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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陽門附近的一處地下通道,夜里十點半。這一百一十五位受苦的人啊,凍得哆哆嗦嗦,流著鼻涕,鉆在不足以給他們足夠溫暖的被褥中,倚著地下通道的墻壁,看著來往的人群……


對于在朝陽門附近上班的白領們來說,他們意味著一堆破爛的、散發潮濕臭味的被褥;意味著貧困、窘迫和漂泊;意味著底層。白領與農民工同在這個城市中卻宛如平行世界,彼此不會發生什么關系。”


——摘自劉麗朵《底層詩意:紀錄電影<我的詩篇>拍攝手記》


她們失意的  得意的  疲憊的  幸福的

散亂的  無助的  孤獨的……表情

她們來自村  屯  坳  組  

她們聰明的 笨拙的  

她們膽怯的  懦弱的……


如今  她們跪著 

 對面是高大明亮的玻璃門窗

黑色制服的保安  锃亮的車輛  綠色的年桔

金燦燦的廠名招牌在陽光下散發著光亮

她們跪在廠門口  舉著一塊硬紙牌

上面笨拙地寫著“給我血汗錢”


她們四個毫無懼色地跪在工廠門口

她們周圍是一群觀眾  數天前  她們是老鄉

工友  朋友  或者上下工位的同事


她們面無表情地看著四個跪下的女工

她們目睹四個工友被保安拖走  她們目睹

一個女工的鞋子掉了  她們目睹另一個女工

掙扎時褲子破了  她們沉默地看著

下跪的四個女工被拖到遠方  她們眼神里

沒有悲傷  沒有喜悅……


她們目無表情地走進廠房

她們深深的不幸讓我悲傷或者沮喪


——鄧小瓊《跪著的討薪者》


這段場景記錄在《我的詩篇》里,討薪發起人之一熊壯面對鏡頭不卑不亢:“雖然說我們文化沒有,但是我們最起碼說,做人的道理還是懂,人和人之間就是要講誠信……”走投無路來到這里,討公道的方式各有不同,而作為3.1億產業工人,其中有約2.3億是農民工。“還我們血汗錢”這幾個字,讓著115人更有尊嚴更坦蕩。


毫無懼色,因為討回血汗錢他們理直氣壯。跪著,因為這是他們活著的姿態。


《我的詩篇》全球第一部關于工人寫詩的紀錄片,2015年6月獲香港上海電影節金爵獎,2016年只能靠眾籌的方式在影院小范圍放映,在國內鮮為人知。雖然沖刺2017年奧斯卡無果,卻是我第一次看到全場觀眾最后集體落淚的電影。


很遺憾,為了電影能夠過審和上映,“跪著的討薪者”被刪減到幾分鐘,即便如此,當他們跪著讀這首詩時,大多數觀影者都在抹眼淚。除此以外,電影主要記錄了其他6位工人和他們的詩。




陳年喜·炸裂志

陳年喜,陜西省丹鳳縣人,生于1970年,高中學歷。至今當了十五巷道爆破工。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寫詩。


 影片最后,爆破工人陳年喜回到破敗的農村老家。




父親突然癱瘓在病床上,家徒四壁不足以形容其慘淡。面對如此頹然處境,陳年喜詢問父親,冷不冷,最近吃飯怎么樣。父親憤怒地說,我這樣,怎么吃,吃了怎么拉?他又問,有醫保么?這是農民看病的最后一條出路。父親情緒激動地說著,什么都沒有。老人躺在床上拖著癱瘓地身體,奮力撐起脖子指著空氣大罵:“政府那幫愣慫,把這些都寫寫,發到網上!”




就在三個月前,陳年喜被礦廠辭退,一分錢工資都沒拿到地回了老家。


我微小的親人 遠在商山腳下

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我身體里有炸藥三噸

他們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巖石一樣 炸裂一地


——陳年喜《炸裂志》


在荒山中爆破,常年不能回家和妻兒團聚,陳年喜的臉上落滿愧疚。未然說,詩性和神性一樣,連同人性一起存在于我們自身。陳年喜趴在公棚稱不上桌子的臺子上,弓著腰,以父親的尊嚴,寫下這首給兒子的詩,無比浪漫:


兒子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兒子用你精確無誤的數學算算

爸爸還能夠走多遠

 

兒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數字

看穿金剛變形的伎倆

但還看不清那些人間的實景

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

又怕你真的看清


——陳年喜《兒子》


電影中有一個場景,陳年喜和工友坐在荒山野草里吃午飯。三個中年男人坐在土山上,擰開一瓶二鍋頭,倒進瓶蓋,一人一口輪流喝。




身后是所謂的祖國大好河山,陳年喜起身,沖著沒人煙的大山,仰天唱出一句秦腔:包拯放糧陳州地,貪官奸商都肅清。

活著,就是沖天一喊

真情和真理 

皆在民間


——陳年喜《秦腔》


電影拍攝完成后不久,陳年喜父親去世。他的詩被很多人喜歡著,而他的生活依舊在暗無天日的礦井下一次次爆破,炸裂。


再低微的骨頭里也有江河

我選擇爆力,劈山救母


——陳年喜《宿命》


丟掉工作回家后,面對重病的父親,他忍辱負重。翻出當年結婚時寫給妻子的詩,他笑著撫摸著被裝裱起來的小詩,面露中年男人的羞澀和孩子一樣的驕傲,那時他是幸福的。


我水銀一樣純凈的愛人

今夜,我馬放南山,繞開死亡

在白雪之上,為你寫下絕世的詩行


——陳年喜《愛人》


鄔霞·吊帶裙

鄔霞,四川寶安人,1982年出生。作為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初中還沒有畢業,便跟著母親來到深圳,在一家工廠當起了童工,開始了她長達12年的工廠生活。


鄔霞是整部電影里最明媚的部分。




1984年出生的鄔霞是一名制衣廠的工人,13歲來到深圳成為一名打工妹。


她像每個愛美的女孩子一樣,最喜歡吊帶裙,每天在工廠工作穿著灰色的制服,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帶裙,最喜歡那條夜市地攤上花70塊買到的粉紅色裙子。衣柜里最貴的裙子200塊,穿上這條裙子,是她生命中最快樂的部分。


她說最美麗瞬間,就是每天三更半夜穿著裙子,躲進去工廠衛生間。那時候那里已經沒有人了,窗戶比較黑,她把窗戶當做鏡子在那里照,左轉啊,右轉啊,自己在那里沾沾自喜地笑,就像寫詩一樣,達到了癡迷的程度。


她說:“如果我丟了它的話,就不知道我到哪里去尋找快樂。”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

我手握電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溫

 

我要先把吊帶熨平

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

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

多么可愛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

林蔭道上

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

……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濕的廠服

吊帶裙  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

走向某個時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愛你


——鄔霞《吊帶裙》




2011年鄔霞的父親突發中風,治愈后又診斷出肝囊腫、腎囊腫和輕度老年癡呆,以及重度抑郁癥,無法再出去打工,母親為了照顧父親,也只能留在家里。全家只能靠鄔霞三千多的工資維持生計。鄔霞帶著兩個孩子,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深圳50平米的出租屋里。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工資微薄。


這種慘痛的遭遇總出現蝸居在底層的人之中,多到讓人麻木。電視、報紙各類媒體上無限烘托這些來自人間的悲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全家人枯坐在灰暗的房間里嘆氣,觀眾對著報道流出幾滴“上帝”般珍貴的眼淚。


但在鄔霞身上,我們無法憐憫,只有羨慕和欽佩。全家8口一起擠在一套租來的50平方米的房子里笑聲不斷。父親重病時,文友們積極募捐,籌到七萬多塊,幫鄔霞度過難關,讓她更加相信這個世界是充滿希望的。現在父親病情穩定,成了全家的歡樂果。父親說,不管是租來的房子還是買來的,都是家,都要用心裝扮。全家人管父親叫“設計師”,他在家里貼滿了歐洲的風景照,用紅色的膠條貼著邊兒,父親說,紅色的喜慶。家里的窗戶上貼滿了蝴蝶,父親說,這叫破繭成蝶。


花幾十塊錢買到的彩燈,掛在家里,關了燈就能讓全家人感到幸福。70塊的裙子也能穿出全世界最真誠的美麗。


一家人 就是一株合歡樹

爸 您就是支撐我們全家的樹干
帶領一家人在生活的油鍋里翻來滾去


深圳有好車好房 并不屬于我們
住著租來的房子
我們也能擁有陽光


爸 生活有多艱難 就有多珍貴
我們的小屋就是暴風雨中寧靜的鳥巢


——鄔霞《家》


她說,“我們是農民,來到這個城市又叫農民工。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14歲剛來深圳,和母親在一家日資工廠打工,小鄔霞坐在工廠里破舊的桶上,公司翻譯狠狠踹了一腳桶,不讓她坐在上面,當時她覺得很屈辱,覺得低人一等,那種憤怒成了她第一次寫詩的動力。


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們爛在泥土里,

培植愛的花朵


  ——鄔霞《我不是沒有想到過死亡》


《我的詩篇》入圍上海電影節,紅毯上鄔霞穿著她最愛的吊帶裙,前面是劉亦菲接受采訪,瘦瘦小小的鄔霞抿著嘴很緊張,身邊的吳曉波挽了挽她的肩。她的裙子不像女明星的那么昂貴又貼身,但她的美麗無與倫比,誰也不能讓她黯淡。


我有一座隱秘的花園

任何人都無法摧毀

                    

——鄔霞《鄔霞》


許立志·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許立志,1990年7月28日生于廣東揭陽一戶普通的農村家庭,高中畢業后在廣州、揭陽等地打工,2011年初來到深圳,進入富士康公司成為一名流水線工人。9月30日墮樓辭世。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他們管它叫做螺絲

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
那些低于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
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涌而出

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
恥辱的詩


這是電影中的最后一個人物。從某種程度上講,因為許立志跳樓身亡,主流媒體紛紛報道,人們才開始將視線轉向這群最不被注意到的大多數和他們的詩。


一定得有人死去,才能看到這個群體的存在么?才能肯定他們的價值么?他們明明是大多數,他們為這個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價值。


電影中有一段采訪許立志的父親。老老實實的農村人,條件不好也不差,唯獨想不明白兒子選擇墜樓是為什么?父親說許立志就是太內向了,什么都不說,才會落得這個結局。父親有段話令人印象深刻。父親拿出認真探討問題的態度,十分冷靜地說:寫詩放在清朝以前,可以進入仕途,換一生安穩富貴。現在寫詩有什么用?


就是因為父親說得太有道理,反而更加難過。


我還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

 

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

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

 

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我彌留之際》許立志

 

電影記錄了許立志的哥哥乘船,將許立志的骨灰灑進大海,水中骨灰飄散自由自在。熒幕上出現了這句“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再次落淚,生活給不了一個年輕生命的救贖與告慰,詩歌可以,許立志終于可以永遠留在他的詩歌世界里,來時、去時都很好。



 

很多公知、大V都參與進來,他們讀了這些打工者的詩,無論多么認真虔誠,真正讓我淚流滿面的是這些詩人站在一個小小的舞臺上,不明亮的燈照在他們拘謹、膽怯、拘謹、善良的臉上,他們皺著眉頭竭力克服口音,用非常不標準的普通話,像小學生朗讀課文一樣,一字一句讀著自己的詩,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注視著他們,人們屏住呼吸,終于聽到了屬于他們的聲音。


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在社會中沉默失語。工人,特別是農民工,他們在社會中以人數取勝,占據了主流位置,但在話語權力的爭奪戰里屬于邊緣人群,人數最多,也最容易被忽視。尤其在一個大肆宣揚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很可怕也很危險。他們是社會的螺絲釘,理所應當地擰在每個關節處,卻早已銹跡斑斑,成為瘡痍。


有次坐地鐵,車門打開,一大群農民工擠進車廂,天氣很熱,他們身上的味道很不好聞。晚上十點多的地鐵,空座很多。他們堅持站著,或是擠在角落里,堅持坐在自己的大行李包上。他們眼神非常敏感,一旦被人注視,便渾身緊張不自在地躲躲閃閃。我抬手指了指對面的空坐,有位大哥笑嘻嘻地著急擺手,他說:“不坐了,我們身上太臟。”當時就想“人生來平等”這個世紀玩笑已經再不能打動人了。誰比誰偉大,誰比誰生來高貴,但不公的虛偽的,創造了這個世界的虛擬而堅固的等級制度。


《我的詩篇》是獨特的,這些詩是那些躺在床上慵懶地喊喊疼的詩人,永遠不可能寫出來的。相比之下,衣食無憂的詩人以性情散漫放蕩為榮,咖啡館茶館聊人生談理想,混一混文藝圈,開個微博,做幾個講座,文化包裝一番,出幾本詩集,云游四海漂泊海外,過上人人艷羨自由自在的生活,注定這輩子寫不出這種能在人胸口鑿出大洞的詩歌。富貴名利,偷走了本該屬于讀者的詩心。


導演秦曉宇所說:“很多人并不知道,當代中國工人在創造出巨大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也創作了數量驚人的詩篇,其中的佳作和許多知名詩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這部分文學成就被嚴重忽視和低估。這些詩歌,就像它們的作者一樣,長期消隱于光亮之外。現在,《我的詩篇》要讓他們從幽暗處現身,從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中站出來,展示他們的詩篇。”


最后,算是一個好消息,在2016年,通過眾籌包場的方式,在全國影院放映千次之后,《我的詩篇》贏得了全國公映的機會,定檔1月13日,也就是明天。而壞消息是,有多少影院愿意排片?




目前,北京只有8家影院排片,且一天只有一場,那么二三線城市的情況更不敢想。如果你曾為《百鳥朝鳳》鳴不平,那么這次也懇請大家為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爭取一小塊熒幕。比起被爛片坑錢,更怕錯過一部還原了中國社會本來面目的真實電影。就連導演自己,也把愿望降得很卑微,不求票房,只求不被下檔。看過電影后,你會為這種卑微感到悲哀。


“公映不等于所有地區都會排片,也不保證有黃金時段的場次,如果首周末上座率不佳甚至還有下檔之虞。我們從未想過什么票房大賣,惟愿對的觀眾不會因客觀原因錯過這部影片。”從我看完電影之后,對身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推薦了這個電影。很開心,有機會看過電影的朋友,會激動地回來找我聊里面的詩歌、這種社會狀況和問題,也同我一樣瘋狂推薦給身邊人。


我們都很清楚,比起名導演大明星的電影,《我的詩篇》在上映前唯一的“炒作”,就是在直播平臺搞了一場24小時不間歇讀詩的生存挑戰,羅振宇、吳曉波、梁文道、汪涵、史航等“愛書“人參與其中。然而,頂著紀錄片的標簽,沒有華麗的發布會,沒有炒作緋聞大明星,影院多排片都很奢侈。


最后借用導演所說,一個好的社會,是各個階級的人都能有對話。是的,他們的聲音還很微弱黯淡,但希望你停下來,聽他們讀完這首“我們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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