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德軍第6集團軍
德軍第6集團軍的冤在于本可以撤出來，或可在支援部隊接近時突出來，可是它什么也沒作，希特勒送它進入了地獄。還冤在蘇軍二次讓它投降，它又拒絕了，它之所以排在第一位，因為它帶來的后果太嚴重。二戰的轉折點就是由它決定的，第三帝國的命運被它掌握的死死的。
NO.2：日本中途島機動部隊
日本對此戰役的結果不能接受，若單憑冤它真的能拿第一。美國雖破了秘碼，但還不能說肯定能打勝，日本人就不明白，為什么別的偵察機不出故障，非得是飛往美國艦隊那條航線的偵察機因故障晚了二小時出發為何那架偵察機發出敵情報告后，竟花了半個小時才發出"可能有航空母艦"為何美國俯沖轟炸機是由日本一艘執行完反潛任務返回編隊的驅逐艦帶到艦隊上空的早上10點，日艦隊飛機完成出擊準備，只要5分鐘就能全部起飛，為何美國轟炸機偏在這時到艦隊上空機動艦隊只有航空母艦被擊沉，為何不能換一些其它艦只太平洋海戰的轉折點來到了。
NO.3：美國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
7艘戰列艦非沉就傷，冤在雷達早己發現日軍飛機，非當成自己人，1934年美國海軍作過這一試驗，證明飛機可對戰列艦造成重大損失，可美國人就不當回事，7艘戰列艦，20多艘其它艦艇，港口保衛部隊，高射炮和高射機槍有1000門，只打下了27架，冤!日軍的進攻無人可擋了。
NO.4：蘇軍克里米亞的方面軍
蘇軍那里的方面軍有40萬人，卻在1942年2個月中被德軍10萬人先后擊敗，被俘30萬人，就算德軍有空軍優勢，也不能失敗得這樣冤呀，蘇軍南線局勢完了。
NO.5：中國駐河南的湯恩伯第37集團軍
1944年春，30萬中國軍隊被日軍擊敗，湯恩伯將軍的冤不在于36天丟了37座縣城，不在于損失20萬軍隊，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擊被日軍擊敗的國軍，(10萬軍隊被老百姓繳了槍)河南省的百姓恨國軍超過了恨日軍，河南省農民與中國軍隊打了起來，，這在中國戰場上絕無僅有，國民革命軍在河南省作了如下這些事：軍人把百姓在路上找個借口捆了，要家人帶錢來換人，設立的稅收紙條能把老百姓的門給貼滿了，與土匪勾結，邦票，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這家人離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會把人帶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國軍與日軍一仗沒打，反與日軍作起了生意。戰斗中，一個日軍記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說出："我第一次發現了比日本軍還壞的部隊，"把本國人民革到這個份上，為二戰一大奇觀，被本國人民消滅了10萬人，這支軍隊真是夠冤的。
NO.6：英國的"胡德"號戰列艦
德國"俾斯麥"號戰列艦。沒說的，"胡德"號挨的4發炮彈中有一發居然從舷梯打入了彈藥庫中，當時就沉了。"俾斯麥"號好不了多少，被一條魚雷命中了艦舵，只好在原地打轉轉，也被擊沉。二艦都冤。大西洋海戰水面爭戰以英軍的勝利結束了。
NO.7：日軍瓜島部隊
冤在明知空軍飛機掩護不了瓜島，還要出兵。冤在先上去了1000人，被消滅。再派3000人，又被消滅。再派2萬人上去，又失敗了。冤在上去了2萬部隊己經打不贏了，都知道，可日軍就是不撤。硬拖了2個月，還是撤了。死亡5萬人，其中3萬人是因饑鋨而死。
NO.8：德軍中央集團軍
1941年蘇聯冬天到時，正在向莫斯科進攻的德軍才發現自己的上司居然沒為他們準備冬裝。野外的德軍無法堅持了。德軍被迫停止進攻，將大批倉庫改成步兵住房。可因沒有取暖設備，倉庫成了冰庫。德軍不僅攻勢被阻。還有大批人員傷亡。據德軍自己承認，凍死了8萬人，凍傷15萬人。這是現代戰爭史上的慘事。
NO.9：中國軍隊守南京部隊
冤在上下都知道南京守不住，還是派了10萬軍隊守城。跑又沒有人領導，突圍又沒計劃。結果，有的部隊突圍，有的部隊過江，有的部隊進了國際難民區。結果一樣，10萬人被日軍殺害。最冤。
NO.10：法國土倫港口的法國主力艦隊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時許，在沈陽東塔機場，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綠色的C-46運輸機。這一天，現場秩序無比混亂，《申報》報道說，“登機的一剎那，情景太緊張、太凄慘，因為有好多從前線退下來的官兵，擁在飛機前……前推后擁，一片紊亂”;新一軍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后來回憶說，衛立煌登機后，“由副官們把守機門”，將“被人從人頭頂上傳進去”的原外交部次長王家幀、“被人拉著從旁邊上去”的沈陽市市長董文琦搶進機艙后，他們不顧在人群中呼天搶地的嫩江省長彭濟群，強行關閉了艙門。這架可載員五六十人的運輸機，在僅僅搭乘了十幾名高官顯貴的情況下，向葫蘆島方向飛去了。
這一天，與衛立煌座機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隨著也開始滑行過來，似乎要到停機位置接人”，但面對蜂擁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沒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飛走了”。而東塔機場之外，北陵機場航空站副站長林兆祥后來談到，這一天中午，趕到北陵機場的人流越來越多，“飛機一著陸，這些人不聽安排，都爭先恐后爬上飛機，結果飛機超重無法啟航，但誰也不肯下來”(林兆祥，《我在沈陽空軍基地的見聞》)。這么一來，原本停在機場的三架運輸機，“均不聽命，擅自啟航，只運走了一部分場站人員”;而飛抵沈陽的其它飛機，“見地面混亂，不敢降落，便飛往鐵西民航機場降落”……
從這一天開始，北陵機場再無飛機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飛機抵達東塔機場，帶走了空軍司令部的兩名處長，彭亞秀和張季良，以及一個不知名的警衛團團長。林兆祥為此憤憤不平，他說，“一架能載五十人的飛機，只把這三個所謂高級官員運走，可憐許多低級官佐和技術人員，全被甩下來了”;他說，“其實當天機場安靜無事，為什么忍心這樣做呢?受苦有份，臨危不顧，軍紀何存?”……
無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護組組長梁增光、機械師萬錦文和秦禧良，“化裝從營口方向逃走”。而在他們倉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萬名走投無路、如同無頭蒼蠅的國民黨官兵，是一座舊的已死、新的未生、復雜而蒼茫的城。
忐忑
如果說，滯留在三大機場的男女老幼，充滿了絕望、灰色的氣息，那么，依舊駐防在沈陽城里的幾位國民黨將領，則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這個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預知的前途。
沈陽守備部隊，以原東北軍53軍、新一軍暫編第53師和青年軍207師為主。遠在這一年6月，中共地下黨員李書城即攜帶呂正操的親筆信，往見與她有世交之誼的53軍副軍長趙國屏。據說，趙國屏這么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早就有這樣的打算……第53軍四個師長，其中張儒彬、毛芝荃是我當師長時期的團長，平時相處甚好，跟我行動是沒有問題的;第116師師長劉德裕，雖然和周軍長是親戚，但他是看風頭的人，由于利害關系，爭取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只有第130師師長王理寰，平日關系不甚好，沒有把握”(趙國屏，《沈陽解放簡述》)……
趙國屏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學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王佩青已開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觸。后來，王理寰談道，“從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帶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開車，勤務兵只有孫喜貴，以免外人知道”……
問題在于，在幾個月的時間里，無論趙國屏還是王理寰，都僅僅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了些許便利;對起義的要求，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不斷推脫。他們始終保留著觀望態度。直到10月29日，當沈陽淪為一片孤城、十幾萬大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與解放軍各部聯系。
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幾名代表，“分頭向各方面解放軍尋求聯系”(許賡揚，《沈陽解放時的暫編53師》)。次日，他的代表作戰科長張社民找到了解放軍獨立2師師長管松濤;在兩天的談判后，管松濤代表遼北軍區司令員聶鶴亭、政委陶鑄，與他達成了起義協定。后來，在寫給東北局的報告里，陶鑄表示，“準其起義有好處。我可早兩天進城，減少破壞。……總之是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反對特務破壞，在我軍進城前，協力維持秩序，不使沈陽再遭受破壞”(《遼沈戰役作戰電報匯集》)。
然而，東北局對此態度極為勉強。他們認為，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53軍的種種做法，只能算是投誠，“按(長春守軍)新七軍一樣的待遇”;至于暫編53師，林彪的不悅之情也躍然紙上，在發往中央軍委的電文里，他說，“遼北軍區不待我們批準，已經答應，造成已成事實”;“現53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
在討價還價、忐忑不安的間隙，沈陽，這個東北的心臟、有著180余萬人口的工業重鎮，槍聲始終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滅蘇家屯以北的207師殘部后，解放軍先頭部隊挺進了沈陽城。他們驚奇地發現，“敵軍……把人員武器排列得整整齊齊，等候我軍接收。我們的戰士坐上敵人的卡車、轎車、吉普車來往奔馳，一個排、一個班、幾個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營整團的敵軍和各種物資倉庫”(程世才，《配合主力，圍攻沈陽》)。《申報》駐沈陽記者的觀察更為細致，也更加具體:“中午，槍聲稀了，衣冠破舊的零星匪軍(作者按:即解放軍)，腰插手榴彈，扛著大鐵棍，出現于市區。解體的國軍，東一堆西一堆地看著這些疲憊的匪軍。后來有成隊的匪軍來了，帽子上帶著草圈，插著亂草。不久，吉普車、大卡車在街頭飛駛了，到處收繳槍械、武器”(《申報》，1948年12月4日)……
這一天，除了游蕩在街頭的幾千名散兵游勇外，七萬余名國民黨官兵束手就擒。對他們，新政權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稱謂:“解放軍官”、“解放士兵”。對這個新興的、氣象蓬勃的政權來說，無論是“被俘”、“投誠”還是“反正”，都是被他們“解放”的。
復雜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將官中，后來最被人津津樂道的，當屬53軍軍長、沈陽守備兵團司令官周福成。后來，他的眾多屬下以“異常頑固”、“冥頑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周常秀飛抵沈陽，勸說他火線起義，他揚言要“斃了”她;當天晚上，其連襟、心腹部下130師師長夏時加入勸說的行列時，他勒令副官處扣押了這位近親。直到10月30日，當趙國屏等人群起逼宮、他陷入眾叛親離的地步時，他也不過蒙被大哭，抱怨說，“國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曉，面對黃達宣的槍口，他有了一個久久被引為笑柄的舉動。
黃達宣是東野2縱6師16團的尖刀連連長。這一天凌晨，他率領百余人經鐵西、過兩洞橋和馬路灣，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棲身的“世合公”銀行大樓。據說，在幾十個衛兵被繳械、黃達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際，周福成神色沮喪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隊正和你們三縱隊聯系起義。”
對此，黃達宣毫無反應。他后來談道，“那時，我沒有聽說過‘周福成’這個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沈陽城防司令。……我只是覺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時候了，還聯系投誠，你還是先當俘虜吧”……
盡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傳揚出去了。當天傍晚，從各處被俘獲的百余名國民黨將官，紛紛被押解到了這里。“世合公”大樓成為了將官的第一個看守點。后來，116師師長劉德裕回憶說:“當日晚，解放軍為在銀行集合的百余軍官準備晚餐。在該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門內迎賓旅館，并定名為解放軍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顧非常周到”(劉德裕，《第53軍在沈陽放下武器經過》)……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僅僅持續了半個多月。不久后，東北局對53軍的處置意見，最終到達了:53軍只能按“自動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誠處理;而根據當年年初東野的“國軍工作會議”精神，旅以上的戰俘和投誠者，“特別優待”、但“基本上不釋放”。正因此，不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認為是投誠的劉德裕、夏時等人，也只能前往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接收學習和改造。對此，劉德裕心情復雜地談到，“當我們移住迎賓旅館時，53軍副軍長趙鎮藩(作者按:即趙國屏)并未遷來，王理寰師長雖遷來，但不數日即被解放回家。這是他們對黨早有貢獻”……
又何止是趙國屏、王理寰?與他們同時出城聯系解放軍的許賡揚，命運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強接受其“起義”后，暫編53師被改編為東北解放軍第53師，許賡揚繼任師長;次年春天，盡管“起義”待遇被取消，53師最后解散，但許賡揚依舊出任了齊齊哈爾市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職。終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義人員”身份。
幾家歡樂幾家愁。這一年冬天，在初雪飄零的日子，百余名將官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路途。遠在1947年春天，為改造戰俘、甄別投誠人員，這個東北解放戰爭的大后方，就設立了“解放軍官教導團”。一開始，它僅有六個連、“收容人數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隨著戰爭的進展、特別是遼沈決戰的進行，它驟然擴編為十幾個營、五六千人。它包括了兩個“高級戰俘隊”，從沈陽轉移到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編入了這個總數為239人的隊伍。
“新生活”開始了。在一遍遍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和心路歷程之余，他們扭秧歌、出墻報、打掃衛生、參加平劇(注:即京劇)演出;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他們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寫讀書筆記、對比新舊社會的區別，并在小組會上討論著各種心得體會……新政權的種種改造手筆，讓他們心情異常復雜:一方面，他們不斷上書，強調自己的“起義”身份;另一方面，在參觀哈爾濱電廠、考察雙城地區農村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舊社會的區別。無論“被俘”、“投誠”還是“反正”，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把自己的這個命運分野，說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個個昔日同僚被釋放了，夏時之后，是張儒彬、毛芝荃、劉德裕……漸漸地，這個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戰俘的解教團，只剩下了164人;其中還有88人，或等候釋放，或“準備轉往華北軍大任軍事教員”。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遙遙無期，與他為伍的，還有38名將軍、18名上校。在是否列為“戰犯”的問題上，據說上級爭論不休;為此，周福成不斷地強調自己是“投誠”……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終獲釋。僅僅幾個月以后，他就在哈爾濱悄無聲息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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