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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很多人都問我,你為什么總替醫生說話?我說,說明我不傻。別人不解,“你這個話怎么說,不傻就替醫生說話?”我說,傷了醫生得罪了醫生,倒霉的是醫生嗎?倒霉的是每一個人!


本文由醫脈通整理自白巖松4月18日在首屆中國醫療法治論壇上的演講整理而成,發布已獲授權,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白巖松在會上做演講

我首先謝謝于丹,她不僅自己來,還通知我必須來,而且是在半年之前就通知我了,所以顯然她不是因為腳受傷需要找醫生(笑)。我覺得這里頭有一種情感更有一種責任,我想我們是共通的,今天我跟于丹出現在這里,既不是醫生,也不是司法工作者,帶著兩個角色,一是作為患者代表,二是作為媒體人,去關注整個社會的醫患關系和法律之間的關系。現實中有很多亂象,過去的有些故事很可能是未來的預言。


梁啟超的故事


1926年,梁啟超先生尿血,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劉博士給他做的手術。割下來右腎之后,發現只有黑點,沒有腫瘤,顯然出了問題,這或許是受制于當時的診斷條件。但后來經歷史學教授考證,這件事發生在1928年,說是護士標注把左腎錯標成了右腎,我去收集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前一種表述更準確一些。


這件事發生之后,當然引起軒然大波,北京大學一位教授馬上發表文章說《寧信醫不如無醫》。看看這個標題,那時候的評論比現在猛。接著徐志摩教授也出了一篇非常強烈的抨擊文章《如果我們得病怎么辦?》一時間社會上出現大量譴責的聲音,大家紛紛主張梁啟超到法院起訴大夫,弄的底兒掉。


那時候的協和不像現在的協和,西醫在中國剛剛起步,依然處于風雨飄搖和眾多懷疑之中。最先跳出來反擊的是魯迅,他比我們于丹有條件多了,人家是學醫的,用辛辣的文字表示,“那些不懂腰子的人已經開始抨擊了”。文章里用反諷的語調說,我告訴醫院的朋友,從來都是這樣的,不要去招那些沒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為治好了出去沒人關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話,就是軒然大波,醫院可能就要倒閉。我覺得魯迅先生說出了醫院的巨大風險。

回到這一起應該說是帶有明顯錯誤的手術結果,梁啟超先生該怎么辦?動用法律的武器?沒有。梁啟超先生在風波之中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先寫英文后來翻譯成中文,題目叫《我和醫院之間的事情》。他認為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態度治療都很好等等,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協和醫院。


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發生兩年后,1928年到1929年間梁啟超又得了病,他依然選擇在協和醫院去求治,最后在那里病逝。講這件事情的意思是什么?梁啟超先生當時充分認識到,西醫剛剛進入到中國,這是一個科學,如果因為自己的案例而倒掉西醫,可能更多的患者將來是直接受害者。因此,法律是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武器?這是一個過去的故事留給我們一個巨大的疑問。


回頭一想,梁啟超先生為什么放棄法律的手段為自己維權?他沒為自己維權,是不是維護了我們所有人的權益?我們幾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來西醫快速發展的恩澤?請注意我這里加一個口號,那時候西醫面臨的處境可能跟今天中醫面臨的處境相似,曾經也被妖魔化。今天恐怕也存在大量的妖魔化中醫的問題,其實中醫有大量優秀的理念,在此不表,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誤解我這段話,認為這個有抨擊中醫的地方,其實沒有。


醫生、律師與上帝的故事


再講一個未來的預言。如今醫生也好,媒體人也罷,大家都認為醫患關系最糟糕的就是中國。去年我去臺灣的花蓮,參加臺灣慈濟中秋節的一個活動,他們把全球的志愿者醫生請過來感謝。他們也知道我現在在大陸主職做醫生有關的工作,兼職做新聞主持(笑),所以讓我跟他們聊個天。


我做了演講,也跟很多來自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的志愿者聊天,聽他們講各自的醫患關系故事,簡直觸目驚心,因為哪兒都一樣。后來我專門就這個事問了慈濟的一位負責人,我說為什么做好事的人反而遭磨難?結果他回答了一句話,平平淡淡,他說“被磨的石頭才亮”。


有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夫講了一個美國最流行的段子,他說你要知道現在美國醫患關系也很糟糕,律師大量存在,他們跟在患者的后面,等在醫院的門口,只要有人治病就給患者類似小廣告的東西,告訴那些患者“出了問題找我”。也就是說,律師在慫恿患者跟醫院打官司。因此美國的醫生幾乎可以說是在律師的監督下生存,監督本身沒什么不好,但是當它到了這樣一種亂象,醫生當然有怨言。


段子是這樣的,都說醫生是神圣的,死后都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個非常棒的醫生死了上了天堂,他以為上了天堂一定是好招待,結果沒想到上下鋪,一屋幾個人,大學的時候都不是這么慘,然后就去找上帝,“哪有這樣的,我們救死扶傷,我們是白衣天使,我們……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條件這么慘?”

結果上帝說,“對不起,我這兒正忙著沒工夫搭理你。”醫生問上帝忙什么,上帝說,“我在準備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要鋪紅地毯,我還要親自去致歡迎詞,因為馬上有人要上天堂了。”醫生連忙問:“什么人?至于您這樣?”上帝答道:“律師。”


醫生一聽更生氣了,“我一輩子跟他們打交道,總是他們折磨我,為什么律師上來的時候,你還要如此歡迎?”上帝說,“每天上天堂來的醫生有很多,律師這卻是頭一個。


美國的醫生用這樣一個段子擠兌律師,我為什么說它是一個未來的故事?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醫生恐怕也要準備好,在未來的某一天,患者的后面不再是職業醫鬧,而是有律師跟著。我不認為這是一種退步,也許還是一種進步。因為當一切進入正常的程序之內,患者的后面有法律進行保護的時候,恐怕是進步。因此當我們在感嘆眼前的這種醫患關系時,恐怕你可以看到未來,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先守住底線,然后仰望星空

講完這兩個故事,回到今天的主題。醫療和法治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們會不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只要法治發展成一種信仰,所有問題都解決掉?我覺得不。


法律的定義是一個社會最低的道德底線,不是上限,即便再過很多年,當我們擁有了真正健全的法治體系之后,法治的確替社會壘起了一條最低的底線,法律從來不承擔過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職責也恰恰在于此,一個亂的社會,如果底線不被守住,后果是什么?因此談到醫學的發展,我覺得應該分為三個境界:守住底線靠什么?靠法律!提高底線靠什么?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靠什么?靠全社會更和諧的旋律!


守住底線靠法律


因此我們回過頭來,首先要談的是守住底線。


前幾年我可能是最早在做的,只要有傷醫事件就會做節目。我記得哈爾濱殺醫案發生后,我當晚做了一期節目,題目叫《我們其實都是兇手》,因為網上超過80%的人在點贊,在對兇手點贊!點贊的背后,反映出我們相當多的人法律和公民意識的薄弱,簡直達到了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已經不認為犯罪是犯罪了!傷醫殺醫首先是犯罪,而不是什么醫療糾紛。在全社會點贊的情緒中,你看到整個社會的底線是完全沒有的。


很多年前,易中天先生問我一個問題,“咱們現在很矛盾,又要守住底線又要仰望星空,你怎么看?”我說:“還是先守住底線吧,先夯實底線然后逐漸提高底線,有一天突然一抬頭發現離天很近了。理想是這么實現的,不能在沒有底線的情景下前進。”


但是守住底線的時候要注意一些問題,比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醫學是科學,不是神學。到現在醫學遇到的挑戰仍是巨大的,我想醫學界人士很清楚,此時此刻全世界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抗生素正在失效。50年代左右到60年代,抗生素達到了一個黃金時代,幾乎是藥到病除,但是現在,已經在研究超級抗生素了,病菌快速地學習去打敗你。


今年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是結核病菌的分離者特魯多醫生逝世一百周年。前幾天我見到國家衛計委新聞司毛群安司長,我建議他今年開展紀念特魯多的系列活動,因為特魯多有個著名的墓志銘,上面寫著醫生的職責,“偶爾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


偶爾去治愈,因為有相當多的病,人類是治不了的。我咽炎很重,去一家給中央領導治病的大醫院,醫生是我們東北老鄉,一進去他就問:“巖松怎么著?”我說咽炎,結果他說:“我也是,咱聊點別的吧!”


在這個過程中,有相當多的醫生在給病人治病的時候必須冒風險。哈醫大殺醫案過去很多年后,北京協和醫院又出現一個王大夫被患者嚴重刺傷,那個傷口醫生的手指頭可以直接伸進去,這是多大的傷口?而且患者和醫生幾乎不太認識,醫生好心幫他去治,可能發生了一些不太好的情況,患者不能接受所以導致的犯罪。


這個事情出現了之后,有一個大夫在那兒嘀咕,“我馬上進行一個高風險的手術,可做可不做。因為這個手術如果要做成了,患者百分之百受益,但是醫學告訴我只有30%的希望成功。現在王大夫的事情發生了,不做了。”所以醫生這樣的猶豫,最后倒霉的是患者。


法律如果只用治療結果去評判醫生對錯,我想我們有相當多的手術是失敗的,但是失敗是不是醫生的責任?如果是醫生的責任,醫生是有權放棄這個過程的。反而沒人去議論他,因為他選擇另外的方式就可以了,請問司法界的人士該如何看待醫學這種充滿未知、挑戰、風險和失敗的科學?因此我極其贊同剛才張教授談到這一點,不能把傷醫殺醫當成消費糾紛。


我最近在談醫院是什么,如果把每個人生比做一輛跑車,醫院就是4S店,一是season,季節,因為春夏秋冬每個人都躲不開,這是任何季節都會面對的地方;二是service不是sale,因為醫院是服務的系統而不是銷售的系統,不能單純用花多少錢買多少東西的理念;三是sport,運動,醫院應該是倡導健康生活方式的,而不僅僅只是出事才治病的;最后一個,也是最重要,剛才于丹已經說過了,sunshine,陽光,我覺得醫院就是一個提供陽光和希望的地方,這才是終極目標。


所以話題回到這里,未來我們用法律守住了醫療、醫患關系和醫學在社會發展中底線的時候,恐怕也要有相當多的判立建立在先明白醫學的特點。


我發現醫生一般都有AB面,一方面被患者當成神,另一方面醫生經常無助地落淚。我一個好朋友是急診科主任,他曾經給我講,一個孩子被送過來,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在外面跪了一地。他接診的時候知道孩子已經死亡了,但是他無法迅速把這個結果告訴他們,因為他腦子里還繃了一根弦——需要一段時間讓他們接受這個現實。他在里面繼續做心肺復蘇,盡管完全知道這是沒用的。他說那段時間他不知道怎么過來的,因為無能為力,一個多小時的心肺復蘇后,外面的家人逐漸接受孩子死亡的事實。


所以你怎么看待這樣的一個職業?我們要期待接下來的中國醫療法治論壇,鐵打的營盤流水的題目,將來這個論壇還要進一步探討醫學環境下司法案例怎么在了解和溝通的基礎上更遵守規律,同時案例應該形成對全社會患者和媒體的一種教育。


教育大家,不能說結果是糟糕的,醫生就是混蛋,就是失敗的,就是錯,就是不盡責。因為絕大多數的醫生是在為了你的生命在冒險做嘗試,但是科學一定會有失敗。中國現在最可怕的一面就是,不允許有任何的過錯,厭惡失敗,整個社會充滿著成功學,而一個不能尊重合理失敗的民族是不會真勝利的,所以此時的中國很危險。


我現在準備系統地去講一個題目,叫美好的失敗是一種勝利,或者說是另一種成功。因為觀念一定要改變,在醫學集中體現出這一點,因此我覺得這可以當成一個命題。


那么在守住底線的時候要依靠法律,今年很高興地看到在兩會的報告當中,不管是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兩高的報告,為保證良善的醫患關系,把暴力傷醫等事件同時寫入其中,我覺得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非常開心。


尤其溫州那起事件又出現的時候,凌鋒教授聯合很多政協委員給我打電話,問要不要聯名簽名,我說當然要了,隨后有關部門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我發現相關的司法界人士,法院、檢察院還稍微好一點,公安局就很矛盾,醫院里出事以后一時不好做出什么樣的判斷,在猶豫的過程容易被人理解成縱容,或者說是一種保護,一些惡劣的事件進一步發酵。


接下來我覺得公檢法面對暴力傷醫態度應該更堅決,更嚴厲更快速。先從犯罪的角度去治理,否則醫生將來都練武術,然后玩開槍?講一個15歲孩子的故事。協和醫院出現傷醫事件后,一名醫生問他孩子要不要學醫。孩子說,要。醫生就問他,有人傷醫怎么辦?孩子說,我將來買槍,病人進來的時候,我讓他把手舉起來放在墻上不要動,檢查完之后讓他走。

提升底線靠自律

醫生盡最大的努力為患者治病,醫學作為一種科學一定會有失敗,我們不僅不能把這種盡力當做犯罪或過失,還應該要表揚和鼓勵。


提升底線靠自律,但是請注意,自律靠兩點,一是約束,二是尊重,哪個行業都是如此。于丹是教授,她的全家都是老師,這么多年來,老師很辛苦,但走到哪兒都有尊重,那種尊重就是約束。


好孩子都是夸出來的,其實好大人何嘗不是?好行當何嘗不是?這個社會上夸醫生的太少了!如果我們都對醫生形成一種良性的尊重,同時又有方方面面的約束,自律才能成為現實。

追求上限靠和諧的旋律

我覺得最重要一個追求的結果就是和諧的旋律。很多人都問我,你為什么總替醫生說話?我說,說明我不傻。別人不解,“你這個話怎么說,不傻就替醫生說話?”我說,傷了醫生得罪了醫生,倒霉的是醫生嗎?倒霉的是每一個人!


中國人聰明,古人用生老病死四個字把每個人的醫生都衡量了,生老病死四個環節誰能躲得開醫生?去年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第一次超過兩億人,接下來是一個加速度的過程,在加速度的過程中,我們對醫療健康的需求是快速增長的。


中國將來的第一產業,一定是健康產業,這點無話可說,因為將來中國的第一問題一定是人口問題,這個人口問題就包括了老齡化,出生率下降,健康資源調配等。


今天舉行的這個論壇,其實意味著如何做一種更好的工作,將這種底線守住了,我們都興高采烈愿意去談提高底線,興高采烈愿意去追求上限,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一個理想的國度。


中國古人早就強調了,做任何事,圣人從不為大,都從小的事情做起,也才成其大。換一個角度去說,追求更多美好的目標,都要先從守住底線開始。底線守住了,理想才有可能。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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