用包瑞德的半截名片做證?”

“這是我先生的事,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馮夢著急替自己辯解。

“你也是中國人,常言道,血濃于水,所以請把你知道的,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們!”偵察員的溫和語氣,讓馮夢的態度也軟了下來:“領導同志,包瑞德讓我見到哲立時拿出他的半截名片,就說包瑞德向他問好,祝義和洋行生意興隆,一切順利。別的話,真的沒說!”

“包瑞德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你丈夫與包瑞德有聯系,這是事實吧,難道這些情況你也不清楚?”

“天啊!我真不知道我先生也是那種人!這可怎么辦?!”馮夢吃驚的表情和顫抖的聲音讓偵察員相信,她確實不知內情,但他們也納悶:為什么包瑞德要拿半截名片和哲立聯系,而不是整張名片,或者索性不拿名片呢?那句“祝一切順利”是不是雙關語?

緊急收網

從截獲天安門射擊草稿,到包瑞德的半截名片,一系列反常的事情,讓偵察員們警惕起來。為了確保新中國第二個國慶節的絕對安全,周恩來總理批準對李安東、山口隆一等人實施逮捕。行動時間,就定在9月26日晚9時整。

當負責抓捕的偵察員敲開甘雨胡同乙17號大門時,屋里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誰?”偵察員答道:“派出所的,查戶口。”進入房間后,他迅速將槍口對準了屋內一個禿頂、瘦骨嶙峋、細高個的外國男子的頭部:“你叫什么?”“李安東。”男子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哪國人?”“意大利人。”“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你被逮捕了!請簽字。”

“你們非法逮捕我,我要去國際法庭控告你們!”李安東雖然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聲音卻忍不住微微發顫。

“李安東先生,簽字吧!”偵察員斬釘截鐵的態度,讓李安東無可奈何地低下頭,在逮捕證上簽了字。隨后,偵察員在其住所內搜出手槍1支、子彈235發、相關間諜活動來往函電等525件、氫化鉀毒藥兩包、六零迫擊炮一門……

幾乎同時,另一隊偵察員在山口隆一家中搜出了天安門射擊草圖一張,以及各類間諜活動相關資料千余件。

9月26日的行動,解除了李安東和山口隆一等間諜的武裝,保證了10月1日在天安門舉行國慶大典的安全。

李安東被送進預審室時,已完全沒了以往的神氣,他清楚,公安局已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不交待是不行的:“1950年八九月份,我和山口隆一談到,要等中國政府要人在天安門開會時試一試。當時,山口隆一說,這是冒險行為,我說,只有冒險,才有希望,才能干出大事來。”

山口隆一開始拒不交待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極力否認自己從事間諜活動,但在鐵的證據面前,他最終無法抵賴:“天安門草圖是我畫的,主席臺站的那個人也是我畫的。”

“圖上那個人指的是誰?”預審員憤怒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有些恐懼,他瞥了一下預審員的臉色,壓低了自己說話的聲音:“是毛澤東主席,后邊一些政府要員我沒畫出來……10月1日是中國國慶日,我想一定在這里開會。”山口隆一臉色煞白,說起話來吞吞吐吐,“我給東京盟軍總部畫了這張天安門射擊草圖,是指給他們天安門上毛主席所在的位置……我也想過,借李安東的迫擊炮和槍做冒險射擊……”

陰謀消弭,罪犯落網。螳臂焉能擋車行,幾個跳梁小丑不能擋住歷史車輪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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