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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君碎碎念:為富且仁,好樣的!

與洋人做生意的清末巨富,卻讓洋人下跪,還迫使他們摘掉辱華招牌

1848年,朱葆三出生于浙江平湖一戶軍官家庭。父親卸任后,家庭收入銳減,九口之家的生活日趨困難。為了補貼家用,母親決定讓朱葆三去上海學藝謀生。當時朱葆三年僅14歲,離開家鄉時,隨身僅帶一只舊竹箱和一副舊鋪蓋。

他經老鄉介紹到協記吃食五金店(賣罐頭食品和小五金的商店)當學徒。他到達這家店鋪時,店里有一個店小二正在接待一位洋人顧客,這位店小二還能說幾句英語。朱葆三在店門外等了一會兒,待顧客買了東西走后,才進店內問那位店小二:“這里是協記吃食五金店嗎?”店小二笑著說:“Yes!”朱葆三不懂英語,以為對方說“不是”,提著行李就走了。朱葆三沒走幾步,那位店小二追了出來,問道:“你是不是新來的學徒朱葆三?”朱葆三點點頭。接著,這位店小二把朱葆三領進店來,成了他的師兄。

學徒生活苦且累,但母親臨別時的諄諄囑托,時時激勵著朱葆三奮發圖強。所以,他白天工作很晚、很累了,晚上還練習珠算,攻讀商業尺牘。當時,上海灘華洋雜處,洋人勢力很大。和洋人做生意,會講幾句英語作用很大。師兄每個月花三塊大洋到夜校讀英語,由于能說上幾句,就容易與洋人溝通,從而賣出很多貨物。朱葆三無力負擔英語夜校每月三元的學費,就把每個月僅有的0.5元零花錢存下來。師兄認為他小氣,常嘲笑他。朱葆三也不計較,待第二個月的零花錢發下來后,朱葆三將兩個月的零花錢一起交給師兄,請他當自己的英語啟蒙老師。師兄見他有如此刻苦的精神,很感動,就把自己從夜校學的英語全部教給了他。朱葆三的英語就這樣入門了。此后,他經過自學,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還學會了珠算、記賬、經紀等做生意的各種本領。

在協記這個小鋪子里,朱葆三一干就是17年,從最低級的學徒工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當上了總賬房、經理等。后來協記關門歇業,已具備經商能力的朱葆三依靠自己數年的積蓄,在上海創辦了屬于自己的慎裕五金店,專門與洋人做大五金生意。

慎裕五金店開業以來,由于朱葆三熟悉業務,調度有方,加上他早年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他在與洋人交涉時不必經過買辦,也不需要翻譯,洋人也樂于和他直接打交道。朱葆三的生意也因此蒸蒸日上。

朱葆三經商的成功不但在于他刻苦學習經商本領,還在于他善于廣結善緣。他結交的兩位朋友對其事業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幫助,這兩個人便是葉澄衷和袁樹勛。

葉澄衷也是年少時因父生病而家道衰落,被迫來到上海闖蕩。相似的生活閱歷讓他和朱葆三一見如故,說話投機。兩人結識時,葉澄衷已是上海灘的巨富,朱葆三還是只有一家店面的小老板。葉澄衷也是開五金商店起家的,他發現朱葆三確實是一個能人,于是有意扶植,將自己在福州路新建的大樓以最低的價格出租給朱葆三。朱葆三將慎裕五金號遷到這里,業務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袁樹勛是朱葆三的另一個密友。袁樹勛任蘇松太道時,朱葆三已是商界大佬。庚子事變后,袁樹勛經手庚子賠款,他全數委托朱葆三向資金雄厚的上海錢莊折放生利息。袁樹勛上交朝廷的利息一般按官利計算,而錢莊上的利息則比官利高很多,中間的差額就是其好處。由于朱葆三經手“庚款”的折放貸款,他經營的五金店也就成為上海灘的金融中心,每天清晨起就高朋滿座,各錢莊的經理都來與朱葆三相商用款。這就大大增強了朱葆三在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地位,并為其日后支持革命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辛亥革命前后,因同情革命黨人的遭遇,朱葆三等寧波幫大佬發起組織“寧商總會”,掩護革命黨人秘密集會、暫避風頭。

朱葆三還曾在辛亥時期的革命政權中擔任重要職務。辛亥革命光復上海之后,革命黨人于1911年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權—滬軍都督府。初建的滬軍都督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都督府領導人為了緩解財政危機,考慮到朱葆三在金融界的地位,推舉其為財政部長。朱葆三臨危受命,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不領薪水,純盡義務。

與洋人做生意的清末巨富,卻讓洋人下跪,還迫使他們摘掉辱華招牌

▲上海今天的溪口路,在當時是以朱葆三的名字命名的

辛亥革命前,上海道庫公款存于各錢莊,上海道臺在上海光復后躲避到租界,并將存折送交外國領事,不讓滬軍都督府提用。各錢莊以無存折為由,也拒絕向都督府付款。情急之下,都督府領導人將上海錢業會商處總董事扣留,導致與錢業的關系十分緊張。關鍵時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上海錢莊同意由朱葆三核實之后給收據,先后向滬軍都督府提供現金36萬兩,從存于錢莊的上海道庫公款內抵付。當時的上海曾流行這樣一句話:“上海道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除此之外,朱葆三還幫助滬軍都督府從多家外資和華資銀行取得借款,并獲得工商各業的許多捐款,使滬軍都督府渡過財政危機。

在商海打拼成為上海商界領袖的朱葆三越來越感受到民族興旺的重要性,所以他除了興辦實業外,還大力興辦教育。晚年他還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先后創辦和投資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上海公立醫院、上海孤兒院等。

朱葆三由窮孩子成為清末民初的商業巨子,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艱辛與努力。然而,沒有國,哪有家?生意越發達,越期望國家的強大,所以,他大力發展實業經濟,并不遺余力地支持進步革命黨人,這就是他的愛國方式。

與洋人做生意的清末巨富,卻讓洋人下跪,還迫使他們摘掉辱華招牌

舊上海復興公園門口曾有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這塊記錄了中國人奇恥大辱的牌子是朱葆三以計謀迫使法國人摘掉的。

朱葆三買了十丈長的藍布,請裁縫師傅用整匹布做了一件特大號長衫,兩袖及前后擺各用25尺,然后在法租界雇來八位普通法國人,當面講定:八人抬著這件特大號長衫,從靜安寺出發,到南京路外灘為止,每走幾步,就跪下來拜一拜;每拜一次,每人可得一塊銀元。洋人見報酬如此之高,便立即答應。

朱葆三讓自己的大兒子穿上這件長衫,前后各有兩個洋人抬衣擺,左右各有兩個洋人抬袖子,以洋鼓洋號為前導,吹吹打打,由靜安寺沿著南京路向東走去。路上,八個洋人果然每走幾步就停下來跪拜一次。這出奇妙鬧劇招來眾人的圍觀,十分滑稽。特別是當有外國人從旁經過時,中國人便起哄,羞得那些外國人低頭掩面,倉皇溜走。

事后,朱葆三按洋人所拜次數給足了賞錢,同時放出狠話,如果法國人不將復興公園門口的牌子摘掉,他還將組織更加“精彩”的節目演出。法國人意識到中國人不好惹,只好悄悄地摘下那塊侮辱中國人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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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百家講壇》雜志,作者程貴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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