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戰場上，被日軍俘虜的數十萬盟軍戰俘遭受殘暴奴役和非人虐待，其中“巴丹死亡行軍”和“泰緬死亡鐵路”等虐俘暴行因戰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與“南京大屠殺”齊名的日軍在亞洲犯下的三大暴行而廣為人知。然而，在日軍設立在本土和占領地的數以百計的戰俘營中，以“高度專業性、高死亡率和高級將領被押”為特點的日軍奉天(今沈陽)盟軍戰俘營，卻鮮為人知。
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共俘虜盟軍戰俘約35萬人。為充分利用戰俘的人力資源支撐侵略戰爭，日軍拋出“以戰養戰”的戰時策略。時任日本內閣首相兼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曾表白，“在日本我們對于戰俘具有自己的觀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與歐美有所不同;應充分利用他們的勞動力和技術來增加我國的生產，并應該努力使其有助于大東亞戰爭的實行而不使有任何人力浪費。”1942年8月22日，日本陸軍省次官木村兵太郎致函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指出要調用1500名盟軍戰俘以提高滿洲工作株式會社制造機床的能力，來滿足日本加緊生產防空高炮、軍火和飛機所需要的機床設備。
1942年11月11日首批盟軍戰俘共1428人到達沈陽，其中美軍戰俘1328人，英軍戰俘84人，澳大利亞戰俘16人。國際紅十字會視察報告顯示，截至1943年11月13日，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在押戰俘人數為1274人，年齡最長者57歲，最小的21歲。
戰俘有空軍地勤人員和機修人員，及其他軍種的機械維修人員
戰俘初到時的第一落腳點，是位于奉天北大營地區一處廢棄的舊時中國軍營，房屋長久無人使用，十分破舊。戰俘營四周由里外兩道鐵絲網包圍，高約1.5米，兩道鐵絲網之間約兩米寬的中間地帶被規定為“無人區”，任何未經允許進入這個區域的人格殺勿論。
到達沈陽的戰俘都具有軍中技術背景，有空軍地勤人員和機修人員，也有其他軍種的機械維修人員等，這些技術背景成為他們被挑選來沈陽的重要原因。戰俘被派到日本人的工廠勞役，從事機床安裝、機械加工、零件鍛造等工作，有的被派到工廠的設計室從事圖紙繪制工作。部分戰俘分別按照制鋼、制鐵和土木等勞役類別被派遣到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分設在“滿洲皮革株式會社”“滿洲帆布株式會社”和“中山鋼業所”及“東洋木材株式會社”的第一、二、三派遣所勞役。在押期間到日本人的工廠里做勞役的戰俘累計達77241人次。
由于日軍戰俘觀的扭曲，盟軍戰俘在此遭受了殘酷的虐待。幸存美軍戰俘奧利弗·艾倫說，在奉天戰俘營，起床、點名、吃早飯時間都是早6點。這種毫無道理的時間表要求戰俘必須遵守，給日軍看守提供了許多懲罰戰俘的機會，“懲罰形式不僅有不許吃早飯，還有在雪地里罰站、挨打，甚至被關禁閉，一切全憑當值日軍看守的個人心情而定。” 戰俘甚至莫名其妙地就會招致日軍看守的毒打，無論是士兵還是將軍、年長者或年輕者都是如此。
日軍對戰俘施以極其嚴酷的管理，設置了一系列懲罰制度，如“重營倉”(單人禁閉)、“重謹慎”(集體禁閉)等。資料顯示，戰俘營日軍司令官曾因1944年2月19日當日戰俘營的禁閉室無人被關禁閉而對戰俘提出表揚。
1943年7月29日，日本人在距離戰俘勞役的工廠“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以東不足一公里的奉天大東區其民街1段38號北，建成了一座高度專業化的永久性戰俘營，戰俘從北大營遷址這里。戰俘營四周設有兩米高的圍墻，墻上設有高壓電網，圍墻的四個角落分別設有望崗樓，戒備森嚴。
死亡率是歐洲戰場上德國戰俘營死亡率的13.3倍
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曾是日軍大肆標榜的模范戰俘營，經常有日軍宣傳機構前來采訪、拍照或拍電影，宣傳戰俘們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戰俘們的真實生活，卻是勞役、饑餓、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上缺醫少藥和非人虐待，隨時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
以美軍戰俘為例，他們在菲律賓戰場被俘后，經歷了殘酷的“巴丹死亡行軍”和艱難的“地獄之船”的海上跋涉，身體狀況已經極差。到達沈陽后，發生了大批戰俘集中死亡的現象，僅1942年到1943年間，盟軍戰俘就死亡225人。國際紅十字會駐東京代表朱諾在視察沈陽戰俘營后確認，“他們甚至穿著襯衣和短褲，沒有辦法更好地熬過寒冷的冬天，許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復發作的瘧疾。”
1944年2月19日，編號為898號的美軍戰俘托馬斯·布利斯特在“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勞作時被擠到電動車和廠房柱子間，右腿嚴重受傷。21日開始出現壞疽癥狀。由于戰俘營醫院缺醫少藥，就連基本的手術器械和手術室都沒有，23日，布利斯特因氣性壞疽不幸死亡。
如此惡劣的環境，迫使戰俘冒死越獄。1943年6月21日，美軍戰俘麥林格勒、帕里奧蒂、查斯坦趁夜色越獄，朝沈陽西北約950公里處的中、蘇邊境方向逃跑，最終還是在內蒙古科左后旗兩家子村再度被俘并押解回奉天，于1943年7月31日早五時半被日軍槍斃。事后，日本通過瑞士大使館以外交照會的方式向美國通報此事，而這個信息輾轉一年才被美國政府獲悉。1944年8月12日，《紐約時報》在報道這則消息時稱，美國政府此時才第一次知道，還有美軍戰俘被關押在沈陽。
戰俘營在選址時違反日內瓦公約中關于“戰俘營不得設置在軍事目標2英里(約3.4公里)范圍內”的規定，距離周邊多家日本軍工廠不足一公里遠，這些軍工目標一旦遭到攻擊，極易牽連戰俘營。1944年12月7日，美軍B—29轟炸機大舉轟炸沈陽城，戰俘營周邊的兵工廠和軍事目標遭到打擊，其間三枚炸彈誤炸到戰俘營，造成盟軍戰俘19人死亡，35人受傷。
從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長達34個月的關押期間，日軍在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的暴行從未間斷，長期以來的虐待和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造成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是歐洲戰場上德國戰俘營盟軍戰俘死亡率的13.3倍，是不折不扣的“死亡戰俘營”。
戰俘中準將以上軍銜的72人，校級軍官476人
進入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逐漸失勢，遂將盟軍高級戰俘從臺灣遷移至沈陽戰俘營。日軍此舉不是單純軍事層面的舉措，而是要挾持盟軍高官戰俘作為人質踞守滿洲，企圖負隅頑抗。
10月14日，在吉林鄭家屯(今吉林雙遼市)開設“奉天俘虜收容所第一分所”，被關押的盟軍高級將領中，準將以上軍銜的72人，校級軍官476人。同年12月1日，日軍再度隔離出各個國家最高軍銜的將領和文職高官16人及隨員共34人，秘密轉押至西安縣(今吉林遼源市)的“奉天俘虜收容所第二分所”，包括美軍溫萊特中將、美軍愛德華·金少將和摩爾少將;英國的帕西瓦爾中將、希斯中將;荷蘭的普魯頓中將、巴克中將、利斯少將;以及印度紅十字專員麥克雷(退役英軍少將)、香港總督楊慕琦、馬來聯邦和英屬海峽殖民地總督湯姆斯、英屬北婆羅洲總督史密斯、荷屬東印度總督斯塔夏麥爾、蘇門答臘總督斯皮茨、英屬海峽殖民地大法官麥克艾爾文和馬來聯邦大法官杜魯蒂。1945年5月21日，所有其他在押高官戰俘被轉到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關押，鄭家屯戰俘營關閉。
1945年8月16日凌晨4時30分，距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足17小時，駐華美軍代號為“北美紅雀行動”的沈陽戰俘營救援隊員從中國西安空軍基地出發，上午10時30分飛臨沈陽上空。營救隊員跳傘后解救并全面接管戰俘營。8月20日，蘇聯紅軍外貝加爾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德弗申科將軍一行到訪戰俘營并宣布沈陽盟軍戰俘營正式解放。
8月27日零時許，溫萊特將軍等高官戰俘被解救回沈陽，并于當日撤往中國西安。1945年9月2日，在位于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上，溫萊特將軍和帕希瓦爾將軍受邀作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簽署日本投降書的簽字見證人，麥克阿瑟將兩支簽字用筆分別贈予兩位將軍留念。
特殊的歷史記憶，從特殊視角見證中國戰場的歷史地位
日軍沈陽戰俘營是一份以盟軍戰俘的生命和苦難所書就的負遺產，對沈陽盟軍戰俘營史事進行研究和思考，旨在警示人類勿忘歷史、反對戰爭。
1978年，位于波蘭奧斯維辛小鎮的德國納粹集中營(博物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該組織在同年6月6日所做的評估報告中稱，“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博物館。它承載著對一個最大的反人道罪行的無可辯駁的、具體有形的見證……在這些駭人聽聞的實證的支撐下，它必將對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沈陽盟軍戰俘營同樣具有國際影響，直接與之相關的國家和地區就有十幾個。近些年來，沈陽盟軍戰俘營日益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和新聞界的高度關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沈陽盟軍戰俘營不僅見證了人道主義原則受到肆意踐踏和人性慘遭蹂躪的歷史，也見證了中國工友與外國戰俘之間的患難情誼，它承載著盟軍戰俘的特殊記憶以及他們與老沈陽人的生死友情。這種特殊的歷史記憶，也從特殊視角見證了中國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地位。
如今，大多數當年沈陽盟軍戰俘營的幸存者已經故去，為數不多的健在者已是風燭殘年，在他們的心目中，包括在他們的家人和后人的心中，中國沈陽這個城市已經是他們特別的精神寄托和心靈家園。那段特殊的人生經歷已經把他們和中國緊密地連在了一起。近些年來，有一些老戰俘回訪沈陽，把當年與中國工友的友誼告訴給后人，彰顯了這種傳統友誼蘊涵著的世代傳承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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