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放言“琉球屬于中國”的背后
近日，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在接受釣魚島問題采訪時指出：“美日背著中國簽定《舊金山和約》，把琉球連同釣魚臺管理權轉給日本，違背《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是非法的。琉球主權仍屬于中國”【詳見附錄1：李艷《解放軍少將：琉球群島為中國屬地日本應退出》】<?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金一南這番表態霸氣外露，不但重申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還把比釣魚島大得多的琉球也劃給了中國。而似乎是呼應，羅援少將也在環球時報刊文稱“日本還真別在釣魚島問題上和中國較真，連琉球是不是你的都成問題”【詳見附錄2：羅援《琉球群島不屬于日本曾是中國藩屬國》】
不過，這些表態雖然霸氣，卻也虛妄。
一、少將大嘴一張就把琉球劃給了中國
琉球守禮門的字由明萬歷帝賜
琉球“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被正式當作我們國家的名稱是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才開始的，而要確切地描述中國古代的疆域范圍，只能說當時的朝代實際統治的范圍有多大。
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沒有實際統治過琉球（琉球即現在的日本沖繩）。從明代起，琉球國對明清兩朝都有朝貢關系，但朝貢只是弱國、小國對強國、大國行使禮儀，禮儀關系不能等同于權屬關系，否則現在的朝鮮和韓國豈不也得是中國領土？【詳見附錄3：葛健雄《古代“中國”究竟有多大》】
民國時期外交部對琉球權屬的調研結論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琉球與我止于朝貢關系，就種族文化言，均與我有別，且據史冊所載，琉球亦不時向日本朝貢受封。【詳見附錄4：侯中軍《1940年代國民政府圍繞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
所以，我們充其量只能說日本在1879年吞并琉球屬于野蠻侵占，而不能因為日本的吞并不光彩，就說琉球是屬于中國的。我們甚至要謹慎的看待今日琉球獨立復國的問題，因為今日中國同樣存在分裂勢力。【詳見附錄4：侯中軍《1940年代國民政府圍繞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詳見附錄5：《日本吞并吞并流球后中國朝野反應》】【詳見附錄6：百草止水《琉球獨立與釣魚島歸屬》】
現在還說“琉球屬于中國”已無實際意義
日本琉球大學2006年和2007年針對沖繩民眾的兩項調查
在日本實際統治琉球100多年后，琉球成為日本領土、琉球人成為日本人已經是既成事實。盡管琉球還有一部分獨立復國的勢力，卻也早就不成氣候。更何況，想獨立不等于想歸附中國，在頗能反映民眾歸屬感的“支持哪支球隊”調查中，中國隊得票甚至低于美國隊。羅援少將在文中所說的“2006年3月，琉球全民公決，75%的民眾投票要求獨立，恢復與中國的自主往來。剩下的25%因屬日本血統，雖不要求獨立，卻也贊成自治”毫無事實根據。【詳見附錄2：羅援《琉球群島不屬于日本曾是中國藩屬國》】
二、“大嘴”軍官不止一位
朱成虎的言論震驚世界
朱成虎少將：美國西岸二百多個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2005年，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解放軍少將朱成虎在一場由中國外交部主辦的官式簡報會中，對參訪北京的香港駐點外籍記者表示，如果中美兩國因臺灣問題發生軍事沖突，“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動用核武”。
朱成虎還表示：“如果美國有心干預”，“我們也有決心做出反應，中國人已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詳見附錄7：《解放軍少將警告美國》】
戴旭上校：對付小無賴語言是多余的
空軍上校戴旭是一位人氣頗高的軍官，曾在2010年被30多萬中華網網民公推為“中國互聯網九大風云人物”之一。戴旭的驚人言論也驚人的多，比如他稱SARS、2008年雪災的幕后黑手都是美國人。
近來中菲在南海有爭端，戴旭的“大嘴”也沒閑著——《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撞擊菲律賓船屬見義勇為，應予以獎勵》、《民間企業應懸賞中國漁民抓獲菲律賓軍艦》、《對付小無賴語言是多余的》，這些文章皆出自戴旭。【詳見附錄8：戴旭〈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
三、霸氣外露的也不只是中國軍官
紙上談兵中國必勝！
中國相當多的國際、軍事類報紙，雖然未必都像上圖中的示例這樣生猛，但霸氣外露的風格是一脈相承的。這些報紙也相當好賣。
四、中國“鷹派”言論兩部曲
解放軍的軍姿很能給人鼓舞
先憂心忡忡：美日總有新陰謀，中國常陷包圍圈
資深媒體人黃章晉曾把《環球時報》的封面內容概括為“美日總有新陰謀，臺獨又搞小動作”。其實這些“鷹派軍事戰略家”、“國際問題專家”、“國際、軍事類媒體”嘴里最常蹦出的詞匯還有“聯手遏制中國”、“圍堵中國”、“中國處于包圍圈”等，前面提到的金一南、羅援、朱成虎少將和戴旭上校對這些詞匯的出現頻率皆有貢獻。
這種風格甚至都影響到了外媒的中文網。去年6月21日，日本著名通訊社共同社的中文網站發布了一篇題為《日美公布共同戰略目標明確指出將聯手牽制中國》的新聞稿，這篇稿件經過轉載風行網絡。但實際上，日美《共同戰略目標》的原文里根本沒有“聯手牽制中國”的內容，在共同社的英文和日文網站上也找不到對應內容的文章。【詳見附錄9：仲偉東《美日要求中國停止在南海“妨礙”他國船只》】
后慷慨激昂：世界驚呼我強大，忍無可忍必亮劍
面對如此險惡的外部環境該如何應對呢？首先是“我們不怕”：羅援少將稱“我們不愿意與任何國家為敵，但是，真要有誰無視我們的嚴正立場，無視我國核心利益，依然我行我素，欺人太甚，我們也絕不懼怕。一個國家要有尊嚴，一支軍隊要有威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來說，這絕對不是戲言。”【詳見附錄10：邢世偉《解放軍兩名少將發文指美挑釁中國尊嚴》】
再就是“我們很強”：除了上面圖中那些標題，還有一種“驚呼體”——《日媒驚呼：中國將日本“領土化”》、《美國驚呼：中國預警機水平令人刮目相看》、《菲媒驚呼：中國軍艦來了》、《美軍議員驚呼：中國潛艇建造速度是美國三倍》……【詳見附錄11：《美國議員驚呼：中國潛艇建造速度是美國三倍》】
最后是“我敢揍你”：這是針對小國的態度——《越南不要逼迫中國忍無可忍拔刀亮劍》、《菲律賓敢對華動粗？以卵擊石》【詳見附錄12：羅援《菲律賓敢對華動粗？以卵擊石》】
結語
生活在新聞聯播里讓人幸福安康，生活在鷹派軍官和軍事媒體的言論里則讓人豪氣千云。中國人自有過得爽快的渠道。（騰訊今日話題第 2139 期）
附錄1：
解放軍少將：琉球群島為中國屬地日本應退出
李艷
中廣網北京7月12日消息 (記者李艷)美國國務院高官7月9日稱，釣魚島于1972年作為沖繩縣的一部分被美方歸還日本，并一直處于日方行政控制下，所以是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7月10日表示，二戰后美日拿中國領土釣魚島私相授受是非法和無效的。此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中國“七·七事變”紀念日當天宣稱，日本政府正就購買釣魚島并實現“國有化”進行綜合研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7日就此事嚴正表態：“中國的神圣領土決不允許任何人拿來買賣。”那么，日本政府宣稱要將釣魚島“國有化”的戰略意圖是什么？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又該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為您作深入解析。
記者：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稱日本政府正在就購買釣魚島進行研究，“購買釣魚島”的鬧劇原本是日本一個地方官員的挑釁，現在卻變成了日本的國家行為，金教授，請問您怎樣看待日本政府這樣做的戰略意圖？
金一南：從釣魚島的整個事件演變的總體過程來看，我認為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的這種立場，其實并無二致，只不過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隱蔽的。有些媒體報道，日本政府被右翼綁架，然后野田提出購買釣魚島的問題、國有化的問題。我認為從整個實質的情況來看，日本政府根本無所謂綁架的問題，石原只不過是個探路的尖兵，實際日本政府在石原的整個動作中一直是配合的，一直是跟進的。石原有一個兒子，就是日本政界的一個重要人物，實際上是內閣成員。那么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說野田佳彥政府在前一段可能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顧慮這個，顧慮那個，不是說不想干，而且覺得不能干。那么現在不知道他們怎么得出的結論，總體來說，他們好像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所以政府公開跳出來。1971年6月11日，美日簽定《歸還沖繩協定》，美國把琉球群島主權轉交日本。同日，中華民國政府嚴重聲明釣魚臺列嶼為其領土之一部分，對美國擅自將琉球交予日本至為不滿。當然美國今天超脫了，美國說今天有關釣魚島的主權糾紛他不介入。那么從1971年到今天40年的時間，日本一直沒有放松，一直在有條不紊地步步推進，先是個人登島，建立登塔，然后政府提出收購，又是個人提出購買，緊接著是國家介入。實際是以民間為先導，以個人為先導，政府步步跟進，實際上就完成了日本國家的戰略規劃。所以我們不認為這是日本政府被右翼綁架，實際只是日本政府完成了一個長期部署的有條不紊的行為。
琉球群島是太平洋的一系列島嶼，位于臺灣與日本之間。釣魚群島(釣魚臺列嶼)不屬于琉球群島范圍之內。到目前為止，琉球群島中南部一直處于日本托管之下，但主權不屬于日本，根據《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補充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琉球群島1871年以前有琉球國，最初琉球國的疆域北起奄美大島，東到喜界島，南止波照間島，西界與那國島。當前全世界各地，均有大量支持“琉球國復國的運動”。
琉球的問題非常復雜。學者汪暉在文章中提出，“在有關東北亞地區的戰爭與和平的討論中，琉球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但常常為人忽視的地位。美國的軍事占領仍然存在，它既是冷戰的構造，又是全球化的軍事結構的體現。1972年5月15日，琉球被美國"歸還"給日本，但矛盾隨之而來：首先，日本并不能主宰"回歸后的"琉球事務，太平洋戰爭的權力關系仍然凝聚在琉球的上空；其次，琉球與日本的歷史不可能妥帖地放在"回歸"這個概念之下。如果"回歸"是對近代日本擴張歷史的承認，那么，"回歸"也意味著琉球的反占領運動將發展為與日本政府的矛盾。即便繞過這個"回歸"概念，從冷戰時代至今，日本的主權不得不受制于冷戰時代的政治格局；在這樣的條件下，從民族國家邏輯的角度說，琉球不能不游移于認同日本與獨立于日本這兩個選擇之間。(在戰后最初的年代，琉球甚至被迫考慮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的可能性。)因此，在日本本土，有關琉球問題的討論圍繞著美軍對琉球的占領而展開，而在琉球，這一討論又涉及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應該獨立這樣的問題。由于軍事霸權與當地勞動關系、土地關系相互滲透，并與日美關系、安保條約和日美軍事同盟問題糾纏在一起，任何對琉球問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與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國、周邊區域及后冷戰時代的霸權構造密切相關。未來日本在這個區域的角色也取決于這個構造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琉球問題甚至不僅是東亞的問題，它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發展在這個區域的集中的一個展現。” 美日背著中國簽定《舊金山和約》，把琉球連同釣魚臺的管理權轉給日本，違背《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這是非法的。琉球主權仍屬于中國。（中廣網2012-07-25）
附錄2：
琉球群島不屬于日本曾是中國藩屬國
羅援
琉球群島
日本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依據是，釣魚列島在歷史上屬于沖繩(琉球)，美國根據1951年美日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對琉球實施托管，其范圍包括釣魚列島，1972年美國托管當局將琉球交還日本行使行政管轄時，也包括釣魚列島。
這里有四個問題：其一，《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其二，釣魚列島是否屬于琉球列島；其三，琉球列島是否屬于日本；其四，日本戰后領土到底有多大。這四個問題絲絲相扣，關節點是琉球列島的歸屬。
其一，《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1951年9月4日，美國單方面邀請52個國家，在舊金山舉行對日和會。二戰中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主力中國，卻被粗暴地拒之門外。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同意將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等置于聯合國托管之下而以美國為唯一管理當局。當年9月18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和約的合法性。
其二，釣魚列島不屬于琉球列島，而屬于中國。《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三條中規定的置于聯合國托管制度之下的領土，并不包括釣魚島。釣魚島自古以來是屬于中國的，早在明朝初年，釣魚列島就在我國版圖之內，就連日本天明五年(1785年)出版的《三國通覽圖說》之附圖《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也將釣魚列島標在琉球王國疆界之外，中國版圖之內。而1953年美國托管琉球期間發布的《琉球列島的地理境界》即二十七號布告，竟然將釣魚列島劃在了琉球列島地理境界之中。現在的問題是，你美國有什么權力將中國的釣魚列島劃入琉球版圖？
其三，琉球群島不屬于日本，它曾是中國的藩屬國。琉球群島公元1372年開始向中國明朝進貢，國王受明朝冊封，官民與明朝往來十分頻繁。在1879年日本出兵占領琉球之前琉球王國一直是中國朝廷直屬的獨立王國，它的國民大部分是閩、浙、臺沿海的居民，與祖國大陸不僅血脈相連，語言、文字皆為漢語，典章、制度與大陸朝廷完全一致。1945年日本戰敗，琉球也已脫離日本回歸自主。1971年中美建交在望，美國擔心中國要回琉球主權后其軍事基地無處立足，將琉球的行政管理權(注意，并非主權)交給日本。因無力推翻美國的決定，琉球數萬人齊聚在中心廣場號哭，發誓要趕走日本侵略者。幾十年來，他們從未停止過驅逐日本爭取獨立的斗爭。2006年3月，琉球全民公決，75%的民眾投票要求獨立，恢復與中國的自主往來。剩下的25%因屬日本血統，雖不要求獨立，卻也贊成自治。日本還真別在釣魚島問題上和中國較真，連琉球是不是你的都成問題。
其四，根據《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補充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里清楚表明，日本的戰后版圖根本不包括琉球群島，遑論釣魚列島。這就是戰后安排，日本不服不行。（羅援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少將）（2012年07月26日環球時報）
附錄3：
古代“中國”究竟有多大
葛劍雄
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談到世界上大國的歷史，自然會想到古代的中國。古代中國究竟算不算大國，如果算，究竟有多大？這是我們了解歷史和進行比較的前提。但到目前為止，人們還存在不少誤解。
首先，“中國”被正式當作我們國家的名稱是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才開始的。在這以前，“中國”的概念是不確定的。一般來說是不斷擴大，從僅指中原地區擴大到泛指整個國家。即使在清朝后期，“中國”有時是大清國的代名詞，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有時卻只指“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東北、內外蒙古、西藏、新疆。因此，要確切地描述中國古代的疆域范圍，只能說當時這個朝代實際統治的范圍有多大，例如秦朝有多大，唐朝有多大，清朝有多大。如果要說當時的“中國”有多大，就得說明這個“中國”是什么概念，它包括當時哪些政權。例如，8世紀的中國有多大？如果只指唐朝的疆域，那就不能包括青藏高原，因為那是由吐蕃統治的，而吐蕃是獨立于唐朝的政權，至少不屬唐朝管轄，要不唐太宗就不必將宗室女兒嫁給它的君主，唐朝也不必與吐蕃立碑結盟了。如果因為青藏高原以后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就將它提前到唐朝，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如果要從今天中國的領土往前追溯，在今天的中國范圍內8世紀時的政治形勢，有哪些政權存在，當然應該提到吐蕃，還有南詔、渤海等實際獨立于唐朝的政權。
其次，不用說歷代之間，就是一個存在時間稍長的朝代，它的疆域也是在變化的，特別是那些曾經較大規模開疆拓土的王朝，往往前后會有大幅度的變化。如西漢，初期的西界還沒有到達河西走廊，但后期已擴大到巴爾喀什湖，末年又退至玉門關。初年的南界只抵南嶺，連今兩廣都在南越控制下，但中期后擴展到今越南南部。又如唐太宗時滅東突厥后，唐朝的疆域向北擴展到貝加爾湖一帶。但到后突厥復國，唐朝的北界又退回到陰山一線。再如清朝，雍正時的疆域還不包括今新疆，到18世紀中葉的乾隆年間才平定天山南北麓，擴展到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但到1860年后，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先后被俄國侵占，上世紀20年代后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實際已經喪失。
再者，還必須區分，哪些地方是一個朝代的正式行政區，哪些地方是藩屬國，哪些地方只是“聲威所及”。例如，西漢后期匈奴的單于（首領）曾向漢朝投降，但漢宣帝并沒有將匈奴并入漢朝，而是資助單于返回匈奴，并規定雙方以長城為界，互不侵犯。所以漢朝的北界始終沒有越過陰山，匈奴也不屬于漢朝的疆域。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多次西征，蒙古騎兵橫掃亞歐。但到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時，他的其他子孫已分別建國，以后被稱為四大汗國。這些汗國與元朝是各自獨立的政權，只是它們的君主出于同一個祖先。元朝的疆域始終沒有包括全部新疆，南疆一直屬于另一個汗國，更不用說中亞、西亞和歐洲部分。又如越南的大部分曾經是從西漢至唐朝的正式行政區，從10世紀開始已經獨立建國，以后只是宋、元、明、清的藩屬。當然它沒有完全獨立，所以法國要將越南變為殖民地前，還得迫使清朝放棄宗主國的地位，承認越南獨立。但不能將10世紀后的越南看成“中國”的一部分。朝鮮、琉球、緬甸等也有類似情況。至于日本、東南亞其他各國，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中原王朝的藩屬國，中國史書中所記的“稱臣納貢”實際是打著“朝貢”旗號的國際貿易，或者是臨時的訪問。史書上的“稱臣納貢”大多如此，還有些只是天朝大國因循守舊或自娛自樂的片面記錄，直到清朝前期，還將俄羅斯、法蘭西、葡萄牙、紅毛（明時稱荷蘭人為“紅毛番”，清中葉以來也稱英國人“紅毛番”）等國稱為朝貢，難道我們相信這些國家是清朝的藩屬嗎？
到目前為止，還有些人認為，將歷史時期的“中國”，或中國歷代王朝的疆域說得越大就越能顯示愛國主義。事實恰恰相反，如果中國真想和平崛起，就得了解歷史事實，只有這樣才能總結歷史的經驗，吸取教訓，立足現實，面向未來。（新青年·權衡）（作者葛劍雄是復旦大學教授）（2007年02月19日南方網）
附錄4：
1940年代國民政府圍繞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
侯中軍
1872年10月，日本廢琉球國為琉球藩，繼而在1879年3月派兵入侵琉球，設置沖繩縣。自此之后，琉球問題一直是中日之間一個懸而未決的外交問題。二戰后期，此問題再度浮出水面。有研究認為，國民政府應該趁日本戰敗投降之機收回臺灣、琉球等島嶼，但《開羅宣言》并未提及琉球，在商討戰后對日和約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也未提及收復琉球問題。[1]本文利用新近開放的外交部檔案、《蔣介石日記》等資料，考察開羅會議前后中國政府對琉球問題所持的態度，試圖探討托管琉球是否就是國民政府真實本意；在漸入困境的情形下，國民政府采取了何種積極的應對措施，以及圍繞此問題展開的內部論爭。
一、開羅會議：失去的機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琉球問題成為國民政府需要考慮的外交問題之一，美國顯然具有重要的發言權。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與蔣介石的一次會談，成為戰后解決琉球問題的基調。會議期間，羅詢問蔣介石是否想要琉球，面對羅的詢問，蔣介石并未明確表態，而是提議中美共管琉球。蔣介石的這一提議成為日后國民政府對琉政策的基本方針。
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之前，蔣介石本人一直堅持收回琉球，其態度并無動搖，在其內心深處，琉球是中國需要從日本手中收回的領土。早在1932年，蔣已經認真考慮收回琉球，“預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臺灣、琉球”。[2]琉球問題一直縈繞在蔣介石心頭，時隔8年之后的1940年，蔣再次提及，“昨夜偶觀二十一年九月十三與十八日日記，預定民國卅一年中秋節以前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臺灣、琉球”。 [3]1932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一周年，日記表明了蔣介石對中日之間一些基本問題所持的態度，顯然琉球與臺灣并提，在收回之列。1940年10月，隨著國際局勢朝有利于中國抗戰的方向發展，蔣深信收回琉球“自有可能”[4]。
在1940年代以前，囿于時局和形勢，收復琉球之議只是時而閃現于蔣介石或政治精英的個人記述之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關于琉球問題的言論開始增多。開羅會議前，國民政府集中精力研究戰后領土處置問題，琉球問題漸成熱點之一。雖然《開羅宣言》并無關于琉球的內容，但圍繞其所展開的外交折沖，顯然是此間外交最為引起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之一。[5]
目前發現的中國政府最早公開提出收復琉球的史料，是1942年11月3日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宋子文談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宋子文提出“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6]。宋子文發表談話6天后，蔣介石再次明確對琉球問題的態度：“東三省與旅大完全歸還中國”，“臺灣、琉球交還中國”。[7]
1943年3月宋美齡訪美。行前，蔣介石特別囑托與羅斯福談話的要點，希望通過宋美齡向羅斯福表明中國政府在戰后重大問題上的考慮，琉球問題也在其中。蔣寫道：“去年（1943年）交妻與羅談話要點：甲，東三省、旅順、大連與臺灣、琉球須歸還中國，唯此等地方海空軍根據地準許美國共同使用。”[8]到美后，宋美齡呼吁美國政府及民眾支持中國抗日，贏得美國民眾的好感。與羅斯福會談后，宋美齡致電蔣介石，表示羅斯福在戰后領土問題上同意“琉球群島、滿洲及臺灣將來應歸還中國”[9]。同月，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書中提到琉球在中國國防上的重要地位，仍將琉球與臺灣、澎湖等視為中國領土不可割裂的一部分：“琉球、臺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之要塞，這些地方之割裂，即為中國國防之撤除。”[10]
可以認為，直到1943年3月，堅持收回琉球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并且開始著手準備。蔣顯然認識到美國的態度非常關鍵，因此才有囑托宋美齡探尋羅斯福態度之舉。
在琉球問題上，國民政府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這種不同聲音的存在當然會影響到蔣介石本人對琉球問題的思考。外交部在收復琉球問題上持消極態度，在1942年1月擬定的“解決中日問題基本原則”草案中，就表達了反對收回琉球的意見。該草案建議在遵守兩項限制的情形下將“琉球劃歸日本”。兩項限制一是“不得設防，并由軍縮會設置分會加以監督”；二是“對于琉球人民不得有差別待遇，一切應遵照少數民族問題原則處理”。[11]，而在此之前的1月17日，外交部亞東司司長楊云竹就已經私下向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表示中國不會收回琉球。[12]代理亞西司司長徐淑希也曾在致宋子文的備忘錄中作此表示。基于對琉球歷史的了解，徐認為，琉球與朝鮮類似，屬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朝貢國，與臺灣不同。[13]
為準備開羅四國會議，國民政府相關部門開始籌劃相關提案，琉球問題也在其中。軍委會參事室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國際問題討論會的提案都曾提出過收回琉球。軍委會參事室提出，日本應將下列領土歸還中國：甲、旅、順大連；乙、南滿鐵路及中東鐵路；丙、臺灣及澎湖列島。[14]國防最高委員會國際問題討論會在其擬就的《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所應接受遵辦之條款》中不但要求收回南滿、臺灣及澎湖列島，也提出“琉球群島應歸還中國”。但此兩份文件均準備了變通辦法，即在不能收回的情形下，可將琉球劃歸國際管理或劃為非武裝區域。[15]
但隨著開羅會議日期的臨近，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向蔣介石提供的參會決策也逐漸修改，對琉球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明確提出收回，而是采取淡化處理的態度。隸屬于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秘書廳的提案就沒有涉及琉球，其在《戰時政治合作方案》中只是提出“收復1894年以來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領土”，這當然不包括琉球[16]。此時，軍委會參事室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世杰在《關于四國會議問題節略》中指出：“日本于九一八事變后自中國侵占之領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臺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琉球顯然不在其列。[17]
1942年初，外交部就已經提出中國不必收回琉球，國防最高委員會、軍委會參事室在開羅會議迫近時也有放棄琉球之議，這些不同聲音的出現預示著政府內部對琉球問題態度的轉變。上述部門關于琉球問題的提議當然會提供給蔣介石本人參考，這些不同意見的集中出現，蔣介石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美國的態度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而中美關系的親疏當然會影響到琉球問題。現有研究表明，抗戰后期中美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其嚴重性大大超過人們以往的認識，蔣介石本人對美國的不滿與猜忌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就已經出現。蔣出席開羅會議“并不像以往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積極，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顯現的那樣積極”[18]。可以預見，蔣介石不希望因琉球問題而讓美國誤會中國，進而激化原本存在的中美之間的不信任。
11月13日，蔣介石自述與羅斯福、丘吉爾會談所采取的態度：“此次與羅、邱會談，本無所求、無所予之精神與之開誠交換軍事、政治、經濟之各種意見，勿存一毫得失之見則幾矣。”[19]蔣介石的此種心態影響到外交方針的制定，對琉球問題態度的轉變已經可以預見。
11月14日，蔣介石著手準備與羅、丘會談的資料及提案，在乙項“遠東政治之提案”中有3點建議，而琉球已經不在歸還之列。[20]11月15日，蔣介石自述其決定在會議時不提琉球問題的原因是：“琉球與臺灣在我國歷史地位不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故此次提案對于琉球決定不提。”[21]至此，蔣介石自“九?一八”以來所堅持的收回琉球之議似乎已被放棄，但蔣只是決定不提琉球問題，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他已經放棄琉球。[22]
會談前，蔣介石曾向隨行的王世杰咨詢意見，其中提到領土問題。王世杰在1943年11月17日的日記中對此有簡要記錄：“晚間，蔣先生約談，詢問對于與羅邱會見時應采取之態度與應提出之問題。”王世杰向蔣介石提出了5個方面的注意事項，其中第5項是日本戰敗后中國關于領土問題的主張：“臺灣及澎湖列島與九一八事變前之中國領土歸還中國”，“朝鮮應獨立”，“至于港九問題則可聽任羅斯福總統，相機設法解決，我可暫不提出”。蔣介石對王世杰所提方案“亦以為然”。[23]
在談話中王世杰并未提到琉球，蔣介石也未加詢問。蔣本人已經在兩天前考慮到琉球問題，并決定在會議上不主動提出，此次向王咨詢意見應包括琉球，但在王世杰所提方案未包括琉球的情況下，蔣未曾主動加以詢問。現有資料只能證明蔣介石只是決定不提琉球，但沒有設想羅斯福主動提出琉球問題時所應采取的應對方案。王世杰在起草軍委會參事室提案時已經將琉球排除在擬收復領土之外，沒有準備其他情形下的應對策略。
同日，蔣介石再次確定與羅、丘會談所持基本方針：“余此次去與羅、邱會談，應以淡泊自得、無求于人為唯一方針，總使不辱其身也。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此不僅使英、美無所顧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無私心于世界大戰也。”[24]
著名的“蔣羅會談”是在8日之后即11月23日進行的，蔣雖然已經打定主意不提琉球問題，但羅斯福卻在會見時一再詢問此事，這的確超乎蔣的預料之外。
美國外交文件所記載的開羅會議之“蔣羅會談”是一個十分簡略的大概，眾多文獻所征引的關于琉球問題的討論內容大致如下：羅斯福總統提及琉球群島問題時，再三詢問中國是否要求該群島,蔣介石答稱愿意同美國共同占領琉球，并根據托管制度與美國共同管理該地。[25]
與羅斯福會談后，蔣介石承認是自己主動表示要與美國共管琉球，“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議”[26]。蔣記載了作此提議的原因，主要是基于3個方面的考慮：（1）以安美國之心；（2）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3）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歸我專有為妥。[27]
最新的研究認為，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向羅斯福提議中美共管琉球的背景較為復雜，“道義因素、實力因素及策略考慮均發揮了影響”。國民政府對收復琉球的態度并不能一以貫之，而是隨著外交環境的影響和國內輿論的左右發生變化，“收回琉球似乎不是中國始終如一的追求，其收回的迫切性不僅不及臺灣和東北，也不及外蒙古”。[28]
蔣介石在琉球態度上的轉變顯然受到了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國民政府決策部門的意見，包括上面所提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軍委會參事室的意見；二是出于對中美關系的考慮，即“以安美國之心”。后來的材料證明，蔣擔心美國因琉球問題而誤會中國有全面擴張的企圖似乎是多慮。[29]總體而言，蔣介石在琉球問題上由堅持收回到提議托管的轉變，主要還是基于中美關系與自身實力而做出的選擇。但此種轉變并不代表蔣在琉球問題上的真正態度，托管琉球的外交政策背后蘊涵著新的變量。
二、籌劃對日和約：托管琉球政策的論爭
日本投降后，盟國開始研究對日和約問題，琉球問題再次提上議事日程，并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由于蔣在琉球問題上已經表達了中國的態度，即與美國共管琉球，這一表態為國民政府外交部所重視。
社會輿論雀起之前，外交部經過認真研究，于1947年2月向蔣介石報告關于處理琉球問題的兩點意見，意見顯然秉承了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的表態。外交部報告的第一點意見是 “不贊成以全部或一部歸還日本，防止日本再以琉球為侵略臺灣南洋之跳板，及威脅我東方海防”，這是中美處理琉球問題的底線，也與《開羅宣言》的精神相一致。相比1942年所起草的對日問題處理原則，外交部的態度已經有了大的改變。外交部報告的第二點意見是“反對除由中美兩國聯合托管以外之任何其他辦法”，但中美托管“應有一確定而短速之時限，如以五年或十年為期，以完成其關于自治及獨立之各項準備，并防止其他勢力侵入琉球”。 [30]
學界研究戰后琉球問題時，很少提到蘇聯的影響。鑒于歷史及現實原因，蘇聯一向被認為缺乏在琉球問題上的發言權，但蘇聯因素的確曾被國民政府外交部考慮在內。駐美大使顧維鈞曾專電外交部，報告蘇聯對琉球問題的態度。顧維鈞稱蘇聯在安全理事會“贊成美國所提代治太平洋群島案”，而且 “無交換條件”，但“蘇聯對琉球島頗表興趣”。蘇聯對琉球島感興趣的消息，或許只是傳聞，但經驗豐富的顧維鈞不敢大意，最終從美國外交部人員方面得知“美國并無鼓勵之意”的消息后，才得以安心。[31]
顧維鈞電報還提及美國方面關于處理琉球島的不同意見，指出在美國國內并不只有中美聯合托管琉球一種主張：“有主張分為南北兩部，以人民及習慣與日本殆相同之北部歸還日本，其南部劃并與臺灣”；“有提及將琉球全部交聯合國代治者”，但是具體辦法仍然未能確定下來。顧維鈞在電報中匯報其向美國方面傳達的其個人意見為“可交我國代治或交由中美兩國共同代治”。不論如何處置，顧維鈞表示他個人都不贊同“交由聯合國共治”，目的是防止受蘇聯掣肘。[32]
接顧維鈞電報后，外交部將已經擬好的兩點意見簡要告知，并希望其暫時保密。
此時，國內輿論的主流意見是收回琉球，但也有持不同意見者，主張中國單獨托管或中美聯合托管以及主張琉球獨立者，均有其代表。[33]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外交部雖然已經確定了對琉球的政策，但仍組織了3次座談會，聽取各方對日和合約意見，領土問題是討論的重點之一。
外交部長王世杰親自主持了第一次座談會。在主席報告中，王世杰明確了座談的基調：“就對日和約問題舉行商談，惟吾人并不提出方案討論，僅指出若干基本問題向諸位先生請教。”[34]領土問題被列為需要商討的第一個問題，報告指出日本領土大致已經確定，只有4處島嶼成為問題，琉球尤其沖繩島屬其中之一。此時外交部對琉球問題已經形成一套方案，在談話會上單獨提出，實乃聽取輿論意見，并冀此驗證所定方針的可行性。王世杰在報告中所述“我政府對琉球問題已擬有方案，但未作最后決定”，的確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形。王世杰總結認為，從歷史上看，琉球對中日雙方均有從屬關系，兩者勢力隨國力而消漲。然后話鋒一轉，提及開羅會議，“在開羅會議上言及琉球時，主席曾表示并無一定要求領土之意”。王世杰對在座人員表示目前對琉球政策為：（1）是否一部或全部收回；（2）是否共管；（3）是否托管。[35]
第一次座談會上無人針對琉球提出具體處置方針，而主要是討論一些對日和約的基本問題。座談會第二天即9月5日，王世杰即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余下的討論由外交部擇員主持。
王世杰的主席報告中尚把“是否一部或全部收回”作為一種先擇，然而在第二次座談會上劉師舜的主席報告則將其省去：“開羅會議時，我曾表示須收回臺灣、澎湖，但對琉球則無意要求”，解決此問題方式有3種：“1，交中國托管；2，交中國、美國共同托管；3，由中國托管，而以沖繩島為美國軍事根據地。”[36]王世杰與劉師舜報告一前一后，劉的報告顯然在琉球問題上后退了一步。
或許作為一種回應，在討論中劉士篤、柳克述、萬燦等人表示中國應托管琉球，萬燦甚至表示，“要琉球歸還中國似不合法，只可主張由中國托管，成為一個緩沖地帶”。唯一提出收回琉球的是胡煥庸，胡認為“歸還中國是上策，由中國托管是中策，由中國托管而以沖繩作美國基地是下策”。其實胡的觀點并不堅持收回，只是認為收回要強于托管，而此點認識代表了輿論的主流意見。胡煥庸的認識之所以不同于要求托管的眾人，關鍵在于他作為地理學家認識到了琉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中國若不收回琉球，就不能成為太平洋國家。琉球若給日本拿去，臺灣就危險了。”胡煥庸還建議支持蘇聯收回千島群島，以換取蘇聯支持中國收復琉球。[37]
第二次座談會對琉球問題的基調是托管，雖有胡煥庸的收回之議，但無人呼應和支持。
9月30日，在上海中國銀行四樓會議廳，外交部次長葉公超主持第三次座談會。在主席報告中，葉公超坦承，外交部研究對日和約的各種問題已經一年有余，和約稿子也有若干版本，但在和會召開以前不便發表。葉公超的主席報告并未表明政府對處置琉球的態度，在這一點上不同于前兩次討論。第三次討論僅有王蕓生一人就琉球問題發表意見：“琉球可交聯合國托管”，“力爭收歸我有，則大可不必”。[38]
就琉球問題而言，作為廣泛征求意見的三次座談會，其討論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主流輿論要求收回琉球的呼聲竟然被棄置一旁。此次外交部所聽取民意的結果，與其先前擬定的處理琉球問題的兩點意見相吻合，或許通過此番討論，外交部進一步明確了托管琉球的態度。
外交部傾向于托管琉球，是基于當時形勢所做出的判斷，其內部負責官員曾專門進行過詳細研究。透過其研究方案，我們可以深入體會外交部的立場。在外交部的研究方案中，張廷錚所起草的《我對琉球政策之研究》應屬一篇關鍵報告。[39]
張廷錚時任外交部亞東司東一科科長，主管琉球事務。他參與了琉球問題的全過程，也是基本政策的起草人。他在報告文稿中指出，關于琉球問題的處置不會超出兩個途徑：其一，仍劃歸日本領有或劃歸中國或其他國家領有；其二，實行托管制度。這份研究報告基本上涵蓋了當時的各種提議，在如何處置方面并無創新之建議，關鍵在于對各種可能途徑的深度分析。
報告分析第一種途徑的種種可能及結果，首先分析了劃歸日本后的影響：“琉球為日本過去侵略臺灣南洋之跳板及封鎖我東方海洋之基地”，如仍劃歸日本領有，“則不但我海面失去前衛，而臺灣尤受其重大威脅”，鑒于此種重大不利結局，我國對將琉球交還日本管理之議“應堅決加以反對，絕不能作絲毫讓步”。戰后的中國國內，沒有人贊成將琉球重新劃歸日本版圖，由于琉球重要的戰略地位，外交部當然知曉其中的利害關系。關于劃歸中國領有，張廷錚認為我國可以提出將琉球并入本國領土，但“琉球與我止于朝貢之關系，就種族文化言，均與我不同”，如果提出此等建議，“既難獲國際間之支持，復有惹起盟邦疑忌心之慮”，仍是不提為好。
在張看來，歷史上其他國家與琉球素無聯系，自不便提出吞并要求。美國屢次聲明對琉球并無領土野心，“縱對琉球有長期占領之意，亦不致提出領土要求”。因此，收回琉球于現實礙難實行，“惟余采取托管之途”。
張廷錚將中國單獨托管列為第一個選擇，并舉述理由：“地理上接近我國，毗連臺灣，歷史上曾奉我正朔，受我冊封，種族文化雖不盡同，但受我影響甚深，由中國單獨管理感情易于融洽，治理易于奏效。”此項提議的不利因素是：“我國力未充實，保衛或治理或恐難周；此次敗日，美國為占領此島出力最大，我有不易啟齒之苦衷。”雖然從結果上這是一個最佳選擇，但并不為張廷錚所看好，而這也正是外交部的意見。
中美共同管理是張廷錚列舉的第二種選擇。張的理由是：“如我國單獨管理，不易為各國所承認，可主張中美共同管理，因基于我與琉球之地理歷史關系，美在實際上之力量與貢獻合作共管，當為最妥善之辦法。”
即使是中美共同托管這種“最妥善”的辦法，張廷錚也考慮到了唯一的不利因素：“蘇聯如不能達到托管目的，可能反對我或美國或中美兩國為托管國。”
由美國單獨管理是張廷錚所列舉的第三個選擇。如其他國家反對中國管理，而美國又愿意擔任管理之責，“基于中美邦交之親密，自應予以支持”。實行普通托管制由聯合國托管是第四種選擇。出現此種可能性的前提，是中美兩國之單獨或共同托管，均不能獲得各國支持。如果是這樣，則只能實行普通托管制，由聯合國托管。該研究報告認為，一定要反對蘇聯托管，并將其列為第五種選擇。據報蘇聯有要求托管琉球之意，“蘇聯此種企圖如獲實現，于我至為不利”。
研究報告最后是對琉球問題所做的總結。張廷錚主張采取積極態度應對琉球問題，并應與美國保持一致，相互支持。整個研究報告所提的不利因素是蘇聯，在總結中，張廷錚進一步將蘇聯可能采取的政策予以強調，以期引起注意。“蘇聯如堅決反對美國托管，則不但可能反對我為托管國，甚且可能主張以琉球留與日本，此不可不防者”，如果萬一出現此種不利局面，“我可主張由聯合國托管，以為退步”。[40]
在此報告的空白處，有“有理”、“可采此態度”等毛筆批示，雖無具體署名，但可推測應是外交部亞東司司長或具有相當地位的人員，但不會是外交部長王世杰。因為王世杰在此報告的最后部分用鉛筆做了批示，并署名“杰”。王世杰批示內容如下：“應由對日起草委員會就（1）中美托管（2）聯合國托管，各擬一具體方案送核。”[41]
雖然外交部已經向蔣介石建議托管琉球，但此消息并未直接公開，國民政府內部仍然在試探各方反應。
1947年10月18日，行政院長張群向國民政府參政會作報告，在關于外交的部分中提到對日和約問題。報告認為，日本領土已經由《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限制，只有“若干島嶼的歸屬問題懸而未決”，其中“琉球群島對我國關系最切”。張群認為，琉球群島前途的解決, “不外乎中國收回，或中美共管，或聯合國托管三種方式”，對于如何處理該問題，政府“正密切注意”，但“無論如何必（須）反對該群島歸還日本”。[42]
此時國民政府內部已經形成一種共識：雖然歸屬問題未定，但琉球屬于剝離日本的領土，其所有權已經不屬于日本，托管琉球雖然并未被主流輿論所認可，但已經成為一種最為現實的選擇。相對于蔣介石在琉球問題上的一貫態度及國內主流輿論要求收回琉球的壓力而言，國民政府托管琉球的建議似乎陷入一種困境：由于先有蔣介石本人在開羅會議上對琉球問題的表態，因此國民政府當然要以此為外交基調，但實際上托管卻并不為蔣本人和國內民眾所認可。國民政府外交部初步確定將以托管的方式解決琉球問題，并預先準備好了各種托管的形式，該項方案雖已呈報蔣介石，但并未得到明確的回復意見。國民黨最高決策層對琉球問題并未得出最后的結論，而這當然與蔣介石本人的態度有莫大的關聯。此時的關鍵在于，如何才能在琉球問題上尋求一個突破口，打破現有困境。
三、困中求變：琉球革命同志會及收復琉球5點辦法的出臺
如依靠外交途徑解決琉球問題，似乎除托管外別無他途，外交部對此有明確的對策和分析。如何跳出外交框架，尋求一個真正符合中國利益的解決琉球問題的辦法，成為蔣介石面臨的一項難題。以喜有名嗣正為首的琉球革命同志會的來訪似乎給處于困境中的琉球問題帶來一絲希望。[43]
事實上，早在1946年，琉球革命同志會的前身即琉球青年同志會就曾上書蔣介石，要求歸附，外交部檔案所記該次上書的時間是1946年10月28日。[44]此次上書是否送達蔣介石本人，未見相關記錄。顯然，當時的國民政府未對此次上書做出積極應對，琉球青年同志會繼續尋找途徑。
1948年，終于找到機會。通過軍統在臺的分支機構，琉球革命同志會將相關信息轉呈蔣介石。[45]蔣介石本人在1948年3、4月間已經了解到琉球革命同志會的相關情形。在琉球問題處于困境的情形下，該組織的出現無疑豐富了蔣介石對琉球問題的思路。蔣介石終于找到解決琉球問題的突破點。
1948年6月15日，蔣介石授意吳鼎昌密電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要求其考慮如何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達成收復琉球的目的。蔣轉達國民黨黨內的意見大旨如下，“琉球原屬我國領土，現雖有美軍管治，人民均甚內向，擬請秘密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人員秘密組織掌握政權，冀于將來和會時琉民能以投票方式歸我統治，或由琉球地方政府自動內向，以保持我在太平洋之鎖鏈”。秘書處收到蔣通過吳鼎昌傳達來的意旨后約集各有關機關主管人員，初步交換意見，“認琉球為我東海屏藩，在國防上價值甚巨，我國實有爭取之必要”，而且“現部分琉胞既具內向情緒，且已有革命同志會之組織，自應特別予以鼓勵和協助”。 [46]
8月2日，吳鐵城向蔣介石匯報了約集有關人員的和議結果，“飭研究琉球問題，遵經約集有關人員先行初步交換意見，并飭臺灣省黨部物色琉胞來京，詳詢一切。茲有琉球革命同志會理事長喜有名嗣正，由臺灣省黨部干事李德松同志，偕同來京”，并特別指出“喜有名君擬于返臺前，向鈞座致敬”。[47]5日將密電轉達行政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長王世杰。
可以肯定，在喜有名嗣正一行秘密訪問大陸之前，蔣介石本人在托管琉球問題上的態度就已經發生改變，已經設想通過琉球革命同志會收回琉球。此種轉變看似突然，其實有其內在必然性，因為這與蔣介石本人在琉球問題上的真正態度是一脈相承的。自是之后，國民政府在琉球問題上出現了明暗兩條路線：明線是外交路線，依據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的表態，尋求最佳的托管途徑；另外一條是暗線，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會，策劃琉球獨立，并最終實現收復琉球的目的。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安排下，喜有名嗣正訪問中國，并相繼會晤各政府部門官員，呼吁中國政府收回琉球。[48]外交部檔案中有一份1948年8月3日上午王世杰會見喜有名的談話記錄，透過該談話，我們可以直觀了解有關琉球革命同志會的一些具體情況。
會談地點在外交部部長會議室，從上午11點30分談到12點15分，共45分鐘，時間并不長。喜有名此次來訪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向中國政府表明自身立場，轉達其心向中國的誠意。王世杰則是希望借機了解琉球同志會及琉球島內的一些基本情形。喜有名嗣正的開場白非常簡短，僅有數句話介紹琉球與中國的歷史聯系，介紹完后，直奔主題，徑直告訴王世杰，“戰后琉人莫不內向中國，琉球革命同志會即為主張琉球歸屬中國之團體”，經過這樣的表白之后，喜有名直接向王世杰提出，希望“外交部今后時予指示，多所聯系”。喜有名表明態度后，王世杰并未接著話題談及琉球歸屬問題，而是詢問喜有名的工作及家鄉的情況，在簡短回答王世杰所提關于自身工作及家鄉情況后，喜有名再次表明他關于琉球問題的看法：“琉人希望歸附中國，但亦可在中美一體中尋求解決”，但是“絕對反對歸屬日本”，還進一步強調是“誓死反對”。王世杰此時才轉入正題，表示“（琉球）歸日本，中國亦反對”，并告知喜有名，目前需要知道琉人的真正意圖，以便在對日和會時做到心中有數。會談到此，雙方均表達了各自的想法及愿望，接下來的談話，雙方進入一些實質性問題。喜有名表示目前琉球由美軍占領，物資上雖有援助，但主要注意力仍在軍事而非經濟，著重強調“琉人生活困難，希望中國多多關心”。王世杰并未直接回答該問題，而是詢問喜有名是否曾經到過琉球，以及琉球目前的教育及文化狀況，目的在于探尋日本統治對琉球所造成的影響。[49]喜回答以“七十年來琉球全用日文”，并解釋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光緒五年后禁止使用（漢文）”。王世杰問及琉球的人口及目前行政狀況，喜有名告知琉球現有人口70萬，40萬在沖繩，30萬分布在其他各島，“現在有琉球民政府，完全為琉人”。問及在琉球的華僑情形，喜有名答以“約二千人，多系商人”。談話最后，喜有名提出由于琉球知識分子曾協助盟軍，“如一旦重歸日本，則生命不保，知識分子無不絕對反對歸日”。王世杰答道“一定不能歸日”。[50]
8月9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接見了來訪的喜有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蔣本人對琉球革命同志會的重視。喜有名一行的來訪，燃起國民政府收回琉球的希望。就在蔣介石接見喜有名嗣正的同一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迅即召集相關部門密議收回琉球方略，并達成了5點初步意見。
8月10日，外交部收到《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人員冀收回琉球事經集議決定辦法五點函達查照由》，文件批示處有王世杰印章，表明其已經收到并閱讀完畢。該秘文的關鍵之處在于其開頭部分有“逕啟者奉，總裁已刪，交秘代電為據”，此處總裁就是蔣介石本人。文件封皮上還有四行小字，值得格外注意。“此件請用部長私人名義函復，辦后并請將來往函件送交部長秘書室收存，如令行所屬機關辦理，可單獨辦稿，歸入部檔，但以避免泄露報告來源為限。”[51]這段內容表明，此件不便公開，尤其要避免泄露報告來源。
集會達成5點意見如下：
1．由臺灣省黨部秘密與琉球內向團體聯絡，并商同臺灣省政府及警備司令部，協助各該團體或個人從事回歸祖國運動；
2．各地政府對留居當地琉胞之管理應特予放寬，俾增加其內向情緒；
3．請臺灣省政府修正雇傭琉籍技術人員登記規則第五條，對船只雇傭琉籍技術人員不作比例限制，并準許該項被雇傭人員及其家眷在雇傭市鎮轄區內居住；
4．請臺灣省政府及臺灣警備司令部對被雇用琉籍技術人員之有家眷在琉者，準其自行設法以用品送返其家中，勿予留難；
5．由臺灣省方面選派小學教員分赴琉球各小島施教，以爭取第二代并籍以從事宣傳。[52]
此5點計劃首次為學界所知，改變了以往學界對國民政府處理琉球問題的既有認識，從中我們至少可以推出兩點結論：一是，在直接收回琉球無望的情形下，國民政府曾做出過具體的應對措施，著眼長遠，而不是簡單的不作為；二是，外宣托管，內實收復，才是蔣介石在琉球問題上的真正策略。
蔣顯然希望從琉球內部著手，通過文化滲透，籠絡人心，達到收復琉球的目的。此文件表明，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期間所宣布的由中美托管琉球的言論或許并非其真實想法，而只是一種權宜之計。
8月14日，外交部接到吳鼎昌要求研議琉球革命同志會的電文后，即展開調研。8月25日，以最密件形式向蔣介石呈報處理琉球問題的最新考慮，從琉球隸屬關系，日本統治的現實及影響方面舉出了影響琉球歸屬問題的三個因素：
1．琉球與我止于朝貢關系，就種族文化言，均與我有別，且據史冊所載，琉球亦不時向日本朝貢受封；
2．《開羅宣言》所列舉應歸還中國之領土，并未提及琉球，而我自身則聲言不愿為自身擴張疆土；
3．美軍進攻琉球犧牲甚重，戰后積極建設基地，決不肯言去，故我如要求歸并琉球理由似欠充分，至于準許琉球立即獨立，理論上雖無不可，然琉球地脊民貧，經濟上向難自給，加以七十年來之日本奴化教育，毒素亦非短期所能盡除，萬一國際局勢變化，日本乘機再入，亦屬可慮，則獨立之議，事實上亦頗困難。
外交部認為，琉球問題的最后解決“有待對日和會加以決定”，琉球歸并中國“必須獲得國際間之支持及大部分琉球人之同意”。琉球問題之處置“似以托管為唯一可循之道”，而托管辦法似以“中美共同托管較有實現可能”。對此等托管唯一可以預見的曙光就是托管15年后“采用公民投票辦法，決定其獨立或是否與中國合并”。[53]此種分析，主要是基于外交方面所做的考察。應該說這是個消極的處理辦法，只看到了中國歸并琉球的種種眼前困難及事后不利因素，缺乏大戰略考量。
此時國民政府在琉球問題上的明暗兩條路線都已確定，通過外交途徑托管琉球已成定論。此時如何改變對策，力爭取得最大利益當成為國民政府外交的優先考慮。在國民政府各部門研究對日和約的草案中，中國駐日代表團的“琉球劃界”建議是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
駐日代表團在方案中研究了琉球劃界問題，并將其列為收復計劃的一部分，此點顯然并未被一般提案所重視。如琉球未能收復，而通過劃界將部分領土劃歸我國，顯然在技術層面上更有可操作性，因此此提案對劃界部分的討論頗具價值。駐日使團所提琉球劃界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日本的劃界；二是與中國的劃界。
琉球與日本劃界問題“焦點在于北緯二十七度零四分至北緯三十度間之各島嶼”是否應劃入琉球范圍，這些島嶼包括與論島、永良部島（原文如此）、奄美大島、喜界島、德之島等5島及其附屬小島。日本主張上述各島并非明治維新之后侵略所得，因此不屬于琉球范圍，中國認為事實顯然并非日本所述，“明清兩代琉球王國繼續受冊封，其范圍為三府三十六島，即包括北緯二十七度零四分至北緯三十度之間各島嶼在內”。[54]
琉球與中國劃界問題焦點“在于八重山列島及宮古列島是否應劃入琉球之范圍”。晚清政府在與日本交涉琉球問題時，日方曾建議將此兩島割讓與中國，其理由是此兩島與中國領土相接近，“我國似可根據此點要求將此二島劃歸我領土”。方案注意到了釣魚島問題，將其列為琉球與中國劃界問題的一個部分，如“八重山及宮吉二列島未能劃歸于我，則尖閣列島及赤尾嶼二地之劃歸問題似亦值得注意”。[55]
作為解決琉球問題一攬子方案的一部分，駐日代表團籌劃將劃界問題提交討論，無疑具有實際操作意義，且極有可能取得突破。在琉球問題無法確定最終解決途徑的情形下，如中國提出劃界問題，顯然有關各方無法拒絕。
該提案曾送達外交部，供其參考，亞東司司長黃正銘、專門委員張廷錚均已閱讀此件，但顯然外交部并未采納駐日使團的提案，而傾向于托管一途。為應對各種可能的托管情形，外交部曾認真設計各種托管方案，頗為詳盡。其中包括亞東司第一科陳劍橫擬就的《琉球托管協定草案——聯合國托管》、《琉球群島托管協定草案——中美共同托管》。
雖然在蔣介石的直接授意下，國民政府制定了逐步收復琉球的長遠規劃，并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會，但琉球問題最終解決，須取決于戰后的國內外環境。然而，1949年后的國內外環境都不利于國民黨當局的琉球政策。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潰敗，使其失去了在對日和約中的發言權，而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日美逐漸接近，與美共同托管琉球的計劃最終并未體現在《舊金山對日和約》之中。國民黨集中精力于臺灣自身的防衛以及地位問題，其對琉球革命同志會的支持力度也日漸微弱，琉球革命同志會所主張的琉球獨立運動并未取得想象中的成果。
縱觀此一時期關于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琉球的政策并不是一條完全重合的路線，政府內部可以分為兩派，而蔣在內心深處并不愿放棄琉球，這也是整個琉球政策的歷史主線。總體而言，1940年代的琉球政策經歷了一個由力主收回，到形式托管，再到策劃獨立的轉變過程。琉球革命同志會是蔣介石在處理琉球問題上的一個變量，蔣介石顯然希望借助來自琉球內部的力量，達成其收回琉球的長久心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集議的5點辦法表明，國民政府曾認真策劃收回琉球。然而即使是托管也有爭取國家利益的選擇，如琉球與中國和日本的劃界問題，可惜國民政府未能抓住機會。不難發現，在制定具體的方針政策時，國民政府受制于太多外界因素，而不能直接表達自己的國家利益訴求，而且很大程度上論爭多于實踐。托管琉球政策雖然并非蔣介石的本意，但其制定政策時顯然缺乏足夠的勇氣與信心。困中求變的琉球政策，終因國民政府的自身不保而陷入流產境地。
注釋
[1]目前學界關于戰后琉球問題的研究主要有：石源華《論戰后琉球獨立運動及琉球歸屬問題》（ “第五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參會論文，浙江溪口，2006年7月。）；許育銘《戰后處理與地緣政治下的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以40、50年代為中心》（『中國』のインパクトと東アジア國際秩序」學術研討會論文，大阪：大阪大學千里生命科學中心，2006年11月11日）；王海濱《中國國民政府與琉球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任天豪《中華民國外交部對琉球歸屬問題的態度及其意義(1948-1952)》（中國近代史學會第八屆第一次年會，臺北政治大學2008年12月）；汪暉《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開放時代》2009年第3期）；汪暉《冷戰的預兆：蔣介石與開羅會議中的琉球問題——<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補正》（《開放時代》2009年第5期) 。
[2] 《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13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下文不一一注明藏所）。
[3] 《蔣介石日記》，1940年9月30日。
[4] 《蔣介石日記》，1940年9月30日。
[5] 《開羅宣言》關于日本領土處置問題的內容是：剝奪日本在1914年以后所占得之太平洋各島嶼。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日本因貪戀武力所占取之土地，亦應予剔除。《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年，449頁。
[6]關于國民政府最早何時提出收回琉球問題，本文采用王建朗研究員最新研究成果。詳見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3頁。
[7] 《蔣介石日記》，1942年11月9日。
[8]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24日補記。
[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上），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年版，第287頁。
[10]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臺北，正中書局1953年版，第6—7頁。
[11] 《外交部修正擬定解決中日問題之基本原則》（1942年1月2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頁
[12] Service to Gauss, 17 June, 1942,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 China（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p. 732-733.
[13] 參見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5頁。
[14] 《戰時外交》第3冊，第499頁。《建朗愛的i
[15]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5頁。
[16] 《戰時政治合作方案》（1943年11月），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以下稱《戰時外交》）第3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505頁。
[17] 王世杰：《關于四國會議問題節略》（1943年11月11日），葉惠芬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匯編——籌設篇》，臺北，“國史館”2001年版，第50頁。
[18] 王建朗：《信任的流失：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后期的中美關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55頁。
[19]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上冊，第430－431頁；《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13日。
[20] 蔣介石提出的三點是：1、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應歸還中國；2、保證朝鮮戰后獨立；3、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上冊，第431頁）。
[21] 《蔣介石日記》， 1943年11月15日。
[22] 臺灣學者許育銘注意到，“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并未明確提出對琉球的領土要求，只要求共同托管。其背后存在如果戰后琉球如經托管，而琉球當地人民又表示愿意歸并中國，中國理應接受的可能發展。”許育銘：《戰后處理與地緣政治下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中國』のインパクトと東アジア國際秩序」研究會發表論文，大阪：大阪大學千里生命科學中心，2006年11月11日）。
[23] 《王世杰日記》第4冊，1947年11月17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
[2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17日。
[25] 全文如下：The president then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and 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China would want the Ryukyus. The Generalissimo replied that China would be agreeable to joint occupation of the Ryukyus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tually, joint administration by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trusteeship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請見“Roosevelt-Chiang Dinner Meeting”(1943/11/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61, p. 324。
[26]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3、24日。
[27]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上冊，第438、439頁；《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3、24日。
[28]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7、133頁。
[29]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后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7頁。
[30] 《擬就琉球政策兩點敬祈核示》，1947年4月22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檔案（以下簡稱“外交部檔”，419/0005，第40－41頁。
[31]《 駐美顧大使來電》，1947年4月16日，外交部檔，419/0005，第43－44頁
[32]《 駐美顧大使來電》，1947年4月16日，外交部檔，419/0005，43－44頁
[33]本文不再一一列舉，具體內容可以參見《對日和約國內各方意見輯要》(領土組，1947年7月—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日本和約國內各方意見輯要》,檔案號18/761）。
[34] 《外交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話會記錄——第一次談話會記錄》(1947年9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第363頁。
[35] 《外交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話會記錄——第一次談話會記錄》(1947年9月4日)，第364頁。
[36] 《外交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話會記錄——第二次談話會記錄》(1947年9月1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第371頁。
[37] 《外交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話會記錄——第二次談話會記錄》(1947年9月15日),第378頁。
[38] 《外交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話會記錄——第二次談話會記錄》(1947年9月30日),第389頁。
[39] 報告并未注明起草時間，根據其內容及在檔案中的位置來看，應是1947年下半年。
[40] 張廷錚：《我對琉球政策之研究》，外交部檔，419/0005，第25－27頁。
[41] 見張廷錚《我對琉球政策之研究》空白部分之批注，外交部檔，419/0005，第25－27頁。
[42] 《行政院院長張群向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作關于軍事政治方面報告》(1947年10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政治”(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頁。
[43] 琉球革命同志會成立于1941年5月，原名琉球青年同志會，主要活動于臺灣和琉球。1947年1月改為現名，并致電蔣介石宣誓效忠中國。琉球革命同志會基本上是以在臺琉人為主，主其事者為喜友名嗣正，其中國名為蔡璋，后來臺灣方面多以中國名稱之。關于該會的詳細情形，請參考許育銘論文《戰后處理與地緣政治下的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以40、50年代為中心》。
[44] 《琉球青年同志會上書蔣中正主席》（1946年10月28日），外交部檔，419/0008。
[45] 許育銘：《戰后處理與地緣政治下的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以40、50年代為中心》，『中國』のインパクトと東アジア國際秩序」研究會發表論文，大阪：大阪大學千里生命科學中心，2006年11月11日。
[46] 《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人員冀收回琉球事經集議決定辦法五點函達查照由》（1948年8月10日），外交部檔，419/0005，第53頁。
[47] 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100.20。轉引自許育銘：《戰后處理與地緣政治下的國民政府對琉政策——以40、50年代為中心》。
[48] 未查到喜有名訪問南京國民政府的具體日期，據現有資料推算，應在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
[49] 王世杰本人曾于1947年9月赴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路過琉球，并留有初步印象。“午前抵沖繩島，此為琉球之主要島，島上有不少日人，均已遣回日本本土，現除琉球土著外，僅有美國駐軍”。《王世杰日記》，1947年9月5日，第124頁。
[50] 《琉球革命同志會會長喜有名嗣正謁王部長談話記錄》（1948年8月3日），外交部檔，419/0005，第11－17頁
[51] 《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人員冀收回琉球事經集議決定辦法五點函達查照由》（1948年8月10日），外交部檔，419/0005，第52頁。
[52] 《運用琉球革命同志會人員冀收回琉球事經集議決定辦法五點函達查照由》，1948年8月10日，外交部檔，419/0005，第53－54頁。
[53]《外交部呈蔣總統》（1948年8月25日），外交部檔，419/0001，第6－8頁。
[54]駐日代表團：《關于解決琉球問題之意見》，外交部檔，419/0005，第66頁。
[55]駐日代表團：《關于解決琉球問題之意見》，外交部檔，419/0005，第67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2010年07月07日人民網）
附錄5：
日本吞并吞并流球后中國朝野反應
騰訊歷史頻道
導語
辛亥百年，騰訊歷史頻道推出《轉型中國1864-1949》系列原創策劃，我們希望嘗試著去追尋這樣一個命題：“辛亥年，她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并希望此策劃，能夠成為解讀另一命題——“現代中國，她從何處來，向何處”——的一個注腳。策劃以年份為單位，逐一梳理近代史關鍵命題。敬請關注。
一、1879年度事件：日本吞并琉球
1874年，日本借入侵臺灣而與清廷簽訂《北京專條》，自清廷騙得“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一語。大久保利通曾為此興奮不已：“今者中國承認我征蕃為義舉，并撫恤難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屬于我國版圖之失效。”（見《轉型中國·1874》）
此后，日本明顯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驟。先是強行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權和警察權；隨之又禁止琉球再向清廷朝貢。1879年3月，日本派軍警部隊直接接收了琉球國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東京，琉球國宣告滅亡，成為日本的“沖繩縣”。
任何轉型都必須付出代價——在過濾掉那些沒有絲毫實際意義的民族主義喧囂之后，我們或許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中國近代外交轉型最典型的案例，琉球的喪失，正是中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
朝廷：只要能保存琉球社稷，一切好商量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對清廷造成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戰；二是在俄國虎視新疆的惡劣形勢下，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琉球問題糾結到了一起。
【何如璋：先發制人，以武力求和平】
清廷與日本就琉球問題直接展開交涉始于駐日公使何如璋。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入貢中國、禁止受中國冊封和奉中國為正朔，要求其奉行明治年號，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許日本派兵駐屯。次年，琉球秘密遣人來中國求援無果。1877年，何如璋以駐日公使身份赴日就任，在日本的琉球官員遂向何求助。同年，何如璋開始與日本交涉琉球問題。
何的主要意見是對日強硬。在給國內的公函里，何一再強調先發制人，認為“今日本國勢未定，兵力未強”，與之爭衡，尚有勝算；如果“隱忍容之，養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與國內袖手空談的愛國清流的“強硬”不同，何如璋的這種立場背后，有其對日本國情的深切分析。在他看來，日本必不敢與清廷開戰，理由有四：1、日本國力遠遜中國，全國浮水收入不及中國三吳一隅；2、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債臺高筑，若開戰，則須以現金向西洋各國購買軍械，日本無力作此無米之炊；3、日本軍隊實力不夠，常備陸軍不過3.2萬人，海軍不足4000，軍艦多朽敗不堪行駛……；4、日本國內內亂頻繁，無力對外開戰。
應該說，除了對日本軍備的描述偏低不夠準確之外，其余情形大致符合日本當時的國內現狀。財政危機、士族、農民屢屢武裝暴動，政局動蕩的日本，確實無力應付一場實實在在的對外戰爭。
對此日本的外交人士也持相同的看法。日本駐天津領事竹添進一建議日本政府“斷然棄和開戰，壓之以兵，威服清帝國，締結新條約，使我國占有充分之權利”，但其如此建議的理由卻是：全面對清開戰，財政上無力支撐，而且妨礙清日貿易；故而真正的良策是“虛張開戰之聲勢”，以使清帝國屈服。換言之，日本也自知無力與清廷開戰，但卻寄望于虛張聲勢，對清廷收取恐嚇之效。
【李鴻章：爭小國區區之貢，乃博取虛名的無謂之舉】
與何如璋極力主張對日強硬不同，李鴻章的意見是：
“中國受琉球朝貢，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其國，固為諸國所輕；若專恃筆舌，與之理論，而近今日本舉動，誠如來書，所謂無賴之橫，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圍。若再以威力相角，爭小國區區之貢，務虛名而勤遠略，非惟不暇，亦且無謂。”
李的言下之意是沒有必要為貪圖琉球朝貢的虛名而使國家蒙受無謂的損失。在李鴻章看來，琉球自明末開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薩摩藩保持朝貢關系，但對清廷來說，這種松散的朝貢關系并無實際利益，故而，李鴻章認為：“即使從此不貢不封，亦無關于國家之輕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處偏隅，尚屬可有可無”。
故而，李鴻章的處理意見較之何如璋要“溫和”得多。何曾經向朝廷提供了處理琉球問題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是“據理而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反復辯論，徐為開導，若不聽命，或援萬國公法以相糾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要于必從而止。”李鴻章最后選擇了下策，寄望于《萬國公法》而不愿采取“激進”措施：
“若言之不聽，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會各國公使，申明大義。各使雖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人必慮各國生心，不至滅琉國而占其地。”
【郭嵩燾：免除琉球的朝貢，保護其獨立】
琉球滅亡之際，因贊譽西方民主政體而被被舉朝士大夫目為漢奸、賣國賊的郭嵩燾，剛剛迫于壓力辭去了駐倫敦公使之職返回中國。在一封給李鴻章的書信里，郭表達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和處理意見：
“日本既改球為縣，前議當小為變通，而要必以寬免入貢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會同各國公使保護琉球，聽其自主”；“不令入貢中國，亦不令入貢日本，琉球臣服中國已久，宜中國主其議，以保護琉球為義，不足與爭朝貢。”
概而言之，郭嵩燾的意見是：免除琉球對中國的朝貢，解除彼此間的藩屬關系，令其獨立自主。
李鴻章對此深表贊同，致函總理衙門支持郭嵩燾，認為琉球的入貢，即使朝廷不主動寬免，倘若琉球最終能夠獲得獨立，寬免入貢也會是必然之事。與其被動寬免，反不如主動寬免，如此，則既不傷國家的體面，又能免去許多糾紛，維持琉球的獨立。
【朝廷：若能保存琉球社稷，不妨讓日本“一體均沾”列強在華利益】
1880年，日使竹添進一郎到中國商討琉球事件， 提出“分島改約”方案。按此方案，將琉球貧瘠的宮古、八重山劃歸中國， 作為交換，中國應讓日本“一體均沾”享有其他國家在中國的權益。
1881年二月初二，清廷頒布處理琉球事務的上諭，相當于是給相關人員的一份指導性文件。上諭說：“……原議商務一體均沾一條為日本約章所無，今欲援西國約章辦理，原非必不可行，惟此案因球案而起，中國以存球為重，若如所議劃分兩島，于存球祀一層未臻妥善，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日本使臣悉心妥商，俟球案妥結，商務自可議行。”
上諭的主旨是認為琉事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存球祀”，即：如果日本能夠滿足琉球復國這一條件，則其所要求的“一體均沾”享有其他國家在中國權益，也是可以商量的。
總理衙門遂根據這份上諭的精神，與日本議定了一個專條，稱：“載明分界以后， 彼此永遠不相干預， 庶以后中國如何設法存球，日本無從置喙。”
朝廷似乎覺得如此結束琉球事件是最佳選擇，既避免了中日交惡，又可以使帝國政治制度中至關重要的“朝貢體系”一環免遭沖擊。但在李鴻章看來，朝貢體系下宗主國的虛名毫無價值，但讓日本“一體均沾”享有其他國家在中國一樣的權益，則必然為禍甚遠——更何況，如此分割琉球諸島，對中國而言是徒增防御之累贅，琉球即便復國也無法在日本的威脅下生存。在李的堅持下，朝廷以同意日本“一體均沾”列強在華利益換取保存琉球社稷的計劃中止。
之后的交涉陷入僵局：李鴻章一意堅持保存琉球王國，再三對日使強調中國在琉球問題上沒有領土利益訴求，要求恢復琉球王室對琉球的統治或者局部統治；但日本既旨在吞并琉球，對琉球國的存在必不能容忍，竹添進一致函李鴻章，強硬表示：“將中部歸琉球復國立君，則我國決不能從”。
及至中俄圍繞伊犁問題發生外交摩擦，日本乘機訛詐，駐日公使黎庶昌與日方擅自商定了一個“善了”琉球問題的辦法：日允中仍認琉球為國，聽憑尚氏朝貢中國， 冊封一了， 定日將琉球設縣， 理其內治， 釋回尚氏任為縣令， 子孫世襲。但日意欲聲明是專屬。”
李鴻章一眼就看出了這個“善后辦法”的荒誕：琉球復國自然是最好不過，但將琉球國王改稱琉球縣令，即便“世襲”，與不獨立又能有何區別？日方不過意欲借此騙取清廷對琉球乃日本專屬的一紙聲明。
民間：不可失了宗主國的體面
近代報刊如《申報》、《北華捷報》的出現，給了民間輿論一個釋放的空間，使得在琉球亡于日本這類的大事件當中，中、下層知識分子也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
【議阻貢：不相信日本會做出有失宗主國體面之事】
1875年日本阻止琉球入貢中國，3月31日，《申報》刊發社論文章《論日本向中國索還琉球貢物事》，認為這一消息乃以訛傳訛。當時有西方報紙報道日本向總理衙門索還琉球入貢中國的禮物，社論對此嗤之以鼻，認為此舉足以貽笑千古，“日本雖愚，斷不出此下策”。
轉而《申報》稱：如果這一消息屬實，則日本實在是大失體統，全然違背大國包容禮遇小國之道。
社論認為：中國與日本同屬琉球的宗主國，既然是宗主國，就該有宗主國的樣子，體恤小邦尚且不及，竟還追索貢品，讓琉球為難，實屬不堪。
這篇社論其實代表了當時國內大多數士大夫們的看法，即：局限在中國傳統的宗藩體系中看待琉球事件，而且以此去要求正對中國傳統宗藩體系發起侵略和沖擊的日本。很顯然，建立在這一認知基礎上的批評，對已拋棄宗藩體系，正向近代國家關系轉型的日本而言，是毫無作用的。
【保琉球：中國作為琉球宗主國不可示弱于人】
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之后，《申報》刊登了大量議論文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譬如1879 年5 月28 日刊發的《議厚屏藩以固根本》一文即認為保琉球其實是保朝鮮、保東北：
“琉球并于日本而中國絕不聞問，日人氣焰愈張，膽志愈壯 既已東封又將西顧，區區朝鮮無難囊括而席卷之矣， 斯時遼沈各島豈能高枕而無憂乎？”
要求“保琉球”的呼聲很高，但理由更多地集中在宗主國的體面問題上，1979年12月6日刊發的《閱撫恤琉球難人批折書后》一文即稱：
“琉球之臣服中朝未嘗不為恭順，一旦為強鄰肆其兼并而絕無舉動未免示弱于人，且平時之所以施恩于琉球者，原欲以此為海外之藩服永相和好以示皇靈之遠播。”。
【棄琉球：在俄國與日本之間選擇日本為盟友】
相對于保琉球情緒的高漲，棄琉球的聲音雖小，但似乎有著更多的“理性”。1879年4月22日刊發的社論文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張對琉球問題置之不理。理由是：
（1）琉球素來貧弱，長期受日本控制，即使其繼續朝貢中國，實質上也仍然是日本的屬地和勢力范圍。
（2）中國向來以含忍為立國之道，何妨將琉球與日本之間的問題視作蠻夷彼此間的沖突。針對有人稱“國體所關，琉球之于中國恭順如是，不得不發兵往援”，文章反駁道：近年俄國強占我伊犁，我們尚且含忍至今，更何況琉球這種鞭長莫及的海外藩屬？
（3）日本吞并琉球乃不義之舉，其他國家自會抗議，琉球也不會坐以待斃。
1880年，中俄因為伊犁問題出現嚴重外交危機，聯日拒俄、放棄琉球的呼聲隨之高漲。譬如1880年3月18日《申報》刊發社論文章《中東合從說》，即力主放棄琉球以換取中日同盟，社論說：
“亞洲之地中東兩國實有守望相助之勢，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中東之謂也。兩國勢合則足以御外侮，而亞洲之大局可以保全，兩國不相能則勢分，而他人得以乘間而入，此固大勢之彰明較著者也……(琉球) 地雖小而關乎兩國之體面者甚大，故不得不爭。而不知為是言者皆不審度，夫今日之時勢與亞洲之大局者也，棠棣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今日中俄有決裂之形，中東尚無祗格之勢，乘此時也，各剪除其小忿而和衷共濟，其勢尚足以拒俄……舍琉球而不爭,在中東不過稍失體面，而于全局尚無大礙……嵩目時艱之士莫不欲中東之合力以拒俄，勿以區區琉球之事為嫌而置亞洲全局于不顧。”
【挺朝廷：支持保存琉球政權，不惜與日本開戰】
清廷頒布處理琉球問題的上諭之后，獲得了民間輿論的熱烈支持。《申報》1881年4月25日刊登文章題為《恭讀二月初二日上諭謹書》的社論文章，公開對朝廷上諭的外交方針表示支持。
文章說，如果能夠使琉球復國，則不妨答應日本在商務方面（“一體均沾”）的要求，以展示天朝宗主國的“寬容之度”；如果琉球不但不能復國，日本反而還多所要挾，則朝廷惟有厲兵秣馬與日本決戰，以武力幫助琉球收復國土。
作者的態度顯然比朝廷還要強硬，而且十分樂觀地認為戰之必勝：“撻伐之師理直氣壯，當必有勝算獨操者；東瀛近來債負山積，兵氣不揚，船則敝而不堪，兵雖強而不盛，加以理曲氣餒，何以御我？”這種強硬與樂觀，其實也正是當時大多是民眾——具體而言，是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們的普遍心態。
但朝廷并無意響應民間輿論的支持。朝廷最后擬定的處理方針是“延宕”——日本一意想要吞并琉球，清廷既無法放棄宗主國的顏面任憑琉球滅亡，又無力征伐阻止，外交上也是一片混沌，雙方均無妥協的折中方案。尤其是沙俄在中國邊疆屢屢生事，危害日深，清廷尚寄希望于和日本結盟共同對抗西方及沙俄，并不想在琉球事件中與日本徹底交惡。種種瞻前顧后的結果，是朝廷決定采取“延宕”之策，琉球事件由此一直拖延了下去。日本維持了對琉球的事實占領，但始終未能取得清廷對其占據琉球的合法性的認可。殆至甲午清廷戰敗，這一“合法性認可”對日本來說，終于失去了意義。
結語
一個時代的頑固，是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頑固
數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東亞地區的文明中心，與周邊的小國長期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朝貢關系。這種朝貢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中華帝國合法性的一部分。
琉球的滅亡，實是東亞傳統朝貢理念與近代外交理念碰撞后的犧牲品。作為朝貢體系的邊緣國家，日本可以很輕松地脫亞入歐融入近代民族國家，迅速接受領土主權等一系列近代國家關系概念；但作為東亞朝貢體系的核心，清廷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緩慢到了頑固的程度——琉球事件中，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議論的核心都是傳統宗主國的尊嚴，而對領土主權等近代外交概念不著一詞——這或許可以證明這樣一個被許多人無視的歷史事實：一個時代的觀念之所以落后，是因為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觀念都很落后；一個時代之所以頑固，同樣也是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都很頑固。
同樣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在30年后的清末立憲中看到。習慣的描述是批判清廷立憲太晚，結果未能在賽跑中跑贏革命。宏觀上如此論述當然沒有問題，但具體到微觀操作層面，問題就復雜了——1909年，清廷推動設立咨議局和資政院，為議會政治做準備，此前，知識分子們已經作了數十年的議會政治的宣傳工作，但結果，“到了投票的時候，各省的反應大多顯得極為冷淡。原因不僅是選民對選舉沒有認識，全國上下，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均不知何謂選舉。”許多素稱開明的地方大員和知識分子，對選舉如何進行簡直手足無措。（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這是不是另一種悲哀？在宏觀層面上盡可以指責清廷拖延民主進程，但在微觀層面，民間——具體而言是民間知識分子，似乎同樣在拖民主進程的后腿。30年前的琉球事件，同樣盡可以在宏觀層面指責清廷頑固抱持朝貢體系不放，但刊登在《申報》上的那些中、下知識分子們的社論里，豈非同樣頑固地抱持著朝貢體系不放？
所以，一個時代的頑固，是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頑固。
二、1879年度言論
赫德：單靠正義阻止不了日本吞并琉球
總稅務司赫德認為李鴻章寄希望于靠國際公法阻止日本吞并琉球，完全不切實際：
“我不信單靠正義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單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飯一樣，我們必須要有第二只筷子實力。但是中國人卻以為自己有充分的正義，并且希望能夠以它來制服日本的鐵拳，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井上馨：指示日本領事制造日俄同盟的假象欺騙清廷
為使中國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占領，日本外務卿井上馨訓令駐上海的日本總領事：“應注意寬待俄國人……暗中使清政府懷有他日若有緩急之事時，日俄將要合縱之嫌疑，誘導在伊犁問題了結之前，迅速使之答應我國的要求。”
但事實上，日本此時并無能力助俄；更沒有能力與清廷聯合對抗俄國。
西方人士：清廷外交重虛名而輕實利
《申報》1879年11月23日刊登了一篇西方人士關于琉球事件的評論文章。文章指責清廷的外交理念重虛名而輕實利：
“吾觀中國風氣大抵務近功而不勤遠略，尚虛聲而無實事，此刻雖倡此大言，及至勢決裂，又必自先轉闔，斷不至炮火喧天兵連禍結，有傷兩國和好也。日本近年來步趨西法壹意自強，今已剪滅琉球普天同喻，若仍使為自主之國，則狐理狐猾不幾為他國所竊笑哉？中國不于其將取琉球時先為責問，至今日而始以口舌相爭，徒見其辭費矣。”
黃遵憲：若讓日本騙取最惠國待遇，勢必引發中國經濟危機
1879年5月, 李鴻章邀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出面調停琉球問題。格蘭特到達東京后提出了“分島方案”，即將琉球領土分成三部分, 富庶的北部歸日本, 貧瘠的南部歸中國, 中部由琉球國王復國。
這一方案明顯有利于日本。日使竹添進一來華談判期間又故意不提中部由琉球國王復國，只談中、日分割琉球，并要求以“遺體均沾”的在華最惠國待遇作為交換。
黃遵憲當時隨駐日公使何如璋在東京，是有限幾個看出日本此意系外交訛詐陰謀的人。黃認為：同意日本這一要求損己利人，一旦日本獲得最惠國待遇，也就等于獲得了關稅優惠和領事裁判權。與西方國家“豪富”、且“重道義而輕小利”不同，日本“人多貧窘，性復貪利”，此優惠待遇一開，勢將引發日本商人涌入中國的大潮，對中國小民生計造成巨大沖擊——“若并許之，勢必紛至沓來，或負包裹，或開小店，彼有子口稅優免厘金之條，則成本輕，小民生計將盡為所奪。”領事裁判權賦予日本人高于中國人的法律地位，更會助長此潮。
從經濟角度論述日本這一陰謀得逞的后果，黃遵憲是個特例。（資料來源：米慶余《琉球歷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三聯書店；賀錚《晚清中國社會關于中國與琉球關系的認識》，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等。）
附錄6：
琉球獨立與釣魚島歸屬
百草止水
琉球，也就是所謂的日本沖繩。國人對琉球和沖繩的稱呼大都非常熟悉，但知道兩者是同一個地方的人就少多了，因為我們國家沒有對此展開宣傳和教育。國人的印象里，琉球曾是中國的藩屬國，晚清時期被日本人強行割占。同樣在國人印象里，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那里駐扎著美國的軍隊。多數國人不清楚琉球與日本的具體關系，琉球幾乎成了被我們遺忘的角落。事實上琉球至今不是日本領土，盡管日本人統治著，并強行將她更名為“沖繩”。
公元1372年琉球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國向明朝政府稱臣，正式成為明朝藩屬。幾年之后，中山國滅了其他兩國完成統一，中山國國王被明政府冊封為琉球王，成立了歷史上的琉球國。明朝冊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國。1609年，日本軍閥豐臣秀吉派薩摩藩諸侯島津氏向琉球敲詐錢財，遭到琉球國王的拒絕。島津氏遂率軍攻打琉球，俘虜了琉球國王尚寧，逼其寫下誓文，每年向薩摩藩輸糧8000石。日本將歷史上的這次侵略視為“上貢”，并以此證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屬”。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終于擺脫了薩摩藩的控制，為感念中國的厚道皇恩，主動遣使臣到中國請求冊封。當時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為尚質王，定二年進貢一次。一八七三年，日本兵臨琉球，廢除國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兵三千登陸臺灣，打算長期占領琉球和臺灣。一八七五年，日本得寸進尺，大軍開入琉球，禁止琉球進貢中國和受大清冊封，用明治年號取代中國年號。雖然大清當時軟弱無能，但在琉球主權問題上始終堅持為中國所有。直到一八七九年日本政府推行“廢藩設縣”，強行搞了個所謂“琉球處分”，把琉球一分為二，北為日本領土更名為“沖繩縣”，南為大清領土，并企圖硬逼中國承認。
日本竊居琉球三十六島后，一八九五年挑起甲午戰爭，偷襲北洋艦隊，迫使大清簽定徹底喪權辱國的條約，割讓它窺視已久的寶島臺灣。但是日本并不滿足于此，并再次把它的魔爪伸向另三個小島群——釣魚島群島、黃尾嶼群島、赤尾嶼群島。日本聲稱：日本首次提出釣魚島主權，是在朝鮮、臺灣到手后天皇頒布的“勒令第十三號”，擅自宣布釣魚島“正式劃入日本帝國版圖”，歸沖繩縣轄制。這是日本最早提出擁有釣魚島的日子，比中國實質擁有該島晚了一千多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并無條件接收《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根據此約“日本只能保有本土四島”，其它武力吞并的琉球群島也必須放棄。中國總統蔣中正婉拒美國總統羅斯福將琉球交予中國的美意,但中華民國從未承認琉球群島屬于日本。戰后此二地均為美軍占領，雖然美國“不承認二群島主權歸屬日本”，但也沒有交給中國。一九四七年四月聯合國《關于前日本委任統治島嶼的協定》，把這兩塊“主權未定”之地交給美國“托管”。美國有將琉球據為己有的意圖，不僅在當地禁用日本昭和年號，而且提倡一種與日文頗有出入的書面語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美國還在各種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沖繩”這一稱呼。這樣拖了二十三年后，美國最終還是把琉球送給了日本。國共兩黨從大陸打到兩岸，并且一直打個沒完，誰也不顧領土。而此時的日美兩國已由仇敵變成親家，不僅合穿上了一條褲子，而且在琉球、釣魚島問題上狼狽為奸。
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依據只有兩條：第一，釣魚島屬于琉球；第二，琉球屬于日本。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幾乎只限于反駁“釣魚島屬于琉球”，并一再論證“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神圣領土”，卻忘了琉球本來就不屬于日本，日本占領琉球顯然違背了《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如果我國政府斷然高揚“琉球不屬于日本”的旗幟，日本的所有論據都將不攻自破，不僅于法于理有助于確保我們的釣魚島主權，還能維護正義避免日本對琉球的非法惡意占領。可惜的是，國共兩黨忙于內戰，都不愿增加外來的任何強敵，對琉球問題故意閉上眼睛，聽任日美胡作非為。盡管兩黨對釣魚島主權予以明確宣示，基本上都只是被動地吆喝幾句，面對日本切香腸式地步步推進，都未能采取及時有效的行動。就這樣我們坐看日本樹立燈塔、赴島考察勘探、修建機場，甚至坐看日本展開海上治安巡邏將我們的民間保釣人士攆的攆抓的抓。
日本是個善于見縫插針的國家，它發現國共對峙，釣魚島無人值守，就想把它攫為己有。要占領一個本就不屬于己的領土，就需要拿出適當的理由。日本的理由如上段所述，他們認為釣魚島原本就屬于琉球國，而琉球國更名為沖繩后成為日本領土，所以釣魚島理所當然地屬于日本。所以，假若釣魚島真的曾經屬于以前的琉球，而中國又承認琉球是日本的領土，日本提出釣魚島主權主張就有些道理。基于此，中國予以大量的論證和批駁，旨在撇清釣魚島與琉球的任何關系，并且擺出釣魚島為中華領土的種種歷史證據，卻恰恰把“琉球不屬于日本”這個最好的證據給忘了。所以這里必須要弄清楚兩個問題：第一釣魚島真的與琉球沒有任何關系嗎？第二琉球真的屬于日本領土嗎？
說釣魚島與琉球沒有任何關系是癡人說夢。1817年，日本國掠奪了琉球王國將其編入了鹿兒島，1879年廢琉球而建沖繩縣。1885年日本對釣魚島進行過實地調查，由于沒有發現中國人居住和開發的證跡，遂判定該島不屬清國所有。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決定釣魚島與久場諸島、黃尾嶼為沖繩縣所轄。這樣至1945年日本戰敗，釣魚島周邊的三大系列群島事實上一直在日本的占領和統治下，也就是說，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里，釣魚島周邊海域和島群一直編列在沖繩縣內。由此可見，釣魚島曾經“屬于”琉球，盡管是日本強行占領并劃并。當然，我們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釣魚島是中國人率先發現并命名，一直獨立于琉球國之外，并且在中華直接治下的版圖之內。尤其是美國、前蘇聯、法國甚至日本等10多個國家近200種地圖上，都曾明確標繪釣魚島屬于中國。例如，1948年美國權威地圖《新世界地圖》一書中，就包括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進攻日占區時的疆域界限，地圖中詳列了日本管轄的全部島嶼，而釣魚島沒有被包括在內。按照近代國際法對領土取得方法中的先占準則，釣魚島自古就屬于中國；按照《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日本也不能擁有釣魚島，不僅不能占有釣魚島，而且連琉球都不是日本合法領土。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里，從毛時代以來，中國就默認了日本對琉球的占有權，我們自己居然先違背了《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朝鮮戰爭以后，中美全面交惡，為了分化日美同盟，毛周很沒遠見地呼吁美國把琉球“交還”日本。朝鮮戰爭的挫折和此后越南戰爭的泥潭令美國感受到自我力量的有限性，為了更好地同蘇聯爭斗，美國必須拉攏并控制日本，于是便順著毛周的呼吁把琉球連同中國的釣魚島一同交給了日本。就這樣，日本堂而皇之地重新占領了琉球，海峽兩岸對此竟然毫無異議；就這樣，釣魚島事實上置于了日本占領之下。
圍繞釣魚島主權的爭端，我們長期以來采取的都是守勢，而日本卻言語鑿鑿攻勢逼人。既然無論歷史還是國際法，釣魚島都屬于中國，日本為何還要搬出其侵略擴張時釣魚島與琉球的強行關聯要挾中國？這里有五個因由：第一，琉球主權根據國際法一直未定，但是，依據《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琉球首先不能屬于日本，所以日本缺乏擁有琉球的法理基礎。第二，海峽兩岸的中國當局傻乎乎地違背了國際法精神，不僅默認美日私相授受，有的還公開推動美國“歸還”。日本人就想了，既然《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可以不必遵守，為什么釣魚島就不能繼續讓它們占領？況且中國人還曾割讓過臺灣呢。第三，釣魚島和琉球都曾在美國的“托管”之下，是美國私自“送給”了日本，兩國還因此簽署了互利互惠的法律文件。既然美國“托管”之時中國沒有拿回去，現在已經進到日本的嘴里了，自然就不想吐出來。第四，按照199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釣魚列嶼海域擁有74萬平方公里的“海洋經濟專屬區”，這幾乎相當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南沙群島領土領海爭執的總和。如果日本竊土成功，日本人就獲得一個大陸架，他們會進而要求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中國不僅再也不算是海洋大國，而且日本的領土和領海還會急劇地增長。以釣魚島為基礎，日本就可以瓜分中國的東海大陸架，至少能攫取我們東海油氣資源的一半。第五，在地緣政治上，釣魚列嶼位于臺灣和琉球之間，處于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一線，是外海進入中國的跳板,也是防止中國海軍向太平洋縱深地區進出的屏障，更是日本海上生命線的咽喉要道。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該海域，不僅中國海軍被扼住了咽喉，使其獲得進攻中國的理想前進基地，而且有助于確保日本東海霸主地位，為軍國主義的再次復活埋下深厚的地理基礎。現代高速戰機和導彈的發展，越來越有利于發動進攻的一方，防守一方極易陷于被動，因此盡可能地擴大防御縱深和進攻空間就具有越來越重大的戰略意義。顯然，一旦日本徹底擁有了釣魚島，日本的戰略縱深就會大大延展，我們的戰略縱深就會同步急劇萎縮，假若中日再次開戰，失去釣魚島的中國就會再次陷入戰略窘境。總此以上五項理由，就可解釋日本不惜代價染指釣魚島的行為。盡管如此，百草止水還是認為第一條最為關鍵，因為琉球是最大的一塊領土和海域，日本當然想盡快通過國際社會的認可。
那么日本怎樣才能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呢？第一，既然是《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障礙了日本對琉球的合法占領，那么只要修改這些法律文件就行了。這兩個法律文件是聯合國成立的基礎，也是聯合國憲章的主要精神。依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二戰五大戰勝國擔任，戰敗國不能成為常任。近幾年來日本一直積極推動聯合國改革，其首要的改革目標就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體制，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和中國一樣在安理會內分庭抗禮。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首先修改聯合國憲章，從而取消二戰后加諸于日本頭上的戰敗國頭銜。只要日本戰敗國頭銜一除，《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的彈性解釋空間就會極其廣大，日本對琉球的永久占領就不會再受國際法的束縛。所以，日本一直積極推動聯合國改革，為此不惜認捐僅次于美國的聯合國巨額會費，以營造有利于日本進入安理會的國際輿論。當美國對聯合國越來越不耐煩并強烈要求改革后，日本積極跟進猛烈鼓噪，并適時拉攏印度、巴西和德國組成四國聯盟，試圖渾水摸魚混進安理會。第二，同中國展開釣魚島爭端的凌厲攻勢，以此逼迫中國同它劃定海上疆域邊界。中國同日本一直沒有簽署海上邊界條約，盡管表面上中日只對東海部分邊界存在爭議，事實上整個東部海域上的雙方邊界一直未能通過法律界定。國際海洋法確立海上邊界的原則有三：一、中間線原則，二、大陸架原則，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原則。依據這三原則，中國同日本的海上邊界再明確不過了。可是，中國的疆界明確了并不意味著日本疆界的明確，中國邊界之外的琉球群島也不能因此屬于日本。那么日本的海上邊界在哪里呢？是在琉球和中國之間？還是琉球和日本之間？所以，日本要主動挑起釣魚島問題，不惜以此激怒中國，逼使中國同它展開海上邊界談判，從而間接實現中國在法律上確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
大家也許認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找茬，中國會更不愿意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占有。其實不然，這是日本進兩步退一步的策略，日本早就在琉球問題上前進了一大步，現在又主動在釣魚島問題上前進一步，目的就是招惹中國震怒后再借坡后退，然后順理成章地簽署兩國邊界條約，琉球問題自然就能通過法律得以固定。毛周時期的中國就嚷嚷著讓美國交還日本的琉球，毛周之后的當局亦是默認，如果中國的反應一如日本的預測，通過中日邊界條約就能基本達遂永久霸占琉球的戰略目的。可笑的是，中國的反應出乎日本的預料，日本覬覦釣魚島原本就打算扮演一個強盜角色，沒想到被搶劫者居然比搶劫者還緊張恐懼，中國不僅未曾做出任何嚴厲反應，反而擔心惡化和破壞中日友好，害怕美國依據美日安保條約自動介入。于是，為了“顧全大局”，便“忍辱負重”地予以口頭“抗議”、“譴責”和“嚴重關切”，出兵護“釣”的事居然從未發生。日本起初看不懂中國的門道，時間久了就明白了中國皮袍下面的小來，于是便趁虛而入，進而圖謀永久霸占。就這樣，日本基本放棄了以釣魚島之“虛”謀琉球之“實”，恃強凌弱、無恥貪婪的本性再次暴露，日本終于真刀實槍地謀奪我們的釣魚島了。為此它一再加強同美國的軍事關系，通過狐假虎威的手段威脅和恫嚇中國；它一再插手我們的臺海事務，不僅希望通過分裂削弱中國，而且也隱藏了以支持臺獨之“虛”謀釣魚島之“實”的伎倆。目前來看，日本的胃口在逐漸增大，其支持臺獨的策略之“虛”又開始朝“實”的方向轉變，原因就是臺灣深綠勢力的持續囂張和大陸統一步伐的密云不雨，令日本再次感受到中國的“軟弱”和“心虛”！
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確夠軟弱的了，人家在你領土上立燈塔、建機場、搞勘探都無動于衷，你的民間保釣人員被日本巡邏隊抓的抓攆的攆都束手無策，這難道不是奇恥大辱嗎？如果擔心采取軍事行動會激化中日矛盾，那就更加愚蠢至極，這個矛盾不是中國挑起的，人家欺負到你頭上了還擔心“事態擴大”，是“大智若愚”乎？是“軟弱無能”乎？八年抗戰期間，日本那么強大我們都能堅持抗擊，如今的日本軍力并非優于中國，我們怎么就反而擔驚受怕懦懦無為呢？顯然，擔心事態擴大的背后有著極深的美國因素，害怕美日安保條約發生反應導致美國自動卷入是政府最深的憂慮。如果那樣的話，中國干脆放棄臺灣得了，因為美國也有可能卷入臺海爭端。中國的膽怯和過度憂慮使得日本更加驕狂、美國更加托大，日本不僅更樂意緊摟美國大腿，而且在釣魚島和臺灣問題也愈陷愈深，美國也越來越感到抓住了中國的尾巴和命門。美日不僅聯手更甚，甚至將安保條約的范圍不斷延伸，從日本本土擴延至中國的釣魚島，繼之又把臺海納入其中。我們不是害怕嗎？我們越害怕，他們自然越囂張；我們愈軟弱，他們就愈強悍；我們不斷后退，他們就要不斷前進！事實上，美日安保條約只是強調維護日本主權和美國在周邊用兵時日本給予協助，并沒說日本挑釁他國并同他國交戰時美國自動參戰。如果有那么個約定，美日就成了侵略性盟友，兩國也就成為貨真價實的合伙威脅別國主權的戰爭罪犯。美國沒有那么傻，他是日本的占領者，又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他駐軍日本自然就沒有人敢覬覦日本的領土，所以美國就能輕而易舉地以維護日本主權為由換取日本對美國用兵的協助。反過來就不行，美國不會答應自動協助日本挑起或參與的戰爭，那樣美國會承擔極大的未知風險。所以，中日如果因為釣魚島發生軍事沖突，美國是絕不會援助日本的，至少不會采取軍事直接卷入的方式。盡管美日簽有安保條約，根據《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日本的領土只限于本土四島，美國有充分的理由置身事外。否則的話，只要美國卷入中日釣魚島爭端，就必然要卷入日韓獨島之爭，也必須卷入到日俄北方四島的沖突中去，因為這些地方日本都宣稱擁有主權。所以，百草止水認為，如果美國悍然卷入，不僅于法無據，而且是對中國主權的肆意侵犯。既然中國的釣魚島他都敢卷入，臺海就會不在話下；山姆大叔只要敢卷入臺海，就能染指大陸；能染指大陸，就能肆無忌憚地擺布中國的一切。因此，政府不應該膽怯，更不應該恐懼，只要有理有據就必須據理力爭！膽敢犯我邊境者就必須鐵拳出！！，犯中華利益者就一定要錙銖必較！！！
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應積極主動，琉球主權問題我們也不能疏忽遺忘。依據國際法琉球不是日本領土，日本憑什么在那里置縣并宣示主權？尤其是這個貪婪成性的國家正染指我們的領土，默認琉球的被占只能助長它的囂張氣焰。更何況日本提出釣魚島屬于日本的理由是曾經“隸屬”于琉球，如果政府承認了沖繩法律地位的合理性，日本的釣魚島訴求就會變得合情合理，至少日本國內的人民會這么想這么看。因此，為釣魚島主權計，為琉球人民的合法利益計，為國際法尊嚴計，為和平正義計，中國都必須出面同日美交涉琉球主權，中國必須大吼“日本滾出琉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主權；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算是負責任有正義感的大國。長期以來我們總習慣于被動挨打，從不知道主動出擊，甚至不懂得以攻對攻。一味地被動防守只能淪落為別人得隴望蜀的對象，“我為魚肉人為刀俎”正是軟弱者面對強悍者的慣常結局。所以，中國可以不去欺負別人，如果別人欺負我們，就應該毫不客氣地予以回擊，這是我們的尊嚴，也是我們的權利，我們要讓凌辱者明白——它們定要付出百倍于我們損失的代價！我們有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準則，難道我們介入琉球問題就干涉了別國內政？顯然不是！國際法規定琉球不是日本領土，所以我們沒有干涉日本內政，也未威脅日本主權；毫無疑問，琉球亦非美國領土，我們自然也沒干涉美國內政；琉球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我們的介入自然也不算干涉琉球國內政。既然不存在干涉內政問題，琉球又與中華存在極深的歷史淵源，還被日本強行同釣魚島主權鏈接到一起，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義無反顧地參與到琉球問題之中呢？
琉球前后遭受日本兩次占領，但琉球人的復國夢想從未泯滅，自始至終就努力著抗爭著。冷戰結束后，美國雖然在全世界支持、慫恿民族獨立運動，如俄羅斯的車臣、印尼的東帝汶，但是，卻漠視琉球復國運動,想借此挑撥東亞國家的緊張關系,擔憂中國日本韓國之間的最終和解。而中日之間恩怨在琉球群島上開始，也必須在琉球群島上結束。讓琉球群島成為和平自由中立的國家，成為東方的瑞士,將使亞洲太平洋地區成為最美麗和平的弧!
日本剛剛占領琉球時，為撲滅琉球人的國家意識和獨立風潮，它不擇手段地使用了各種軟硬兼施的方法，強行推行“日本化”。那時琉球人的漢化已經很深，雖然經過日本七十年的“皇民化改造”，但是數百年積累下來的中華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琉球人使用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漢語方言——琉球語，風俗民情、社會人文依然屬于中華文化，口音屬閩南語和臺灣語系，更有自己獨特的歷史，采用的是中國的農歷年號，節日喜慶也與中華文化大同小異。二戰后期，美國進攻琉球本島，日軍強迫琉球人跳崖自殺，或干脆打死琉球人來應對琉球食物的缺乏。這次戰斗使琉球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大約20萬人戰死。日軍在最后關頭“極有遠見”地驅散了琉球獨立的最后象征――王宮衛隊，王宮在戰火中被夷為平地，琉球立國以來所有王家典籍文獻檔案被一把火燒光，琉球七百五十年的文化積累由此盡數喪失。1972年美國將琉球“轉讓”給日本后，為徹底消除中華文化，日本強制推行“國民義務教育”、穿日本服裝、吃日本食品。每一個琉球孩子必須進入只能講日語和學習日本文化的學校，接受至少十年的奴化教育。為了消滅琉球語這一漢語方言，從小學起在每個班級制作三張“方言卡”，誰講琉球漢語方言誰就會領到卡，持卡者直到發現其他講方言的人，才能傳給下一個，放學后最后持卡的三個學生必須留下來打掃教室。因此，許多拿到卡的小學生不惜和同學打架，逼同學用方言脫口說出“好痛”或“混蛋”以轉移卡片逃避懲罰。這樣使琉球“日本化”到現在，琉球人依然沒有忘記歷史忘記祖先。事實上，多數日本人并不認可琉球人是日本人，他們認為大和人才是真正的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并不在意琉球人的死活，駐琉球的美軍多次強暴琉球婦女，琉球人民多次示威要求美國撤軍，日本政府一直置若罔聞。
1996年8月，琉球美軍基地的三名美軍士兵合謀強奸一位年僅12歲的琉球女童，引發了琉球空前的反美浪潮，已振蕩了多次的“琉球獨立”運動又成為熱點，琉球人在街頭巷尾熱烈地討論。書店里一本名為《沖繩(琉球)獨立日》的歷史書開始暢銷，號召琉球人爭取獨立出日本，它用歷史向人們訴說“我們不是日本人”，用無可辯駁的資料講述著“琉球國的歷史”。9月8日琉球人對“美軍基地存廢”進行公投，琉球調頻廣播電臺“溝通”就“琉球是否獨立”展開民意調查，琉球獨立的呼聲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公投結果顯示：人們一致投票決定不接受美軍基地，更不接受日本政府“代做的決定”。這使日本高層一度如熱鍋螞蟻，最后又是給予琉球巨額財政撥款，又是像對外國元首一樣鄭重接見沖繩縣知事(縣長)，并一再道歉，連哄帶騙才蒙混過關。1997年3月，就在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問日本之時，駐琉球美軍又傳出強暴、虐待琉球婦女丑聞，一名美軍士兵將一名琉球婦女從頭頂上扔出去，落在床上摔壞了好幾根骨頭。4月17日，琉球居民團體代表一百人，穿著不同于日本人的琉球民族服裝，拿著象征著琉球民族的傳統樂器鼓和三弦琴，在審議美軍駐軍法案的日本國會前聲嘶力竭地抗議。但是，日本國會不顧琉球人的強烈反對，強行通過了“美軍駐琉球法案”，強制那些不愿將土地租給美軍的數千戶琉球人租出他們的土地。這樣，琉球嘩然，要求獨立的呼聲更是持續高漲。
盡管國人對琉球問題所知甚少，政府也從不進行張揚，但是抗戰期間的國民黨政府卻予以多次申明。1938年4月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日本自明治以來，早就有一貫的大陸侵略計劃。過去甲午之戰它侵占我們的臺灣和琉球，日俄戰后吞并了朝鮮，侵奪了我們的旅順和大連……它以臺灣為南進的根據地，想從此侵略我們華南和華東；而以朝鮮和旅大為北進的根據地，由此進攻我們的滿蒙和華北。”1942年11月3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指出日本所侵占之土地均應于戰后交還原主，“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1970年美日背著中國簽定《美日舊金山和約》，拿中國的領土作交易，私相授受，把琉球連同釣魚臺的“施政權”轉給日本。但這遭到了土地主人琉球人的群起反對，他們“聚哭于鬧市”，連夜集會向美國日本抗議，數度組團到臺灣向蔣中正哭訴陳情，代表團用漢語懇請蔣總統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在聯合國仗義直言，準許琉球獨立或并入中國版圖。盡管這種琉球“交還”方式并無任何國際法以及當地投票依據，曾經受國民黨公開支持的蔡璋“琉球復國運動”還是持續了很長時間。也許正是如此，國內熟悉琉球問題的公民大都主張琉球是中國的，應該回歸到中國的版圖之內，但這恰恰與琉球人的復國主義主張相違背。
琉球復國運動認為：琉球自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和中國以及朝鮮，東南亞各國關系密切，尤其與中國，簡直形同手足。中國五千年文明給了我們深遠的影響，琉球一直使用漢字和漢語，積極參與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活動，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吸引中國的能工巧匠來琉球教授技術，使得琉球的文明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琉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王國，琉球人民始終對中國抱有良好的感情。回憶以前的那段歷史，清政府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還對日本占領琉球的霸道行為積極奔走、抗議和交涉，盡管最后無奈地放棄。中國為琉球作出了該做的一切，我們始終不會忘記這段感情。日本的侵略給了琉球很深的創傷，琉球的歷史和文化遭到了徹底的毀滅，琉球人民陷入了日本的殖民統治當中。對于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們堅決予以譴責和抗議，也希望中國政府能看在數百年的關系史上給予琉球獨立以更大的幫助。琉球復國運動是一個需要中國人民幫助和作為后盾的政黨，希望雙方能加強溝通，積極宣傳琉球的獨立思想，把琉球從日本的奴役統治中解脫出來。琉球是個非常獨立的王國，也是一個非常愛好和平的王國。
琉球復國運動的基本綱領有以下五點：一、琉球自古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琉球人民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殖民統治；二、恢復琉球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建立琉球國；三、在必要時期將和其他政治組織或團體協商成立“琉球國臨時政府”；四、琉球光復后采用的政治制度要廣泛征求各政黨的共識和民眾的意愿；五、反對任何個人、團體、黨派、國家對琉球國獨立性的質疑。琉球復國運動始終不渝地為琉球恢復獨立而奮斗！
但是不能想當然認為琉球是中國的，盡管他曾是中國的屬國，但從未正式地并入過我們的版圖。因此，我們不能宣示對琉球擁有主權，否則的話只能授美日以柄，不僅不利于琉球問題的解決，更無助于釣魚島主權的捍衛。但是，這決不是我們不幫助琉球獨立的理由，由于日本的貪婪和無恥，釣魚島早就和琉球國牽扯到一起，我們事實上早就無法置身于事外，除了幫助琉球人民同時也是幫助我們自己之外，我們已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琉球群島介于日本和臺灣省之間，是太平洋中橫亙在我們出海門戶的狹長鎖鏈，美日一直在企圖營造封鎖我們出海的島鏈，琉球的獨立就是第一島鏈的徹底破碎。長期以來，美國在琉球的駐軍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安危，也更嚴重地控扼著我們進出太平洋的門戶。琉球獨立后，我們與琉球會成為極其友好的國家，浩瀚的太平洋就能無遮攔地向我們敞開懷抱。更重要的是，琉球的獨立有助于推動臺灣問題的解決，美日失去了琉球作為軍事跳板就會心灰意懶，臺獨勢力也會恐懼絕望。只要中國政府和人民義正詞嚴地堅強介入，琉球人民的獨立運動就會風起云涌，不僅美國駐軍猶如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連日本都會手忙腳亂自顧不暇，美日對臺獨的實質影響力自然就會大打折扣。日本原本將釣魚島拙劣地鏈接到琉球群島上，目的就是刺激中國證明釣魚島不屬于“日本的琉球”。既然日本說釣魚島屬于琉球，我們又拼命地宣示釣魚島不屬于日本，豈非就間接地證明了琉球屬于日本？豈非就說明中國政府認同日本對琉球的占領？可見我們的政府早就上了日本人的當，政府在琉球問題上也一直未能從毛周的短視中醒悟過來，至今的中國版世界地圖上琉球仍在日本的版圖之內就是明證。可嘆的是，日本人沒有滿足于中國對琉球問題的默認，反而得寸進尺假戲真做，竟真得要跟我們搶奪起釣魚島來。可笑的是，我們的當家人竟熱衷于對日本口頭上的譴責，致使釣魚島的實質控制權淪落到日本人之手。既然日本實際控制了釣魚島，它又貪心地繼續染指我們的臺灣，如果臺灣真的獨立了，它肯定會繼續染指我們的大陸，直到我們真得七零八落分裂為數個小塊。所以說，我們不能退避，也不該退避，而且已經不存在什么可退避的空間了，我們已經被日本逼入了死角，除了跳踉大吼猛烈反撲已沒有任何可供選擇的余地，除非我們自愿跳進懸崖粉身碎骨！中國政府，請你記住，琉球是日本伸到中國的魔爪，只要砍掉這只魔爪,日本人民才能醒悟!日本的前進方向不是在東南方!
因此，中國不僅要關注琉球問題，而且要高調全力地插手！我們必須徹底放棄被動防御的態勢，“高調出擊、攻敵之必守”就是我們最好的戰略，讓對手手忙腳亂方寸大失就能為我們贏得最大程度的戰略空間！中國政府應該義正辭嚴地指出琉球問題，要立場鮮明地指出“琉球不是日本領土”，并且站在國際法的高度同美日交涉。當然，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也僅能嚇唬美日于一時，我們還需要采取一些具體的行動。我們必須全力支持和推動琉球復國運動，允許琉球人在中國成立復國組織，為琉球復國運動提供必要的資金，幫助琉球復國組織收集資料和信息，并協助培養各種必要的人才，當然在中國版的世界地圖上將琉球同日本徹底分離也非常必要。宗旨就是：讓琉球人以中國為腹地，引導琉球復國熱情愈來愈激昂。一旦琉球人獨立的愿望極其強烈，我們就要適時地推動他們進行全民公決，只要公決的結果是獨立，琉球獨立建國的法理就已成立。美國總是對外打著民主和人權的旗號，一旦琉球公決獨立，美國駐軍就只能乖乖溜走。日本若出兵干涉，我們就要大軍出動，在我們的鼻子底下決不允許日本再次胡作非為！琉球一旦獨立，中國就立即同他簽署全面友好條約，大陸將敞開熱情的懷抱擁抱我們曾經的琉球難弟！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決不能宣稱琉球是我們的，維持獨立的琉球比加入中國要為有利!
釣魚島是我們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我們還僅僅停留在“強調釣魚島不是日本的”，不僅會被日本逼入死胡同，還會落入處處被動挨打的地步。既然日本非要把釣魚島同琉球聯系起來，我們就只能把琉球問題撿起來。一旦我們揚起琉球旗幟，釣魚島問題就會在中日關系中退居次要地位，一個涉及二戰法律遺產的國際法問題就會沸沸揚揚地擺在國際社會面前。這個問題就是：《開羅宣言》和《波斯坦和約》還有沒有效力？如果這兩個國際法文件效力不再，那么聯合國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因為聯合國就是這兩個文件的產物。同樣，美國同日本的私相授受不僅非法，而且其在琉球的駐軍也非法。所以琉球問題是美國的難堪和日本的死穴！美日號稱民主國家，民主國家最重法律和民意，只要中國不會膽怯，只要琉球人還有獨立的熱望，那么琉球就是扭轉中國戰略被動態勢的絕佳好牌！趕緊抓住吧，這是上天賜與我們的機會，坐看機會流失只能違背天意遭受天譴！(2007-10-05聯合網)
附錄7：
解放軍少將警告美國
鳳凰衛視7月16日消息據中國時報報道，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解放軍少將朱成虎，近日在一場由中國外交部主辦的官式簡報會中，對參訪北京的香港駐點外籍記者表示，如果中美兩國因臺灣問題發生軍事沖突，“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動用核武。”他并警告說，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城市，可能因此被摧毀。對此，美國眾議員譚克多十四日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要求中國道歉，
在這項簡報會上，記者的提問是：如果美國介入臺海戰爭，中國將如何反應？朱成虎以流利英語回答：“如果美國將飛彈和制導武器攻擊中國領土，我想我們只能用核子武器來反擊。”在場記者說，朱成虎當時還明確表示，“所謂中國領土，包含中國解放軍所屬戰艦及戰機。”
這是目前為止，中國對美國發出的最明確核武威脅，但朱成虎說，這是他的個人意見。此前，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在一九九五年曾私下威脅以核武攻擊美國洛杉磯，引起美國政界嘩然。
根據《金融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朱成虎還表示：“如果美國有心干預”，“我們也有決心做出反應，中國人已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對于中國威脅采行核武攻擊的原因，朱成虎說，因為中國沒有能力在一場傳統戰爭中打贏美國。過去，中國曾明言“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核武使用原則，但朱成虎說，原則是可以改變的。現年五十三歲的朱成虎，畢業于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和國防大學，目前擔任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他曾以訪問學者身份在美、英等國客座研究。他二○○○年即曾在《解放軍報》發表評論文章威脅美國說：“中國不是伊拉克”，鷹派立場十足。
朱成虎說，這只是他個人評估，并不代表官方立場。他并認為中美將不致走向戰爭。但在美國國防部發表中國軍力報告前，及中海油并購優尼科關鍵時機，此番講話必然帶來沖擊。
對于朱成虎說法，中國國防部不愿評論。中國外交部初始表示，朱成虎已明言，這些言論只是他個人意見；稍晚，中國外交部又表示將繼續深入調查此事。
針對中國將領揚言要以核武對付美國一事，美國眾議員譚克多十四日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要求中國道歉，同時要求中國立即對發言不當的將領撤職查辦，也要求中國公開宣布放棄對臺動武。他并為此致函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
聯邦眾議員譚克多（共和黨，科羅拉多州）立即發表聲明并致函周文重，表達強烈憤怒。譚克多指出，這種話讓人很難相信是出于現代國家的高級官員之口，“尤其是這個國家正籌辦奧運會”。
譚克多表示，美國在一九七九年與中國建交時，預期中國會遵守承諾以和平方式化解臺海爭議，可是現在中國先是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然后又是朱成虎殺氣騰騰的談話，不禁令人質疑中國當局的誠意。如果中國繼續“走這條毀滅性的道路”，“我相信美國會被迫重新考慮與貴國建交的決定”。
譚克多向中國當局提出幾項要求，第一，譴責朱成虎，并立即收回朱成虎的談話。第二，把朱成虎撤職查辦。第三，正式為朱成虎的談話向美國人民致歉。第四，公開宣布放棄對臺動武。（2005年07月16日新華網）
附錄8：
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它
戴旭
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島的艦船對峙已近一月，尚無結束的跡象，菲律賓又掀起改名鬧劇。筆者認為，這是一出菲律賓有意挑起，美國暗中參與的政治游戲，看起來很復雜，其實破解起來很簡單，按照知己知彼、各取所需的原則，實現多“贏”。
首先要弄清楚菲律賓挑起這場對峙想要干什么。其實，菲律賓的心思在對峙發生不久已經表露無遺。菲律賓是東盟中的小國，阿基諾三世又治國無方，經濟乏善可陳。看到美國戰略東移，于是就想到利用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機會，從美國那里撈點經濟和軍事援助。這種“戰略機會主義”就是一直以來菲律賓在南海問題鬧得特別兇，跳得特別高的原因。
4月10日對峙一發生，菲律賓設計好的后續動作就一個接一個。根據近一個月的情況看，菲律賓已經基本上達到目的：5月3日，菲律賓外長在華盛頓稱，今年美國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將擴大近兩倍。
黃巖島事件是菲律賓自導自演并且希望中國“配合”的“苦肉計”，它其實做好中國采取正常行動的準備，換言之，內心希望中國揍它一頓。這樣，就能向美國要更多東西。
其次，弄清楚美國想在這場對峙中得到什么。美國的意圖其實也非常簡單，就是渾水摸魚，漁翁得利。此次黃巖島對峙也不例外。美國重返東南亞，除外交聯盟，它還需要新的軍事基地。整個東南亞，除原有的新加坡軍事基地，有兩個地方它最在意：一個是曾經是蘇聯軍事基地的越南金蘭灣，一個就是它曾經駐扎過的蘇比克港。由于上世紀不光彩的入侵和占領，菲越民眾都對美國大兵心有余悸。美國深知，和越南關系雖然日趨熱絡，目前還沒有達到可以抱在一起的程度，眼下最有希望的是菲律賓。只是如果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菲律賓民眾也不會順利接納美軍進駐。
除此以外，美國還通過小國的騷擾舉動試探中國戰略底線，并進行戰略牽制。中國若不理睬，會被美國認為牽制行動力度不大未起到作用，將會“設計制造”更多此類事件。
最后，應當考慮中國可以在這次對峙中做什么。此次事件是一次赤裸裸的領海入侵，中國占據全部有利因素。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中國應該并可以在這次對峙中做兩件事：一是對菲律賓參與對峙的所有非武裝船只全部扣押，予以沒收或罰款，交由外交途徑解決；對軍用艦只則直接予以俘獲或擊沉。菲律賓會算賬：它被中國收拾的都是破船，它從美國要到的即使是二手艦船也要先進得多。菲律賓對中國數十億美元的主動援助不感謝，但中國做了這件事，菲律賓內心是感謝的，盡管它口頭上可能會譴責。第二，中國應在黃巖島上進駐軍隊，并開始進行經濟開發。從這里開始，這一先例向南沙群島普及。
中國在黃巖島采取行動之后，一個必然的結果是菲律賓將大耍潑婦，在一定限度內，讓它鬧吧——它正要以此向美國要東西。但如果它超越了限度，那中國就必須做好全面制裁和在南海我疆域線徹底驅逐菲律賓軍事目標的準備。至于美國，它已經表明不介入中菲爭端的立場，這是美國的真實想法。
中國采取正常的國家行動，在“幫助”菲律賓的同時，也會“幫助”美國實現進入菲律賓的愿望。很多中國人就是在這個地方轉不過彎來，認為中國在南海采取行動會把一些東南亞小國推到美國的懷抱里。日本、韓國、新加坡一直有美軍的基地，菲律賓再多一個也無妨，對于整個亞太的政治和軍事格局完全無足輕重。▲(作者是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戰略分析師、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空軍上校）（2012年05月07日環球時報）
附錄9：
美日要求中國停止在南海“妨礙”他國船只
仲偉東
環球網記者仲偉東報道 據日本共同社6月21日消息，美日兩國政府21日公布了共同戰略目標，強調“將敦促某些國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給地區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的軍事力量”。報道稱，聲明雖然并沒有點名敦促對象，但明顯展示出牽制中國軍力擴張，聯手對抗中國的姿態。
共同社報道稱，這是兩國自2005年2月以來首次全面修改共同戰略目標。中國2011年度國防開支約比2005年度增加了約1.5倍。據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日雙方一致認為“地區安全環境趨于嚴峻”。
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強調(雙方)“將在中國軍事近代化及相關活動方面提高開放度與透明度，進一步加強信賴關系”，并指出通過擴大軍事交流來提高“開放度”、進一步提升國防支出等方面的“透明度”，這些對消除有關軍事擴張的擔憂而言不可或缺。
報道還稱，鑒于南海爭端日趨緊張，共同戰略目標強調“遵循國際準則”和“通過遵守航行自由的原則維護海洋安全”尤為重要，并明確要求中國停止對他國船只采取“妨礙行為”。
此外，美日共同戰略目標還指出，雙方“將就實現稀土等重要資源及原材料的供給多樣化展開對話”，并譴責中方自去年9月發生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以來采取了“限制對日稀土出口”的措施。
外交部發言人：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問題
有記者問，新加坡外交部日前發表聲明，對于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表示關切，中方對此作何評論？中方是如何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
洪磊表示，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是明確、一貫的。中國維護在南海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不影響各國按照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事實上，南海的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問題。（2011年06月22日環球網）
附錄10：
解放軍兩名少將發文指美挑釁中國尊嚴
邢世偉
導讀楊毅說，美國除了表達對朝鮮的不滿以外，恐怕更想向東北亞地區其他國家發出信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頭號的軍事強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不乏“警告”中國的意味。
7月27日，美軍“華盛頓”號航母在日本海參加軍演。之后，南下抵越參加美越軍演，并將北上黃海參加美韓軍演。
本報訊（記者邢世偉）近日，美國軍方宣布將派航母參加美韓黃海聯合軍演。這是美國軍方在中國外交部和國防部多次就美韓黃海軍演強硬表態后做出的決定。
8月12日、8月13日，解放軍報連續兩天轉發解放軍兩位少將的文章，回應美國此舉是對中國尊嚴的嚴重挑釁。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非戲言
8月12日，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在解放軍報顯要位置撰寫文章稱，美國執意要派航母到黃海來挑釁，顯示出美國依然在奉行三個“主義”，分別是霸權主義、炮艦主義和單邊主義。羅援說，美國的行為方式表明，它仍然在堅持冷戰思維，奉行炮艦政策。
在談到中國軍隊時，羅援稱，“我們不愿意與任何國家為敵，但是，真要有誰無視我們的嚴正立場，無視我國核心利益，依然我行我素，欺人太甚，我們也絕不懼怕。一個國家要有尊嚴，一支軍隊要有威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來說，這絕對不是戲言。”
迷戀軍事將導致更大挫折
第二天，解放軍報再次發表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楊毅少將的文章。文章提醒美國，目前戰略格局已經發生變化，美國繼續迷信軍事力量只能導致更大戰略挫折。
在談到美韓軍演，楊毅說，美韓雙方對于軍演卻各有需求，韓國是想以美國強大軍事力量為依托，來顯示對于朝鮮的一種優勢或壓力；而美國除了表達對朝鮮的不滿以外，恐怕更想向東北亞地區其他國家發出信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頭號的軍事強國，依然在東北亞甚至在整個亞太地區，維持著不可動搖、不可挑戰的軍事優勢。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不乏“警告”中國的意味。
楊毅表示，時代不一樣了，美國再繼續迷戀冷戰思維、迷信軍事力量，只能導致更大的戰略挫折。
美航母打擊半徑可覆全中國
此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美韓在黃海地區演習，以及美越在南海的聯合軍演會明顯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
朱成虎稱，美國的航母編隊，包括它的常規艦艇作戰能力和打擊半徑距離非常大，到了黃海后，它的打擊半徑幾乎可以覆蓋整個中國，偵查半徑也可以覆蓋整個中國。盡管平時美國針對我國的偵查活動很多，但是深入到我國的家門口，可以對我國京津地區這樣一個首都地區進行偵察，很顯然過去是沒有的。
朱成虎表示，韓美“黃海軍演”事件、美越軍演等事件，可能令中國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度走向“拐點”。（2010年08月14日新京報）
附錄11：
美國議員驚呼：中國潛艇建造速度是美國三倍
據美聯社12月14日一篇“海軍首腦：中國造船能力挑戰美國”的報道中稱，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蓋瑞·羅海德（Gary Roughead）(美國海軍沒有海軍司令一職，海軍作戰部長為海軍最高首腦)在星期四就中國蓬勃發展的造船工業發表了看法，同時一名美國議員竟稱中國的造船工業很快就能夠造出比美國更多的戰艦。
羅海德上將對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稱：美國造船工業的造船能力在世界范圍內與其他國家相比沒有競爭力，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關注。他還專門把中國單拿出來說事，中國在世界市場上非常有競爭力，毫無疑問中國的造船能力正在迅速增長。
共和黨參議員鄧肯亨特煞有其事的稱，中國每年能造出5000艘商船，而美國每年只造300艘，中國平均每年造出三艘潛艇而美國每年只有一艘。同時中國每年的鋼產量達4億8千萬噸，是美國的5倍。如果中國將他們的商船制造能力用來制造戰艦，那么中國的工業實力能夠讓中國海軍實力很快拋離美國。
羅海德補充到：“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就會超越韓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家。”（2007年12月14日環球網）
附錄12：
菲律賓敢對華動粗？以卵擊石
羅援
南海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多管齊下，綜合經略。我們始終堅持“后發制人”、“不打第一槍”的軍事戰略方針。但是，這一戰略方針并不等于被動挨打。“后發”是“立德”；“制人”是“立威”。在黃巖島事件上，是菲律賓先派軍艦侵犯我國領海，騷擾我正在和平生產的漁民，這就應該被視為戰略上打了“第一槍”。如果菲律賓不知趣，繼續擴大事態、激化矛盾，拒不撤船，那中國在戰術上打自衛的“第二槍”絕不手軟。
中菲綜合國力相差懸殊，軍事實力更不在一個檔次上，不要說傾中國海軍之全力，就是南海艦隊的部分軍力就超過菲律賓海軍區區2.4萬人的實力。據軍事科學院出版的《世界軍事年鑒2010》介紹，菲律賓有護衛艦1艘，巡邏艦艇62艘，兩棲艦艇7艘，后勤支援艦船6艘，海軍航空兵有飛機13架，其中7架直升機。后來，菲律賓又從美國購買了兩艘二手“漢密爾頓”級巡邏艦。
就噸位而言，目前菲律賓海軍的最大戰艦是從美國購得的首艘“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德爾畢拉爾”號。一查它的檔案，居然是1965年為美國海岸警衛隊建造的“準軍艦”，滿載排水量為3250噸。在菲律賓海軍序列中算得上“戰艦”的還有“胡馬邦酋長”號炮艦，它堪稱世界上服役時間最長的軍艦，1943年建造，經歷太平洋戰爭、朝鮮戰爭乃至越南戰爭，中途三易其主，1978年才由美國免費轉讓給菲海軍。如此實力，如何與擁有“中華神盾”等先進水面艦艇、潛艇和航空兵的中國南海艦隊抗衡？孫子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菲律賓膽敢與中國動粗，無異于以卵擊石。菲律賓應該有自知之明，菲律賓民眾不要被阿基諾三世等政客所忽悠。
最近菲律賓策劃了全球范圍的反華游行，這不啻于火上添油。一小撮反華極端分子從集團利益出發，挑唆不明真相的菲律賓民眾掀起反華惡浪，不禁讓人想起毛澤東的著名詩詞，“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不管一小撮菲律賓反華分子玩弄什么樣的小伎倆，都改變不了黃巖島屬于中國的事實，更阻擋不了中國崛起的勢頭。與中國作對，對菲律賓民眾來說，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黃巖島事件是由菲律賓首先挑起來的，解鈴還須系鈴人，怎么解決要看菲律賓的態度。中國相關外交警告，我想菲律賓應該聽懂了吧？如果沒聽懂，我可以幫你們解讀一下言中之意———談，我們奉陪；拖，我們不怕；打，我們正好練手，南海艦隊可以牛刀小試。軍人建功立業主要在戰場上，如果菲律賓給我們這個機會，我們絕不會錯過。
不管現在菲律賓怎么想，擺在他們面前只剩下這三條路：
其一，找借口“體面”下臺。比如，以面臨臺風威脅為理由，主動撤出。這對菲律賓來說，是最佳選項，但對中國來說，未必是最佳結果，因為菲律賓的挑釁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其二，繼續與中國纏斗，最終被拖垮。這對菲律賓來說，是一個比較慘的結局，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對中國來說，雖不滿意，但尚可接受。
其三是，利令智昏，制造摩擦，被打垮。這對菲律賓來說，是最慘的結局，雞飛蛋打。但對中國來說，則可徹底解決問題，標本兼治，一勞永逸，那時解決的就不僅僅是一個黃巖島的問題了。
三條出路，三個結局，何去何從，望菲律賓三思而行，好自為之。（作者羅援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少將）（2012年05月14日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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