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
中國的“社科專家”絕大部分都是“工具”
阿達
觸發我寫此文的，是一個熱帖。
熱帖說，一個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表現出極大不屑，認為中國的專家就是開會、旅游、吃喝，對學術問題沒有興趣，因而也沒有什么“發現”或“預見”。
他舉的第一個例子是：赫魯曉夫對華友好，勃涅日列夫極端反華，但在1964年，中國的專家做出了剛好相反的判斷。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沒有一個專家預測到蘇聯會解體，兩德會統一，而美國很多專家早就預估到了。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沒有一個軍事專家預測到海灣戰爭，而美國、日本、俄羅斯的專家都預測到了。
第四個例子是：中國沒有一個專家預測到伊拉克戰爭的進度，還在幻想打人民戰爭。
第五個例子是：就在不久前，中國沒有一個專家預測到越南的阮晉勇會裸退，前任總書記會留任，而美國俄羅斯的專家早就知道了。
他說，中國的專家學者基本都是詮釋型或技能型“工具”，環境和語境限制了批判性思維，體制扭曲了獨立人格和風骨，自由真的不容易。
我想，看了這個判斷，咱們的“社科專家”也許不服氣，甚至舉出某個“相反的例子”來佐證自己“英明的預見”。但是毋庸諱言，這位俄羅斯專家所舉的上述五個例子，咱們的專家確確實實從未發表過準確的高見。
當然也有這么一種可能，有的比較牛逼的專家，海外通道甚多，外語又一級棒，因此其判斷與資訊發達國家的專家相差無幾，可是他的高見無處發表，“權威媒體”只想聽他們愿聽的話。
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專家即便有，也是稀缺珍品。更多的專家第一考量的是“政治正確”，又有根深蒂固的“人民戰爭”的“正義理念”，所以很容易就敢信誓旦旦地判斷：“侵略者必然失敗，將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等等。
卻很少有人研究他國真正的民意。在人家的語境里，“侵略”是讀解成“解放”的，“人民戰爭”不是針對“侵略者”的，而是針對“獨裁者”的。比如伊拉克，甚至比如當年的柬埔寨。咱們的專家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薩達姆和波爾布特之于伊拉克和柬埔寨的人民，也許就是惡魔呢！包括那個齊奧塞斯庫。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就可理解，中國專家“預測不到”蘇聯解體和兩德統一，那是必然的了。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會解體？資本主義西德怎么能“吃掉”社會主義東德呢？假如搞社科研究的，還是停留在“意識形態禁錮”的水平，怎么能夠了然世界局勢，作出準確判斷？
咱們的研究機構和大學里，養著一大批研究馬列毛鄧三科以及中國夢的專家哩！當然這個也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倘若弄成“乘機上選題弄經費”的把戲，就很惡心了。我就看到過一個詳細的單子，都是有關這個“研究范疇”的各種機構和學術課題，注明分別撥付多少多少款項。我少見多怪地大跌眼鏡：至于要搞那么大的排場，由那么多的“精英”去研究這個嗎？
記得原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有過一個質疑，他說：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么德國人放棄了的馬克思主義，為什么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卻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當然他的這個話也是可以質疑的，比如咱們就可論證：德國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那是他們的錯誤；俄國人拋棄了列寧主義，也是他們的錯誤。咱們堅持馬列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馬列主義在自己“原鄉”也可能水土不服，在“他鄉”也可能星火燎原。
不過任何研究，都不能將“正確結論”先預設好，并且宣布此預設結論是唯一正確的結論——這樣的做派，在“必須保持一致”的黨內可以，但于學術研究而言，就是毀滅性的摧殘，如果一個人的頭腦可以代替千萬人的頭腦，要養著那么多的專家學者干嘛呢？
在社科研究領域，不該有任何的禁區，否則咱們的專家只能墮落為“工具”，他們只需按照事先預設好的結論去“求證”就行，不用再“發現”任何別的學術成果。可悲的是，目前的體制下，“工具型專家”層出不窮，而具有原創意義的發現（哪怕是“緊跟普適”的學術研究）幾乎絕無僅有。
所以大家都明白，所謂的“錢學森之問”不用苦苦尋求解答，答案就在大伙的手里：哪天你脫卸了各種緊箍咒，讓專家學者呼吸自由空氣，窮究學問的真諦，然后在課堂上曉暢明白地侃侃而談娓娓而談，大師中師小師必然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中國人何其聰明智慧，只要有合宜的土壤空氣，“錢學森之問”立馬不成問題。
“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不是一兩個領導人可以輕易決定的，他應該是全體民意的反應。其中社科專家的“智囊”作用，無疑是舉足輕重的關鍵所在。“頂層設計”怎么設計，不正是由“智囊”們提供方案的嗎？如果身為智囊，想的卻是“揣摩圣意”，有時甚至可以拋棄良知，怎么可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改革開放進展到今天，哪些是成功的經驗，哪些是失敗的教訓，很少有專家簡明扼要地向人民分析利弊，怪不得謝·韜會發此問：是誰把十三億人一步步帶進了深水區的？為什么放著世界上一百幾十個國家都在走的康莊大道不走，偏要十三億人去摸著石頭過河？你們對這河的水文資料知悉多少？指揮我們進入深水區的人，你們的子孫去哪里了？你們的財產去哪里了？
“河的水文資料”正是專家的研究范疇，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河，真的永遠混沌一片，永遠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嗎？那科學研究還有什么用處？摸是可以的，但也不能瞎摸，前人外人他人的經驗教訓為這條河開辟了“過河”的通道，你不能假裝視而不見；更不能已經看到河上有一座橋，橋上有康莊大道，你還故意低頭瞎摸，趁機渾水摸魚，把子孫和財產都安頓好，然后跟人民大談“美帝可惡”——美帝也許確實很可惡，但是你不能一邊罵著美帝，一邊把子孫和錢財送往美帝，這樣還會有公信力嗎？
假如咱們的專家對今天改革“深水區”的情況佯作不知，對“敏感問題”不敢碰硬研究，反而是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外國專家“標靶精準”地道出問題所在，你怎么能怪人家鄙視你呢？我看俄羅斯專家說得一點不錯，怎么這兒，環境和語境限制了批判性思維，體制扭曲了獨立人格和風骨，所以專家們的興趣點就集中在開會、旅游、吃喝上了。嗚呼！
雖然他說得對：“自由真的不容易”“環境和語境限制了批判性思維”“體制扭曲了獨立人格和風骨”，但是作為專家個體，絕不能以此為理由，甘愿墮落成工具，甚至主動投懷送抱，讓環境和體制更加惡化。只有個體的普遍覺醒才有民族的覺醒，專家學者的啟蒙和覺醒無疑該首當其沖。
人文社科領域的專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之魂。好吧沒關系，你們對海灣戰爭、對蘇聯解體、對兩德統一、對越南政改……都預測錯了，那么就算是你們“國際資料”匱乏吧。那么從今天起，你們能否對中國的未來給點科學的預測呢？這可是影響到領導人和人民對未來的抉擇啊。責無旁貸，你們干的就是這事，腦袋可不可以長在自己脖子上，放眼世界，做出預判呢？
真的，把你們比喻成“工具”于心不忍呢，就算是工具，也該是讓人民大眾稱心的工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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