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陽門附近的一處地下通道,夜里十點半。這一百一十五位受苦的人啊,凍得哆哆嗦嗦,流著鼻涕,鉆在不足以給他們足夠溫暖的被褥中,倚著地下通道的墻壁,看著來往的人群……
對于在朝陽門附近上班的白領們來說,他們意味著一堆破爛的、散發潮濕臭味的被褥;意味著貧困、窘迫和漂泊;意味著底層。白領與農民工同在這個城市中卻宛如平行世界,彼此不會發生什么關系。”
——摘自劉麗朵《底層詩意:紀錄電影<我的詩篇>拍攝手記》
她們失意的
散亂的
她們來自村
如今
黑色制服的保安
金燦燦的廠名招牌在陽光下散發著光亮
她們跪在廠門口
上面笨拙地寫著“給我血汗錢”
她們四個毫無懼色地跪在工廠門口
她們周圍是一群觀眾
工友
她們面無表情地看著四個跪下的女工
她們目睹四個工友被保安拖走
一個女工的鞋子掉了
掙扎時褲子破了
下跪的四個女工被拖到遠方
沒有悲傷
她們目無表情地走進廠房
她們深深的不幸讓我悲傷或者沮喪
——鄧小瓊《跪著的討薪者》
這段場景記錄在《我的詩篇》里,討薪發起人之一熊壯面對鏡頭不卑不亢:“雖然說我們文化沒有,但是我們最起碼說,做人的道理還是懂,人和人之間就是要講誠信……”走投無路來到這里,討公道的方式各有不同,而作為3.1億產業工人,其中有約2.3億是農民工。“還我們血汗錢”這幾個字,讓著115人更有尊嚴更坦蕩。
毫無懼色,因為討回血汗錢他們理直氣壯。跪著,因為這是他們活著的姿態。
《我的詩篇》全球第一部關于工人寫詩的紀錄片,2015年6月獲香港上海電影節金爵獎,2016年只能靠眾籌的方式在影院小范圍放映,在國內鮮為人知。雖然沖刺2017年奧斯卡無果,卻是我第一次看到全場觀眾最后集體落淚的電影。
很遺憾,為了電影能夠過審和上映,“跪著的討薪者”被刪減到幾分鐘,即便如此,當他們跪著讀這首詩時,大多數觀影者都在抹眼淚。除此以外,電影主要記錄了其他6位工人和他們的詩。
陳年喜·炸裂志
陳年喜,陜西省丹鳳縣人,生于1970年,高中學歷。至今當了十五巷道爆破工。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寫詩。
影片最后,爆破工人陳年喜回到破敗的農村老家。
父親突然癱瘓在病床上,家徒四壁不足以形容其慘淡。面對如此頹然處境,陳年喜詢問父親,冷不冷,最近吃飯怎么樣。父親憤怒地說,我這樣,怎么吃,吃了怎么拉?他又問,有醫保么?這是農民看病的最后一條出路。父親情緒激動地說著,什么都沒有。老人躺在床上拖著癱瘓地身體,奮力撐起脖子指著空氣大罵:“政府那幫愣慫,把這些都寫寫,發到網上!”
就在三個月前,陳年喜被礦廠辭退,一分錢工資都沒拿到地回了老家。
我微小的親人 遠在商山腳下
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我身體里有炸藥三噸
他們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巖石一樣 炸裂一地
——陳年喜《炸裂志》
在荒山中爆破,常年不能回家和妻兒團聚,陳年喜的臉上落滿愧疚。未然說,詩性和神性一樣,連同人性一起存在于我們自身。陳年喜趴在公棚稱不上桌子的臺子上,弓著腰,以父親的尊嚴,寫下這首給兒子的詩,無比浪漫:
兒子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兒子用你精確無誤的數學算算
爸爸還能夠走多遠
兒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數字
看穿金剛變形的伎倆
但還看不清那些人間的實景
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
又怕你真的看清
——陳年喜《兒子》
電影中有一個場景,陳年喜和工友坐在荒山野草里吃午飯。三個中年男人坐在土山上,擰開一瓶二鍋頭,倒進瓶蓋,一人一口輪流喝。
身后是所謂的祖國大好河山,陳年喜起身,沖著沒人煙的大山,仰天唱出一句秦腔:包拯放糧陳州地,貪官奸商都肅清。
活著,就是沖天一喊
真情和真理
皆在民間
——陳年喜《秦腔》
電影拍攝完成后不久,陳年喜父親去世。他的詩被很多人喜歡著,而他的生活依舊在暗無天日的礦井下一次次爆破,炸裂。
再低微的骨頭里也有江河
我選擇爆力,劈山救母
——陳年喜《宿命》
丟掉工作回家后,面對重病的父親,他忍辱負重。翻出當年結婚時寫給妻子的詩,他笑著撫摸著被裝裱起來的小詩,面露中年男人的羞澀和孩子一樣的驕傲,那時他是幸福的。
我水銀一樣純凈的愛人
今夜,我馬放南山,繞開死亡
在白雪之上,為你寫下絕世的詩行
——陳年喜《愛人》
鄔霞·吊帶裙
鄔霞,四川寶安人,1982年出生。作為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初中還沒有畢業,便跟著母親來到深圳,在一家工廠當起了童工,開始了她長達12年的工廠生活。
鄔霞是整部電影里最明媚的部分。
1984年出生的鄔霞是一名制衣廠的工人,13歲來到深圳成為一名打工妹。
她像每個愛美的女孩子一樣,最喜歡吊帶裙,每天在工廠工作穿著灰色的制服,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帶裙,最喜歡那條夜市地攤上花70塊買到的粉紅色裙子。衣柜里最貴的裙子200塊,穿上這條裙子,是她生命中最快樂的部分。
她說最美麗瞬間,就是每天三更半夜穿著裙子,躲進去工廠衛生間。那時候那里已經沒有人了,窗戶比較黑,她把窗戶當做鏡子在那里照,左轉啊,右轉啊,自己在那里沾沾自喜地笑,就像寫詩一樣,達到了癡迷的程度。
她說:“如果我丟了它的話,就不知道我到哪里去尋找快樂。”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
我手握電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溫
我要先把吊帶熨平
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
然后從腰身開始熨起
多么可愛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凈的手
林蔭道上
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
……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濕的廠服
吊帶裙 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
走向某個時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愛你
——鄔霞《吊帶裙》
2011年鄔霞的父親突發中風,治愈后又診斷出肝囊腫、腎囊腫和輕度老年癡呆,以及重度抑郁癥,無法再出去打工,母親為了照顧父親,也只能留在家里。全家只能靠鄔霞三千多的工資維持生計。鄔霞帶著兩個孩子,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深圳50平米的出租屋里。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工資微薄。
這種慘痛的遭遇總出現蝸居在底層的人之中,多到讓人麻木。電視、報紙各類媒體上無限烘托這些來自人間的悲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全家人枯坐在灰暗的房間里嘆氣,觀眾對著報道流出幾滴“上帝”般珍貴的眼淚。
但在鄔霞身上,我們無法憐憫,只有羨慕和欽佩。全家8口一起擠在一套租來的50平方米的房子里笑聲不斷。父親重病時,文友們積極募捐,籌到七萬多塊,幫鄔霞度過難關,讓她更加相信這個世界是充滿希望的。現在父親病情穩定,成了全家的歡樂果。父親說,不管是租來的房子還是買來的,都是家,都要用心裝扮。全家人管父親叫“設計師”,他在家里貼滿了歐洲的風景照,用紅色的膠條貼著邊兒,父親說,紅色的喜慶。家里的窗戶上貼滿了蝴蝶,父親說,這叫破繭成蝶。
花幾十塊錢買到的彩燈,掛在家里,關了燈就能讓全家人感到幸福。70塊的裙子也能穿出全世界最真誠的美麗。
一家人 就是一株合歡樹
爸 您就是支撐我們全家的樹干
帶領一家人在生活的油鍋里翻來滾去
深圳有好車好房 并不屬于我們
住著租來的房子
我們也能擁有陽光
爸 生活有多艱難 就有多珍貴
我們的小屋就是暴風雨中寧靜的鳥巢
——鄔霞《家》
她說,“我們是農民,來到這個城市又叫農民工。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14歲剛來深圳,和母親在一家日資工廠打工,小鄔霞坐在工廠里破舊的桶上,公司翻譯狠狠踹了一腳桶,不讓她坐在上面,當時她覺得很屈辱,覺得低人一等,那種憤怒成了她第一次寫詩的動力。
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們爛在泥土里,
培植愛的花朵
——鄔霞《我不是沒有想到過死亡》
《我的詩篇》入圍上海電影節,紅毯上鄔霞穿著她最愛的吊帶裙,前面是劉亦菲接受采訪,瘦瘦小小的鄔霞抿著嘴很緊張,身邊的吳曉波挽了挽她的肩。她的裙子不像女明星的那么昂貴又貼身,但她的美麗無與倫比,誰也不能讓她黯淡。
我有一座隱秘的花園
任何人都無法摧毀
——鄔霞《鄔霞》
許立志·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許立志,1990年7月28日生于廣東揭陽一戶普通的農村家庭,高中畢業后在廣州、揭陽等地打工,2011年初來到深圳,進入富士康公司成為一名流水線工人。9月30日墮樓辭世。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他們管它叫做螺絲
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
那些低于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
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涌而出
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
恥辱的詩
這是電影中的最后一個人物。從某種程度上講,因為許立志跳樓身亡,主流媒體紛紛報道,人們才開始將視線轉向這群最不被注意到的大多數和他們的詩。
一定得有人死去,才能看到這個群體的存在么?才能肯定他們的價值么?他們明明是大多數,他們為這個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價值。
電影中有一段采訪許立志的父親。老老實實的農村人,條件不好也不差,唯獨想不明白兒子選擇墜樓是為什么?父親說許立志就是太內向了,什么都不說,才會落得這個結局。父親有段話令人印象深刻。父親拿出認真探討問題的態度,十分冷靜地說:寫詩放在清朝以前,可以進入仕途,換一生安穩富貴。現在寫詩有什么用?
就是因為父親說得太有道理,反而更加難過。
我還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
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
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
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我彌留之際》許立志
電影記錄了許立志的哥哥乘船,將許立志的骨灰灑進大海,水中骨灰飄散自由自在。熒幕上出現了這句“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再次落淚,生活給不了一個年輕生命的救贖與告慰,詩歌可以,許立志終于可以永遠留在他的詩歌世界里,來時、去時都很好。
很多公知、大V都參與進來,他們讀了這些打工者的詩,無論多么認真虔誠,真正讓我淚流滿面的是這些詩人站在一個小小的舞臺上,不明亮的燈照在他們拘謹、膽怯、拘謹、善良的臉上,他們皺著眉頭竭力克服口音,用非常不標準的普通話,像小學生朗讀課文一樣,一字一句讀著自己的詩,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注視著他們,人們屏住呼吸,終于聽到了屬于他們的聲音。
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在社會中沉默失語。工人,特別是農民工,他們在社會中以人數取勝,占據了主流位置,但在話語權力的爭奪戰里屬于邊緣人群,人數最多,也最容易被忽視。尤其在一個大肆宣揚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很可怕也很危險。他們是社會的螺絲釘,理所應當地擰在每個關節處,卻早已銹跡斑斑,成為瘡痍。
有次坐地鐵,車門打開,一大群農民工擠進車廂,天氣很熱,他們身上的味道很不好聞。晚上十點多的地鐵,空座很多。他們堅持站著,或是擠在角落里,堅持坐在自己的大行李包上。他們眼神非常敏感,一旦被人注視,便渾身緊張不自在地躲躲閃閃。我抬手指了指對面的空坐,有位大哥笑嘻嘻地著急擺手,他說:“不坐了,我們身上太臟。”當時就想“人生來平等”這個世紀玩笑已經再不能打動人了。誰比誰偉大,誰比誰生來高貴,但不公的虛偽的,創造了這個世界的虛擬而堅固的等級制度。
《我的詩篇》是獨特的,這些詩是那些躺在床上慵懶地喊喊疼的詩人,永遠不可能寫出來的。相比之下,衣食無憂的詩人以性情散漫放蕩為榮,咖啡館茶館聊人生談理想,混一混文藝圈,開個微博,做幾個講座,文化包裝一番,出幾本詩集,云游四海漂泊海外,過上人人艷羨自由自在的生活,注定這輩子寫不出這種能在人胸口鑿出大洞的詩歌。富貴名利,偷走了本該屬于讀者的詩心。
導演秦曉宇所說:“很多人并不知道,當代中國工人在創造出巨大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也創作了數量驚人的詩篇,其中的佳作和許多知名詩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這部分文學成就被嚴重忽視和低估。這些詩歌,就像它們的作者一樣,長期消隱于光亮之外。現在,《我的詩篇》要讓他們從幽暗處現身,從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中站出來,展示他們的詩篇。”
最后,算是一個好消息,在2016年,通過眾籌包場的方式,在全國影院放映千次之后,《我的詩篇》贏得了全國公映的機會,定檔1月13日,也就是明天。而壞消息是,有多少影院愿意排片?
目前,北京只有8家影院排片,且一天只有一場,那么二三線城市的情況更不敢想。如果你曾為《百鳥朝鳳》鳴不平,那么這次也懇請大家為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爭取一小塊熒幕。比起被爛片坑錢,更怕錯過一部還原了中國社會本來面目的真實電影。就連導演自己,也把愿望降得很卑微,不求票房,只求不被下檔。看過電影后,你會為這種卑微感到悲哀。
“公映不等于所有地區都會排片,也不保證有黃金時段的場次,如果首周末上座率不佳甚至還有下檔之虞。我們從未想過什么票房大賣,惟愿對的觀眾不會因客觀原因錯過這部影片。”從我看完電影之后,對身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推薦了這個電影。很開心,有機會看過電影的朋友,會激動地回來找我聊里面的詩歌、這種社會狀況和問題,也同我一樣瘋狂推薦給身邊人。
我們都很清楚,比起名導演大明星的電影,《我的詩篇》在上映前唯一的“炒作”,就是在直播平臺搞了一場24小時不間歇讀詩的生存挑戰,羅振宇、吳曉波、梁文道、汪涵、史航等“愛書“人參與其中。然而,頂著紀錄片的標簽,沒有華麗的發布會,沒有炒作緋聞大明星,影院多排片都很奢侈。
最后借用導演所說,一個好的社會,是各個階級的人都能有對話。是的,他們的聲音還很微弱黯淡,但希望你停下來,聽他們讀完這首“我們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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