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的解釋是：英國實行“實質性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即議會代表全體英國人，每個議員實質上都代表了全體選民，包括英國和殖民地人民。他們覺得本土英國人能接受這種“實質性代表”，為什么殖民地人民就不能？但是他們忘了，殖民地的國情已經大不同于英國，它是一個更加多元化自由化的社會，人民享有的政治權利遠超過當時的英國人。他們早已習慣直接選舉議員，斷然拒絕這種抽象的假代表或被代表。只要想想袁世凱稱帝所引起的舉國抗議，就不難理解美國人的騷亂。生活在王權下幾千年的中國人，進入民國不過短短幾年，就已經不能再接受帝制，那么自治了一個半世紀的美國人又豈能甘愿放棄？這實際上已是英美兩種體制之爭了。
自由與奴役
然而，征稅又是如何與自由扯上關系的？這就牽涉到英國人的財產觀念。
光榮革命后，洛克發表《政府論》，闡明了將近一個世紀后《獨立宣言》的全部原則。依照他的說法，人在自然狀態下本是自由平等的，人利用自然界的東西生活，通過勞動使之產生價值，并對其擁有財產權。財產是保護生命的必要手段，也是人的自然權利。但是在自然狀態下，由于人的行為不受限制，大家都缺乏安全感，于是同意建立政府，各自放棄某些自然權利（如懲處他人之權），將其交給政府，以換取保護。
由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人民財產，而非占有之。納稅屬于“財產讓渡”行為，是個人將財產交付政府使用，若非出于自愿，即為侵犯。所以征稅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關乎自由與奴役的重大政治問題。根據政府建立時的契約，人民有權防止和擺脫暴政。早在大憲章里，英國人就明確規定征稅要得到王國一致同意。嚴格地講，“稅”在英國法律中是臣民的輸捐，而非君主的課取。國王有自己的王室收入，議會也可以給他捐款，但他無權征稅。北美殖民地因襲此例，錢袋子牢牢控制在民選議會手中。
有人說，美國人要求獨立不過是出于經濟利益，似乎自由只是個借口而已。但即便是出于經濟考慮，難道經濟利益與政治自由無關嗎？一個經濟不獨立的人處處仰人鼻息，又談何政治自由？物資的生產與分配本是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公共問題，政治權力的劃分同時意味著經濟權力的劃分，公民的財產權更是與政治權密不可分。任何暴政都離不開經濟基礎，大權獨攬，擁有天下資源，方能為所欲為，暴君無不清楚這一點。若暴君不能橫征暴斂，如何豢養軍隊打手，禍害民眾？他們手中的資源越少，為害的能力也就越小。依此推理，公民保護私有財產，不使其充實暴君的金庫，就是在保護自己免遭侵犯。納稅人唯有對政府財政明明白白，才能監督政府作為。倘若糊里糊涂征多少就給多少，不去過問政府如何使用，就不只是在放縱官員貪腐，更是在養肥一個政府，讓它有更多財力來壓迫自己。日后梭羅反對美國政府侵略墨西哥和維護奴隸制，提倡公民的不服從，他的具體行動就是拒絕交稅。他認為，稅收是美國政府與公民間最基本的關系，豈能聽之任之？
殖民地人民對此心知肚明，從清教徒維護宗教自主權開始，這一捍衛自由、抗議奴役的傳統從沒中斷過。不獨是征稅，在他們眼里，任何危及他們自由的管束都是企圖奴役他們的陰謀，必須高舉自由之旗抗拒之。1735年，漢密爾頓為出版自由辯護，聲稱剝奪人民批評政府的權利就是在幫助愷撒打造奴役的鎖鏈，呼吁大家說真話來揭露專制。1761年，奧蒂斯抗議搜查令踐踏人民自由，稱其為“制造奴役的文件”，是對英國的自由和法律根本原則的破壞。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寧死！”他問道：“難道生命如此寶貴，和平如此甜蜜，值得用鎖鏈和奴役來交換？”
自由是殖民地人民一貫堅持的追求，相比之下，“獨立”不過是抗爭到了最后十年才提出的訴求。自由高于獨立，因為自由是目的，獨立是手段。“自由”決非美國人一時性起的要求或托詞，他們是浸潤在這種文化里長大的，在這方面沒有黨派區別。一個沒有享受過自由的人民怎知奴役為何物？
約翰·亞當斯總結到，對權力的欲望源自人性，大人物的大權獨攬與平民的追求自由在本質上是一回事。掌握自己命運的愿望根植于人性之中，不分身份地位。隨著心智的成熟，每個人遲早會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由，這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平民匍匐于少數大人物腳下的日子終將一去不復返。潘恩說得好，北美的國王是在天上統治著，在人間，法律就是國王。
《獨立宣言》發表時，類似的辭令在殖民地已經重復過無數遍。杰斐遜起草宣言時并沒有參考書，他寫的都是當時的普遍共識和情緒。殖民地一個半世紀自治的積淀，足以形成不同于英國的新傳統、新社會，它一旦形成，再改變就不那么容易了。
美洲的英國人
其實在自由、自治等觀念上，美國人和英國人并無二致。在抗爭早期，美國人一直宣稱自己維護的是作為英國人的權利，他們在陳情表中一方面表示對國王和議會的服從，同時聲稱那些法案違背了英國人固有的權利和自由。
在英國，國王與貴族最早是封主與封臣的關系，國王將土地封給貴族，以換取貴族的效忠與服務，雙方各有約定俗成的權利與義務。若一方違約，等于解除契約。當初孔孟論述君臣關系時，也往往有君如何則臣如何的說法，也是雙向的。但自秦統一后，中國就形成了積重難返的皇權獨大，再無如議會這樣固定而合法的制約帝王的力量存在。天子能將皇權發揮到何等地步，取決于他本人的能耐。科舉取士雖然打破了僵固的社會等級，但是榮華富貴皆需仰仗帝王的官僚們，終究只能是帝王的臣仆，豈能成為真正制約帝王的力量？
英國則不然，君臣的雙向契約關系一直保持著，每當國王試圖違約，危及貴族利益時，便遭到貴族的聯合反抗。其中有王位繼承和宗教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莫過于征稅權了。哪個國王會心甘情愿地走進籠子呢？他只能是一步步被逼進去的。國王與議會間反反復復斗了幾百年，歷經1215年的《大憲章》、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的光榮革命等重大拐點，終于塵埃落定——王在法下、權在議會。議會的權力是歷史賦予的，只有議會才能合法開征稅務，由此也才有了英國人自詡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因為他們敢于維護自己的權利，懂得運用法律的武器步步為營，硬是把國王逼進了籠子。
殖民地的抗議精神既與英國傳統一脈相承，就不難理解他們在英國議會中獲得的理解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埃德蒙·柏克，在英國的最高廟堂，他為叛逆者仗義執言，贊許他們“血管中流淌著自由之血”，是“一個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氣、如此的精神”。他怒斥英議會“低智”、“頑梗”，政策朝令夕變。他說，鎮壓美洲不僅踐踏了美洲的自由權，也踐踏了英國的自由原則和英國憲法，而“天底下最不適合于勸英國人做奴隸的，正是英國人自己”。1766印花稅法被撤銷，對殖民地的理解至少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內閣能將這一立場堅持下去，雙方還是有可能和平相處下去的。
問題出在英國的出爾反爾，當時喬治三世正和議會勾心斗角，致使政策顛顛倒倒。印花稅事件過后，殖民地已經恢復平靜，英國卻心有不甘，第二年又推出《湯申法案》，加征多種進口稅，殖民地反抗再次呈現燎原之勢。1770年議會不得已又撤銷各種新稅，卻可笑地保留了每磅茶葉三便士這象征性稅收。柏克嘲諷道：“一個環繞四海的商業帝國，就這樣被撼動于財政家不掛齒的三便士，哲學家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但議會多數認為，如果繼續容忍殖民地的不服從，等于在鼓勵他們得寸進尺。1773年，議會又向他們傾銷東印度公司堆積之茶。作為回報，波士頓人干脆將三百箱茶葉投入大海。諾斯內閣震怒，進而頒布《強制法案》——封鎖港口，派出軍隊，改變政體，欲以高壓和暴力迫使殖民地屈服，美國人稱之為“不可容忍法”，隨即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從1763年開始，整整折騰了十多年，愚頑的議會終于走到這沒有回頭的一步。
處于風暴中心的馬薩諸塞議會被解散，但這難不倒當地人民，他們自行組成新議會，照樣行事。柏克稱其為“聞所未聞的狀態”——“一個大省，沒有總督，沒有公民會議，沒有法官，沒有行政官員，歷經十二個月之久，居然活到了現在，活得尚稱健康、有生氣。”美國民眾的自治能力可見一斑。議會的一意孤行徹底摧毀了他們對英國的信任，斷絕了對英國的依附之心。而這種結果顯然也違背英國一貫的利益考量，柏克評論道：“舍財政的康莊大道不走，放棄自己最牢固的稅源、最珍貴的利益、目的，只是為了羞辱美洲。”他建議：“作為取得歲入的方法，他們自愿的‘輸將’是有益的，議會的課稅是徒勞的。”事態發展后，他主張放棄一切課稅權，讓美洲自由。
民眾的信任是一切政府的關鍵。民眾可以被武力征服，但民心不能被武力征服。政府高高在上，以暴力鎮壓等不正當手段來對待人民，還妄想得到人民信任，是萬萬不可能的。信任一旦消失，民眾離心離德，關系破裂便勢在必行。美國人對專制有高度警覺，這樣的愚弄，他們受一次就足夠了，如宣言所言，一個暴君怎么有資格來統治一個自由的人民？
好在英國人畢竟是講究實際的，開發殖民地是為了牟利，如果能在貿易中獲取同樣的利益，又何必耗費巨資，靠軍隊來維持殖民地呢？在算清楚這筆賬后，這個當時的世界頭號強國沒有頑抗到底，而是適可而止地結束了戰爭，接受了美國獨立的現實。
美國革命是保守的，為的是維護原狀，而非改變現狀，但其中還是包含著制度之爭。在美洲的自由土地上，新的文明如同瓜熟蒂落，從舊的英國體制中脫穎而出，君主制對他們不再適合。他們宣告獨立，卻沒有另立新君，也沒人想當君主，而是選擇了共和政體。在他們的新憲法下，各州享有自治權，唯有共和制不容篡改，也不允許在美國頒發任何貴族爵位。據說喬治三世聽到華盛頓拒絕稱帝時，不得不承認：“如果他這樣做，就是世上最偉大的人。”時勢造英雄，正是美國的政治傳統，才哺育出不戀權的華盛頓，也避免了出現類似華盛頓家族、杰斐遜家族這樣的豪門世家。
美國的獨立也許是必然的，如潘恩所說，一片大陸不能永遠被一個島嶼所統治。但如果不是英國拒絕理解，一錯再錯，殖民地不可能在短短十年中完成蛻變。這驗證了柏克的預言：“堅持我的名分，將輸掉我的官司。”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英美間雖延續了一段敵意，但仍然有無形的紐帶連結著這兩個國家，使他們在后來的國際糾紛中保持親密盟友的關系，這不能不說是價值觀一致的巨大力量。
（本文原載于《上海書評》2015年3月1日刊）
作者 錢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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