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并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代表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等。他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多有撰述并為此奔走。
在魯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繼續向前思考
八十年前的今天，魯迅先生在上海辭世，但先生留給我們的思考卻從未停止。
“死”，這也是魯迅作品的一個母題。魯迅這一生，曾目睹無數的死亡。從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運動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一八”慘案學生陳尸執政府門前，到清黨運動中年青的革命者尸沉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詩人們被秘密的處決——魯迅可以說在半個世紀里都時時刻刻感受到了這些“尸體”的沉重：這是20世紀我們民族的災難壓在它的最忠實的兒子心上的永遠移不去的夢魘。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里如是說：“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1936年，魯迅又寫了這樣一篇“挖一個小孔”使“自己延口殘喘”的文章，這就是《寫于深夜里》第二節《略論“暗暗地死”》——這“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正是中國的現實。
當然，在1936年，“死”更是魯迅自己的個人話題。因為正是這一年，他直接地面對著死亡。翻翻魯迅這一年的日記和書信，表面看來，好像他總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來談論他自己的病，談論死。比如：1936年1月3號魯迅肩膀大疼，第二天，他給朋友寫信說：“我五十多歲了，人總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沒有那么急。”5月15日，魯迅病大發，他請了醫生來看，斷定為肺結核，而且是“甚危”。第二天魯迅就寫信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卻是這么說的：“肺結核對于青年人是險癥，但對于老人卻不是致命的。沒有什么特殊的癥候。”
正是在這個時候，增田涉（一個日本學者）專門從日本趕來看望魯迅，他看到的魯迅是什么神色呢?“他已經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風貌變得非常險峻，神氣是凝然的，盡管是非常戰斗的卻顯得很可憐，像‘受傷的狼’的樣子了”：是這樣一幅“最后的畫像”。而據增田涉回憶，即便病成這樣，增田涉離開時，魯迅還準備了許多土產禮物，包裝的很好。但魯迅仍然嫌許廣平包扎的不夠好，他自己重新再包扎一遍。增田涉看他用已經不靈巧的雙手包扎東西，心里是說不出的滋味。
到了8月13號，他的肺支氣管破裂，吐血。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仍然這樣說：“我這次生的，的確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懼的肺結核，我們結交至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其間發過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歡嚷病，也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所以也幾乎沒有人知道。”
但是正像馮雪峰所說，“沒有任何強有力的敵人能夠壓服他，沒有任何困難能夠阻撓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覺到只有一個敵人能夠壓服他，能夠奪去他的工作，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來的死的預感”。所以不管魯迅怎樣淡漠地談病，其內心深處還是感覺到病和死對他的壓力和威脅的。應該說馮雪峰的觀察大體上是準確的：“至于病，對于他的心境不平衡，我覺得卻是影響最大。我想，無論他自覺或不自覺，他都不相信自己會被病所戰勝的；但是，也是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戰勝的敵人”。
當然在病中，魯迅最感痛苦的不僅僅是內在病魔對他的侵害，更有外部世界在他病重時對他的種種傷害。在這一年魯迅的日記和書信中，頻繁地出現了兩個字：“無聊”。他說：“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閑氣之類，有增無減，不遑安息，不遑看書，弄得信也沒功夫寫。”“近幾年來，在這里也玩著戴了鎖鏈的跳舞，連自己也覺得無聊，⋯⋯倒想不寫批評了，或者休息，或者寫別的東西。”“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于是在無聲無臭中完結。”這樣頻頻談到“無聊”，想“休息”，這在魯迅是并不多見的。為什么這一年他這樣強烈地感覺到“無聊”呢?就是人們覺得他快要死了，所以抓緊最后的時機去攻擊他，利用他。
這一年，也是關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從年初起就有人寄匿名信，在小報上發布“消息”，說魯迅“轉變”了，跟國民黨和解了，甚至要到國民黨那兒做官了，還“證據鑿鑿”地指明胡風就是“引進員”，后來甚至把他的兒子海嬰也牽連進去。一個叫林微音的，本來是上海文壇的無聊文人，竟化名“陳代”一口氣在報上發了20多篇罵魯迅的文章：罵魯迅居然也能成為“職業”。還有冷箭——各種冷箭變著花樣不斷地襲來，簡直防不勝防。魯迅早就深感“名人之累”，現在病中的他成了一個失去反抗與自衛能力的“公眾人物”，誰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向他身上潑污水，或者毫無顧忌地任意利用他：這都構成了對魯迅心靈的極大傷害，并引起強烈的情感反應。他感到無聊：前面所說的他之渴望擺脫一切，回到日常生活，成為普通人，顯然與這種無聊心態有關。
他更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在逝世前四天在給朋友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本年作文殊不多，繼嬰大病，槁臥數月，而以前以畏禍隱去之小丑，競乘風潮，相率出現，趁我危難，大肆攻擊”。他不能不想到自己死后的命運。這是他早已預見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死后”對他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這一年5月有朋友寫信勸他寫自傳，這或許有“趁著還能作文，給后人留下一點自述，免得身后他人胡說八道”的意思吧。魯迅卻作了這樣一番回答——
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于別人為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么，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
這自然是魯迅一貫的思路：強調自己是“四萬萬”中國人中普通的一員，“太平凡”三個字就把“一生”打發了。而“隨風而逝”四個字則更耐尋味。我自己讀到這里是心為之一動的：在通達的背后，我還感到了幾分惆悵，幾分感傷。“固然⋯⋯似乎⋯⋯但⋯⋯亦⋯⋯不過⋯⋯而已”，如此曲折的表達，是寫盡了魯迅內心的萬千思緒的。這些地方都需要后來人細心體察與體會。
因此，魯迅確實是想把他的“小小的想頭和言語”留下來做紀念的。于是，就有了2月10日給朋友的一封信——
回憶《墳》的第一篇，是一九O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譯不算外，寫作共有二百萬字，頗想集成一部(約十本)，印它幾百部，以作紀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當之處。不過此事經費浩大，大約不過空想而已。
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空想”，未及(在當時條件下也不可能)實現，魯迅即已撒手而去。人們卻從他的遺稿中發現“著述目錄”二紙：魯迅已經將自己的著作全部編好，并一一命名：《人海雜言》、《荊天叢草》、《說林偶得》。這其實正是魯迅對自己的著述生命的一個充滿詩意的描繪與總結，我們也不妨一起來想象：“荊天⋯⋯人海⋯⋯說林⋯⋯”這是一個壯闊而又紛繁的空問，一個悠長而短暫的歷史時段，魯迅就生存于其間，留下了他的“雜言”與“偶得”，播下了他的“叢草”。這正是九年前他在《野草·題辭》里所說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人們這才明白：魯迅已經將想留下的都留下了。我們后人怎么總是不能理解，甚至不加注意呢?
魯迅在去世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國人所接受。他在4月5號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無法可想”。他在給一個年輕人的信中還談到：“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很容易看懂”。到了7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傳》搬上銀幕，寫信給魯迅，他在19號的回信中，又說了這樣一番話——
《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銀幕以后，大約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頗亦無聊，不如不作也。
這時距離魯迅逝世正好是三個月。在此之前，他一再說人們“看不懂”他的著作；現在又說，他的“本意”，了解者“不多”，并且說到了“隔膜”，“無聊”，“不如不作”，等等。他的語氣是非常低沉、悲觀的。他深深感到一種不被理解的孤獨感和寂寞感。
于是，就有了魯迅最后的“遺囑”。魯迅在《死》這篇文章里，寫了七條“寫給親屬”的遺言——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據馮雪峰的回憶，魯迅做了兩點修改：按魯迅原來的意思說，不得因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馮雪峰提出是否可以把“任何人”三個字改動一下，魯迅就加上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更要緊的，是下面一句，魯迅的原文是：“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馮雪峰認為“容易給人誤會”，魯迅想了一下，就加上了“空頭”兩個字。
為什么他要自己趕緊消失掉，這其實是包含著對中國的文化和現實的一個看法。早在五四時期，他就這么說過。他說中國有個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呢？老年人總要“占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不給少年人生存的空間。在中國傳統觀念里，總希望老人長壽，最好永遠不死。這樣，該死的不死，該生的生不下來，生下來的也無法生活。生存空間的空前擁擠，就造成民族生命機體的嚴重梗塞。在他看來，要改變這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狀態，就得反傳統之道而行之：老的應該高高興興地死去，年輕的應該高高興興地活著，“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現在他宣布死了“拉倒”，“趕快收斂”正是身體力行他五四時期、也是終生一以貫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與追求，是對中國“長者、死者本位”的傳統觀念的一個挑戰。這背后或許還有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魯迅在《〈熱風〉題記》里早就說過：“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魯迅正是期待著用自身的消亡來證明歷史的進步：“忘掉我”之日也就是他的理想在中國真正實現之時。——作為后來者，面對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魯迅的現實，自會有無限的感慨。
而魯迅的隱憂或許是更為深廣的：“趕快收斂，埋掉，拉倒”確實表現了他對死后被利用的憂慮。早在《野草》里，魯迅就寫過一篇叫做《死后》的文章，我在很多場合都建議同學們去看看這篇文章，這真是天下奇文。他想像著：我死了，運動神經廢滅了，但知覺還在(這大概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死而有知”吧)，將會是什么樣子。——你看他1936年死，1926年就想這個問題了：詩人的想象總是超前的。他想象：我死了以后，埋到地下。于是有幾個人來看我了(大概是參加追悼會吧)。一個說：“死了？”另一個“哼”一聲，還有一個又驚又嘆：“嘖。⋯⋯唉!⋯⋯”我卻憤怒了：我跟這些人有什么關系？我已經死了，你們嘆息什么，驚異什么，高興什么？!（魯迅在1935年——去世前一年還寫文章特意“拜托”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后⋯⋯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么紀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斗法場”。）“我先前以為人在地上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卻總有任意死掉的權利的。現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難適合人們的公意”，“幾個朋友祝我安樂，幾個仇敵祝我滅亡。我卻總是既不安樂，也不滅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來，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現在又影一般死掉了，連仇敵也不使知道，不肯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請注意：魯迅這里用了“公意”這個詞，并且與人的“任意生存”與“任意死掉”的“權利”相對立，這里涉及一個很大的問題：“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與權利“任意”生存與死亡，還是按照“公意”(它者——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或者其他什么個人或群體——的期望、意志去生活，死了也要任憑“公意”隨意塑造自己與恣意利用自己？魯迅的選擇顯然是前者：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他們(也即“公意”——錢注)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傷逝》里的女主人公的話，是五四的新觀念，也是魯迅畢生堅持的信念）。我赤條條地來到這世界上，也要赤條條地離開這個世界，我死了，一切都結束了，和任何人都了無干系了。但深知中國的魯迅當然明白這不過又是一個夢，而且是他的最后一個夢;因此，他的“（死了）拉倒”、“忘記我”的通達背后，隱藏的正是死后被利用的悲哀、無奈與恐懼。而且這同樣是一個“超前”的隱憂：人們或許只有經歷了此后大半個世紀的“魯迅接受史”（這個“接受史”就是“按照公意隨意塑造與恣意利用魯迅”的歷史），才開始懂得魯迅當年的這番“遺囑”的深意：這對于魯迅和我們這些后來人都是一個悲劇。
魯迅非常愛兒子，因此，他似乎也不能免俗，在死之前，要對兒子囑咐幾句。但他并沒有像許多中國的父母那樣，把自己未能實現的愿望寄托在兒子身上;相反，卻關照“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做文學家和美術家”。在魯迅看來，以為父親是大文豪，兒子必是小文豪，這是很荒唐的，因為文學才能是不可以遺傳的。魯迅還說過，“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魯迅還說，做泥土就“要不怕做小事業”，因此，“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可見，魯迅要兒子“尋點小事情過活”，固然是一種“切近”的、“有把握”的設計與安排，但仍是一個不低的要求，同樣是寄以“大希望”的。后來，海嬰果然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然而盡職盡責的工程師，現在是中央電視臺的退休老人，這是符合魯迅的愿望，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的。
魯迅叮嚀自己的兒子“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據前述馮雪峰的回憶，這是魯迅的原意，——這或許是更值得深思的。這包含著對他自己的人生選擇的一種反思。大家都知道，魯迅是選擇文學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對文學的價值與作用提出質疑，他可以說是一輩子都在懷疑。他選擇了一輩子，也質疑了一輩子。《吶喊》自序談到，他最初選擇文學事業是因為他認為，對中國來說，第一要著是要改變人的精神，而最善于改變精神的當然是文藝。于是，他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還有一個朋友，一起籌辦《新生》雜志，但還沒有辦起來就夭折了。他感到了一種“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既無贊同，也無反對的“寂寞”與“無聊”（前面說過魯迅在1936年去世前也是深感無聊，可見這無聊感是追隨他一輩子的），而且對自己也產生了懷疑：“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這其實正是對文學啟蒙的懷疑。于是，他就有了“鐵屋子”的比喻，他覺得“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這是殘酷的。因此，當錢玄同勸他為《新青年》寫文章的時候，他首先是拒絕的：他懷疑這種啟蒙到底有什么用。但他又懷疑于這種懷疑，懷著“萬一”的希望，開始了他的寫作：可以說從一開始，魯迅就是抱著“質疑啟蒙又堅持啟蒙”的復雜態度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這也是他不同于同時期的啟蒙者的獨特之處。
現在我們看到，1936年他臨死之前，又再一次面對血的屠戮，而且是“暗暗地死”。統治者連最后一點“自信”都沒有，只能秘密地審判與殺人。犧牲者連“當眾而死”的“壯美”也失去了，只剩下死的寂寞與慘苦。而幸存者，他們的一切努力，一切掙扎，也都陷落于商場與游戲場中，不是被利用，就是變成哈哈一笑，不再有任何莊嚴感與神圣感，一切意義與價值都被消解，變得荒唐、無聊與可笑：1936年的魯迅，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現實。于是，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徹骨的絕望，于是，他在離開這個世界時，向他的后代發出了“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的遺言。這內心的痛苦是非親歷者絕難體會的。———而我們今天卻似乎懂得了。
在重病中，魯迅還一再表示———
他們自有一伙，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么，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
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請注意魯迅這里反復說的是“大局”，“中國文藝的前途”，“留給將來的遺產”：他是有一種歷史感的，他的思考、焦慮是指向中國的未來的。這位“人間的至愛者”過早地“被死亡所捕獲”，使他最終沒有來得及寫出這“至少五六萬字”的長文，但他仍然抓住了最后的機會，留下了他的“遺囑”與有關文字，也算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我們不妨再來重讀一遍———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一般的紹興人，并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復，……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絕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
這里針對的正是那些“前進作家”，即前述“革命的大人物”、“奴隸總管”，他們一面“損著別人的牙眼”，像“工頭”一樣，用鞭子抽打著奴隸，一面卻高喊“寬容”，即所謂“犯而勿校”、“勿念舊惡”：說白了，就是我可以用鞭子抽打你，你若要反抗，就要背上“不寬容”的罪名。這就是魯迅“今年”也即1936年“愈加看透”的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看透了就絕不上當，魯迅強調“一個也不寬恕”，無非是當形形色色的“奴隸主”，那些“吸血吃肉的兇手”及其“幫閑”（包括其最新品種：打著“革命”旗號的“奴隸總管”），還在繼續鞭打奴隸，吸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的時候，就必須維護奴隸奮起反抗、斗爭的權利。“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這是魯迅在1928年面對國民黨血腥屠殺時說的話， 魯迅臨死前堅持的還是8年前這個原則。而且魯迅在談到與新的“奴隸總管”的斗爭時，也一定想起了前述1925年的那段話———
⋯⋯（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
從1925年到1936年，又過去了十多年，而且又有了新的革命；魯迅卻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隸總管”的奴隸。因此，可以想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纏繞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從新做過”這句話。這可能正是魯迅遺囑背后的潛臺詞，所謂“我一個都不寬恕”，就是要堅持在每一次論戰中的“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與奴役，以及為壓迫與奴役辯解的任何理論與說教”的基本立場，就是要表明“堅守自己的目標至死不悔”的基本態度。
這樣，魯迅在最后為死亡所捕獲時，仍然保持了一個完整的，始終如一的，獨立的自我形象。而活著的人，以及后人將怎樣看待他所作的選擇，魯迅不再關心：那已經與他無關了。
文字來源：《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三聯書店2003年8月版
策劃編輯：同 木
網絡編輯：不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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