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暗訪黑龍江省甘南縣興十四鎮中學學生營養餐問題，中國教育報兩位記者被當地民警毆打，是這兩天傳媒圈里鬧出的大新聞。本來打人的警察已經受到了處置：推打記者的派出所副所長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行政撤職處分；負有領導責任的派出所所長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主管副局長則被接受誡勉談話。當地官方態度明確，意識到了這一事件的惡劣性。
記者被打，群情激憤，及時處置，不失為一種果斷。然而，那位從事輿情工作的副總裁，頗有和趨向于平穩的輿情對著干的意思。他在微信群里說，“可以猛批一下記者，把火引到記者身上”。這實在令人難以理喻：被打的記者怎么成了傅副總裁眼中的職業規范敗壞者呢？原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警察打人事實，被傅副總裁一攪和，好像就能變渾了？
究竟是什么讓堂堂輿情公司副總裁直爆粗口？原來，被打記者在當地官方公布處理意見后，認為當前的處置只是黨委和政府的內部處分，無法代替法律追責。這其實也是一種社會期待，如果事情進入司法渠道，通過法治途徑解決，無論被打者的訴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法治都是最大的贏家。顯然，誰都不能剝奪受害者的合法權利。
傅副總裁把輿情處置放在了輿論監督的對立面上，他覺得記者“得理不讓人”，就是認為記者提出的進一步訴求干擾了輿情處置。話說白了，在這個自稱有五六年調查記者經歷的前記者眼里，什么新聞監督、權力的謙卑、文明執法都不那么重要，他唯一關心的就是記者有沒有“搞事情”。
在一部分輿情工作者眼里，沒有輿情就是最好的輿情。一有新聞事件發生，他們就想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他們眼里，記者都是自己的敵人，破壞著自己的飯碗。他們給出的輿情處置意見，就是讓記者閉嘴，讓輿論噤聲，好像這樣就歌舞升平了。這種處理輿情的態度，就是逆著輿情走，有時靠強壓，有時靠抹黑，不惜使出卑鄙的手段。
在這些人眼里，記者就是來“搞事”的，輿論監督就是給政府難堪。面對輿論的訴求，他們還總想著討價還價，期待記者“見好就收”。他們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有時候，一些輿情工作者依附于權力，名為引導輿情，實則排演一場場掩耳盜鈴的戲碼。
平心而論，作為輿論監督的主要力量，新聞媒體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不足之處。有的監督報道動機不純，個別監督報道顛倒黑白，這讓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新聞工作者產生懷疑，一種污名化記者的情緒客觀存在。可情緒往往是泛化的，輿情處置，不就是要剝離輿情中的應激情緒，讓社會議題的討論回歸理性與平和嗎？
如果依照傅副總裁的思路，煽動社會輿論和記者“互撕”，一些本來對記者帶有情緒的人，可能因此找到宣泄情緒的出口，借題發揮，沒事找事。如此處置輿情，非但不能彌合分歧，反而制造矛盾，讓公眾注意力失焦，把一個問題平白無故地安插到另一個問題上面。
一個現代意義的政府，當然需要輿情工作。但個別政府官員以及輿情工作者，把輿情工作當成了給皇帝做新衣，在面對具體的、清楚的問題時，不徹底反思工作方法哪里出了問題，只想著借助輿情處置力量掩蓋問題，或者把討論的焦點帶偏。這樣的輿情工作仍然是膚淺的，或許一時能“過關”，實則是把政府形象一步一步推到火山口邊。
輿情不是記者“搞”出來的，監督自然不會也不能“見好就收”，真正的“好”就是讓具體事件得到合理處置。而且，事件就是事件，現象就是現象，把特定事件沒有底線地放大，迎合某種社會情緒，只會加劇社會的撕裂，群體間的裂痕也會越來越難以彌合。
這種撕裂在很多領域都存在，攪渾水、火上澆油是一種影響惡劣的輿情處置手段。城管執法不當，不就事論事地反思和解決問題，只說當事城管是“臨時工”；發生醫患糾紛，動輒祭出“醫鬧”的大旗，利用醫患矛盾的社會情緒拉偏架；師生出現沖突，下意識把板子敲到學生身上……撕裂讓對話難以實現，阻礙了社會散發善意的通道，也讓公共議題的討論無限失焦。
甘南之事發酵至今，橫生諸多枝節，可營養餐究竟有沒有問題，目前仍沒有明確的答案。紛擾之中，這才是議題真正的核心，輿情工作最該關心的，也是這個問題。日前，黑龍江省教育廳針對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餐工作的問題，發布了大檢查的緊急通知，希望真相盡快水落石出。
（文/王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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