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壹

　　雙鵝拍拍水中游，
　　行人緩緩橋上走，
　　都說春來了，
　　真是好氣候。
　　這是日后以《紅樓夢》研究而知名的俞平伯寫作的第一首新詩《北河沿之春》中的句子，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上，這一年的俞平伯是北京大學國文系一年級的學生，只有18歲。北河沿就是老北大第三院門前南北延伸的一條河的西河岸，而這條流淌過老北大東邊的河因為無以名之，被人稱為“北大河”。當年的“北大河”一年三季清澈明凈，水滿潮平，兩岸空曠疏朗，楊柳成行。當年的北京大學國文系音韻學教授劉半農對這條河情有獨鐘，他說：“歸根結底說一句，你若要在北平城里，找到一點帶有民間色彩的，帶有江南風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條河。”課余之暇，老北大的教授、學生都喜歡在北河沿溜達，在這些溜達的人當中，就有剛從美國回來的正在倡導文學革命的年輕教授胡適，也有積極參加文學革命、熱衷寫作新詩的劉半農。劉半農說：“那時我同胡適之，正起勁做白話詩。在這一條河上，彼此都嗡過了好幾首。雖然后來因為嗡得不好，全都將稿子揉去了，而當時搖頭擺腦之酸態，固至今猶恍然在目也。”1915年夏天，還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生的胡適開始和他的朋友們探討白話詩，而他們談論的地方也是在一條河的河邊上，這條河就是康乃爾大學所在地琦斯佳城的赫貞江。1920年，徐志摩從美國轉到英國讀書，而觸發了這位未來著名現代詩人靈感的竟然也是一條河――康河。
　　詩人們喜歡把自己的情思寄托在河流的柔波之上并非偶然，“北大河”的純樸、自然也許和新詩的口語化風格有某種同構關系。但是，北京大學的整體環境卻并不是一種鄉野風格，像遠在郊外的清華學堂。相反，在北大河邊溜達的人們稍一抬頭，就會瞥見巍峨高聳的皇城和近在咫尺的景山。1898年，作為帝國的最高學府，中國第一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立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在皇城邊上的這片皇家地產上開始創辦。京師大學堂校舍的底子是乾隆皇帝四女兒和碩和嘉公主的宅邸，因此，無論是飛檐翹角的建筑物還是曲水流觴的庭院，到處充滿著濃郁的中國氣息，但是，就在這些深宅大院里，頻繁出沒的是以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匙良（W.A.P.Martin）為代表的來自美、英、法、德、俄、日等國的洋教習們，婉轉的英語、法語和著各種悅耳的鳥鳴流淌在這片古舊的宅院中和濃密的樹蔭里。京師大學堂是中西文化匯聚和發酵的地方，它既是晚清洋務派運動和“西學東漸”后全國新式學堂的代表，又與傳統的太學、國子監一脈相承。它是新的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級，更與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的憂患和夢想緊密糾纏，承擔著引進西學、振興國運的重任。
　　1917年1月4日，曾在德國留學的蔡元培來到北京大學，成為內憂外患中頻繁更換的新一任北大校長。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正是北大的學生，他說：“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這幾句話，對于蔡元培完全適用。”并且強調說：“這絕不是夸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蔡元培到北大后，并沒有發表什么就職演說，人們是從一個通告中認識了他的辦學宗旨和理念。這個通告說：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兩個月后，由于陳獨秀的推薦，時年27歲的胡適從美國回國，任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雜志隨陳獨秀從上海遷到北大之后，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人在雜志上發表的各類文章，成為引領時代新潮的風向標。
　　貳
　　1918年秋天，一座紅色的五層西式洋樓在沙灘漢花園東口落成，成為北大文科大樓并代替原馬神廟成為校總部所在地。同時搬入新大樓的還有李大釗任館長的圖書館，占據了大樓的全部一層。在20世紀初還沒有高大建筑的北京，這個矗立在北京東西城要道上的龐然大物在藍天的映襯下是那樣耀眼奪目，只有同樣是紅色的不遠處的皇宮可以和它媲美。從此，這座紅色大樓的簡稱“紅樓”就成為北京大學的代名詞和北京大學的精神象征。站在紅樓的高層，可以俯視老北京密如蛛網的街巷，也可以�t望巍峨壯觀但已氣勢衰頹的故宮。從很多方面說，這座大廈都像是早于在它6年前建成的豪華游輪泰坦尼克號，當時，很多歐洲人懷著對新大陸的無限憧憬登上這艘當時世界上最豪華的巨輪。1918年的秋冬，無數同樣夢想新世界的年輕人從古老中國的各處窮鄉僻壤來到北京，為的是登上“紅樓”這艘能把他們帶往新天地的思想“巨輪”，即使不能成為正式注冊的學生，也有無數的學生作為旁聽生、“偷聽生”寄居在“紅樓”四周窄小低矮的四合院里。
　　與傳統的北京建筑相比，“紅樓”的設施更為先進，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季，當“紅樓”地下室的暖氣鍋爐開足馬力的時候，紅樓就成為寒門學子溫暖的家。很多當年的北大學子回憶在紅樓的日子，都無法忘記在“紅樓”讀書時那個“暖烘烘”的感覺。張中行在《紅樓》一文中說：“而我最思念的是它冬日的溫暖，這幢大樓鍋爐房在中間地下室，冬天每天燒四噸煤，因而全樓暖氣無一處不暖，上課時朝南教室更是暖烘烘的，坐在那里，筋骨舒軟，昏昏欲睡，如教師講得無聊，那睜著眼也可能酣然入夢了。”許欽文在《憶沙灘》中說：“我在困憊中顛顛倒倒地離開家鄉，東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灘，可受到了無限的溫暖。北京的冬季，吹來的風是寒冷的，衣服不夠的我在沙灘大樓，卻只覺得是暖烘烘的。”
　　而在紅樓，讓人們難忘的除了“暖烘烘”的感覺，還有這里“鬧烘烘”的氣氛。或者說，上課時候可能覺得“暖烘烘”，而下了課感受更多的就是“鬧烘烘”。每天，“當、當、當”的鐘聲響起，大樓里就會響起學生們雜沓的腳步聲，在攢動的人流中還可以看到身著長衫、抱著大皮包的教授們。下了課的紅樓并不會清靜下來，新舊思想的交鋒只不過是從課堂講授轉入自由辯論階段。人們經常舉行辯論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二樓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在這里主要的辯論者是思想激進的錢玄同，為了表示對封建家族制的反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疑古玄同”；另一處就是一樓東南角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辦公室，通過他，北大圖書館購買了很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辯論的結果之一，是學生們覺得應該創辦一個自己的刊物，以和教授們辦的《新青年》相呼應。1919年1月，在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支持下，《新潮》在緊靠李大釗辦公室的一個房間成立了，蔡元培為刊物親筆題寫“新潮”二字。參加新潮社的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江紹原、康白情、李小峰、孫伏園、俞平伯、何思源等，負責人是傅斯年，這些人將是幾個月之后五四運動的主要成員。 　　叁
　　四月底五月初，正是北京春意盎然的時候。90年前的五四運動就發生在這個一年當中最短的季節。北京的春天歷來短暫。著名作家郁達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寫道：“北國的春，來的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后，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著游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為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正因為春光短暫，稍縱即逝，所以北京的人們對于春天就格外珍惜，每到這個時節，“游春”、“踏青”、逛廟會就成為人們熱衷的游樂項目。
　　但是，1919年北京的春天，人們卻不像往年那樣沉醉于敏銳地感知大自然的細微變化和盡情地享受嚴寒過后脫掉冬裝的輕快。外交失敗的消息從巴黎和會通過各種途徑傳回國內，嚴峻的形勢使得北京大學的學生們感到必須采取“直接行動”。民眾直接參與國家事務，往往是在國家遭到外敵欺凌而政府又不能強力維護國家利益的嚴峻時刻。一場并沒有更多醞釀和籌備的游行在5月4日的北京突然爆發，并最終升級為火燒趙家樓的激進行動。
　　從更宏闊的文化視野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應該是同屬一個歷史境域的兩個范疇，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做好了準備。就像一顆閃亮的彗星劃過天際，五四運動其實是其中最明亮的彗核。但狹義的五四運動又的確只是一場單純的學生街頭抗議活動，就像當年參與其事并在事后三四個月即編寫出記載五四運動第一本書《五四》的作者楊亮功所說：“此一運動，與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無關。”（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五四》）的確，許多新文化運動的熱心者并沒有參加直接的五四運動，不過，學生游行集會和火燒趙家樓的消息在薄暮中的北京四九城迅速傳播開來，很多因為星期天在家休息的人很快知道了這個驚人的事情，包括當時和事后赫赫有名的新文學作家。
　　下午，北京大學學生孫伏園在參加完集會和游行后去看魯迅，魯迅在紹興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當校長時，孫伏園就是那個學堂的學生。此時，魯迅先生還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在此之前，他已經在《新青年》上發表了31篇文章，每一篇都在青年學生們當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孫伏園向魯迅詳細介紹了天安門集會的情形，魯迅也詳細詢問了學生們在大街上游行的情況。
　　四日下午，北京大學教授沈尹默約了一二位朋友到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談天。沈說，我們在這里偷閑，這個當兒說不定有一件什么大事發生。他還即席做了一首減蘭小詞贈給他的朋友，詞是這樣寫的：“會賢堂上，閑坐閑吟閑眺望。高柳低荷，接慍來向晚多。冰盤小飲，舊事逢君須記省。流水年光，莫道閑人有底忙。”那天由什剎海回到南小街什方院家門口，沈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的人告訴他說，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
　　四日的集會在三日晚上決定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通知遠在郊外的清華學堂，游行的消息傳到清華園后，聞一多寫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當晚偷偷地貼在食堂門口。
　　日后的著名作家冰心見證了這個將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天。那時候，她還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的一年級學生。五四那天，她正請假住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陪著她在此住院治療的二弟為杰。下午，她家的女工來給她送換洗的衣服，告訴她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白旗游行，嘴里喊著口號，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下午就聽說游行消息的冰心，在黃昏的時候又聽說了火燒趙家樓的消息。她的一個來醫院的親戚興奮地告訴她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游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號撒傳單，最后涌到賣國賊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冰心說：“他走了之后，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頭痛。”
　　6月3日，全北京有500多人上街講演，有100多人被捕，第二天，繼續派人講演，又被捕400多人，第三天，被捕的人多達900人，監獄關不下，就把北大三院改為臨時拘留所。三院門外風光優美的北河沿搭起了一個個住兵的臨時帳篷，跨河的橋上有端著長槍的警察把守。陳獨秀不無憤激地描述6月3日的北京說：“黑云遮天，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周作人在他著名的《前門遇馬隊記》一文中記錄了他6月5日在北京街頭遭遇警察馬隊沖撞的經歷，并不無諷刺地說：“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過兵警的呵斥驅逐，至于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如今在本國的首都，卻吃了這一大驚嚇，真是‘出人意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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