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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大學的辦學理念和效果如何？它們能為中國高等教育帶來什么？如何推動中國高教制度的改革？面臨著哪些爭議和困境？它們教不教馬列、有沒有黨委、搞不搞軍訓？
“諾丁鴨，你們先走吧！”幾個學生嬉笑著從教學樓一側的星巴克走出來，一群搖搖擺擺的灰色水禽令他們止步。
“諾丁鴨”其實是來自英國諾丁漢大學的灰天鵝，因形似鴨子而得名。在寧波引進諾丁漢大學的過程中，它也被從英國空運而來，作為校園吉祥物。多年來，它添了很多中文名字，比如“寧諾神獸”……
“神獸”是貴族。它們懂得去教學樓躲雨，也會在教室里下蛋。行人、車輛都得主動讓行，且不能隨意喂食。如有虐待損傷行為，將面臨重罰乃至開除的處分。
它們又是見證者。在2003年9月1日起實施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下，中國本土高等教育多了一種全新選擇——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而寧波諾丁漢大學，正是其中的第一所。
1 到中國來能賺多少錢？ 1878年，美國圣公會傳教士施若瑟在上海滬西購得84畝土地，用它建立了中國大陸近代第一所大學——圣約翰大學。
這所大學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每到周末，接學生回家的汽車會在校門口排起長龍。即使在十里洋場的舊上海，也堪稱一個奢華的奇觀。
百年一瞬而過，現今的中外合作大學的學費普遍仍比本土高校貴十倍以上。坊間有評論稱，這是國外高校嗅到中國這塊“肥肉”，而來分一杯教育市場的羹。
然而，對于今天的7所中外合作大學而言，其合作協議中最為基本的共識便是：合作雙方均不盈利。目前除了部分學校擁有政府投入之外，其余的運營經費皆出自學費。
“杜克大學可以說在中國是虧本辦學。”昆山杜克大學媒體總監沈杰說，“全球招聘的老師必須有國際化標準的薪資才能吸引其來中國授課。”
“經濟想要全球化，教育必須國際化。”2003年，在中國加入WTO開放國內教育市場的契機之下，曾創辦浙江萬里學院的徐亞芬引進英國諾丁漢大學，成為中外合作大學的先行者。第一年招了兩百多名學生，還不如一所普通國內高校的一個系多。
無論是法律、政策還是學校文件，這個領域都要從零開始。“連律師也不愿意給學校擬文件，覺得我們辦不下去。”徐亞芬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她去找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周濟說：“萬里學院是公益性辦學，可以先試一試，成功了才能推廣開。”
到今天，寧波諾丁漢大學已經擁有了8屆本科畢業生、10屆碩士畢業生，中外合作大學也由一所擴張到了7所。2015年，7所中外合作大學招收本科生近8000人，盡管仍不足全國這一年942萬高考學生的千分之一。
根據《條例》規定，中外合作大學招生必須經過高考。目前，除個別省份外，所有中外合作大學都是第一批次統一招生。
2
導員開公號，校長曬郵箱 能容納二三十人的寧波諾丁漢大學教室里，只有6個人圍成一圈坐著。來自英國的文學課教師貝徹姆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里都是5名學生用英文討論的聲音。這樣的小班討論課（seminar）正是中外合作大學中主流的課程形式，也是西方大學的通行做法。迥異于中國式的大課堂。
然而，這種課程形式并不意味著輕松。英國文學這門課對學生的要求是：每周讀完一本英文原版小說，一學期的閱讀量在十本以上。課前必須準備，課上必須發言，每一節課的表現都與這門課最后的成績有關。
“教學樓24小時開放，去年考試周我在晚上12點離開自習室回宿舍休息，凌晨4點再回到那里的時候，（同學們上自習的狀況）竟然和我離開的時候一模一樣。”溫州肯恩大學學生吳程程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這也是多所中外合作大學學生反映的普遍感受：“像讀了四年高三”。源自西方的教學體系讓高中老師口中“上了大學就輕松”的狀態成為一種幻想。西交利物浦大學的學生曾經和執行校長席酉民形容說：“這里是學渣的地獄”。
與本土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同，理事會才是中外合作大學的“國會”，校長及管理團隊是理事會決策的執行者。根據《條例》，理事會由中外合作方組成，中外合作辦學者一方擔任理事長，由另一方擔任副理事長。
以溫州肯恩大學為例，15名理事會成員中，中方8名，美方7名。理事會每年開會1-2次，在決定學校的重大決策時，必須有人“提議”且有人“附議”才能進入討論環節，并以羅伯特議事規則投票決定。
大學是半個社會。中外合作大學不僅引入了西方的教學體系，更帶來了另一種社會治理的模式和理念。
“思想教育不能停止，但必須換一個方式。”紀君燕是寧波諾丁漢大學一名學生事務導師，相當于本土大學的“輔導員”。她開設了個人微信公眾號，在公眾號中發布與宿舍生活、學習方法、心理調節等相關的原創文章。
紀君燕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寧波諾丁漢大學幾乎所有的輔導員都主動開設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先把輔導員‘品牌化’了，才能實現潛移默化的思想引導。”
寧波諾丁漢大學大四學生李在洲至今還記得大一時那場轟動全校的“補考潮”：一百多人的教室，補考的學生足足坐滿了兩間。剛進大學的新生們不懂得國外論文引用與抄襲的區別，不少人都在一門課上領到了“鴨蛋”。她多次和在普通國內高校上學的朋友說起這個，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由于學生作業基本用英文完成，中外合作大學都引進了西方大學常用的數據庫查重系統。一旦學生提交作業、論文，系統會直接統計文章內容的重復率。“在學術上是最沒有人情味的。一旦被認定抄襲三次，就會被勸退。考試的時候拿出手機就是作弊。”西交利物浦大學大二學生周洲說。
“無情”的考核方式之外，校方卻給學生留有另一種寬容：校長與學生同桌吃飯，學校所有管理者的郵箱在網上公布。在這些年輕的校園里，學生直接給校長寫郵件反映問題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消除同性戀歧視的學生社團在多所中外合作大學中都能夠批準成立，這在絕大多數的本土大學是一塊禁區。
最近，寧波諾丁漢大學批準成立了一個致力于推動國際間學生融合、消除LGBT歧視的學生社團。“剛開始有些人會質疑這個社團的成立的目的，但校團委詳細考察了社團的初衷和活動，覺得是有意義的。”團委書記戴一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社團成立后，曾有兩個寧波其他學校的學生發來郵件，想要參加活動。為了這兩個學生，社團成員連夜把英文的活動視頻都加上了中文字幕。
3
“體制不是逃避改革的借口” 來自西方的影響，從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之初就深入骨髓。正是因為“西學東漸”，中國才開始創立自己的近代大學。
現在，中外合作大學在傳播新知之外，則有一份新的使命。
“中外合作大學不是外國大學的分校，而是希望在目前兩千多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中，成為‘領頭羊’，成為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探路者。”林金輝長期研究中外合作辦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家以中外合作辦學為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機構——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
由于一直不組織英語四六級報名，西交利物浦大學從辦學之初就承受著學生和家長的壓力。西交利物浦大學黨委書記楊民助寫了公開信，聽取學生公開辯論，還把“學校不考四六級”寫進了招生簡章。
他說：“這種考試會讓學生又回到追求分數的老路上，所以不論家長、學生如何來質疑，我們都不會讓步。”
另一方面，校內各種不同類型的“教授委員會”成為學校決策意見的主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目前國內大學“去行政化”的理想。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韓云瑞退休后，來到西交利物浦大學數理教學中心擔任教師。“在清華，教務處最大，任何學術上的改革只要教務處說‘沒辦法’就只能算了。但在這里，學術事務都須經過教授委員會討論。”他說，“當然，有時候民主的確效率比較低，但讓人感到老師是學校的主人。”
席酉民說，他常會聽到一些本土高校同行對他在“體制外”辦校的羨慕之聲。在他看來，思想上的怕出事、怕擔責，才是改革的最大障礙。“體制不是逃避改革的借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面對‘慕課’挑戰的教與學的創新，難道體制會反對嗎？”
目前，中外合作大學的地點集中在對國外資源較為開放的沿海地區4個省（市）。與溫州類似，其中大部分城市如蘇州、昆山、寧波、深圳，經濟雖然發達，卻缺少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因此，除昆山杜克大學之外，近幾年成立的中外合作大學均由辦學地政府主要出資建設。
雖然中外合作大學一直被寄托著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但至今仍在尋求認可的道路上，遑論影響。“培養國際化人才”做起來遠比喊出來要困難。
從中外合作大學的現有畢業生來看，大多數都選擇出國繼續深造，或進入外企。究竟是否能反哺辦校地點，形成輻射效應，評價仍為時尚早。即便是從有多年辦學歷史的寧波諾丁漢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西交利物浦大學走出來的學生，至今仍時不時地要面對親友“這是不是野雞大學”的尷尬提問。
“內部的挑戰要靠自己去面對，但是國家政策法規與學校發展客觀需求不匹配則是更大的困擾。”席酉民說，我們缺少一部“大學組織法”。有些中外合作大學雖是非營利機構，但在稅收方面卻沒有辦法以非營利機構認定；這類學校以市場機制運轉，但其學費卻需行政審批等等。諸如此類的政策的不完善，給學校的發展帶來了困擾。
外來的力量進入中國如何保證質量，如何保證教育公平？從2006年到2009年，由于業內對中外合作辦學爭論不斷，教育部一度中止審批。恢復審批至今，教育部針對這種新興辦學模式的評估標準仍未出現。
“現在的中國不是晚清的朝廷。”中文流利的菲爾德是昆山杜克大學本科項目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他認為：目前國外大學進入中國，已不可能像清末的西方傳教士那樣辦學，以“領先者”“教育者”的姿態。“我們更希望將學校打造成一個讓中外教育者、中外教授相互交流的平臺”。
這些中外合作大學的管理者，多少都透露出了一分身在“特區”的孤獨。面對南方周末記者，他們說得最多的是：“我們至少能給中國的學生、家長，以及中國的高等教育多一種選擇。”
寧波諾丁漢大學校園里有著來自英國諾丁漢大學的“神獸”——“諾丁鴨”。學生如有虐待損傷行為，索賠金額昂貴且須給予開除處分。 （寧波諾丁漢大學供圖/圖）
今天，中國已經擁有兩千余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其中最為特殊的，是7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大學。
中外合作大學的辦學理念和效果如何？它們能為中國高等教育帶來什么？如何推動中國高教制度的改革？面臨著哪些爭議和困境？它們教不教馬列、有沒有黨委、搞不搞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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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號：nanfangzhoumo
“諾丁鴨，你們先走吧！”幾個學生嬉笑著從教學樓一側的星巴克走出來，一群搖搖擺擺的灰色水禽令他們止步。
“諾丁鴨”其實是來自英國諾丁漢大學的灰天鵝，因形似鴨子而得名。在寧波引進諾丁漢大學的過程中，它也被從英國空運而來，作為校園吉祥物。多年來，它添了很多中文名字，比如“寧諾神獸”……
“神獸”是貴族。它們懂得去教學樓躲雨，也會在教室里下蛋。行人、車輛都得主動讓行，且不能隨意喂食。如有虐待損傷行為，將面臨重罰乃至開除的處分。
它們又是見證者。在2003年9月1日起實施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下，中國本土高等教育多了一種全新選擇——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而寧波諾丁漢大學，正是其中的第一所。
這所大學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每到周末，接學生回家的汽車會在校門口排起長龍。即使在十里洋場的舊上海，也堪稱一個奢華的奇觀。
百年一瞬而過，現今的中外合作大學的學費普遍仍比本土高校貴十倍以上。坊間有評論稱，這是國外高校嗅到中國這塊“肥肉”，而來分一杯教育市場的羹。
然而，對于今天的7所中外合作大學而言，其合作協議中最為基本的共識便是：合作雙方均不盈利。目前除了部分學校擁有政府投入之外，其余的運營經費皆出自學費。
“杜克大學可以說在中國是虧本辦學。”昆山杜克大學媒體總監沈杰說，“全球招聘的老師必須有國際化標準的薪資才能吸引其來中國授課。”
“經濟想要全球化，教育必須國際化。”2003年，在中國加入WTO開放國內教育市場的契機之下，曾創辦浙江萬里學院的徐亞芬引進英國諾丁漢大學，成為中外合作大學的先行者。第一年招了兩百多名學生，還不如一所普通國內高校的一個系多。
無論是法律、政策還是學校文件，這個領域都要從零開始。“連律師也不愿意給學校擬文件，覺得我們辦不下去。”徐亞芬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她去找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周濟說：“萬里學院是公益性辦學，可以先試一試，成功了才能推廣開。”
到今天，寧波諾丁漢大學已經擁有了8屆本科畢業生、10屆碩士畢業生，中外合作大學也由一所擴張到了7所。2015年，7所中外合作大學招收本科生近8000人，盡管仍不足全國這一年942萬高考學生的千分之一。
根據《條例》規定，中外合作大學招生必須經過高考。目前，除個別省份外，所有中外合作大學都是第一批次統一招生。
“招生時，家長問得最多的就是有多少機會能夠出境。”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副校長秦泗釗看來，越來越多的家長愿意付出比本土大學高10-20倍的學費，將孩子送往中外合作大學，正是看中它們能實現“在中國留學”。
（梁淑怡/圖）
然而，這種課程形式并不意味著輕松。英國文學這門課對學生的要求是：每周讀完一本英文原版小說，一學期的閱讀量在十本以上。課前必須準備，課上必須發言，每一節課的表現都與這門課最后的成績有關。
“教學樓24小時開放，去年考試周我在晚上12點離開自習室回宿舍休息，凌晨4點再回到那里的時候，（同學們上自習的狀況）竟然和我離開的時候一模一樣。”溫州肯恩大學學生吳程程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這也是多所中外合作大學學生反映的普遍感受：“像讀了四年高三”。源自西方的教學體系讓高中老師口中“上了大學就輕松”的狀態成為一種幻想。西交利物浦大學的學生曾經和執行校長席酉民形容說：“這里是學渣的地獄”。
與本土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同，理事會才是中外合作大學的“國會”，校長及管理團隊是理事會決策的執行者。根據《條例》，理事會由中外合作方組成，中外合作辦學者一方擔任理事長，由另一方擔任副理事長。
以溫州肯恩大學為例，15名理事會成員中，中方8名，美方7名。理事會每年開會1-2次，在決定學校的重大決策時，必須有人“提議”且有人“附議”才能進入討論環節，并以羅伯特議事規則投票決定。
大學是半個社會。中外合作大學不僅引入了西方的教學體系，更帶來了另一種社會治理的模式和理念。
“思想教育不能停止，但必須換一個方式。”紀君燕是寧波諾丁漢大學一名學生事務導師，相當于本土大學的“輔導員”。她開設了個人微信公眾號，在公眾號中發布與宿舍生活、學習方法、心理調節等相關的原創文章。
紀君燕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寧波諾丁漢大學幾乎所有的輔導員都主動開設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先把輔導員‘品牌化’了，才能實現潛移默化的思想引導。”
寧波諾丁漢大學大四學生李在洲至今還記得大一時那場轟動全校的“補考潮”：一百多人的教室，補考的學生足足坐滿了兩間。剛進大學的新生們不懂得國外論文引用與抄襲的區別，不少人都在一門課上領到了“鴨蛋”。她多次和在普通國內高校上學的朋友說起這個，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由于學生作業基本用英文完成，中外合作大學都引進了西方大學常用的數據庫查重系統。一旦學生提交作業、論文，系統會直接統計文章內容的重復率。“在學術上是最沒有人情味的。一旦被認定抄襲三次，就會被勸退。考試的時候拿出手機就是作弊。”西交利物浦大學大二學生周洲說。
“無情”的考核方式之外，校方卻給學生留有另一種寬容：校長與學生同桌吃飯，學校所有管理者的郵箱在網上公布。在這些年輕的校園里，學生直接給校長寫郵件反映問題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消除同性戀歧視的學生社團在多所中外合作大學中都能夠批準成立，這在絕大多數的本土大學是一塊禁區。
最近，寧波諾丁漢大學批準成立了一個致力于推動國際間學生融合、消除LGBT歧視的學生社團。“剛開始有些人會質疑這個社團的成立的目的，但校團委詳細考察了社團的初衷和活動，覺得是有意義的。”團委書記戴一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社團成立后，曾有兩個寧波其他學校的學生發來郵件，想要參加活動。為了這兩個學生，社團成員連夜把英文的活動視頻都加上了中文字幕。
現在，中外合作大學在傳播新知之外，則有一份新的使命。
“中外合作大學不是外國大學的分校，而是希望在目前兩千多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中，成為‘領頭羊’，成為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探路者。”林金輝長期研究中外合作辦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家以中外合作辦學為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機構——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
由于一直不組織英語四六級報名，西交利物浦大學從辦學之初就承受著學生和家長的壓力。西交利物浦大學黨委書記楊民助寫了公開信，聽取學生公開辯論，還把“學校不考四六級”寫進了招生簡章。
他說：“這種考試會讓學生又回到追求分數的老路上，所以不論家長、學生如何來質疑，我們都不會讓步。”
另一方面，校內各種不同類型的“教授委員會”成為學校決策意見的主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目前國內大學“去行政化”的理想。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韓云瑞退休后，來到西交利物浦大學數理教學中心擔任教師。“在清華，教務處最大，任何學術上的改革只要教務處說‘沒辦法’就只能算了。但在這里，學術事務都須經過教授委員會討論。”他說，“當然，有時候民主的確效率比較低，但讓人感到老師是學校的主人。”
席酉民說，他常會聽到一些本土高校同行對他在“體制外”辦校的羨慕之聲。在他看來，思想上的怕出事、怕擔責，才是改革的最大障礙。“體制不是逃避改革的借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面對‘慕課’挑戰的教與學的創新，難道體制會反對嗎？”
目前，中外合作大學的地點集中在對國外資源較為開放的沿海地區4個省（市）。與溫州類似，其中大部分城市如蘇州、昆山、寧波、深圳，經濟雖然發達，卻缺少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因此，除昆山杜克大學之外，近幾年成立的中外合作大學均由辦學地政府主要出資建設。
雖然中外合作大學一直被寄托著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但至今仍在尋求認可的道路上，遑論影響。“培養國際化人才”做起來遠比喊出來要困難。
從中外合作大學的現有畢業生來看，大多數都選擇出國繼續深造，或進入外企。究竟是否能反哺辦校地點，形成輻射效應，評價仍為時尚早。即便是從有多年辦學歷史的寧波諾丁漢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西交利物浦大學走出來的學生，至今仍時不時地要面對親友“這是不是野雞大學”的尷尬提問。
“內部的挑戰要靠自己去面對，但是國家政策法規與學校發展客觀需求不匹配則是更大的困擾。”席酉民說，我們缺少一部“大學組織法”。有些中外合作大學雖是非營利機構，但在稅收方面卻沒有辦法以非營利機構認定；這類學校以市場機制運轉，但其學費卻需行政審批等等。諸如此類的政策的不完善，給學校的發展帶來了困擾。
外來的力量進入中國如何保證質量，如何保證教育公平？從2006年到2009年，由于業內對中外合作辦學爭論不斷，教育部一度中止審批。恢復審批至今，教育部針對這種新興辦學模式的評估標準仍未出現。
“現在的中國不是晚清的朝廷。”中文流利的菲爾德是昆山杜克大學本科項目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他認為：目前國外大學進入中國，已不可能像清末的西方傳教士那樣辦學，以“領先者”“教育者”的姿態。“我們更希望將學校打造成一個讓中外教育者、中外教授相互交流的平臺”。
這些中外合作大學的管理者，多少都透露出了一分身在“特區”的孤獨。面對南方周末記者，他們說得最多的是：“我們至少能給中國的學生、家長，以及中國的高等教育多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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