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工程師數位筆記本

一、越南排華運動過程

越共政權的華僑政策與中越關系幾乎是同步演進的，1965年之前是中越同志加兄弟的黃金時期，越共政權基本上能按照1955年中共和越共關于華僑問題達成的原則協議，對華僑入籍問題完全聽其自愿，并給予所有華人與越南人同等的權利。1965年以后，中越關系暗流涌動，越共政權開始推行“越南化”政策，對華僑進行了各種限制。越南統一是在越華僑處境極端惡化的開始。

1975年8月30日，越南當局強令出版多年、為宣傳中越友好做出了貢獻的河內中文報紙《新越華報》停刊，許多華僑編輯人員被解雇，該事件成為越南采取歧視、排斥華僑的先聲。之后排華運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1975—1979年間排華運動不斷升級的階段，1979—1986年間排華運動起落不定，但總體上趨于緩和的階段[1]。

在第一階段，越南當局采取了多種手段，驅趕北方華僑，迫害南方華僑。迫害南越華僑成為越南方面首先采取的反華排華活動。一是政治上壓制華僑。1976年2月，越南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選舉國會代表時發布一項決定，強迫越南南方的華僑一律按照吳庭艷統治時期強加于華僑的國籍進行登記，這實際上是越南方面完全無視自己曾經對吳庭艷政權華僑政策的譴責，完全否定了自己過去執行的華僑政策。二是經濟上鏟除華僑的影響。越南當局通過前后三次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兌換貨幣、接管華僑社團的產業、向輸出的難民索取財物、封閉所有銀行，凍結或沒收存款，封閉所有進出口和貿易公司[1]等方式幾乎將華僑趕出了整個越南經濟圈，達到了其鏟除華僑經濟影響力的目的。越南在南方實行迫害華僑的政策后，又于1976年開始驅趕越南北方的華僑。

1977年初，越南開始實行“凈化邊境”的措施，起初是強迫居住在邊境地區的華僑向越南內地遷移，后來干脆將大批華僑驅逐出境。越南當局通過種種手段，到1977年底，就有4萬多華僑被驅逐回中國。1978年中越關系趨于明顯惡化時，越南更是采取各種手段大規模地驅趕越南北方內地華僑，據不完全統計，被越南當局驅趕到中國境內的華僑和越南公民超過20萬人[2]308。此外，越南當局還對黨、政、軍部門的華人實施大清洗。

第二個階段(1979—1986)的排華運動具有搖擺性和自相矛盾的特點。排華運動具有巨大慣性,在打擊華人華僑的同時也威脅到越南的國計民生，因此，這階段越南排華有所收斂。但越南當局并未對其反華政策做根本性改變，因此其排華運動也就無法終止，而只是呈現出起伏不定的態勢，但總體上已自高潮跌落并逐步趨緩[1]。如1982年10月越共中央書記處的“第10號指示”改正了此前的錯誤，規定華人可被視為公民，有從事商業、運輸、印刷、加工、文化、信息等行業及辦學的權利;但不到一年，1983年9月的越共中央政治局“第14號條例”又取消了華人的上述權利，并規定已實施者應予停止和整治。此后一直到1986年越共六大召開前夕，當局的歧視和排斥華人的政策未再有大的變化。

二、越南排華的原因

(一)中越國家利益沖突，兩國關系惡化

1975年至1986年是中越關系從同志加兄弟轉向兵戎相見，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至上的嬗變時期。1969年(胡志明逝世)之前，中越兩國關系主流是意識形態主導，這一時期中越兩黨兩國大力弘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兩黨兩國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同志加兄弟。這一時期越南面臨統一南北和恢復與發展經濟的艱巨任務，中國對越共政府給予了極大的幫助，越共政府也非常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幫助，因此越共政府采取了較為友好的華僑政策，將華僑華人問題視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對華僑入籍問題完全聽其自愿，并給予所有華人與越南人同等的權利。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兩國關系的分歧不斷發展，甚至帶有國家利益尖銳沖突的性質，特別是1975年越南統一以后，兩黨兩國關系開始轉惡，到1979年中越交戰，兩黨兩國關系惡化到頂點。這一時期，越南抗美救國取得了勝利，實現了統一，中國政府的援助已不如從前重要，露骨的排華行動初現端倪，1979年中越交戰后，越南的華僑華人政策也隨之急轉直下，對曾經與越南人民并肩抗敵的華人開始打擊迫害。

中越關系從同志加兄弟演變為兵戎相見，其根本原因是兩國關系中國家利益的因素逐漸上升，且兩國國家利益相沖突。越南的“印度支那聯邦”夢想與中國的反對霸權主義格格不入;中蘇交惡，而越南倒向蘇聯并加入其反華大合唱;同時黎筍集團利用領土領海等問題挑起事端;等等，這些矛盾和分歧具有國家利益沖突的性質。在中越關系惡化時期，當時的越南領導集團正是出于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考慮而排斥和打擊華人華僑的，企圖政治上壓制華人、經濟上鏟除華人影響，通過阻撓華人生計而抑制其經濟發展，通過各種手段掠奪華僑的財產，更重要的是排華作為反華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排華運動達到打擊作為其謀取地區霸權障礙的中國的目的。

(二)國際上越南—中國—蘇聯三角關系的變局

有學者指出：“長期以來，越南是國際沖突的熱點，國內形勢受國際形勢影響大于他國。[3]”1975年—1986年發生于越南國內的排華運動，是不可能脫離國際形勢的影響的，特別是越南—中國—蘇聯三角關系的影響。1956年蘇共二十大，中蘇之間出現分歧，之后中蘇爭論日趨激烈、分歧日益擴大，1969年中蘇關系惡化到頂峰，其后續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在中蘇交惡的過程中，越南的角色起著關鍵作用，越南的取向影響著整個東南亞世界。蘇聯在中蘇交惡過程中，極力拉攏越南以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中國也費力討好越南以避免其倒向蘇聯。應該說越南在中蘇交惡的最初是站在中國的一邊，之后在中蘇之間走鋼絲，努力保持中立，到1969年胡志明逝世黎筍上臺后，越南逐漸倒向蘇聯。1975年，越南剛完成統一，國內百廢待興，也不愿意馬上與中國公開分裂，在中越維持表面關系的同時，蘇越關系卻取得了重要進展。

1975年10月，黎筍在訪蘇是與勃列日涅夫發表了蘇越宣言，確立了兩黨兩國“全面聯系”、“密切協作”的基本方針，使越蘇關系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之后，黎筍集團的印度支那聯邦夢與蘇聯希望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一拍即合，終于，1978年6月，越共政治局經過一個月激烈爭論的會議后決定，明確倒向蘇聯一邊[2]，加入蘇聯反華大合唱。

越南南北統一后，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受到嚴重削弱，而中國成為當時越南的地區大國夢與蘇聯以越南為橋頭堡進入東南亞的圖謀的共同障礙。而越南通過排華，可謂一箭雙雕，一方面可以促進其實現“印度支那聯邦”夢，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此為砝碼向蘇聯索取更多的援助，因此，可以說國際上越南—中國—蘇聯三角關系的變局是越南排華的一股推動力。

(三)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換

這一時期是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時期，華人政策也往往成為政府實現其總目標的具體政策之一環。越南南北統一之前，越南總體上處于戰爭威脅之下，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首要任務是衛民族獨立和實現全國統一，為此需要調動國內外所有有利資源和因素服務于這一中心任務。國內方面，華人華僑經濟上較有優勢又一貫支持和參與越南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一時期，華人華僑是越南統一戰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方面，越南必須充分利用國際資源，盡可能爭取外來援助。而作為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親密友邦的中國，自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承擔起支援越南抗法的責任，并在之后一直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國[4]。在國內外的雙重需要下，這一時期，越共政權非常重視華僑工作，賦予華僑同越南公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華僑政策總體上比較友好。

1975年越南南北統一后，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為恢復和進行社會建設，為此，對越南南方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統一國家和民族意識成為需要。而華僑華人在越南多為從商，且自我文化認同意識強，符合改造對象的標準。而這一時期中越矛盾分歧也愈演愈烈且夾雜著國家利益的沖突，使這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具有搖身一變為排斥華僑華人運動的危險，只要越南當局稍微利用這場社會主義改造，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將華人華僑的影響力鏟除，將其作為一顆資本主義的毒瘤從社會主義制度的越南剔除。同時，越南領導集團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政策的失誤，急于求成，從而引發了越南南方的政治混亂與經濟衰退，而牟利的市場法則也可能使華僑華人在南方貨物與服務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囤積居奇、哄抬物價，這也可以成為打擊和排斥華僑華人的理由。因此，可以說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換，為越南排華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成為此次排華的重要推動力。

(四)越南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是理解越南排華運動的一把重要鑰匙，但也有學者提出越南當局通過煽動民族情緒激起民族仇恨方面往往難以奏效，因為中越“人同種，書同文”，兩國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十分接近，關系密切，越人和華人之間的隔閡主要來自于職業，而非種族和文化。此外，越南南部特別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繁榮離不開華人的艱苦開拓，“華人在越南之所以被知曉，不僅是因其商業上的敏銳，而且還因為他們在17世紀整個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開發中扮演了先鋒的角色。[1]”這樣，越南華人尤其是南部華人就少了許多“外來民族”的色彩，加之中國對越南抗法、抗美戰爭的長期無私援助在人們心中印象深刻，這就使得越南當局在煽動民族情緒，激起民眾對華仇恨方面往往難以奏效。

筆者也比較贊同這一觀點，同時，筆者認為，越南排華中的民族主義更多的不是民族仇恨，而是民族畏懼和疑慮。歷史上，越南就有過一千多年的“北屬時期”，立國后，歷代統治者都十分注重民族主義的培育，并形成了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19世紀中期以后，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達80年之久，之后又遭到日本、美國的入侵，直到1975年才實現南北統一，走向了獨立。而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的民族經歷在越南人的內心深處形成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這種民族意識和情緒是在外敵入侵中形成并強化的，獨立后，終于實現了越南人渴望已久的獨立與和平。一般來說，越小的國家，自尊心越強，沃馬克的不對稱理論也認為，較弱的國家“傾向于恐懼和多疑”，期望自主權得到認同，作為小國弱國的越南，這種小國小民族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越南殖民統治“真空”的情況下，容易幻想出新的入侵者，而這個新的入侵者，越南人認為最有可能是中國。

中越兩國關系中，中國一直是處于較強力量的一方，加上越共政權的建立離不開中共的鼎力支持和幫助，因此，越南不得不接受一定意義上中國對越南國內的政治的“干涉”，但越南骨子里一直渴望獨立自主。20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統一了南北，而中越矛盾和分歧愈演愈烈，國家利益沖突也出現了，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做鄰居，不免讓越南有一種危機感。加上華僑華人在越南社會經濟和精神上的優越性，使不少越南人對華人社會存在誤解，甚至指責華人剝削越南人民。同時長期以來華人社會基于巨大的經濟勢力和相對獨立的管理結構、本質上的客居觀念，而形成的獨立封閉性，也讓越南政府感到疑懼[4]。因此，隨著越南國家統一的完成和中越關系的惡化，在越南民族主義以及當政者排外情緒的作用下，零星的排華行為逐步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排華浪潮。

(五)中國國內“文革”等政治因素的影響

歷史上，中國國內的政治變局往往會造成海外華人社會政治的分合。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對越南排華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如文化大革命及文革時期錯誤的外交政策和華僑政策等。

60年代中后期，我國外交政策中意識形態色彩十分濃厚，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我劃線的做法，使我國外交工作嚴重失衡，并一度陷入險惡的國際環境，如同時與美蘇對抗，并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存在分歧等等。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間，林彪、“四人幫”推行一套“左”傾外交政策，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基調從遵循“和平共處”原則轉而為戰斗性的“革命”和“人民戰爭”[5]。當時為適應“反對美帝國主義”，“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政治需要，要求第三世界國家接受中國的觀點。這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滿和反感，而越南就是其中之一。這一時期越南工作的重心是統一南北，不僅需要中國的幫助，也需要蘇聯的支持，同時也需要爭取國內資產階級的團結以反對外敵，因此對中國的“反帝反修”感到不滿和反感，但迫于仍需中國的援助，又不敢公開反對，只能將怨恨和不滿暫埋心底，等到時機成熟，這種不滿和怨恨就會浮現出來。

文革時期的華僑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干擾和破壞，不僅否定“文革”前的華僑政策，而且沖擊中僑委并迫害中僑委領導人，甚至支持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華僑參加“革命運動”，向華僑輸出革命熱情，鼓動華僑在政治上追隨中國，突出海外華僑的“反對美蘇及其走狗”的意識，各種極“左”言論充斥報端，這無疑影響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并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形象。當時越南雖仍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但對中國輸出文革，對外輸出革命的做法非常不滿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內容是發動全民造反，揪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與正在全力進行抗美斗爭的越南則完全格格不入。當時越南需要中國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擔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內部嚴加防范和抵制。“如規定所有訪華的越南代表團，一律不得接受關于‘文革’的宣傳品，有的越南人一時礙于情面，不便回絕，便暫時收下，乘無人注意時，再悄悄將其丟棄。[6]”

1970年以后，為了適應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外交調整，中國政府逐步恢復了文革前的華僑政策，即鼓勵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學習當地國語言文化，提倡通婚;政治上不要使僑居國政府害怕華僑而做不利于他們的事情，但“四人幫”干擾破壞的影響依然存在。可以說，輸出文革及文革時期的外交和僑務政策為越南1975-1986年的排華運動埋下了隱患，也為其排華找到了借口。中越關系惡化后，之前越南與中國之間的暗流及越南之前暫時掩埋的不滿和反感開始活躍，最后就演化成排斥和歧視旅居越南的華人華僑。此外，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將“海外關系”說成是“反動的政治關系”，將華僑當作資產階級，甚至反動分子和特務，把華僑看成是敵人，這種認識和定位傷害了華僑的愛國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漲了越南排華的氣焰。

三、小結

1975年—1986年發生在越南的排華運動，是越南國內外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釀成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中越國家利益沖突，進而造成兩國關系惡化。國家關系不正常，必然反映在兩國人民的關系上，特別是反映在僑民與僑居國人民的關系上。而國際上越南—中國—蘇聯三角關系的變局及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換是此次排華的兩股重要推動力，這一時期，越南—中國—蘇聯三角關系是一種“穩定婚姻”，如圖1所示，這種三角關系與越南地區大國夢和蘇聯進入東南亞的圖謀結合，推動了越南排華。而越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換也為排華提供了種種便利和可能。此外，越南民族主義的發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國內“文革”等政治因素也助漲了此次排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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