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如晨 來源：公眾號“夸克點評” 時代屋
先上網絡上流行的5張照片：
四名留守兒童的家：
這里面隱含的信息是：男孩在海南讀書，從1年級到3年級。我有女兒，據我的觀察，3年級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知識尤其是思維層面，面臨一個從簡單計算到分析推理且形象思維、社會認知大大擴充的轉折點，逆反、叛逆心理進一步強化。你會感受到，孩子面對父母，忽然也會生發自我意識，敏感起來。
在這樣一個孤僻人格、充滿暴力的家庭，男孩子這個階段的心理，一定會被更加強化。走向極端幾乎是可以預判的。
2011年，男孩9歲。他肯定已經適應了海南的生活，父母打工，他讀小學。父母的關系、周圍的環境與語言、含同學、師生關系在內的各種人際、生活的氛圍，一定已經留下印象。回到老家，或許有一種對于環境的不適，加深了他性格里負面的因素。
我長期觀察過周圍外來人口的生活變遷。他們拖家帶口，孩子就地在上海入幼兒園、小學，但是往往到了3、4年級，開始考慮回老家就讀，因為，上海與外地在初中階段的課本不一樣，課目所占的重點不一樣。你知道，鄉間小學很少重視外語，過去沒有這么課，現在大部分也只是從3年級開始設置。而上海則從幼兒園、一年級就開始了。外地的孩子知識面狹窄，但是數學常常很出色。也有的農民工，是在初二回去，以便應對高中有差異化的課程。否則，繼續就讀，會影響之后的中考與高考效果。
而許多回去的孩子，有的難以適應當地教學，有的難以適應生活氛圍。加上很多農民工父母依然在城市打工，孩子的心理當然承受著巨大壓力。他們也許不缺少物質的部分，但是很多無形的關愛，尤其是心理層面、性格層面的障礙，面臨巨大危機。
我們粗略地稱他們為“留守兒童”，其實這個群體里，也有許多差異。未曾出過門的孩子們，他們是真正的留守者，而那些因為戶籍原因，為了讀書從城市重新遷回來的群體，在心理、文化層面不同于未曾出門的一類。他們有過城市的生活體驗，無論貧苦還是富足，有著強烈的落差。
這還不包括在上海就地讀個書多么難，農民工群體的生活成本多高。戶籍制度，不但壓制了知識與人才的流動，更是抑制了某種平等。上海本地狂熱的沙文主義者，那些對外地人持有強烈偏見的家伙，不用對我扔來板磚，我很鄙視你們。
我從這個13歲男孩的語言表達體會到，他對外界有著自己的一定了解。有一個更重要的詞匯，顯示出不同的味道。
“清零”一詞，就透露出這個孩子一些相對特殊一點的畫像特征。這個詞，古代指“寂寞孤單”，后來電子業將它引入，成為“回歸到初始狀態”的電子術語。幾年來，它又開始進入更廣闊的商業話語體系。你經常能聽到一些企業管理人士，職場人說什么要自我“清零”云云，其實就是帶有回歸初心、自我革新之意。
但是，這個詞匯，至今并沒有真正大規模進入現代人日常口語中。即便長期研究言語學的我，這個詞匯出現在口中頻率也很低。
一個13歲的孩子，在遺書中用了這一詞匯，固然不能算罕見，對大眾來說也不是瞬間不能理解——遺書表達的意思其實很清晰，但一個特殊時刻，遺書這種決絕的文本，語言表達不太可能有太多矯飾，何況這是一個13歲的孩子。那么，他選擇用了“清零”一詞，而不是“結束”或“再見”這種最通俗的表達，就頗有些超越他年齡段、生活環境的強烈印記。
這透露了什么額外的信息呢？我認為，一個特定的詞匯，能反映許多信息，它可能有這些：
1、詞頻較低的“清零”，傳遞了13歲男孩對于外界話語體系的某種認知，代表著他內心與現實的一種反差。
這個詞與它代表的“結束”義項，在他心里肯定已經生根、發芽許久，才會到達他的筆端。這也有可能是他對過往短暫美好生活尤其是海南那段生活的懷念；
2、與男孩平日說話較多的同班同學說，他擁有一部手機，一個月前屏幕壞掉了。沒壞掉之前，他經常玩手機游戲。家里也有電視機。
我認為，除了直接的人際、學校、生活，這應該是男孩持續了解外界的兩個重要窗口。在他孤僻的性格之下，有著通達外界的強烈愿望。當手機屏幕壞掉，等于說他被中斷了與外界、與虛擬世界溝通的橋梁。虛擬世界其實就是他自身獲得信心與勇氣的窗口之一。你能看到，許多沉迷于網游的孩子，與人交流有障礙，在虛擬世界里卻是如魚得水，調兵遣將，他是個君王。
男孩的同學對記者說，手機屏幕壞掉后，男孩曾跟他說，父親會給他再買一部。但是后來再沒見他玩過。也許，手機的壞掉，加重了少年的焦慮，他失去一個與虛擬人群、與自我對話的機會，孤僻的少年一定再度少去很多旁人覺察不到的快樂。
遺書文本簡潔有力，沒有任何拖泥帶水，帶有殘酷詩意，說明寫它的人，心早已冰冷，沒有任何感性的、細節的展開，直指目標。
很多人一上來就從貧困角度入手。畢節當地政府、村人、親屬給出的說法是，他家經濟條件在村里中等，并列出了基本的收入情況，尤其是建于2012年的三層樓，造價至少10多萬。我看到男孩家的樓，外觀還挺體面，比他家旁邊的那樓要好很多。如果貧困到極點，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是不相信他的父母當初會花費這么多建造它。
屋里的陳設是比較亂、臟的，沒有真正的家具，這很可能是新樓建造好之后，因為常年在海南打工，父母并沒有心思布置，而孩子們又沒有能力。他們能照顧自己吃飯穿衣、玩耍，并且能養著兩頭豬，并且還能簡單維護田園菜蔬，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但這并不能否定“貧困”這個概念的外延。這個悲劇的整體依然與貧困緊密關聯。如果生活富足，安居樂業，孩子的父母怎么會遠赴他鄉，常年打工呢？貧困會生發許多社會流離石鎖，間接促成許多人間悲劇。
不用說那些過于慘烈的案例，甚至包括這次，單就是多年來上千萬農民工的候鳥遷移，往來奔突，就已經是一個國家無法回避的沉重話題了。看上去，它像是農民工代表的中國勞動力資源自發的市場匹配，實際上卻是中國農民、農村、農業已經長期失去根基與生命力的危機信號。要時刻意識到，中國農民，他們本來的安居樂業的區域，是中國農村。
一個國家的農民，被逼迫到只能每年流離失所地求生，這是一種莫大的反諷。當我們習慣給這個群體加上一個“工”字，其實是一種共謀的自我保護機制，就是想抬高農民的地位，將他們變成產業工人，從而給所謂的權貴階層、精英階層甚至中產階級穿上一層層合法的外衣。尤其是我們的政黨，本來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這就更加迎合了某種主流的話語表達，掩蓋著一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社會現實。
農民生存危機，其實就是農業危機、土地危機的折射。這背后，有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負面效應，就是在追求效率的的同時，沒有更好地兼顧公平，第一產業被透支到極點。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整個社會的優勢資源，很少真正朝他們傾斜，只有當黃金周，大批的城里人、中產階級蜂擁進入一些邊遠的鄉野氣息濃厚旅游地時，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才臨時進入大眾視野，而且帶有被審美、把玩、觀摩的脆肉特征，中國“三農”已經是一個易碎品。
當畢節市政府第一時間處分轄區鄉鎮干部、教育部干部、包村干部時，我感到了一絲恥辱。這不是真正從源頭上改變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命運的途徑。
畢節當地政府、教育部門肯定是有責任的，毋庸置疑。就這起悲劇來說，應該說它們做了許多工作，媒體記者的交叉報道證明了它們付出了努力。但是，到了人群心理層面出現危機時，沒有意識到它的可怕程度。它們更像只會是從物質生活、制度上思考問題，停留在技術層面，而體會到真正的農民與農民家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涉及到個體的案例。有些是明顯超過了它們的能力，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某些案例是可以預防，尤其是這個13歲的男孩，之前有過自殺的傾向，帶著3個幼妹生活，本就應該設置風險。
我甚至認為，正是當地政府、學校、包村干部最后一晚的慰問，打破了孩子們脆弱的心理，粉碎了他們的保護機制，他們可能無法再度鎖上大門了。13歲的男孩已經沒有退路，他既不可能回到學校，又無法形成新的自我保護，這完全是心理層面的機制。
但我對那些高高在上制訂政策卻不了解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的官員們，嗤之以鼻。他們似乎永遠正確。當基層出了問題或悲劇時，只會從基層環節找問題，完全漠視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危機。
當精英知識分子只從一端思考什么劉易斯拐點、二胎化政策的時候，為官員們、精英們為新一輪城市化、城鎮化吶喊的時候，當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成為言必稱的詞匯的時候，當無數的互聯網巨頭不斷盲目刺激消費、將農村也逼向前臺而忽視結構性危機時，你是否真正關注到了中國農民尤其是偏遠鄉村的農民們？
學者李零寫到孔子，稱他為“喪家狗”，帶有知識分子的一種悲劇意識。但是，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失去家園，成為喪家狗，都很難繞過意識形態的思維，而擁有土地卻只能無奈地遠離土地、田園的中國農民，他們隳突乎南北，叫囂乎東西，承受著一個時代的屈辱，才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悲情的喪家狗，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喪家狗。
在新一輪城市化、城鎮化、土地流轉以及所謂調結構、產業升級的幕幕運動中，中國農民如果不能回流在鄉村，并在依托當地重新建立起生存、發展的模式，并且獲得平等的社會保障，尤其是分配、教育、醫療健康、土地的權利，畢節悲劇一定還會反復發生。今日是畢節，明日會是其他地方，這不是預言。
我這么寫，絕非刻意強化畢節悲劇的社會層面的反思價值。它本來就在那里。這個家庭、這群孩子，圍繞著他們的各種要素，看上去似乎還都不那么差，最終卻促成了一幕死亡悲劇。
當然，我的分析建立在遺書本身必須屬真的基礎上。若是它也造假，成為當地扭轉悲劇成因的工具，那我也無可奈何。有人確實也在從文本中挖掘造假的存在。但我寧愿相信它是真實的。
我沒有沿著我的另一重懷疑展開，就是說，遺書是以13歲男孩的口吻寫的，而且遺書里5次出現“我”字，沒有提到其他3個妹妹向死的意志，我個人堅決不相信她們有這種強烈的動機，它不符合人性與現實。而且，記者采訪了5歲女孩的幼兒園老師，后者透露，5歲小女孩性格活波，死前一天，在幼兒園里還非常高興地玩呼拉圈。而且，5歲妹妹的左右屁股上，各有兩處刀傷。這說明，4兄妹的死亡，最后的一刻，應該與這個13歲男孩深有關聯，很可能體現了他的個人意志。
我不想過度分析他的這種帶有犯罪的動機，主要是考慮到他也是未成年人，而且這起悲劇事件，已經遠遠超過了他這么一個家庭個案，而他5次用“我”字來陳述死亡動機，已經是這個群體最絕望的一幕了，就算他沒有動手，如果社會所有相關要素不變，一定還是一樣的結局，我于心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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