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七年前，收入分配制度比較研究學者劉植榮在媒體上提出應出臺《工資法》的建議，在他的《85%的人應該漲工資》一書中，通過分析多方權威統計數據和事實，力證公平的工資制度必須用法律來保障。

　　劉植榮的觀點引起極大反響，有消息稱，勞動保障部已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起草工資立法，但到目前為止，《工資法》仍未出臺，目前施行的是《工資支付暫行規定》。
　　令人有些尷尬的是，雖然絕大多數勞動者靠工資生活，《工資法》與大眾的利益密切相關，可真正關注《工資法》的人卻不多，甚至不少人認為多此一舉，擔心這項立法對自己的工資收入不利。
　　為此，本刊專訪了劉植榮，就種種誤會予以回應。
　　用《工資法》堵住現有分配制度的漏洞
　　檢察風云：既然我國已有《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何必再制定一部《工資法》？
　　劉植榮：《規定》關注的是勞資雙方之間的協議，其中第二條明確表示“本規定適用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可對于公職人員、國有企業的人來說，《規定》沒有約束力。要管住這一漏洞，就必須立法，讓《工資法》調節所有勞動者的收入分配秩序。
　　檢察風云：國外也有《工資法》嗎？
　　劉植榮：英、法、德等國在產業革命后不久就實現工資立法了，日本也有《工資安全支付法》。美國的最詳盡，但是由一系列法案組成，比如《工資公平法案》《支付法案》《同工同酬法案》等，如果研究的話，一年都看不完。
　　《工資法》重在監管公有部門
　　檢察風云：在國外，國有企業高管工資是以什么標準來發放？
　　劉植榮：工資高低是對比出來的，必須把全體勞動者放在一個坐標系內對比，才知道誰的工資高，誰的工資低。首先要看看我們國情，那就是人均GDP，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人均GDP是人家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任何部門都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比工資絕對數。
　　世界總的工資模式是，只要把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在人均GDP的60%上，市場就會把全國從業者平均工資配置在最低工資的2倍上；當然，公職部門的工資必須通過限高來防止他們的工資標準超過私營部門。
　　我曾對一些國家的國有企業高管薪酬進行過研究，高管平均薪酬均未超過人均GDP的4倍，未超過法定最低工資的8倍，未超過全國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5倍。美國和日本國有企業高管收入是人均工資的3.8倍，英國是1.5倍，加拿大是1.6倍，新加坡是1.7倍。日本國企高管收入只及私企高管的25%。記得曾有一位官員說國企高管年收入60萬并不多，算一算就知道了，60萬是中國人均GDP幾十倍，這還不高嗎？
　　北歐國有企業比例很高，但絕不可能像我們這樣，當幾年高官便去國企拿高薪。因為中國現有《條例》管不了國企，董事會內部開個會，想發多少就發多少，這還得了？國有企業的股東是全體國民，董事會給自己發天價薪酬，這不等于變相瓜分全民資產嗎？
　　我們一些人善于玩障眼法，拿我們的國有企業高管與外國私營企業高管比工資。外國的工資制度也是“保低限高”，他們保護全體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收入，但限制公有部門的最高收入，并不是限制私營部門的最高收入。外國拿天價年薪的私營企業高管也是極少數，況且他們的薪酬大部分是本公司的股票期權獎勵，而不是現金工資；如果完不成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制定的盈利目標，就沒有獎勵，工資是很低的。
　　檢察風云：有沒有“高薪養廉”成功的國家？
　　劉植榮：我不清楚“高薪養廉”是誰提出來的，我對世界很多國家的工資制度進行了研究，沒見有“高薪養廉”的提法。不少人把“高薪養廉”說成是新加坡的做法，其實，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對于我們給他們戴上的這頂“高薪養廉”的帽子感到羞辱，他們曾反駁說：“廉潔是每一個公務員最基本的職業道德要求，不需要用高薪去養。”
　　其實，新加坡普通公務員工資只是私企的85%左右，2008年新加坡公務員人均工資約為3萬美元，可當年新加坡人均GDP是中國的12倍！而如果除以12，中國公務員的年薪應該是1.7萬元人民幣，這樣對比，中國公務員工資早就超過了新加坡。正因為沒有《工資法》，所以大家忽略了這一問題，不顧國情，只與人家比工資的絕對數。新加坡不是“高薪養廉”，而是“制度養廉”。
　　透明國際每年發布世界最廉潔國家榜單，2015年丹麥、芬蘭、瑞典等十個最廉潔的國家，沒有一個是“高薪”養出來的，他們的公務員工資僅是法定最低工資的2倍，與全國勞動者平均工資持平。
　　漲工資不能只考慮15%的人
　　檢察風云：經濟變動這么劇烈，如果有《工資法》，物價上漲了，漲工資卻要等走完法律程序才行，會不會讓個人吃虧呢？
　　劉植榮：根本沒必要有這個擔心。有工資法的國家都有個專門的薪酬委員會，會根據物價上漲的情況進行調整，漲多少大家一清二楚，其操作方法已比較成熟。例如，德國最近決定，從2017年1月起，最低小時工資由8.5歐元提高到8.84歐元。德國最低工資委員會負責向政府提出工資調整報告，每兩年調整一次，該委員會由來自勞方和資方的各三名代表、兩名經濟學界人士和一名委員會主席構成。
　　檢察風云：這么多年沒有《工資法》，大家也過來了，不也沒出什么問題嗎？
　　劉植榮：不是沒出什么問題，而是沒有發現問題，或對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夠。總見媒體上有不少關于工資的謠言，甚至官方出來辟謠。你說百姓猜測工資是造謠，那真實工資是多少？這么簡單的問題，只要是合法的工資收入，怕什么，為什么不把工資標準如實告訴公眾？在缺乏透明度的地方，一定會謠言泛濫，謠言的存在是因為缺乏真相。
　　在美國，所有公職人員的工資標準都是透明的，都可以查得到，包括軍人工資，美國有軍人網站，各等級軍人工資都可以查到。
　　因為沒有《工資法》，對私營部門的工資統計不足，我國將近85%的勞動者是在私營部門工作，可在政策制定時，他們卻常常被忽略，如果只按15%的勞動者的情況作為漲工資的依據，這就很難做到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會越拉越大。 　　有人說私營部門工資高，那是只看到少數幾家大的私營企業，但絕大多數私營部門的工資明顯低于公有部門，如果考慮到福利等因素，兩者的差距就更大了。中國統計局公開的數據顯示，2014年，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57296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36390元，公有部門的工資是私營部門的1.6倍。所以，制定工資調整政策，如果不考慮私營部門的85%的勞動者，每次看報道說全國平均工資增長了多少，但很多勞動者感到自己是“被增長”，他們并沒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應該得到的實際利益，這不利于社會和諧，更有悖公平正義。
　　《工資法》不應緩行
　　檢察風云：您是否遇到過抱怨工資差距大的例子？
　　劉植榮：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每個人身邊都有。比如兩個人同等學力，同時參加工作，但一個在機關工作，另一個在企業工作，他們的工資可能差幾千元；再有，如果退休，前者的退休金能拿到七八千元，而后者有的可能就拿兩千元左右。兩個人資歷、能力都差不多，工齡也一樣，養老金卻相差這么大，這能讓人感到平衡嗎？體制內外、不同工種、不同地區之間工資差異這么大，人們怎能不抱怨？收入分配不公也戾氣蔓延的一個根源。
　　公民意識有待提升
　　檢察風云：為何公眾的呼聲不強烈？
　　劉植榮：工資與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息息相關，大家理應予以更多關注。可現實是很多人沒意識到《工資法》的重要性，他們更愿抱怨自己的損失，卻沒想到制定法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捍衛自己的權益。到目前為止，關注《工資法》的官員、專家、學者也不太多。
　　畢竟許多立法者不是來自基層，不是拿最低工資的人。如果公眾不發出足夠強大的聲音，他們在與外界隔離的會堂里就不易聽到，還以為大家對收入分配狀況都很滿意了呢。
　　這涉及一個公民素質問題，在現代社會中，不可能再“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社會是一個共生體，公正對每個人都有利，而要實現公正，就需大家共同來努力。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像體育比賽一樣，如果存在“暗箱操作”，那誰還想參加競爭呢？反正沒有關系、沒有后門再努力也沒用。只有在公正、透明的規則下展開競爭，大家才會充分參與進來，社會才有活力，才會不斷進步。
　　《工資法》就是要設計出這樣一個公正、透明的收入分配制度，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齊心協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
　　（采寫：唐山）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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