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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次論壇年會時相比，全球經濟正在低增長中面臨著更多意外沖擊，民粹主義抬頭、反全球化思潮高漲，難民問題嚴峻、氣候變化行動受阻等挑戰層出不窮，人們還擔憂著2017年的種�N不確定性。在這場一年一度的全球思想盛宴上，人們如何為這些難題尋求答案？
呼喚新型全球領導力
每年一月，白雪皚皚的達沃斯小鎮都會迎來一場全球性的思想盛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近年來始終在探討，在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的背景下，如何構建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匯聚政治領袖、商界精英、文化科學工作者等各界人士的看法，試圖勾勒一幅全球治理的新圖景。
此次年會主題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于擔當”。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表示，之所以設定這一議題是因為當今全球反全球化的思潮不斷抬頭，而且民粹主義也呈上升趨勢。
過去一年，全球經濟被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和多起突發事件包圍，在起起伏伏中蹉跎前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3.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報告稱，預計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2%。
緩慢增長依舊是世界經濟的主旋律，而有關國際秩序主導權的角逐在經貿領域愈發明顯。展望2017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產生的溢出效應將繼續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國際政壇仍有可能成為“黑天鵝”事件的策源地。不確定性與不安情緒仍在持續。
就像施瓦布10日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會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的那樣：“我們的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在這個臨界點，我們關于社會、就業以及國家的傳統理念受到了挑戰，大多數人感到不安全甚至感覺受到了威脅。”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也指出，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逆風，新一輪科技革命仍處于醞釀之中，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相互交織，政治不確定性上升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經濟前景的變數。
“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近來導致更多國家兩極分化。贏家贏得更多了，輸家輸得更多了。這就為民粹主義論述開啟了空間，”世貿組織前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說。
施瓦布表示：“我們需要一種應勢而為、勇于擔當的新型領導力，放眼長遠，目標明確，團結一致，以幫助我們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
什么是新型領導力？施瓦布給出了這樣的解釋：領導者應成為普羅大眾的“雷達系統”，用自己的敏感和同情心感知并回應大眾訴求；領導者還應成為普羅大眾的“指南針”，在正確價值觀和超凡遠見的指導下采取負責任的行動。
達沃斯論壇呼吁，這一領導力意味著必須正視部分社會階層遭受的挫折和不滿，尤其是那些未能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層。
正因如此，本屆論壇聚焦2017年面臨的五大挑戰：如何緊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如何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恢復全球經濟增長；如何改革資本主義市場，恢復商業和社會之間的契約；如何解決因傳統規范受到侵蝕而造成的普遍身份危機，以消除人們的悲觀主義、消極主義和憤世嫉俗的狀態等。為期四天的達沃斯年會上，論壇舉行近400場會議和活動，其中超過半數的討論將關注社會包容性與人類發展話題。
此次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參會嘉賓人數及其多元化代表性都創下歷史記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此次論壇并發表主旨演講。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出席此次年會的其他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包括美國副總統拜登、國務卿克里，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南非總統祖馬，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等。參會的國際組織代表包括世貿組織總干事阿澤維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等。
與會的商界人士包括美國銀行首席執行官（CEO）布萊恩・莫伊尼漢、美國通用汽車CEO瑪麗・博拉、英國聯合利華CEO保羅・波爾曼等。其中，來自中國的企業家包括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百度總裁張亞勤、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孫亞芳等。
繼去年世界經濟論壇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整體主題之后，信息技術等的進步對就業的影響也繼續成為熱門議題。施瓦布教授曾說，當前全球已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早期階段，不斷涌現的新技術將對全球產生顛覆性影響，甚至會撼動人類對自我的認知。施瓦布教授的觀點繼續在論壇上得到諸多回應。美國科技企業惠普首席執行官梅格・惠特曼表示，技術正在動搖所有的產業和職業。
應勢而為
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以及意大利公投修憲失敗等事件屢屢震動全球政壇和金融市場，均反映出反全球化的傾向。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如何令全球化發展趨利避害、實現包容性發展成為重要看點。
在本屆達沃斯論壇年會設置的5個支柱議題中，“重塑全球合作”排在首位。論壇解釋說，目前的全球合作體系已經過時，如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打造一個有活力、包容性的新體系來幫助管控全球化的影響。
英國去年6月底通過全民公投決定脫離歐盟，2017年將正式開啟“脫歐”進程，雙方貿易和投資等關系的重新建立充滿不確定性；去年11月，主張“美國至上”的特朗普意外贏得美國大選，美國貿易政策走向撲朔迷離；而一個月之后，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時任總理倫齊宣布下臺，“疑歐派”占據上風。
分析指出，這些事件反映出一種反全球化的傾向，原來在全球事務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些西方國家，正在放下曾經舉起的“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的大旗，害怕全球化的潮水沖走本國的經濟利益和民眾福祉。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楊希雨認為，全球化作為一種客觀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雖然目前面臨結構性問題和阻力，但不應因噎廢食，反全球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受邀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本屆年會的智傲物流集團總裁塔里克・蘇丹指出：“在走出國門的貨物、服務、人員出現反向回流時，它們所隸屬的經濟體的自身利益不可能不受到�樂廝鷙Α！�
分析人士認為，反全球化風潮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全球部分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加劇，社會怨氣因此累積，一些政治人物利用經濟不平衡帶來的社會怨氣，打起“民粹牌”，采取逆全球化的立場和行動，以俘獲民心。而引起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原因包括一些國家經濟結構和治理能力存在缺陷，未能很好控制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導致包容性不足。
正因如此，本屆達沃斯年會向全球領導者發出呼吁，要求他們應勢而為，勇于擔當，推動全球化進程和世界經濟向健康方向發展，推動構建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目前全球化正停滯不前，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推動力已不存在，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說。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尼布利特對于全球化做出了以下判斷：第一，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曾經的自由經濟秩序旗手正在選擇后退，他們將不再是全球化的旗手；第二，美國和歐洲倒不一定會像它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而是會盡力維持目前既有的全球化水平，維持關稅水平，但同時“重新校正”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做出更為務實的選擇；第三，今后全球經濟的增長也許更多依靠各個國家自身的經濟增長驅動，可能更多依靠基礎設施投資。
包容性增長
全球經濟被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和多起突發事件包圍，緩慢增長依舊是主旋律，如何恢復全球經濟增長是達沃斯年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世界經濟論壇最近在公報中強調：“要打造應勢而為、勇于擔當的領導力，我們必須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更堅定地推動包容性發展和公平增長。”
達沃斯冬季年會前夕，世界經濟論壇在倫敦最新發布了《2017年全球風險報告》。750名專家對30項全球風險以及13個潛在趨勢進行了評估。受訪專家認為，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是威脅未來10年全球發展的最大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一直復蘇乏力。如今，僅僅促進增長已經無法修復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需要對市場資本主義進行根本性改革，以應對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抬頭。
報告還指出，發達國家傳統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速在放緩，低于拉美、非洲，尤其是亞洲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速。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實施的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就業，但也加劇了收入不平等。金融資產持有者收入大幅增加，而工人實際收入卻增長非常緩慢。
報告還說，目前很難找到帶領全球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道的方法，而政策制定者還面臨更多挑戰。比如，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民眾普遍缺乏財務安全感的問題也應受到更多重視。
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還列舉了五個最大挑戰，分別是提高全球經濟增長、技術發展帶來的干擾、社會凝聚力、地緣政治威脅以及氣候變化。世界經濟論壇說，盡管當前全球處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榮階段”，但許多國家仍深陷“經濟沮喪情緒”之中，從而產生“反政府情緒、民粹主義潮流以及反全球化思想”。報告強調，提高經濟增長只能部分解決問題，彌合“我們政治經濟中越來越深的裂痕”也十分重要。
達沃斯年會組織者還指出，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最好的經濟發展指標都應是“生活水準”，而非國內生產總值（GDP）。論壇發布的報告認為，各國應基于“包容性發展”衡量經濟進步，增加對就業培訓等項目的投入，以削弱社會不公。報告建議，經濟決策者應優先考慮壽命、生產率和貧困率等指標。論壇認為，要逆轉生活水準下降的情況，政府應重視教育、性別平等和校園到工作崗位的平穩過渡，同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意大利財長皮耶爾・卡洛・帕多安在論壇上表示，歐盟面臨目前的危機是由于自身缺乏遠見，呼吁政策制定者重視民粹主義抬頭的問題。帕多安表示，選舉中民粹主義屢屢占據上風是反映了選民對于下一代發展、就業機會和安全等問題的深深焦慮。
IMF總裁拉加德18日在論壇上表示，IMF近期也十分關注全球的貧富差距問題，目前正在進行相關調研，尋求問題的答案。拉加德表示，一些觀點認為這不應當是經濟學家關注的議題，但是IMF目前有關不平等問題重要性的看法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并希望未來提供相關方面的政策建議。
IMF之前對希臘等國政府進行了經濟援助，作為交換要求其進行一些“不受歡迎的”改革。拉加德18日還表示，隨著西方選民顯露出民粹主義傾向，不平等問題正在影響著全球化進程。她表示，如果危機已經發生，或者選民已發出強烈的訴求信號，那就到了需要采取更多行動的時候。
不少商界人士也在本次會議期間對于過去一年中浮現的種種危機表達關注。瑞銀集團首席執行官塞爾吉奧・埃爾默蒂表示，民粹主義抬頭不利于商業發展，其中原因值得探索。擔任達沃斯會議聯合主席的美國銀行CEO布萊恩・莫伊尼漢在17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國家和經濟必須通過正確的方式實現增長，這種方式需要把大家都包含在內。
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伯克納表示，許多所謂的“新危機”早已潛伏多年，其癥狀被較快的經濟增長所掩蓋。“如果不能保持增長、保證就業，不能讓大多數人獲得繁榮的安全感，就無法解決反全球化、保護主義這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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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次論壇年會時相比，全球經濟正在低增長中面臨著更多意外沖擊，民粹主義抬頭、反全球化思潮高漲，難民問題嚴峻、氣候變化行動受阻等挑戰層出不窮，人們還擔憂著2017年的種�N不確定性。在這場一年一度的全球思想盛宴上，人們如何為這些難題尋求答案？
呼喚新型全球領導力
每年一月，白雪皚皚的達沃斯小鎮都會迎來一場全球性的思想盛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近年來始終在探討，在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的背景下，如何構建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匯聚政治領袖、商界精英、文化科學工作者等各界人士的看法，試圖勾勒一幅全球治理的新圖景。
此次年會主題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于擔當”。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表示，之所以設定這一議題是因為當今全球反全球化的思潮不斷抬頭，而且民粹主義也呈上升趨勢。
過去一年，全球經濟被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和多起突發事件包圍，在起起伏伏中蹉跎前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3.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的報告稱，預計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2%。
緩慢增長依舊是世界經濟的主旋律，而有關國際秩序主導權的角逐在經貿領域愈發明顯。展望2017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產生的溢出效應將繼續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國際政壇仍有可能成為“黑天鵝”事件的策源地。不確定性與不安情緒仍在持續。
就像施瓦布10日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會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的那樣：“我們的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在這個臨界點，我們關于社會、就業以及國家的傳統理念受到了挑戰，大多數人感到不安全甚至感覺受到了威脅。”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也指出，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逆風，新一輪科技革命仍處于醞釀之中，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相互交織，政治不確定性上升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經濟前景的變數。
“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近來導致更多國家兩極分化。贏家贏得更多了，輸家輸得更多了。這就為民粹主義論述開啟了空間，”世貿組織前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說。
施瓦布表示：“我們需要一種應勢而為、勇于擔當的新型領導力，放眼長遠，目標明確，團結一致，以幫助我們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
什么是新型領導力？施瓦布給出了這樣的解釋：領導者應成為普羅大眾的“雷達系統”，用自己的敏感和同情心感知并回應大眾訴求；領導者還應成為普羅大眾的“指南針”，在正確價值觀和超凡遠見的指導下采取負責任的行動。
達沃斯論壇呼吁，這一領導力意味著必須正視部分社會階層遭受的挫折和不滿，尤其是那些未能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層。
正因如此，本屆論壇聚焦2017年面臨的五大挑戰：如何緊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如何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恢復全球經濟增長；如何改革資本主義市場，恢復商業和社會之間的契約；如何解決因傳統規范受到侵蝕而造成的普遍身份危機，以消除人們的悲觀主義、消極主義和憤世嫉俗的狀態等。為期四天的達沃斯年會上，論壇舉行近400場會議和活動，其中超過半數的討論將關注社會包容性與人類發展話題。
此次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參會嘉賓人數及其多元化代表性都創下歷史記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此次論壇并發表主旨演講。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出席此次年會的其他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包括美國副總統拜登、國務卿克里，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南非總統祖馬，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等。參會的國際組織代表包括世貿組織總干事阿澤維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等。
與會的商界人士包括美國銀行首席執行官（CEO）布萊恩・莫伊尼漢、美國通用汽車CEO瑪麗・博拉、英國聯合利華CEO保羅・波爾曼等。其中，來自中國的企業家包括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百度總裁張亞勤、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孫亞芳等。
繼去年世界經濟論壇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整體主題之后，信息技術等的進步對就業的影響也繼續成為熱門議題。施瓦布教授曾說，當前全球已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早期階段，不斷涌現的新技術將對全球產生顛覆性影響，甚至會撼動人類對自我的認知。施瓦布教授的觀點繼續在論壇上得到諸多回應。美國科技企業惠普首席執行官梅格・惠特曼表示，技術正在動搖所有的產業和職業。
應勢而為
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以及意大利公投修憲失敗等事件屢屢震動全球政壇和金融市場，均反映出反全球化的傾向。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如何令全球化發展趨利避害、實現包容性發展成為重要看點。
在本屆達沃斯論壇年會設置的5個支柱議題中，“重塑全球合作”排在首位。論壇解釋說，目前的全球合作體系已經過時，如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打造一個有活力、包容性的新體系來幫助管控全球化的影響。
英國去年6月底通過全民公投決定脫離歐盟，2017年將正式開啟“脫歐”進程，雙方貿易和投資等關系的重新建立充滿不確定性；去年11月，主張“美國至上”的特朗普意外贏得美國大選，美國貿易政策走向撲朔迷離；而一個月之后，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時任總理倫齊宣布下臺，“疑歐派”占據上風。
分析指出，這些事件反映出一種反全球化的傾向，原來在全球事務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些西方國家，正在放下曾經舉起的“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的大旗，害怕全球化的潮水沖走本國的經濟利益和民眾福祉。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楊希雨認為，全球化作為一種客觀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雖然目前面臨結構性問題和阻力，但不應因噎廢食，反全球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受邀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本屆年會的智傲物流集團總裁塔里克・蘇丹指出：“在走出國門的貨物、服務、人員出現反向回流時，它們所隸屬的經濟體的自身利益不可能不受到�樂廝鷙Α！�
分析人士認為，反全球化風潮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全球部分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加劇，社會怨氣因此累積，一些政治人物利用經濟不平衡帶來的社會怨氣，打起“民粹牌”，采取逆全球化的立場和行動，以俘獲民心。而引起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原因包括一些國家經濟結構和治理能力存在缺陷，未能很好控制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導致包容性不足。
正因如此，本屆達沃斯年會向全球領導者發出呼吁，要求他們應勢而為，勇于擔當，推動全球化進程和世界經濟向健康方向發展，推動構建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目前全球化正停滯不前，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推動力已不存在，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說。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尼布利特對于全球化做出了以下判斷：第一，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曾經的自由經濟秩序旗手正在選擇后退，他們將不再是全球化的旗手；第二，美國和歐洲倒不一定會像它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而是會盡力維持目前既有的全球化水平，維持關稅水平，但同時“重新校正”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做出更為務實的選擇；第三，今后全球經濟的增長也許更多依靠各個國家自身的經濟增長驅動，可能更多依靠基礎設施投資。
包容性增長
全球經濟被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和多起突發事件包圍，緩慢增長依舊是主旋律，如何恢復全球經濟增長是達沃斯年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世界經濟論壇最近在公報中強調：“要打造應勢而為、勇于擔當的領導力，我們必須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更堅定地推動包容性發展和公平增長。”
達沃斯冬季年會前夕，世界經濟論壇在倫敦最新發布了《2017年全球風險報告》。750名專家對30項全球風險以及13個潛在趨勢進行了評估。受訪專家認為，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是威脅未來10年全球發展的最大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一直復蘇乏力。如今，僅僅促進增長已經無法修復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需要對市場資本主義進行根本性改革，以應對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抬頭。
報告還指出，發達國家傳統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速在放緩，低于拉美、非洲，尤其是亞洲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速。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實施的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就業，但也加劇了收入不平等。金融資產持有者收入大幅增加，而工人實際收入卻增長非常緩慢。
報告還說，目前很難找到帶領全球經濟重回快速增長軌道的方法，而政策制定者還面臨更多挑戰。比如，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民眾普遍缺乏財務安全感的問題也應受到更多重視。
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還列舉了五個最大挑戰，分別是提高全球經濟增長、技術發展帶來的干擾、社會凝聚力、地緣政治威脅以及氣候變化。世界經濟論壇說，盡管當前全球處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榮階段”，但許多國家仍深陷“經濟沮喪情緒”之中，從而產生“反政府情緒、民粹主義潮流以及反全球化思想”。報告強調，提高經濟增長只能部分解決問題，彌合“我們政治經濟中越來越深的裂痕”也十分重要。
達沃斯年會組織者還指出，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最好的經濟發展指標都應是“生活水準”，而非國內生產總值（GDP）。論壇發布的報告認為，各國應基于“包容性發展”衡量經濟進步，增加對就業培訓等項目的投入，以削弱社會不公。報告建議，經濟決策者應優先考慮壽命、生產率和貧困率等指標。論壇認為，要逆轉生活水準下降的情況，政府應重視教育、性別平等和校園到工作崗位的平穩過渡，同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意大利財長皮耶爾・卡洛・帕多安在論壇上表示，歐盟面臨目前的危機是由于自身缺乏遠見，呼吁政策制定者重視民粹主義抬頭的問題。帕多安表示，選舉中民粹主義屢屢占據上風是反映了選民對于下一代發展、就業機會和安全等問題的深深焦慮。
IMF總裁拉加德18日在論壇上表示，IMF近期也十分關注全球的貧富差距問題，目前正在進行相關調研，尋求問題的答案。拉加德表示，一些觀點認為這不應當是經濟學家關注的議題，但是IMF目前有關不平等問題重要性的看法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并希望未來提供相關方面的政策建議。
IMF之前對希臘等國政府進行了經濟援助，作為交換要求其進行一些“不受歡迎的”改革。拉加德18日還表示，隨著西方選民顯露出民粹主義傾向，不平等問題正在影響著全球化進程。她表示，如果危機已經發生，或者選民已發出強烈的訴求信號，那就到了需要采取更多行動的時候。
不少商界人士也在本次會議期間對于過去一年中浮現的種種危機表達關注。瑞銀集團首席執行官塞爾吉奧・埃爾默蒂表示，民粹主義抬頭不利于商業發展，其中原因值得探索。擔任達沃斯會議聯合主席的美國銀行CEO布萊恩・莫伊尼漢在17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國家和經濟必須通過正確的方式實現增長，這種方式需要把大家都包含在內。
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伯克納表示，許多所謂的“新危機”早已潛伏多年，其癥狀被較快的經濟增長所掩蓋。“如果不能保持增長、保證就業，不能讓大多數人獲得繁榮的安全感，就無法解決反全球化、保護主義這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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